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換人的文化史

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的機器人

機器人（robot）不是美國獨有的，也不是現(xiàn)代才出現(xiàn)的。這個詞原本出自捷克。發(fā)條裝置、蒸汽機、水力驅動的自動裝置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那些講述機器人的類似物的故事也是如此，比如魔像（golem）以及《賣花女》（Pygmalion）中被賦予生命的雕像。在中世紀以及現(xiàn)代早期的歐洲，宗教生活與君主政治生活中都有著自動裝置的身影。而且縱觀19世紀，此類裝置仍然主要出現(xiàn)在歐洲。機器人叛亂的經(jīng)典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復述英國作家瑪麗·雪萊（Mary Shelley）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美國最著名的機器人科幻小說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是俄羅斯移民。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機器人玩具的流行使其形象一直與日本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作為一個古老的全球性形象，機器人顯然超越了地理的和時間的界限，提出了一個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問題：成為人意味著什么？

但機器人的普遍性具有欺騙性，會掩蓋其意義被語境所塑造的方式，掩蓋不同的時間和地點激發(fā)不同的設想與解釋的方式，最終結果也迥然而異。本書中討論的出現(xiàn)在美國的機器人設定，最早的是18世紀晚期的一個機械式印第安人，最晚的是21世紀的HBO電視劇《西部世界》（Westworld）中的一位原住民“接待員”阿克切塔（Akecheta）。雖然兩者都是以原住民戰(zhàn)士的形象出現(xiàn)，但它們不同的語境賦予了它們截然不同的含義。

《西部世界》海報

機械式印第安人出現(xiàn)在費城，當時人們正在努力擴張新國家，并建立新的種族等級制度。它將原住民還原為無意識的軀殼，等著觀眾來馴服，給人以一種幻想中的控制感。阿克切塔出現(xiàn)的時代則對種族主義刻板印象以及伴隨著帝國主義擴張而來的暴力持有更為批判的態(tài)度。它促使觀眾對自己報以同情，讓他們對那些曾塑造了它的產(chǎn)生的刻板印象產(chǎn)生質疑，并支持它逃脫到數(shù)字空間的努力——這是一個除了它的創(chuàng)造者以外真正無人觸碰的空間，不像白人殖民者編造的故事中看似自由的西部那樣。

機器人可能是普遍存在的，但它的含義會變化，以適應特定的信念、理想、希望、恐懼和渴望。

在對機器人的想象中，美國人調整了這些來自國外的概念與形象，以適應他們特定的人文關懷和社會張力。自18世紀以來，他們對機器人的想象是在與以下內容的對話中發(fā)展的：奴隸制與西部擴張中的暴力；清教與福音派新教的神學體系；共和、自由與民主傳統(tǒng)下的個人主義；工業(yè)化、商品化經(jīng)濟的擴張；以及邊緣化群體為獲得自由和平等所作的不懈奮斗。雖然這些方面并不都是美國歷史所獨有的，但它們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環(huán)境，并影響了人們理解機器人之含義的方式。若將機器人視為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現(xiàn)象，則這種傾向忽略了上述特殊性，并讓人難以意識到其原初技術在某種程度上不是機電的，而是意識形態(tài)的；它是一個深植于社會權力關系中的靈活概念，而不是一塊單純的自動裝置。

《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

機器人經(jīng)久不衰的意識形態(tài)力量來自于這個術語的模糊性。人們從未就它的含義達成一致意見。機器人（Robot）是捷克語“robota”的派生詞，原意是“苦力”或“奴役”，它來自于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在 1921 年創(chuàng)作的劇本《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R. U. R.,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劇中的這一設定是人造生物人，而不是金屬制品。在俄國革命的背景下，人們最初認為恰佩克筆下叛逆的機器人是一種隱喻，暗指異化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線上辛勤勞作的工人。不過，也有人很快就把這個詞與同樣是在汽車工業(yè)中出現(xiàn)的自動化機器聯(lián)系起來。幾乎從這個詞抵達美國海岸的那一刻起，機器人就同時指代了工人和可能取而代之的機器。即使時移世易，但這種二元性卻一直存在。二戰(zhàn)時，人們既用這個詞來形容那些似乎缺乏自由意志的法西斯士兵，也把它應用到像V1和V2火箭這樣的遠程制導技術上。冷戰(zhàn)期間，社會學家 C. 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批評白領工人是“快樂的機器人”，因為他們看上去沒有什么獨立性。而另一些人則用這個詞來形容電子計算機和自動化技術，而這些技術使機器的運行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甚至在美劇《飛出個未來》中，機器人明星也同時是對技術以及對女演員身份的商品化的諷刺。機器人既被看作人化的機器（humanized machine），也被看作機器化的人（mechanized human）。它連結了現(xiàn)代生活的兩個核心主題：在現(xiàn)實中機器對人的取代，在比喻中人向機器的轉變。它的重要性，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都源于它的創(chuàng)造者和使用者在這兩種趨勢之間建立的關系——它如何把科學、技術和工業(yè)資本主義的進步與個體靈魂的轉變象征性地聯(lián)系起來。

