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與革命：一項拓撲式分析

阿甘本在《萬物的簽名：論方法》一書中提及：文藝復興時期的哲人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o）在他的《論萬物的本質》第九章即“自然物的簽名”中論及“簽名”問題，帕拉塞爾蘇斯稱“萬物承擔著一個記號（segno），它顯示并揭露了其不可見的性質”，而作為“記號”載體的“簽名”，它是“一門讓隱藏之物得以發(fā)現(xiàn)的科學，并且，沒有這樣的藝術，任何深刻的東西都無法完成”。本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二）》中亦指出，“過去隨身帶著一份時間的清單，它通過這份時間的清單而被托付給贖救”。無論是“簽名”抑或是“清單”，它是讓那些“隱藏之物”或者分屬“過去”的事物得以呈現(xiàn)或者標識。也就是說，萬物得以被認識，離不開“簽名”；歷史得以被揭示，離不開“清單”。如果借用帕拉塞爾蘇斯和本雅明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概念”同樣具備著“簽名”與“清單”的屬性。這是因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既已成為“過去”，而被視為“過去”的內容，實際是一種“隱藏之物”，故此，“概念”，則成為進入“過去”，揭示“隱藏之物”的重要線索。換言之，通過“概念”探入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現(xiàn)場，揭示其或顯或隱，或實或虛的面相，就成為一種或可期許的路徑。本文是在整理2023年4月29日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第二屆“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圓桌會議上各位專家學者發(fā)言的基礎上，并結合自己有限的閱讀經驗，略談一點有關概念與革命之關系的心得體會。

一、概念史：理解近代中國革命的“抓手”

無論是關于中華民國史的討論，抑或是將闡釋對象聚集于特定的主題即中國革命，學界同人多從政治經濟思想維度出發(fā)，對其內容進行重新厘定、梳理及探索。在此基礎上，近些年來，隨著新文化史、新社會史以及新革命史的提倡，有關中國革命的研究視野，無疑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在如是背景之下，概念史作為中國革命的新式闡釋路徑，同樣引起諸多學人的關注。左玉河教授指出：

我們要研究中國革命，但是我們是從概念史的角度來研究，從概念切入，通過分析這個概念來加深、升華我們對近代中國革命的認識。

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的開篇即表示，“迄今為止，戰(zhàn)爭與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而此一論斷，同樣適用于二十世紀的近代中國。也就是說，近代中國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講，亦可被視為戰(zhàn)爭與革命塑造的產物。對此，王奇生教授即指出，“對中國來說，20世紀更是革命的世紀。如果要為20世紀中國尋找一個主題的話，那么這個主題恐怕只有‘革命’最適合。避開革命而探討20世紀中國歷史幾乎是難以想象的”，“革命不僅多次重構了最高權力結構，也全面重塑了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價值倫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問題在于，革命盡管是二十世紀中國的“主題”，但其自身所折射的或者內聚的意涵，并非“不言自明”，革命本身的復雜性與多歧性特征，何以能夠借助概念史的研究路徑加以揭示，或者說，概念史研究在何種意義上成為革命實質呈現(xiàn)的工具，這一點，無疑需要加以說明。

科塞勒克

德國概念史領軍人物科塞勒克在領銜編纂《歷史的基本概念》當中，就從如下認識論前提出發(fā)，即“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而在其另一篇文章《“社會史”與“概念史”》中又指出，“真實發(fā)生的歷史與其語言性工具之間總是存在著差異”，盡管“沒有‘言說’，‘歷史’就不可能發(fā)生，但是‘歷史’絕不等同于‘言說’，并且也不能化約為‘言說’”。從前一論述來看，科塞勒克關于歷史的論述，似乎存在化約性成分，甚至有著本質化理解的傾向；但若對照后一論述，即“‘歷史’絕不等同于‘言說’”，不能“化約為‘言說’”，實際上是對前一論述的糾偏或者說補充說明。換言之，如果按照阿格尼斯·赫勒在《脫節(jié)時代》一書中講的，由于“歷史的真實就是從不同的理論角度”進行揭示，那么，將歷史視為“概念”的“沉淀”，并非將歷史直接等同于概念本身，而是在承認歷史由概念與非概念事物結合成的綜合性復雜體的維度基礎上，突顯“概念”作為歷史“生長物”的重要性，據(jù)此通過“概念”認識進入歷史，探知歷史。職是之故，“誰懂得解讀概念，誰就能窺見現(xiàn)代社會之秘密的運動規(guī)律，并從語言視角把握現(xiàn)代世界”，（見方維規(guī)：《什么是概念史》，第29頁）基于這樣的邏輯論述，大致可以說，在以革命為“主題”的二十世紀中國，誰懂得“解讀概念”，誰就能“窺見”中國革命的內質與“秘密”。

對此，有必要補充的是，聶長順教授在談及“怎樣去突破”中國革命史研究時，同樣直言“運用概念史”視角的必要與重要：

實際上，主要我認為，是運用概念史的方法研究中國革命史。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不能大而化之的，我們怎么去突破，從基本做起，那么，什么是革命？一定回答清楚。

