1986年9月22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內(nèi)部的一場演講上，提到日本人的“知識水平”問題，認為雖然日本有所謂高學歷社會之稱，但從國民平均來看，和美國差距很遠，知識水平“和美國的黑人、波多黎各人或者墨西哥人相當，平均來看十分低下”。這場演講被曝光后，引起美國的強烈抗議。9月24日，中曾根康弘出面解釋，結(jié)果越描越黑——他稱，美國是多民族國家，推行教育不易，卻成果斐然，而日本作為“單一民族國家”，本應更容易普及教育。
“知識水平”發(fā)言引起了外交爭端，而“單一民族國家”的發(fā)言則在日本國內(nèi)炸開了鍋——因為生活在北海道的阿伊努族人，同樣是日本的國民。包括北海道“ウタリ”協(xié)會（即阿伊努語“同胞”之意）在內(nèi)的社會各界發(fā)聲批評，也有議員在參議院提出質(zhì)詢。內(nèi)閣之后解釋稱，首相并沒有無視阿伊努民族之意，只是認為阿伊努并非“《國際人權(quán)公約》所定義的少數(shù)民族”，而“單一民族”指的是日本人雖然由不同來源的人種融合而成，但已經(jīng)“渾然一體”。這一解釋引起了更多批判的聲浪。
阿伊努是不是一個“民族”？這不是一個單純肯定或否定的判斷，而是關(guān)乎阿伊努在日本民族觀念中的位置?，F(xiàn)存不到兩萬人的阿伊努人，是日本人近代自我認識形成中極為重要的“他者”，重要到變成一種灰色、尷尬的禁忌，以至于有些人急于擺脫，將阿伊努掃入暗處，或者干脆抹除，變“他者”為“我們”。近年來，通過強調(diào)阿伊努的獨特來打破禁忌的努力也越來越多。這條曲折的認知之路，和日本近代殖民擴張背后的思維與“知識”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唯一的“異族”？
日本大阪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按地域展示世界上各種各樣的民族與文化。從大洋洲開始，往東繞地球一周，分別設置了美洲、歐洲、非洲、西亞、南亞、東南亞、朝鮮半島、中國、中北亞等獨立單元，在最后回到日本文化之前，還專門開辟了一個單元——“阿伊努的文化”。展示板解說稱：阿伊努民族生活在以北海道為中心的日本列島北部及其周邊，是擁有獨自文化的原住民族，江戶時代開始受幕府統(tǒng)治，明治時代繼續(xù)被同化，但一直受到歧視與差別對待。近年，日本政府承認這些歷史事實，采取了尊重阿伊努民族的政策。
阿伊努文化在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是一個獨立的大展廳，和美洲、非洲等并列。莊帆攝
承擔公眾教育作用的國立博物館，其展廳所講述的知識，可以說是官方“政治正確”和科學之間的平衡點。再看民族學博物館的分類，未免讓人對阿伊努展廳的設置產(chǎn)生興趣：諸多展廳中，只有阿伊努的版塊是以“民族”為單位設置的。其他展廳都以呈現(xiàn)多元與融合為主旨，這里反而要突出阿伊努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區(qū)別。
由此，不由得讓人聯(lián)想到中曾根康弘的“單一民族”、“渾然一體”言論。正如小熊英二1995年出版的著作《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譜系》（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畫像の系譜）所說的，這種說法實際上是一種“神話”，是在戰(zhàn)后日本的特定環(huán)境中才得以成立、推廣，并成為普遍共識。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后到戰(zhàn)敗之前，日本一直以“混合民族說”為主流。即，日本人是由來自大陸、南洋各島等地的人種和原本生活在日本列島的人種（包括阿伊努人在內(nèi)）混合同化而成，甚至有學者提出天皇家也是由朝鮮遷徙而來的征服者。這種說法主張日本民族由于混合而具有非凡的“同化”力、征服力，因此具有民族優(yōu)越性，又因為和朝鮮、琉球人同源同祖，那么統(tǒng)治甚至同化朝鮮、琉球人乃理所應當。
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的展覽，在敘述戰(zhàn)后阿伊努的歷史時，也把中曾根康弘的發(fā)言作為一個事件專門列出，即圖片左下角所示。莊帆攝
