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黑死病過后的人類

【編者按】

14世紀爆發(fā)的黑死病是影響歐洲最深的事件之一，德國歷史學家福爾克爾·賴因哈特（Volker Reinhardt）是國際學界研究意大利史的翹楚，他在《瘟疫的威力：黑死病如何改變世界，1347~1353》一書中還原了從亞洲開始到在歐洲暫時消亡的疫情過程。他認為，如今的人們應當感謝醫(yī)學的進步，但即使是最近的新冠大流行也不會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大瘟疫的經(jīng)驗并沒有帶來任何全新的想法或行為方式，而是在瘟疫造成巨大沖擊后鞏固并加強了長期以來就已樹立的各種信念、基本態(tài)度和發(fā)展傾向?！?/span>

本文摘自《瘟疫的威力：黑死病如何改變世界，1347~1353》（社科文獻出版社·索恩2023年3月版）的第三部分“瘟疫過后的人類”。

適應、預防和文化影響

1347年至1353年出現(xiàn)大規(guī)模死亡之后的最大沖擊是這樣的體驗：這種流行病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每隔10至15年又會定期再次出現(xiàn)。在意大利，14世紀60年代初又一次發(fā)生了疫情。無論是醫(yī)生、神學家還是占星家都沒有對這種致命的反復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作出任何新的解釋。他們采用的都是傳統(tǒng)的說法。如果相信他們的解釋，那么行星又一次處于不利的位置，而且上帝的憤怒也沒有得到緩解。否則怎么會這樣呢？所有從瘟疫的第一次肆虐寫起的編年史都指出，人們的希望并沒有實現(xiàn)，即沒有通過更好的人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相反，瘟疫過后人們比疫情前更糟糕，更貪圖享受，更不道德。上帝理應懲罰人類，這一中心論點在這種背景下自然而然地為人們所相信。即使是那些當瘟疫首次出現(xiàn)時失去威望最多的醫(yī)生也沒有想方設法去開發(fā)新的理論或研究，而是堅持他們的理論：疾病源于人類體液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在這場瘟疫中，是由致命的氣體造成的，而后者歸根結底又是星象帶來的。

醫(yī)生們并沒有轉向實驗醫(yī)學，即通過解剖死者來研究人體，雖然據(jù)說教宗克雷芒六世曾下令進行這種研究。這種新的方式和方法在1500年以后，即到了列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和安德烈亞·維薩里烏斯（Andrea Vesalius）的時代才出現(xiàn)，即使如此，也只是零星案例，而且遭到了科班醫(yī)生們的激烈反對。因此，醫(yī)療手段無能為力；統(tǒng)治者不得不長期自問，將來如何掌控像1348年那樣的巨大危機。從邏輯上講，他們應該效仿米蘭這個未受災難肆虐的城市。對成就卓著的統(tǒng)治者盧奇諾·維斯康蒂的后代來講就更是如此了。這些考慮的結果是于14世紀60年代初在米蘭城墻外建造了一個巨大的野外醫(yī)院，供那些黑死病患者或疑似病人使用。然而這一次，這一措施未能阻止瘟疫進入城墻內并引發(fā)了隨后的感染。

當瘟疫于1373年第三次侵襲倫巴第時，執(zhí)政者貝爾納博·維斯康蒂（Bernabò Visconti）想到了他祖先的成功秘方，把那些被感染或疑似被感染的人的房屋門窗用墻堵死，據(jù)說直到他們不再有生命跡象為止。事實上，這次瘟疫的影響確實非常有限，貝爾納博就像盧奇諾一樣作為典型的暴君被載入史冊。在砌墻堵死門窗的同時，他還無情地驅逐了所有有疑似癥狀的人，這種方法也被證明是有效的，但代價是犧牲了農村的利益，那里的感染擴散得更加厲害。

這位權力意識很強的統(tǒng)治者所采取的另一項措施也遠遠超出了大多數(shù)統(tǒng)治者純粹作秀的范疇——統(tǒng)治者作秀在黑死病肆虐的幾個世紀里一直都很流行。他下令所有城鎮(zhèn)和村莊建立所有疾病病例的清單，特別是有黑死病癥狀的病例，以便立即對受感染的人進行隔離——在智能手機發(fā)明之前，這無疑是追蹤感染傳播的最有效方法。