在聶長順教授看來，“同樣一個詞，隨著歷史場景的切換，隨著言說主體的變更，它的概念（是）不一樣”的，而通過概念史這一研究路徑，正為解決“什么是革命”問題，提供重要的方法論啟示。“革命”的意涵并非固定不變，或者鐵板一塊，“革命”并不一定意味著暴力與流血。換言之，“革命”這一概念，其本身的內容指向，充滿著流動性與多歧性，不同的言說主體在使用“革命”一詞的過程中，往往會隨著“歷史場景”的變化而進行“切換”。針對這一點，郭若平教授在《實踐限度》這篇文章當中就有具體闡釋，“‘革命’概念的政治內涵并非一成不變”，故而，“概念史研究中的‘革命’這一政治詞匯，也就不能不被嵌入革命的政治實踐語境之中而被觀照”。正因如此，五四事件之前，李大釗對于“革命”一詞的使用，還區(qū)分為“有血的”與“無血的”的差異，這與1921年7月中共建黨之后的“有血的”專指，明顯存在區(qū)隔。在此，聶長順教授對于中國革命的審視窗口，其實是通過“作為概念的革命”進入到“作為世紀主題的革命”密叢。但無論如何，其思想的關鍵點，無疑是承認概念史路徑之于中國革命研究的契合性與有效性。故而，聶長順教授進一步建立起概念與革命，乃至概念與世界的關聯(lián)性認知框架：

概念也是我們和歷史對話的一個工具，也是我們面對現(xiàn)實的工具，我們整個人類都是生活在符號世界，主要是文字符號世界，它的內核就是概念，（現(xiàn)實就）是這樣的一種世界。

這段引文，其實涉及到符號學與語言學兩方面內容。按照約翰·迪克在《符號學基礎》一書中對于符號學的闡釋，現(xiàn)實世界是由符號構成，且任何意義或者價值體系，同樣依賴或依托符號這一狀物加以呈現(xiàn)，質言之，“任何意識沒有符號的參與都無法實現(xiàn)”。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意識”范疇，其喻指的對象可宏可微，可虛可實，但歸根結底，這些事物如果不能借助“符號”來表達與明示，那么“意識”將面臨著自我消解的困境。反之，當“意識”憑著“符號”，或者具體一點說可以是“文字符號”加以表征，“意識”亦開始有狀有態(tài)。革命意識亦是如此，對其實質內容的揭示，同樣離不開“符號”，而這一“符號”可以是“文字符號”凝結而成的“概念”。故而，革命與概念的聯(lián)結，或者確切地說，用“概念”來描述或揭示革命內涵，正是通過“符號”呈現(xiàn)“意識”世界。

與此同時，這里面則溢出另外一個問題，即“概念”能否有效揭示革命意識的問題。這一點，實際上可以置換成語言描述與革命內容之間的張力與限度問題。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說法，“我的語言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語言是我們世界的絕對屏障”，“我們只能在語言的范圍內來把握整個世界，來賦予世界以意義”。（見阿甘本《語言的圣禮：誓言考古學》，譯者序）如果革命或者世界的范疇超越語言或概念描述的限度，那么，借用語言或概念來揭示革命或者世界的內涵，則只能觸及到革命或者世界的大體而非整全。確然，現(xiàn)實生活當中遇到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時刻，正折射出“言”語“傳”達的限度問題。即便如此，維特根斯坦盡管以語言的圈界劃定世界的范圍，但其并未否認語言或概念解釋世界的有效力度。正是這一基礎上，作為歷史沉淀的“概念”，雖然不能說能夠實現(xiàn)革命圖像的完整勾畫，但至少可以對其大體進行深描。

《拉莫萊特之吻》

由此看來，通過概念史的研究路徑來揭示或者闡釋具有復雜內涵的中國革命，無疑是一種新的嘗試?！案拍睢痹诖思仁翘剿髦袊锩墓ぞ撸彩恰白ナ帧??！案拍睢彪m不能說離開革命土壤就無法生成，但至少可以說，革命土壤為“概念”的生成提供“培育”空間；反之，革命又須借用“概念”得以表達與動員。美國新文化史代表人物羅伯特·達恩頓在《拉莫萊特之吻》一書當中就講道，“法國人在1789年以前沒有多少政治詞匯，因為政治只局限在凡爾賽宮里，在國王那遙遠的宮邸里”，但是在大革命爆發(fā)階段，普通民眾“便感覺需要恰當?shù)脑~匯來描述他們的所作所為，于是就有了全新的概念范圍，像‘左’、‘右’、‘革命’等等”。針對這樣情況，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正反映出“概念”與革命其實存在某種同構關系。然而，說起這層“同構”關系，正與歷史大分裂或者說時代大轉型的背景密不可分。據(jù)此，孫江教授在揭示“概念史”的出場背景時講道：

在概念史的創(chuàng)立者看來，修史的方法有三種：傳記的、計量的和概念史的。概念即歷史。他們試圖通過概念所凝聚的近代歷史，揭示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近代世界”的分裂——政治和社會的二元、公的領域和私的領域二元以及內心的自由和外在的服從的二元，這撕裂了中世紀那種融權力、法律、正義、情感于一體的共同體世界，并將人們帶入遠離過去的經驗的期待的視域中。

如果說特倫斯·保爾指出的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概念變動期”，與此對照，近代中國的情勢可謂有其相似性。二十世紀近代中國的大部分時間，無不處在戰(zhàn)爭與革命相交相織的狀態(tài)，若要具體形容這一狀態(tài)，既表現(xiàn)為經濟的動蕩與政治的失序，又呈現(xiàn)為思想文化的離亂與價值倫理的崩解，而這一歷史背景，正構成概念變動的劇烈期。如果要對由戰(zhàn)爭與革命造就的變動中國情勢進行揭示，按照孫江教授的觀點，“概念史”正是描述“大分裂的時代”的切當性路徑。