人的機器化

安布羅斯·比爾斯（Ambrose Bierce）擅長以描寫工業(yè)生活中的不愉快來傳達幽默，這一點沒人能比得上他。這位諷刺作家同時也是個內戰(zhàn)老兵。他的第一場戰(zhàn)斗是夏洛戰(zhàn)役，而在肯納索山，他腦袋中了一槍，這成了他的最后一場戰(zhàn)斗。后來，比爾斯搬到了舊金山，并在那里根據(jù)自己的戰(zhàn)斗經(jīng)歷撰寫散文和短篇小說，其部分作品批判了機器對人的英雄氣概的影響。

他在描述夏洛戰(zhàn)役中南方聯(lián)盟的一次刺刀沖鋒時寫道：“就像以往一樣，鉛彈戰(zhàn)勝了鋼鐵；勇敢的心靈不禁因這樣的屢戰(zhàn)屢敗而破碎?！痹诮酉聛淼膸资昀?，比爾斯對機器意象的使用愈加頻繁。在他的第一部小說集中，他收錄了一樁奇聞軼事：一臺割草機把操作員的頭割了下來。他最著名的故事《鷹溪橋上》（“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講述的是一個南方男人心中的幻想。這個男人被判處絞刑并在鐵路橋上執(zhí)行，因為他竟敢破壞鐵軌，這在美國工業(yè)社會中可謂犯下了彌天大罪。

1894年，比爾斯在短篇小說《莫克松的主人》（“Moxon’s Master”）中開始寫作有關自動裝置的故事。這個故事要比《大草原上的蒸汽人》更接近《弗蘭肯斯坦》，它描繪了在唯物主義時代將人與機器對比所產(chǎn)生的危險后果。

《莫克松的主人》

在故事開頭，一位無名敘述者向老科學家莫克松和讀者提了一個問題：“你是認真的嗎？你真的相信機器會思考嗎？”

莫克松向他的朋友反問道，如果將機器定義為“任何一種能夠有效地運用能量或能產(chǎn)生預期結果的工具或系統(tǒng)”，“那么人不就是機器嗎？”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fā)，莫克松推測所有的物質都擁有意識。他向朋友講道：“當士兵排成一行，或組成中空的方陣時，你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性。當野雁排成‘V’字飛行，你認為這是由于它們的天性。而當?shù)V物質溶解在溶液中，同質的厚子自由移動，最終構成了數(shù)學上堪稱完美的形狀……你就無話可說了?！睋?jù)此，他總結道：“所有的物質都是有感知的，每一個原子都是有生命、有感覺、有意識的存在?！睘榱俗C明自己的觀點，他借用了生物學家、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對生命的定義：“生命是由異質的、或同時或連續(xù)的變化所組成的確定組合，它能與外部的共存物及序列相一致?！睆倪壿嬌现v，這意味著“如果一個處于活動狀態(tài)中的人是有生命的，那么在運轉中的機器亦然”。比爾斯提出，按照那時科學家的說法，人與任何其他形式的物質都是沒有區(qū)別的，因為——至少在原子層面上——一切都在運動，都在變化，都在有目的地運用能量。

在開篇的對話中，敘述者偶爾會聽到隔壁機器車間傳來的一陣敲擊聲。當敘述者提及此事時，莫克松回答說：“那兒沒人。讓你擔心的那個事情是我粗心大意造成的。有臺機器我忘關了，但卻忘了給它留下任何可以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其實意識是律動的造物？”