在1399/1400年的瘟疫期間，在貝爾納博的繼任者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康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的領導下，人們首次對貨物，特別是布匹，進行了系統(tǒng)清掃，以便排除它們作為疾病攜帶物的可能。所有這些措施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都是明智的，能夠防止跳蚤傳播細菌，采取這些措施完全是由毫無偏見的經(jīng)驗所決定的，否定了學者們的“致命的空氣理論”。

達爾馬提亞的貿易城市拉古薩（Ragusa）［現(xiàn)在的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在1377年下令對所有新近來自潛在的瘟疫地區(qū)的人進行30天隔離也屬于這種情況。此后不久，隔離期在威尼斯又延長了10天，并且人們使用“Quarant?ne”一詞（來自意大利語quaranta，意思是40）來稱呼這種從那時起越來越普遍應用的隔離方法。從1423年起，這個潟湖共和國對來自“可疑”地區(qū)的旅行者采取了更嚴格的措施。這些人被關在潟湖中一個偏遠島嶼上的醫(yī)院里達40天之久。但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顯著的效果，因為其執(zhí)行力度不夠；而且相關人員的社會地位和賄賂行為很容易制造特例。此外，還缺乏執(zhí)法人員，如警察和軍隊等。這樣一來，對許多代人來講，瘟疫就成為其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從而成為歐洲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大的問題在于，瘟疫在多大程度上永久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秩序。在19世紀和20世紀回首往事之際，人們絲毫不懷疑，大規(guī)模死亡的沖擊體驗肯定給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影響深遠的理論也如雨后春筍般相應出籠，它們涵蓋了經(jīng)濟長期疲軟的現(xiàn)象（特別是農業(yè)部門），普遍的“中世紀晚期的危機”，享樂主義的奢侈消費階層對現(xiàn)代早期資本主義的促生，新的冥想式虔誠的出現(xiàn)，以及文藝復興的破曉，也就是整個新時代的黎明——諸多論點不勝枚舉，在此僅羅列人們提出的鼠疫的幾個最重要的全球性影響。試圖這樣解釋歷史完全可以理解，非但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極其通俗易懂，然而，歷史很少 按照規(guī)律行事。要把“瘟疫的因素”確定為推動歷史變化的力量，就必須準確地了解實情并進行多層次、多方面的區(qū)分。

一無所有者的經(jīng)濟優(yōu)勢

佛羅倫薩瘟疫中的失意者馬爾喬內·迪·科波·斯蒂法尼已經(jīng)對道德的普遍墮落、通貨膨脹和城鄉(xiāng)下層階級厚顏無恥的訴求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雖說他的回顧性評論充滿了對這些厚顏無恥之徒的怨恨，但他的一些觀察從細節(jié)上講可以說是準確的。他的憤怒甚至大大加深了他對實際變化的看法。在佛羅倫薩市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經(jīng)濟生活中出現(xiàn)的第一個重要變化，是設立了一個新的機構來解決價格和工資方面的糾紛。這位“Giudice della grascia”（字面意思是“食品法官”）要對許多沖突作出裁決，而這些沖突的原因他卻無法真正解決。一個事例是，老百姓抱怨他們的工資在瘟疫期間和瘟疫之后跟不上生活費用的急劇上漲，從而要求對基本的食品，例如面包和葡萄酒，設定價格上限。根據(jù)馬爾喬內的說法，佛羅倫薩也確實這樣做了，然而這種價格上限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了相反的效應，因為供應商們直接就去了其他不受監(jiān)管的市場。