二、概念“力”：作為中國革命進程的動能因素

羅志田教授在《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國本是一個‘過渡時代’，其典型特征就是包括政治、社會、生活、思想、學問等各方面都亂而不定，總在一個緊張的狀態(tài)中，沒有整合出一個穩(wěn)固的秩序”。因而，就激進化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選擇革命道路實現(xiàn)政治秩序與道德文化價值的重建，就成為他們的不二選擇。革命在此正構成“開端問題的政治事件”，一切問題的解決，似乎聚焦到革命身上。阿倫特在《論革命》中曾指出，“革命這一現(xiàn)代概念與這樣一種觀念是息息相關的，這種觀念認為，歷史進程突然重新將要展開，一個全新的故事，一個之前從不為人所知、為人所道的故事將要展開”，也就是說，“現(xiàn)代意義上的革命，意味著社會的根本性變化”。革命確實意味著“社會的根本性變化”，但是造成這種“根本性”變化的眾多合力當中，“概念力”則為其一。職是之故，“概念史”作為描述“大分裂時代”或者是深入革命歷史現(xiàn)場的切當選擇，其重要性原因之一，即“概念”本身是作為革命的內生動力而存在。李里峰教授在評價《概念的歷史力量》一書時，亦揭示出這一點，“概念變遷既是社會和歷史發(fā)展的‘表征’，也是推動變化和發(fā)展‘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歷史分量’的”。在革命的歷史條件下，“概念”的“分量”，是因“概念”作為一股革命發(fā)展的推“力”而得以彰顯。

其實，科塞勒克在編纂《歷史的基本概念》時，就提出“四化”標準，除卻“時間化”（Verzeitlichung）和“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外，還包括另外兩項，即“可意識形態(tài)化”（Ideologiesierbarkeit）以及“政治化”（Politisierung）。就“可意識形態(tài)化”而言，指的是“概念可以與意識形態(tài)相結合的程度”，具體特征之一表現(xiàn)為“使用了‘主義’（-ism）這樣的語言形式”。從五四之際始，中國社會就普遍彌散著各種“主義”思潮，諸類“主義”競逐局面，一則隱藏著五四價值虛無顯現(xiàn)的個體信仰追求狀況，另則映照出近代中國知識人“造社會”的集體心態(tài)圖譜。因此，像傅斯年講述的“人總要有主義的。沒主義，便東風來了西倒，西風來了東倒，南風來了北倒，北風來了南倒”；又如少年中國學會時期的黃日葵所言說的，“主義是時代的產物，今日為中國的改革，實覺有須一種主義的必要”等，其實正是“主義時代”來臨的表征。當然，五四時期的“主義”提倡，從整體上而言，更側重在知識與學理的討論，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即“三黨競逐”的時刻，“主義”徹底成為革命意識形態(tài)召喚的“法寶”。無論是陳獨秀，抑或是孫中山，作為革命者，他們無一不堅信“主義”之于革命所內聚的力量。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孫中山在撰寫《三民主義》第一講的時候，開篇就針對何謂“主義”問題，自答為“主義”就是“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主義”以意識形態(tài)化的“概念”出場時，它逐漸地就使革命獲聚足夠的吸引力與破壞力。質言之，“概念”給予革命行動無窮性能量。

孫中山

就“概念”的“政治化”而言，簡單講，即是指“使用者按照自身的意圖對概念重加塑造和應用”。（見孫江：《科塞雷克“命題”與跨文化的概念史》）這些被重新加以塑造的“概念”，也就成為不同的革命政黨之間“相互競爭”或者彼此污名的符號與武器，他們將這些“概念”，有的變成“宣傳口號”，有的視為行動指針等等，以此付諸社會?？傊?，其最終目的是為實現(xiàn)政黨“自身的意圖”。如“帝國主義”這一概念，晚清之際梁啟超使用“帝國主義”這詞時，并非是以一種負面化的認知加以定位，而是作為民族危機情勢下中國抵御外侮邁向富強階段的話語進行使用，但是，隨著時空轉至五四時期，更進一步說，到1925年“五卅”階段，“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已經完全指向外來殖民者，成為革命打倒的對象?！拔遑Α边^后，陳獨秀就曾針對“帝國主義”作為外來侵略者的名號的形成過程進行了說明，其言：最初喊出這口號的時候，“我們的聲勢非常之孤，研究系的報上，笑我們扛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兩塊招牌，尤其‘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民眾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說是海外奇談”，但后來，“革命的工人和學生首先采用了，國民黨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現(xiàn)在，一部分進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本報所號召的‘打倒帝國主義’這一口號已經深入民眾了”。確然，在很長一段時間，普通民眾并不知解“帝國主義”這一概念到底何指，對他們來說，“最常見的誤解，是將‘帝國主義’理解為有皇帝的國家的主義”。對此，陳紅娟教授指出：

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概念是以文本為主的，那我們用的這些概念，難道都是普通老百姓用的這些概念嗎？所以在這里面，還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概念從政治的文本，知識分子的文本然后到大眾使用的話語或者概念，它本身是產生層次性和差異性的。但是我們主流研究的概念，……到（民間）下面的話，到老百姓去用這些概念的話，會產生許多的誤讀、曲解。