小熊英二指出，這種混合民族說實際上已經(jīng)暗含著“單一民族”的邏輯：既然日本和它的殖民地都是同源同祖，那么就意味著有一種“大日本帝國”規(guī)模的單一民族的存在，或者說要朝向“同化”、建設成這種單一民族而努力。當然，這種“努力”的結(jié)局是給鄰國和自己都帶來了災難。隨著戰(zhàn)敗、退出殖民地的過程，日本的民族起源說也迅速坍縮，但仍然接續(xù)著戰(zhàn)前的邏輯，因此變成了一種“單一民族神話”，即日本人雖然是從大陸、南洋等地渡來，但是早在石器時代就已經(jīng)完成混合，成為單一的民族，和后來的朝鮮人等已是完全不同的種族（提倡這種說法的代表性學者津田左右吉，早在戰(zhàn)前就已經(jīng)構(gòu)建了這一歷史敘事）。而戰(zhàn)后極為復雜的沖繩問題，則因為美軍的占領等因素，戰(zhàn)前主流的“日琉同祖”論并沒有動搖?？傊?，“日本人”的單一性作為前提仍然得以保持。
在這種單一民族神話下，阿伊努民族作為唯一的“異族”，成了尷尬的存在。因此，才會有中曾根康弘的那番失言——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與其說中曾根是有意強調(diào)阿伊努作為日本民族的一部分，不如說他在講那番話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阿伊努的存在。
要理解這種狀況，就必須追溯日本近代以來統(tǒng)治阿伊努的歷史、以及對阿伊努的“知識”建構(gòu)。戰(zhàn)前的日本學者們利用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民俗學等工具，創(chuàng)造出了日本與朝鮮、琉球人同源同祖的歷史敘事，卻沒有把阿伊努也囊括進來。這是因為，阿伊努民族恰恰成為了日本人近代形成自我認同中所需要的“他者”，盡管在國籍上屬于“我們”。
從“蝦夷”到“舊土人”
關(guān)于阿伊努自身的起源，學界頗有爭論。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早在3萬年前，就有人類就遷移到北海道定居，約9000年前形成比較穩(wěn)定的聚落，此后人口雖有流動，但直到近代以前沒有大的變化。大約7000年前，北海道受到本州島的影響而進入繩文文化時代，此后又發(fā)展出續(xù)繩文文化、擦文文化。公元9世紀前后，擦文文化和來自北方庫頁島等地的鄂霍次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現(xiàn)在所說的阿伊努文化。
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和本州島的“和人”（對日本人種族的通稱）一直有交流和貿(mào)易。在日本最早的成文史籍《日本書紀》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有關(guān)“蝦夷”的紀錄。古籍中的“蝦夷”是否即現(xiàn)在的阿伊努人，學界一直有爭論。但后來的和人用“蝦夷地”和“蝦夷”來指稱北海道及阿伊努人，已經(jīng)固定下來。平安時代和鐮倉幕府時代的史料中已有本州和北海道之間貿(mào)易、交往的記錄，在戰(zhàn)國時代雙方還發(fā)生過戰(zhàn)爭（左派立場的歷史學家會傾向于將當時的戰(zhàn)爭描述為阿伊努人反抗和人壓迫的起義）。戰(zhàn)爭中，蠣崎氏的勢力逐漸壯大，壟斷了對阿伊努的貿(mào)易。蠣崎氏此后改姓為松前，并在德川幕府政權(quán)建立后得到了幕府的承認，即具有阿伊努貿(mào)易壟斷權(quán)以及對和人移民管轄權(quán)的松前藩。
從十八世紀開始，松前藩與阿伊努人的關(guān)系從一開始的貿(mào)易，逐漸走向勞動力的攫取。據(jù)記載，在1740年前后，西日本的稻田有一半左右在使用北海道出產(chǎn)的魚肥（以魚制成的肥料）。對漁業(yè)資源的高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松前藩商人到北海道開設漁場、工場等，引入先進設備、技術(shù)，阿伊努人也從商品提供者變成了依附于和人才能生存的、被束縛的勞動力。江戶時代的史料中，也因此留下了大量描述阿伊努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和悲慘生活的記錄。許多學者也開始討論如何拯救阿伊努人。
而這些討論，大抵都著眼于教化。因為在江戶時代，“蝦夷人”即阿伊努人作為異族甚至異國人，是不言而喻的共識。因此，拯救夷人的辦法就是教化，使其知曉“禮義廉恥”、敬重神佛，通過移風易俗來將他們導向文明的生活。于是，德川幕府并沒有干涉松前藩的剝削，反而發(fā)布一系列的同化政策，禁止阿伊努人的服裝、發(fā)型、飲食習慣、祭祀禮儀。