這個回答讓敘述者困擾不已，他轉身離開了，但卻不禁繼續(xù)琢磨著莫克松的話，因為它意味著“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意識的，因為一切都在運動之中，而所有的運動都具有韻律”。當晚，他回到莫克松的家，并冒險進入了機器車間，在那里他看到這位科學家正在和一個神秘的對手下棋。很快他便意識到，這位對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臺自動裝置。在莫克松興奮地喊出“將軍”之后，那坐著的機器努火中燒，伸出手猛砸到科學家的腦袋上——它雖然腦力不如人，但是在體格上仍然高出一籌。

這個有點像阿吉布的自動裝置把自己的創(chuàng)造者打死了。雖然場景駭人，但比爾斯的故事主要討論的是19世紀晚期有關人類之物質性本質的對話。19世紀末，科學發(fā)現(xiàn)表明即使是精神活動過程也有其質料因；有動力的機器可以模仿人類的運動；社會轉型逐漸削弱了人們的自主性觀念——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同時受到以上因素的啟發(fā)與困擾，圍繞自由意志的本質和人的目的展開了辯論。在一個崇尚自主個體有能力進行自我控制、追求自我完善的文化中，這些變化非常具有威脅性，因為它們暗示了獨立自我的概念是虛幻的。如果像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信徒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所稱的那樣，人只不過是“有意識的自動裝置”，那么就沒有人是獨立自主的，沒有人是有自由意志、有選擇權的，也沒有人具有超越自身生物性欲望的目的。

比爾斯通過斯賓塞對唯物論進行了另一種批判。斯賓塞是先于達爾文的一位進化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詞：“適者生存”，這個詞將自那時起不斷回蕩在不同的時代中。它在斯賓塞口中本指生物進化過程，但在受過教育的美國人對個人、群體和國家之間的競爭性發(fā)展的反思中，這個詞很快就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在南北戰(zhàn)爭后的幾十年間，國家經(jīng)濟日趨統(tǒng)一，移民大量增多，社會群體之間及其內部產(chǎn)生了更多的緊張關系，歐美列強仍在相互爭奪海外領土。這一切似乎昭示著一個新的社會的產(chǎn)生，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非為所有人的利益而奮斗。在這種語境下，改革家和學者們用“適者生存”來形容自私的個人主義者的觀點，即主張自由放任政策，只允許最有競爭力者生存。雖然很少有美國人認為人類生活應當被描述為“適者生存”，但這個詞表達了一種普遍感受，即工業(yè)生活的特征是競爭而非合作。

不過，《莫克松的主人》暗示著，沒有人能夠比機器更具競爭力，或能比機器更成功。機器利用蒸汽動力和電力獲得了能量和活力，它的能力開始逐漸超過人類。在戰(zhàn)場上，工業(yè)化生產(chǎn)的新型武器在殺戮上比人類士兵有效得多。而且?guī)缀趺總€行業(yè)的工人都知道，機器可以比他們更有效率、更長時間地從事體力勞動。即使是那些過去需要腦力勞動的工作，比如文書，人類腦力勞動的信息計算速度也遠遠遜色于第一臺穿孔制表機和現(xiàn)金出納機。戰(zhàn)爭與工作，這是在19世紀與男性最為相關的兩個領域，而到了20世紀，想要在這兩個領域成功，就要達到機器的速度與標準。這種發(fā)展可能意味著，男人們不必再像以前那樣埋頭苦干了，但這也威脅到了他們對自身的認同，讓他們喪失了人生目標，也沒有了為自身權力凌駕于他人之上辯護的理由。在整個19世紀晚期，中產(chǎn)階級和精英美國人都在擔心他們變得“過于文明”，缺乏精力、決心和目標。在世紀之交，人們面對機器令人敬畏的力量，越來越感到自身的不足，因此他們重新思考了個人主義的本質，并將有力量的機器理想化為模仿的榜樣。在比爾斯的故事中，雖然莫克松在理性領域取得了勝利，但是他旋即死于體格更強壯的發(fā)條自動裝置之手，這說明屬于自主個體的時代已經(jīng)結束了；在工商業(yè)時代，人們要么屈從于機器，要么就得把自己變?yōu)闄C器。