作為從域外引介而來的“帝國主義”概念，其意涵幾經轉變，最終沉淀的結果則是：作為強權勢力的外來侵略者、壓迫者、剝削者的符號指稱。毫無疑問，“帝國主義”內涵被接受的歷史，無論是從政治上層到底層位階，還是從知識精英到工農群眾，這一由上至下的過程，皆需要通過一定的傳播媒介與傳達時間。當然，一旦這項概念被固化為預定的特殊對象，政治動員的功效，也就隨之生成。換言之，當“帝國主義”成為負面化指涉之際，它不僅構成中共革命策略中反帝的有效力量，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同時還建立起一套簡易化的敵我認知體系。至于這套認知體系涉及的利弊問題，則須另行加以討論。

據(jù)此看來，在革命進程當中，“概念”所扮演的歷史動能要素，不可謂不重要。甚至毫不夸張地說，革命賴以特定的“概念”而推進。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概念”的批判性與解放性內聚的“推力”，其實隱透出它的背反面，即“概念”的僵化。也就是說，“概念”既能構成革命的動能，亦能使革命失卻其原有的解放潛力，成為它內在的阻力。

無論是“概念”的“可意識形態(tài)化”，抑或是“概念”的“政治化”，如果將其放置在二十世紀近代中國的語境中進行審視，盡管存在“概念”僵化使用構成革命行進的障礙的情境，但從另外一維度出發(fā)，不難否認，特定的概念之于革命行動，仍舊充當著重要性動能要素。而這一要素正是將“概念”作為“歷史行為主體”的方式彰顯出來。對此，郭若平教授講道：

把概念看成歷史行為主體。概念史研究肯定不是從概念到概念，或者從概念解釋到概念解釋，……概念史應當是把概念作為歷史當中一個行為主體來看待，研究概念這個東西在歷史過程中它是怎么變化的。

確切來說，這里需要區(qū)分或者辨識兩項內容，即“人”作為“歷史行為主體”與“概念”作為“歷史行為主體”。一般而言，強調“主體”的踐履性時，往往聚焦于前者；但在這里，郭若平教授賦予“概念”的歷史行為“主體”地位，其指意可能是對科塞勒克觀點的呼應，即強調“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羅蘭·巴特在《S/Z》一書中開篇言及，“據(jù)說，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夠在一粒蠶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就特定的“概念”本身而言，它其實就是一粒“蠶豆”，但其作為歷史沉淀的產物，實際上，暗含著世界的“完整的景致”。無疑，“概念”自身承載著歷史動能，而革命恰恰是將這一動能加以發(fā)掘，使前者發(fā)揮出推動歷史進程的“主體”作用。

三、“事件”與“無事件”：概念史闡釋的雙重性

鄒讜在《中國革命再解釋》一書中曾講道：“對中國革命的闡釋，需要從某個特定的角度分析入手。對我而言，就需要一個特定的理論角度。從一個特定的觀點出發(fā)去分析某個歷史事件，就必須在歷史與理論、參照框架（conceptual schemes）、或概念體系之間交叉孕育（cross-fertilization）”。在此，鄒讜就“中國革命的闡釋”問題提出兩條重要線索，其中，除卻凸顯“特定的理論角度”這一線索外，還強調“歷史事件”分析需要結合特定的“概念體系”。如果將應星教授關于中國革命的概念史闡釋路徑與鄒讜提出的后一條線索進行對照，會發(fā)現(xiàn)二者在思考方式上的相似性。

《中國革命再解釋》

應星教授指出，關于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層面，第一種層面，是比較宏觀的，聚焦點在于比較宏大且意涵復雜的概念，比如“主義”、“階級”以及“人民”；第二種層面，則是比較微觀的，其內容指向底層的革命動員技術，比如“翻身”、“翻心”及“訴苦”等概念；第三種層面，表現(xiàn)為中觀的，即從具體的“事件”著手，結合“制度史”、“組織史”的內容，“最后扣到概念史”。若據(jù)應星教授這三種層面的區(qū)分或者說提法進行分析，大體上可以講：第一種層面的核心特點是“文本”取向，第二種層面聚焦在“實踐”取向，最后一種層面無疑是“事件”取向。在這三種層面中，應星教授特別強調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事件”取向；當然，承認“事件”的重要，并非否認另外兩種取向的意義價值，而是將“事件”取向作為溝通概念史分析的宏觀與微觀兩種理路，凸顯“事件”取向的中觀/中介作用。

作為法國年鑒學派同時亦是結構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布羅代爾看來，由地理、氣候、人口等諸種系統(tǒng)組成的歷史的“長時段”最有價值，而“事件”是短暫的，是一次“爆炸”，或者說僅僅就是泡沫。布羅代爾在《論歷史》一書中講道，“我想起巴伊亞（Bahia，巴西地名）附近的一個晚上，當時我入迷地看著螢火蟲的‘燈火表演’。它們微弱的磷光發(fā)亮，熄滅，再發(fā)亮，但并沒有發(fā)出任何真正的光明來刺破黑夜。事件也是如此。在它們的光輝之外，黑暗依然籠罩著”，“就我而言，我愿意將‘事件’限定在短時段內：一個事件是一次爆炸”，“它的迷人煙霧填滿了當代人的心靈，但是它不可能持久，人們剛剛勉強看到它的光亮”?！笆录笔嵌虝旱?，它的影響“不可能持久”。由此分析，布羅代爾強調的重心，即“‘結構’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但是，在應星教授看來，布羅代爾對于“長時段”理論的推崇，其實質，恰恰是“用結構淹沒了事件的重要性”。應星教授認為，“事件”是作為“總體史”意義上的事件，其范疇可大可小，它并不為“結構”所“吞噬”，亦不為“瑣屑”事物所支離，而是有其獨立屬性與內在價值。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預設，“事件”取向的概念史研究，既能擺脫“概念”理解被結構化的危險，同時亦能避免視一切“概念”都值得研究進而淪為意義瑣碎及空泛的境地。據(jù)此，應星教授講道，“以還原事件真相為中心的事件史分析與以探究概念含義為中心的概念史分析是兩種不同的分析傳統(tǒng)。然而，將事件史分析與概念史分析截然分開，對這兩種傳統(tǒng)都是不利的”，職是之故，將“話語分析與非話語實踐”，即概念分析與事件分析結合起來，才能深入理解特定“概念”的意涵所在。（見應星：《從“過程—事件分析”到“追根溯源的事件社會學”》）應星教授就“民主集中制”這一概念的研究，展開了“事件”取向的討論：