同化當然不意味著和人已經(jīng)將阿伊努人當做平等民族對待。幕末偉大的探險家松浦武四郎，用雙腳走遍并且測繪了北海道全島，他也是當時少見的對阿伊努人及其文化抱有敬意的學者。松浦在書中講述過一個阿伊努少年的故事，這名少年熟習日語，也已經(jīng)按和人風俗剃頭、穿衣，請求松浦帶他去江戶。松浦說，官府有禁令，等到解禁之時方可。少年答道，我曾是阿伊努人，而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是和人的樣子，如果仍有禁令，那我何苦學習你們的語言，又在此極寒之地剃成這樣不能御寒的月代頭呢？松浦被少年打動，最終還是想辦法把他帶到了江戶。
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對“蝦夷”一詞的講解，側(cè)重于《日本書紀》中“勇猛”的描述，而對采用漢字“夷”的歧視含義并未提及。莊帆攝
在封建幕藩體制下，阿伊努人對于日本來說只是眾多“外夷”中關(guān)系更為緊密的一支，在日本型的華夷觀念中，和“南蠻”（葡萄牙人）、“紅毛”（荷蘭人）的差別只在于親疏。阿伊努人被明確為“日本人”的一部分，是由于出現(xiàn)了一個更大的“他者”——俄羅斯。
江戶末期，俄羅斯人開始在日本北方加強活動，引起了有關(guān)國防的擔憂。日本和俄國的交涉跨越了幕末和明治維新，在明治八年（1875）兩國簽訂的條約（日方稱為《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中，得到了暫時的解決。在這一系列的交涉中，日本主張“蝦夷地”是自己的領土，其根據(jù)就在于“蝦夷人”是自己的子民。這是在歐美國際法觀念傳入之前的樸素認知，但確實起了作用——在簽訂《樺太千島交換條約》之后，樺太島（即庫頁島）成為俄羅斯領土，為此日本政府將居住在樺太的841名阿伊努人強行遷移到北海道上。這種做法只能用封建幕藩體制的身分制度才能理解，即使當時已經(jīng)是號稱“文明開化”的明治時期。
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對強制遷移阿伊努人歷史的展示。莊帆攝
在明治政府看來，北海道就是直面俄羅斯的國防前線。雖然曾經(jīng)幕府也這么想，但現(xiàn)在不同了——統(tǒng)一的天皇制政府掌握了集中的財政權(quán)，終于有力量鼓勵移民、開墾荒地、建設城市。明治初期，北海道被稱為“植民地”，以當時日語的含義并不等同于后來占領外國而建立的“植民地”（殖民地），而是照字面理解為居民移植、開拓之地。1886年，明治政府設立北海道廳，社會各界有關(guān)北海道開發(fā)的言論非常踴躍。而正如小熊英二所指出的，其中大多著眼于工商業(yè)建設，涉及阿伊努人問題的討論，少到令人意外。
在開發(fā)北海道、鞏固國防的大前提下，當局對阿伊努采取的政策是強制遷移與同化教育，江戶時代的“教化”和明治時代的“文明開化”因此無縫銜接。據(jù)統(tǒng)計，1873年阿伊努人口數(shù)為16272人，占北海道人口的14.63%，到了1936年為16519人，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卻只占北海道人口的0.54%. 大量移民的涌入、工業(yè)的建設以及土地的征收，使得阿伊努人從此再也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生活方式。
與此同時，同化教育也在強化阿伊努人作為“日本人”的認同，但舊的“夷人”觀念并未消失，而是借助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加強。1900至1907年任北海道師范學校教頭的巖谷英太郎，就將他所教育的阿伊努人視為正在消亡的低等民族。這并非他的個人創(chuàng)見，在“優(yōu)勝劣汰”為社會共識的時代，許多人都這么認為，有些人甚至樂見其成。巖谷氏之所以主張仍要教育這一低等民族，是因為當時在北海道傳教的基督徒也開辦了學校，而將國民教育付諸外人，有傷“帝國的體面”。
1899年，《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出臺，規(guī)定了種種對“舊土人”即阿伊努人的保護措施，包括給予土地、農(nóng)具、種子、稅收優(yōu)惠、醫(yī)療教育費用減免等，同時也限制了其土地買賣，以便服務于開發(fā)大業(yè)。當時議會中許多人認為對消亡民族沒有必要多加保護，因此法案一共提交了三次才得以通過。然而，看似人道主義救濟的背后，其實是將區(qū)別對待的同化政策正式制度化。這一法律此后經(jīng)過數(shù)次修正，一直施行到1997年，才因《阿伊努文化振興法》的出臺而廢止。