抵抗“機器換人”是徒勞的

20 世紀 60 年代，計算機自動化這個詞在激進文化中廣為流傳，這主要得益于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三重革命特設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on the Triple Revolution）的努力。該委員會于1964年出具的報告得到了當時許多著名激進派人士的署名支持，包括邁克爾·哈林頓（Michael Harrington）、湯姆·海登（Tom Hayden）、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以及科學家萊納斯·波林（Linus Pauling）、《科學美國人》的發(fā)行人杰拉德·皮爾（Gerard Piel）和未來學家羅伯特·西奧博爾德（Robert Theobald）。

該組織認為，除了“武器”“人權”革命之外，還存在著第三重革命：“計算機自動化”革命。第三重革命是最大的威脅，因為它可能會破壞工作與消費之間的聯(lián)系。不過，該組織對此仍表示樂觀?！坝捎谟嬎銠C的自動化控制，”他們寫道，“社會不再需要把重復的、無意義的……艱辛勞作強加給個人?！庇纱耍駥ⅰ白杂傻剡x擇自己的職業(yè)與工作，其選擇范圍將非常廣泛，甚至有一些還尚未進入我們的價值體系和我們所認可的‘工作’模式中”。如果社會做出正確的決策，那么計算機自動化將終結工作場所異化問題；否則它將導致大規(guī)模失業(yè)。為了實現(xiàn)這一點，該組織建議政府應當“為每個人和每個家庭提供足夠的收入，并認定這是一項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樣人們就可以或者享受休閑娛樂，或者享受從理想來說是服務于他人的“非生產(chǎn)性任務”的工作。這種建議中蘊藏的是一種共同富裕的愿望，而正是這種愿望構成了20世紀60年代自由派（如貝爾）和激進派的許多預測的出發(fā)點。

特設委員會呼應了工會——尤其是美國汽車工人聯(lián)合會——對自動化的批評。從新聞標題就能看出那個時代汽車工人經(jīng)常聽到的故事，其中典型的一個是：“福特在克利夫蘭的工廠用250名工人完成了兩倍于之前2500人的工作量?！甭?lián)合會的一份小冊子總結了其中的利害關系：“自動化裝置、塑料壓膜、外殼模具、擠壓機以及其他許多新技術帶來了巨大的善或惡的可能性。如果使用得當，它們將在許多年內推動在美國實現(xiàn)經(jīng)濟富裕這一人類古老的夢想。如果使用不得當，比如讓它們服務于狹隘、自私的目的，它們就會造成社會和經(jīng)濟的噩夢，人們將腹中空空、漫無目的地行走著——他們已經(jīng)被淘汰出生產(chǎn)者的行列，因為他們身旁的機械怪獸不能取代他們作為消費者的地位。”在整本書的插圖中，機器人都是一個四四方方的腦袋，再加上好幾根筆直的線條的形象，這讓它們與更為圓潤的人類形象有了明顯區(qū)分。小冊子最后給出了一個簡潔的定義：“機器人：像人一樣行事的機械裝置；任何可以取代人的機械裝置。”

黑人工人和他們在民權運動中的支持者們尤為害怕，因為他們不久前才剛剛獲許走上半技術性工作崗位，但這種工作卻是自動化生產(chǎn)所要消滅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經(jīng)常因為自動化生產(chǎn)會危及非裔美國人的進步而譴責它。在1965年的一次采訪中，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抗議說：“關鍵在于，除非財富和權力的再分配發(fā)生根本變化，否則‘向貧困開戰(zhàn)’‘偉大社會’這些口號就沒有任何意義。在這個計算機自動化的時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將以何為生，不知道該如何找到一份工作，那么選票本身就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烏木》雜志后來引用了貝亞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的話：“今天的黑人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種族歧視……而是（由自動化生產(chǎn)、計算機控制、城市的衰敗、失業(yè)等引起的）經(jīng)濟不平等。”記者亞歷克斯·波因塞特（Alex Poinsett）在整個60年代都在抨擊自動化對失業(yè)的影響。《烏木》雜志在其 1965 年的“美國白人問題”?？校J為自動化是導致美國白人和黑人工人普遍失業(yè)的原因。后來，該雜志聲稱，自動化“已成為貧窮的黑人大眾的敵人。