其實，我始終圍繞一個概念在做工作，那就是“民主集中制”?！懊裰骷兄啤边@個是中國共產黨核心的組織制度，而且已經有無數(shù)的研究，但是，我真的覺得還有進一步拓展的空間。……我是覺得理解這樣一個概念，是需要緊緊把一些關鍵時段的關鍵事件，重新理清楚，你才能理解劉少奇是這么講的。舉一個例子來說，劉少奇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論黨內斗爭》，《論黨內斗爭》當然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個很重要的講法，但是你直接去讀這個文章的時候，某種意義上，它很抽象，因為他沒有講一個例子，他只是一般講我們黨性（是）個人服從組織，……他里面沒有一個名字，沒有一個地名，但是，劉少奇的這種理論，他從哪里來的呢，而且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式的（講話），他是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因此，你不理解劉少奇他這一生，他經歷了一些什么樣的黨內斗爭，他在這些黨內斗爭中他有什么教訓，……你不去理解這些事件，你是很難去理解劉少奇對于民主集中制的實際含義。

在這段引文末尾“你不去理解這些事件”一語，其所襯托出的含義，即是要求將事件史納入到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行列中。畢竟，像“民主集中制”這類概念，它的出現(xiàn)確實與“若干關鍵性的事件密不可分”，如果“脫離了對這一類重要事件節(jié)點的深入研究”，很可能就無法透徹地理解這類概念的真實含義。質言之，以“事件”為基石的概念史分析，在根本上講是一個虛與實相互結合的過程，而這一過程，即“概念”以“事件”為歷史載體，并得以解釋；“事件”以“概念”為現(xiàn)實表征，而得以呈示。

與此相較，在談及有關歷史研究或者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論時，沈潔研究員提出了“反理論與反結構”的研究思路：

我覺得，歷史應當是具體而微的，是反理論與反結構的。而我們現(xiàn)在歷史研究當中，尤其是革命史研究，我們通常會去講那些矛盾的，沖突的等等，事實上，更多情節(jié)里面，是“無事件”的，是沒有這么多的沖突，這么多的土豪劣紳，這么多的宏大事件的。那么，這個就是，大歷史和無事件，其實恰恰構成我們歷史研究當中非常具有對抗性的兩種模式。

方慧容在對河北省歸遠市西村的土改問題研究中，提出“無事件境”這樣一個重要概念。這個概念“意指一種特殊的事件記憶心理”，也就是說，相較于現(xiàn)代人有著清晰化的關于“事件”的時間記憶序列，傳統(tǒng)中國的村民卻對于“事件”的記憶，往往“重復事件序列中的各種事件”，因此導致“事件”記憶上常出現(xiàn)“各種細節(jié)的互涵和交迭”?！盁o事件境”指向的不是“事件”的不存在，而是“事件”記憶上的前后置亂和“高重復率”，它呈現(xiàn)的是村民心理上“無意”將“眾多的重復性事件理解為分立有界的事件”。（見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中的“真實”——西村農民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憶》）然而，沈潔研究員并不是在方慧容的理論基礎上使用“無事件”這一概念，其“無事件”并非關于“事件”的記憶研究，而是立足于“大歷史”結構的對立面或者說張力面而存在。

沈潔研究員認為“歷史應當是反理論與反結構的”，那些將歷史納入特定理論或者結構的敘事，恰恰違背歷史自身的內在邏輯，歷史有其“旁逸斜出”的特性，它本身并非“像念珠一樣”首尾相聯(lián)而呈現(xiàn)出閉合性的系統(tǒng)。（見[日]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大杉榮與他的時代》，第317頁）因此，張愛玲在《燼余錄》中的一段話，正體現(xiàn)出這一意涵，“現(xiàn)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tǒng)的，像七八個話匣子同時開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歷史如果過于注重藝術上的完整性，便成了小說”。職是之故，沈潔研究員強調的“無事件”理論，不是讓事件成為結構的“囚徒”，不是帶有先驗目的去建構事件與事件的相互關系或者因果聯(lián)系，歷史區(qū)別于小說的地方，恰恰是小說在于建構一套“完整性”敘事鏈，而歷史的“無事件”追求，正是要從敘事鏈中爆破出來，回歸事件的“混沌”狀態(tài)?？死紶栕珜憽稓v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一書的立意，正突顯出如是題旨，“大體來說，我主要對某些宏大意識形態(tài)走向的初生狀態(tài)感興趣，那時他們尚未機制化，依然處于與其他觀念的競爭之中。相比于獲得勝利的意識形態(tài)之歷程，我對他們出現(xiàn)時的紛爭更感興趣”，換言之，“我的興趣主要圍繞著這些紛爭本身，重點強調那些在歷史看來不適合深究的各類可能性”。無論是對于事物“初生狀態(tài)感興趣”，抑或是將目光聚焦在看似“不適合深究”的地方，克拉考爾的意圖其實把握的正是歷史“旁逸斜出”的面相。