日本民族起源論的中心
為什么阿伊努人已經(jīng)成為了“日本人”，卻仍然不是“日本人”？與之相對，戰(zhàn)前日本有關(guān)朝鮮、琉球的“日鮮同祖”、“日琉同祖”反而占據(jù)主流。這是因為，阿伊努看似在帝國的邊緣，實際上卻在明治中葉以后進入了日本民族觀念的中心。在關(guān)于日本民族起源的討論中，民族主義和新知識之間的碰撞與糾葛，使得阿伊努人不得不再次被視為“他者”。
1877年，美國動物學家、考古學家摩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1838-1925）受聘到東京帝國大學任教，并在東京南邊的大森開展考古發(fā)掘，即被視為日本考古學之開端的大森貝塚。這是日本的第一次科學考古發(fā)掘，也是第一個確鑿的石器時代遺跡。雖然江戶時代的學者已經(jīng)有收集石器的習慣，但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為石刀、石鏃、石斧等都是神代的遺物。隨著西方知識的傳入和發(fā)掘的開展，關(guān)于石器時代居民的人種問題，也浮現(xiàn)了出來。
當時的日本學者并不認為日本列島的石器時代人是他們的直接祖先。這里面有民族自尊的因素——摩斯在大森貝塚的考古報告中提到，掘坑中人骨與其他動物骨頭混雜，推斷當時人有吃人肉的習慣，這引起了一些日本學者的強烈抗議，以摩斯污蔑其祖先為野蠻人（雖然摩斯其實認為吃人肉的石器時代人是比阿伊努更早的一個人種，并非日本人的祖先，雙方并無矛盾）。關(guān)鍵在于，遺跡發(fā)掘出來的陶器和當時北海道的阿伊努人所使用的陶器有接近之處，于是，石器時代人即阿伊努人，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觀點，在歐美學者和日本學者中都有人主張。
然而，被公認為日本人類學的開山祖師坪井正五郎，提出了不同意見。坪井認為，日本石器時代的居民是一個叫做“克羅波庫魯”（コロポックル）的人種，這一名稱來自阿伊努語，為小矮人之意。在阿伊努的民間傳說中，克羅波庫魯人是早于阿伊努人就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群，后來因為紛爭離開，從此再無蹤影。坪井比較了發(fā)掘所得和阿伊努傳說對克羅波庫魯人的描述，認為多有相似之處（如遺址中豎穴式的居住地和傳說吻合），因此主張石器時代日本列島的居民是克羅波庫魯人，而阿伊努人是后來者。
坪井的觀點引起了一場著名的紛爭——“克羅波庫魯·阿伊努之爭”，是日本人類學史上的一場重要論爭。坪井始終是前一派的中堅，也不斷補充論據(jù)、寫作文章，而他的對手則有所變化，從植物學家白井光太郎到醫(yī)學家小金井良精，都堅持并沒有什么克羅波庫魯人，從石器時代開始阿伊努人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列島。最終給了坪井的學說致命一擊的是他的學生鳥居龍藏。鳥居氏在1899年對千島阿伊努做了詳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當?shù)厝杂胸Q穴式居住的遺跡，但并沒有克羅波庫魯?shù)拿耖g傳說，當?shù)匕⒁僚Q這些遺跡傳承自自己的祖先。從后來的人類學來看，這場論爭在科學上相當粗糙，雙方的依據(jù)都不足，種族概念的界定也不清晰。
但是雙方有一點是共識：石器時代人并非日本人的直接祖先。無論是克羅波庫魯人還是阿伊努人，都和日本人屬于不同人種。因此人類學家坂野徹在近年指出，由于民族主義、天皇崇拜的影響，這場有關(guān)日本民族起源的論爭形成了“日本人不在場”的奇特形態(tài)。