據(jù)估計，自動化正在讓低技能工作以每周3.5萬份的速度減少。工業(yè)民主聯(lián)盟的湯姆·卡恩（Tom Kahn）因此說道：‘這和種族主義是一樣的，先讓黑人有了經(jīng)濟“地位”，然后袖手旁觀，眼睜睜看著科技再把那地位毀滅掉?！?/p>

機器人出現(xiàn)在流水線上之后，工人立即更加怨聲載道了——尤其是在俄亥俄州洛茲敦的通用汽車工廠。20世紀60年代末，通用汽車在雪佛蘭“織女星”的流水線上安裝了 22 臺“通用伙計”。雖然通用汽車將被機械臂取代的工人轉移到了工廠的其他部門，但公司要求，留下來的工人每小時要生產(chǎn)100輛汽車，而不是以往的60輛。在幾個月溫和的反抗后，工作量并沒有減少，于是97%的工人投票支持罷工，要求更人道的工作條件。當?shù)仄嚬と寺?lián)合會主席，29歲的加里·布萊納（Gary Bryner）后來向斯圖茲·特克爾（Studs Terkel）講述了人與機器人之間的區(qū)別是如何影響到這次罷工的?！肮と藗儭?，他回憶說，告訴通用汽車“我們會流汗、會宿醉、會胃疼，我們有感覺和情緒，我們不打算被歸入機器的類別”。與此相反，“通用伙計”是“一個焊接機器人。它看起來就像一只螳螂，從這個地方跑到那個地方。它放下東西，然后就跳回原來的位置，準備迎接下一輛車。它們〔汽車〕大約每小時經(jīng)過它們〔機器人〕11次。它們〔機器人〕從不疲倦，不用坐下休息，不會抱怨也不會曠工。當然，它們也不買車。

“我猜通用汽車不會理解我們的想法的?！辈既R納從這個對技術性失業(yè)的批判出發(fā)，轉向對非人化和異化的討論：“世界上還是要有人類存在的。如果男人們不站起來反抗，他們也會變成機器人。他們的興趣是能抽根煙，和旁邊的人談天論地，打開一本書看點什么，如果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只做做白日夢也可以。但要是你變成了機器，你就不能做這些事了?！惫と藗兙懿环墓芾恚辉敢庠黾庸ぷ髁?，為自己的權利而戰(zhàn)；他們之所以反抗，是因為通用汽車要求他們變成機器。但是，洛茲敦的工人們對“通用伙計”的反抗，卻讓他們在被《紐約時報》報導時被非人化地形容為“機器人的反抗”（Revolt of the Robots）。

洛茲敦罷工者的部分要求最終得到了滿足，但這場勝利并未阻止機器人的來臨，部分原因是工人們無法影響國外的發(fā)展情況。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jīng)濟停滯不前，而日本經(jīng)濟卻在加速發(fā)展，許多人認為這是日本在機器人領域的大量投資的功勞。1980年，《時代周刊》（Times）的封面故事《機器人革命》（“The Robot Revolution”）讓讀者了解到，全美國的工廠里只有大約3000個機器人，而日本的工廠里有大約1萬個。文章稱，一位通用電氣公司的高管訪問日本時，“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機器人”；他從這次訪問中得到的教訓是，如果再不使用機器人提高生產(chǎn)率，“美國這個國家就要關門大吉了”。雖然《時代周刊》也承認在工人群體中存在焦慮，但整篇文章——從封面上一個微笑的、色彩鮮艷的多用途卡通機器人開始，到最后一段的好萊塢機器人——都在論證美國迫切需要機器人。但最重要的是，《時代周刊》將這場革命描述為工人激進運動的必然結果。它聲稱，在1960年，機器人每小時工作的成本略高于一個工人；但到了1980年，一個機器人每小時的成本僅為4.8美元，而“一個工人的成本通常是15到20美元”?！稌r代周刊》還報道說，工人們自己也把“機器人看作助手而不是威脅”，甚至給它們起了“機械爪克萊德”這樣的綽號來表達他們的喜愛。工會領袖顯然也對機器人表示歡迎，因為它們能讓工人們走上技術含量更高的崗位。當然，《時代周刊》那幅其樂融融的畫面之下也藏匿著威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的一張圖片清楚地挑明了這一點，圖片上畫著一個身穿傳統(tǒng)日本盔甲、高舉武士刀的“電子武士”，他的身下是一張圖表，顯示出美國的機器人數(shù)量遠遠落后于日本。