依上所述，如果說，應星教授注意到“事件”之于概念史研究的不可或缺，但同時，其并不贊同將事件與事件背后的“結構/機制切割開來”，而僅就這一點而言，沈潔研究員倡導的“無事件”取向的“反理論與反結構”風格，恰與前者形成某種張力。當然，若仔細審視沈潔研究員“無事件”理論的表述，即“我們通常會去講那些矛盾的，沖突的”歷史，但“那些情節(jié)里面，是無事件的，是沒有那么多的沖突，這么多的土豪劣紳，這么多的事件的”，若要理解這幾句話，關鍵點還得從“無事件”的“無”字出發(fā)。如下將試舉一個事例，以作說明。

茅盾

茅盾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后，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而《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則是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初作品。阿英在評價茅盾的《動搖》時，曾講道“不過，我們若嚴格的說，這不是一部成功的創(chuàng)作”，其緣由在于“描寫革命的人物，尤其是投機分子，仍不免失之于模糊。胡國光這樣的投機分子，在革命的過程中，還是渺乎其小的。讀后所得到的印象，只是這樣人物的無聊。是一個無聊的人物，而不是可怕的陰險刻毒的投機分子”，“茅盾在兩湖見到的投機分子，行動一切可必其超乎胡國光十百倍，可惜他不曾描摹出來。這小說里的投機分子，似乎還不能給讀者以最深刻的印象，使讀者憤恨切齒”。在阿英看來，構成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正是革命隊伍當中參雜了太多胡國光這類投機分子，為坐實這類投機分子的搗亂，破壞革命，有關投機分子的惡行“事件”，就需要加以深刻“描摹”，最終達到使讀者“憤恨切齒”的效果。但是，在茅盾看來，“像胡國光那樣的投機分子，當時很多”，“本來可以寫一個比他更大更兇惡的投機派，但小縣城里只配胡國光那樣的人”。茅盾使用的“只配”一詞無疑點出了“無事件”中“無”字意義的內核，即茅盾是從現(xiàn)實，從“小縣城”自身的革命生產邏輯出發(fā)，其并不將整體性的強勢革命政治話語引入自己置身的小縣城，或者說，其并不犧牲自身所處的小縣城的革命實況，去迎合或加強那套已經被規(guī)范化或者刻意營造好的革命話語。毫無疑問，茅盾的“無事件”創(chuàng)作立場，貫穿的正是以“無”抗“有”的敘事態(tài)度。借用巴特菲爾德所說的，“站在普遍歷史可以納入視野的那種高度上，察覺到的全是巨大歷史單位和籠統(tǒng)的概括，前者輪廓模糊，后者未必可靠”。（見[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歷史：終結之前的最終事》）茅盾盡管作為左翼革命家，但其內心深處對于宏大的敘事一直有所警惕，而這種警惕，無不與“巨大歷史單位”和“籠統(tǒng)的概括”帶來的“模糊”后果直接關聯(lián)。

通過上面的鋪述，因此可以進一步討論“無事件”理論之于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闡釋空間。簡單來講，“無事件”的概念史研究，指向的是“概念”解釋的去宏大化，去神圣化。它雖然關注那些具有革命歷史動能的概念，比如“主義”、“階級”、“人民”、“帝國主義”等，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將那些概念直接與革命意識形態(tài)相勾連。正如前述，有的底層民眾將“帝國主義”理解為“有皇帝的國家的主義”，而恰恰是因為這樣的理解，才使概念闡釋注意到另外一些可能存在的空間。換句話說，面對底層民眾關于“帝國主義”的誤解，據(jù)此追問的不是底層民眾為何缺乏民族主義情緒，缺少對于外來侵略者的認知，而是轉換探究方向，追問他們用“有皇帝的國家的主義”來解釋“帝國主義”的心態(tài)，到底與其自身的內在的經驗認知有何關聯(lián)?！案拍睢痹诖瞬⒉慌c民族國家相掛鉤，而是直接指向屬于底層民眾個體的內心世界、內在想法、內在生活。羅伯特·達恩頓在其經典性研究《屠貓狂歡》一書中講道，“世界觀不可能像政治事件那樣加以編年”，但“‘真實’程度卻不稍遜”。底層的民眾有屬于其自身的世界觀，用達恩頓的話說則叫做“意義系統(tǒng)”，這些并未像“政治事件”那樣被“編年”進而整合進特定的大敘事大意義體系之中，他們有其異樣的歸屬。由是而論，“無事件”的概念史研究，它追尋的是“結構”之外的“概念”意義，這些意義空間，它們本身并不容易被統(tǒng)合進已經設定或預定好的敘事框架，它們有著屬于自身的生命體征。