關(guān)于日本民族起源，戰(zhàn)前學界的主流意見是混合民族說，主張日本是從大陸、南洋遷徙來的種族混合同化而成。這種學說在明治初年形成，而其最重要的證據(jù)卻不是來自考古發(fā)掘，而是古典文獻，即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記》《日本書紀》所記載的“神武天皇東征”之事。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有關(guān)神武東征的紀錄完全是神話，但當時的學者（包括歐美與日本）大多都將其解讀為對早期歷史的一種寓言式記載。因此，神武東征的真正含義是日本民族實際上是外來人種，征服、同化了原來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人種。這套敘事被廣為接受，甚至寫進了戰(zhàn)前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加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yōu)勝劣汰，足以證明日本人是擅長征服與同化的優(yōu)越人種。相比之下，阿伊努就是被征服了的“蝦夷”的殘余，正在走向消亡。
以鳥居龍藏為例，作為繼坪井正五郎之后日本人類學的宗師，他構(gòu)建了一套影響深遠的“固有日本人”說：日本列島最早的居民是阿伊努人，遍布地域從北海道到九州、沖繩，留下了諸多石器時代遺跡，但在之后被“我們?nèi)毡救说淖嫦人?qū)逐”，居住地只剩下北海道、樺太南部和千島等。所謂“我們?nèi)毡救说淖嫦取奔础肮逃腥毡救恕?，按古典神話的記載應當是從朝鮮半島而來的民族，此后又和印度尼西亞族、印度支那族（鳥居認為即是中國南方的苗族）融合，三族混血形成了現(xiàn)代日本人。鳥居還提出，繩文石器和彌生石器分別是阿伊努人和“固有日本人”的作品（后來科學公認兩種石器之間并非種族差別，而是年代前后）。
可見，以阿伊努人為石器時代居民的學說，并沒有提高其地位，反而加深了種族歧視的偏見。把阿伊努人排除出“日本人”，正是為了以其為劣等的“他者”來強化優(yōu)等的“自我”。這一邏輯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戰(zhàn)后日本在退回“單一民族”論調(diào)時，竟不知如何處理阿伊努的位置，才會出現(xiàn)中曾根康弘那種完全無視甚至一筆抹除的言論。然而，對于阿伊努人來說，先以異族區(qū)別對待，再笑臉相迎地說我們是一家人沒有差別，事情并沒有這么簡單。
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對阿伊努歷史的展示已經(jīng)完全脫離古典神話，而采用現(xiàn)代人類學、考古學的知識。莊帆攝
2020年，北海道白老町的國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館以及周邊的“民族共生象征空間”公園建成開業(yè)，這也是日本的國立博物館系統(tǒng)里第一次以某一特定民族、特定文化為主題。展廳不大（一個基本廳、一個特別廳）、展品也不多，相比于其他頂著國立頭銜的博物館，只能說是袖珍級。但是展廳解說板都以第一人稱“我們”來敘述，附有阿伊努語的片假名轉(zhuǎn)寫，的確是在努力實踐新的歷史敘事。博物館附近還有一處慰靈設施，存放著一些阿伊努人的骸骨——這些都是從19世紀開始，在北海道做研究的學者們掘墓所得。四十多年來，阿伊努人不斷地追討、發(fā)起訴訟，又不斷碰壁。近年，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澳大利亞的博物館等返還了一部分遺骨，但還并非全部。
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常規(guī)展覽的最后一部分，是“多民族的日本”，展示著移民的歷史，從幕末開國到吞并朝鮮，一直到戰(zhàn)后經(jīng)濟騰飛。然而歷史和現(xiàn)狀并沒有展覽所示那般和諧，在日朝鮮人以及東南亞勞工受歧視的問題一直存在。民族觀念仍在不斷構(gòu)造著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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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臺灣?朝鮮 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新曜社、1998年
坂野徹『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 一八八四年―一九五二年』勁草書房、2005年
リチャード?シドル著、マーク?ウィンチェスター訳『アイヌ通史：「蝦夷」から先住民族へ』巖波書店、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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