撰稿人們也用此類機器人形象找來描繪日本人。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在其1961年的暢銷書《蓮花與機器人》（The Lotus and the Robot）中，將“蓮花”與“機器人國度”進行了對比，前者是傳統(tǒng)日本文化的代表，而后者則是他認為的一種向往西方現(xiàn)代性的沖動。當美國人討論日本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經(jīng)濟成功的原因時，他們也同樣使用了那套將日本工人比喻為機器人的陳詞濫調——這些工人不管職位如何，都穿著相同的制服，似乎愿意為了公司的利益而壓抑自己的欲望，一直工作。

搖滾界的冥河樂隊（Styx）1983年的熱門歌曲機器人先生（Mr. Roboto）也許最能體現(xiàn)出日本人是如何被描述為機器人的。這首歌主要講述的是一名白人搖滾歌手與“日本制造的部件”組裝而成的極權機器人戰(zhàn)斗的過程；而在錄像帶里，斜眼齙牙的機器人一句又一句重復著“Domo arigato”（日語“非常感謝”），這一形象主要取材于早些年的反日宣傳。一年后，日本政府非常擔心美國人將日本人看作機器人的傾向，因此專門設計了一檔電視節(jié)目試圖打破這種刻板印象。正如日本公共關系部門的一名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的那樣，這一節(jié)目將證明“日本人不是一天24小時工作的機器人”。美國文化把日本描繪成依靠管控和技術的結合來摧毀美國的機器人般的敵人。

在20世紀晚期的全球化、自動化經(jīng)濟中，制造業(yè)工作崗位減少，薪資水平并未提高，計算機自動化的噩夢對許多工人、工會和社會群體來說變成了現(xiàn)實。即使是那些保住工作或找到新工作的工人，也不得不比機器人出現(xiàn)之前工作更長時間，但卻只能勉強保持原先的收入水平。在此機器人不再是帶來禮物的使者，而是毀滅的化身。最能體現(xiàn)這一轉變的當屬《飛出個未來》。就在1999年圣誕節(jié)前，它向觀眾介紹了另一款機器圣誕老人。但是，與五六十年代的機器圣誕老人不同，這個機器人帶來的不是禮物，而是死亡：因為編程代碼出了岔子，它認為所有人都是壞人。劇中角色艾米向弗萊解釋道：“如果他在天黑后抓到你，會砍掉你的腦袋，并且從他可怕的袋子里拿出玩具塞滿你的脖子。”當圣誕老人和他會噴火的馴鹿遇到弗萊和莉拉時，圣誕老人宣布他們是邪惡的，并拿出一把激光沖鋒槍和許多形似飾品的手雷。當所有的角色都奇跡般地從機器人的怒火中幸存下來后，他們坐在熊熊燃燒的火爐前，唱起了一首新的節(jié)日歌曲：《圣誕老人正朝你開槍》。

在許多工人階級群體看來，圣誕老人變成終結者那樣的毀滅者還真不是在開玩笑。能清楚看出這一點的是，劇集中短暫出現(xiàn)過的這個機器人很像“通用伙計”，它本來應該給60年代的美國帶來禮物，但卻導致了工作崗位的減少。雖然一些制造業(yè)崗位并未消失，但機器人與外包業(yè)務的出現(xiàn)大量減少了半熟練工種，而且隨著人工智能的日益強大，熟練工種也受到了威脅。在此前近一百年的時間里，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在很大程度上對機器人給藍領工作造成的威脅不屑一顧，甚至還幸災樂禍。但是到了21世紀，他們不得不疲于應付機器人對他們的取代。

（本文摘自《機器人簡史》，[美] 達斯汀·阿伯內特（Dustin，A.，Abnet）著，李尉博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