四、從概念闡釋走向概念批判：一項拓撲式分析

有學者指出，“‘概念史’的目的在于辨識‘概念’的社會邊界，探討‘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會群體的聚合力和影響力，并研究社會和政治結構中的跨時代變遷”，對于那些特定的“概念”，它不僅作為“社會發(fā)展的指示器”，其同時亦作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推進器’”。（見[英]伊安·漢普歇爾—蒙克主編：《比較視野中的概念史》，第73頁）在概念史研究當中，辨識“‘概念’的社會邊界”，僅僅是初始性的工作，這項工作包括三項基本內容，一是“概念”的社會邊界有其歷史指向，也就是說，需要拒絕“‘時代誤置’的闡釋方法，即完全拘囿于今人對社會和政治生活的理解”，（見方維規(guī)：《什么是概念史》，第218頁）進而將概念置于歷史語境中加以探討。二是有關“概念”的社會邊界的辨識，其“邊界”圈定，并不將“概念”視為單體結構，而是視其為叢聚性質進行認識，換言之，理解一項“概念”的基本內容，需要結合與其意涵“相近”、“平行”與“相反”等概念而展開。三是從日本學者山室信一倡導的“思想連鎖”角度審視“概念”的邊界問題，這一點即包括“古”與“今”的對照，又含括外域概念與本土“在地化”的榫接、變異、調適等問題。惟有基于這三項方法論前提，才能進一步討論“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會群體的聚合力和影響力”，也就是說，“概念”闡釋的關鍵任務，則在于揭示“概念”本身作為社會的“指示器”與“推進器”兩項重要功能。

就“概念”的“指示器”功能而言，二十世紀革命中國浮現(xiàn)出的諸多概念，譬如“國家”、“民主”、“科學”、“自由”、“解放”等基本概念，它們就像遠航的燈塔，為搖曳的扁舟提供著方向與指引。也就是說，若果要尋問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目標何在，至少，這些概念所代表的價值意義，正是革命者矢志追求的。當然，這些概念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通過諸多層次的闡釋與轉譯，才能從知識分子層面使用的思想性詞匯變做底層民眾的日常觀念的組成部分。斯金納就講道，“要理解一個概念，不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達該概念的詞語的意思，還要把握借助這個概念能夠做的事情的范圍”。無疑，“概念”作為歷史的沉淀物，它并不僅僅指向其本身，同時還有其社會向度的意義，換言之，斯金納所說的“概念能夠做的事情的范圍”，其實正是“指示器”顯示出的功能屬性問題。而對于轉型時代的近代中國來講，那些特定“概念”的“指示器”意義，既導引著國民思想行進的方向，同時又蘊含著民族國家政治制度、價值文化重建的使命。

就“概念”的“推進器”功能而言，前面已經述及特定“概念”之于中國革命所起的動能力量，這里再做一點補充性說明。聶長順教授指出：

概念史是什么呢？我們是中國學者，我們是在中國（做研究），我們面對的是中國的境遇，我們要面對的是中國問題，這個不能丟，……我們其實要構筑我們中國式的概念史（研究）。

所謂“構筑我們中國式的概念史”研究，一是指“概念史”研究不能脫離中國自身所面臨的問題，二是基于自身的問題，發(fā)掘屬于中國內生性的“概念”力量，揭示其在中國革命當中所起的“推進器”作用。對此，李放春教授關于“概念史”研究的思考，正回應了這方面內容：

說到中國革命，我比較關注的是有沒有一些特別有“中國風”的概念，（這一點）是我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比較注重的。因為，你看世界歷史的話，韋伯從德國宗教改革中發(fā)掘出的重要觀念即“天職”，它算是新教的“名片”，一個特別的，……那你如果去看法國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等，這是其“名片”概念；俄國革命，它都有“名片”式的概念。有時候我會問我自己，如果我們中國革命，它有它很獨特的地方，那么它的這種“名片”式的招牌，這種表述……韓丁當年他在呈現(xiàn)中國革命的時候，就非常敏銳地抓住了“翻身”這個概念。（“翻身”）這個東西，就很有中國革命的特點，法國革命沒有這樣的表達，俄國革命也沒有這樣的表達，但是中國革命把這個東西推出來了。

“翻身”作為一個“本土的土詞”，李放春教授在《“心”與“理”：革命史研究中的“中國哲學”問題》中提及，早在1920年陳獨秀《談政治》這篇文章當中曾使用過這個表達，該概念指向是“勞動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統(tǒng)治機器而獲得自由與解放。但“翻身”作為一項“名片”式的概念，則是與中共革命當中的土改實踐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最終也成為“（中國）革命非常有特點的一個表達”。毫無疑問，“翻身”，或者與此并聯(lián)提起的“翻心”這兩個概念，它們作為土改當中使用的革命化“土詞”，與“主義”、“階級”、“民族”、“國家”這些外域性概念確實有所不同。就“翻身”而言，它其實是中共在北方解放區(qū)進行土改的代稱。中共借用“翻身”這套利益、階級、情感相融合的動員技術，實際目的則是為贏得農民的支持，進而充實革命力量。韓丁在《翻身》一書中即言，“新土地法也是檢驗他們政治立場的尺度”，支持土改則意味著“把革命進行到底”，與之相反，則就構成革命的“絆腳石”。由此而論，如果承認“中國革命是一場農民革命”這一觀點的合理性，那么，“翻身”、“翻心”等概念所起到的農民動員效果，無疑是承擔起歷史的“推進器”功能。

如果說，“概念”闡釋的著力點在于揭示特定的“概念”在特地的時空背景之下起著“指示器”與“推進器”的作用，那么，概念批判則與概念闡釋構成一組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后者聚焦在揭示“概念”的動能力量，而前者則是對一味推崇這種動能力量的闡釋保持警惕。當然，盡管概念闡釋與概念批判在性質上確實存在差別，但二者間仍舊存在著意義交織的空間。這也是為何這組辯證關系會出現(xiàn)從此端游移到彼端，從彼岸回游到此岸的情勢。劉紀蕙在《心之拓樸》一書中講道，“所謂負面，或是負向，相對于正向的設定（posit），是以辯證方式隨之而出的潛在動態(tài)空間”，“任何事物的正負性質必然同時存在；暫時設定而寫下的詞語，有其無法說出或是尚未出現(xiàn)卻可能會出現(xiàn)的狀態(tài)，所謂負向與正向并陳的曖昧性”。正是基于“任何事物的正負性質必然同時存在”這一斷語，作為“正”的概念闡釋的另一面，即“負”的概念批判的行動，也就有實質展開的必要。

所謂“概念”批判，其核心意涵則是警惕“概念”動能結構的教條化，揭示唯“概念”動能話語造成的僵化弊端。1890年8月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講道，“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說，‘唯物主義的’這個詞只是個套語，他們把這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同樣如此，林同濟在《第三期中國學術思潮》一文中亦指出類似問題，如果說中國第一期學術即“民國八年到民國十八年可叫做‘經驗實事’時代”，時至“民國十八年”則可稱為中國學術的第二階段即“辯證革命”時代，此時“‘卡爾’的唯物觀乃成為一般‘有聲有色’的作家直接間接的圣經”，“大多數(shù)‘新作家’的腦后，都隱隱地蹲立著一個普羅革命的神像”，“革命——普羅革命——必須是一切寫作的目的”。這里的問題不在于“唯物主義”或者說“唯物觀”不值得去認識或者信奉，而是一味的將這些“概念”教條化，僵化，那么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概念”本身的動能效力喪失，僅僅成為一項無實體內容支撐的符號。胡適作于1928年的《名教》一文，更是直指針對如是情況而發(fā)，其言“少年人抱著一腔熱沸的血，無處發(fā)泄，只好在墻上大書‘打倒賣國賊’，或‘打倒帝國主義’。寫完之后，那二尺見方的大字，那顏魯公的書法，個個挺出來，好生威武，他自己看著，血也不沸了，氣也稍稍平了，心里覺得舒服的多，可以坦然回去休息了”。由此看來，無論是“唯物論”抑或是“打倒帝國主義”等概念的使用，用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的話來形容，便是“日久不免機械化，原意浸失，只余形式”；而個中原因，茅盾直言則是未“經過消化，變?yōu)樽约旱难?，那就會被當作死板的教條，或萬應的符咒”，“概念”并未浸入個體生命肌理當中，“概念”的使用或者闡釋，已經脫離其原有的動能特質，甚至最終淪為自我陶醉乃至沽名釣譽的工具。

概念批判之所以構成概念闡釋辯證之維，質言之，是以另外一種方式重啟歷史基本概念的動能。蘇珊·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指出，“反對闡釋”，并不是“簡單反對一切闡釋，我們生活在意義的世界里，闡釋是必要的、不可少的”，反對的是“反動的、荒謬的、懦怯的和僵化的”闡釋，因為這些“闡釋”將“導致真實世界日益貧瘠”。（見金理：《文學史觀視野中的現(xiàn)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魯迅與胡風為中心》，第100頁）蘇珊·桑塔格的“反對闡釋”之意，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恰恰與概念批判的目的指向相吻合。據(jù)此，如果將概念批判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聯(lián)系起來，其同樣構成歷史前進的動能要素，惟其非以“正”向的方式呈現(xiàn)，而是通過“負”向的姿態(tài)進行傳達。也就是說，當那些被視為推動革命歷史進程的重要“概念”，包括“革命”本身被賦予神圣與崇高的地位時候，這些“概念”便容易走向自我消解的危險境地。魯迅在《路》這篇文章中即言，“口頭不說‘無產’便是‘非革命’，還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險了。這真要沒有出路”，“革命”不但尚未成為解放的法門，反之，卻走向了解放的反面即壓迫的道路。職是之故，概念批判則是警惕概念闡釋的神化現(xiàn)象，并在概念已所獲具的神圣光環(huán)之下找尋另一種平衡性力量，使其不至于徹底地喪失動能因子。

綜合以上所述內容，本文通過運用拓撲學的解剖路徑，即強調多維度、多層次的視角切換與轉換，進而將中國革命的概念史研究的多面圖景加以呈現(xiàn)。方維規(guī)在《什么是概念史》一書中講道，“概念史鉤稽過去的社會，考察那些儲存于語言材料以及文化和社會之思維結構的東西，借助概念和話語來領會過去的歷史，檢視存儲于概念的社會經驗”，但是，“概念”后面的時間是“多重的”，它不僅僅含有“過去性”，也就是說，在借用概念領會“過去的歷史”與檢視過去的“社會經驗”的同時，還需要關注“概念”本身所隱透的“未來性”，質言之，“概念”它“不僅在（in）時間中，而且透過（through）時間發(fā)生”。（見羅志田：《思想史中名相的模棱》）正是這個意義上，聶長順教授強調的，“我們不是單純的片面的簡單的把歷史當作對象來讀解它，其實我們在基于現(xiàn)實的境遇和面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愿景，在和歷史對話”。因此，有關中國革命概念史研究，它無疑是一項投向過去的歷史審視，但可以補充一點，它是帶著現(xiàn)實關懷并且面向未來的歷史審視。借用道森在《世界歷史的東西》一書中的話說，“每個時代都在重新構建著自身對過去的認識，而這種認識則成為構建未來的因素之一”。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倫多大學吳一慶教授講述的：概念史研究追尋的是一種“更加開放性的，流動的，非本質化的理解”，才值得回味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