對“昂貴生活”的這種抱怨在開始時是合情合理的，但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很快帶來了補救措施，而這又讓馬爾喬內非常惱火：“農村的勞工要求簽訂新的承租合同，根據(jù)這些合同，他們將擁有幾乎所有的收成。而且他們很快就學會了得寸進尺，要求土地所有者為他們提供耕牛并自擔風險和費用。除此以外，他們還為其他人勞動以換取報酬。另外，他們還學會了如何不再償還債務，也不再付租金。有鑒于此，佛羅倫薩通過了新的法律。但雇用勞動力變得越來越昂貴。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可以說，土地已經(jīng)屬于佃戶了：他們要求得到耕牛、種子和優(yōu)惠條件下的預付款?！比サ舢斨械目鋸埑煞郑鞘兄械雀辉５耐恋厮姓邞嵟卦V的這些變化已被研究所證實。

馬爾喬內如此憤慨地描述的這種經(jīng)營形式叫作mezzadria，即“半租”，承租人需要將一半的收成作為租金繳納，土地所有者則提供所謂的“生產資料”。這種土地使用制度在1348年比較新穎，瘟疫造成的后果應當對這種制度的推廣起到了非常大的促進作用。對于佃農來說——這一點馬爾喬內也是言之有理——這是一個實質性的改進，特別是在接管較大面積的耕地時，因為通過這種方式他可以將自己多余的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出售，而且至少在瘟疫過后的頭幾十年，佃農因為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的有利價格而受益匪淺。

這些改善后的條件充分反映了1348年后人口和經(jīng)濟結構的根本轉變，而且遠遠超出了佛羅倫薩和意大利的范圍：正如同時代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指出的那樣，這場瘟疫對社會的打擊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是說對下層階級的摧殘比對精英階層明顯要嚴重得多。出于這一原因，勞動力在各行各業(yè)都變得稀缺而昂貴；從長期來看，整個歐洲的紡織工人以及家庭用人和農業(yè)工人的工資明顯上升，這讓他們的雇主非常惱火。農村的有些情況對土地出租人來講甚至發(fā)展到了糟糕透頂?shù)牡夭?，許多農場荒無人煙，很難重新啟用。佃農們充分利用這一狀況通過談判達成了更有利的條件——對馬爾喬內和他的同僚們來說，這是一種無恥的敲詐，使 上帝規(guī)定的秩序陷入混亂。在瘟疫發(fā)生后，即使在城市里，中、下層階級的情況也顯然變得更好了一些，他們的自信心可能也隨之增長。瘟疫改變了經(jīng)濟力量的平衡，使其朝著有利于政治上無權無勢者的方向發(fā)展。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優(yōu)勢轉移到他們身上呢？

如果審視人們的行為，你們就會看到，所有獲得巨大財富和權力的人都是通過欺騙或暴力獲得這些財富和權力的。而他們又把通過欺騙和暴力獲得的東西稱為憑良心賺來的利潤，以掩蓋賺取這些利潤的卑鄙方式。那些由于缺乏洞察力或過度疑慮而不敢走這條路的人，將在依賴和貧困中潦倒。因為忠誠的仆人永遠是仆人，誠實的人永遠是窮人，只有那些不忠誠和滑頭的奴仆才會擺脫奴役，就像甩掉他們的破衣爛衫一樣。上帝和大自然把這個世界的貨物放在人的中間，結果招來的更多是搶劫而不是誠實的努力，更多是邪惡的藝術而不是善良的藝術。

馬基雅維利

馬基雅維利就是這樣替歷史上有案可稽的佛羅倫薩梳毛工人領袖道出心聲，證明他的呼吁是正確的。梳毛工人領袖要求堅決將推翻現(xiàn)有秩序的行動進行到底，并且要確立自己作為新的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統(tǒng)治階層一員的地位。馬基雅維利，這位近代早期歐洲（乃至更廣大范圍內）最激進的前衛(wèi)思想家，于16世紀初期說出了1378年的革命者和他們的領導人想要表達的思想。梳毛工人通過他們的行動，即敢于爭取與批發(fā)商、銀行家和紡織品制造商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已證明，1348年的大規(guī)模死亡造成了許多后果。社會等級的劃分并不是永恒不變的，更談不上存在什么上帝規(guī)定的秩序。否則，上帝為什么會允許現(xiàn)在發(fā)生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呢？然而，敢于這樣想的大概只有那些不怕失去任何東西的人了。與這些人相反，富人則轉而進入守勢，無論在精神還是在社會政治戰(zhàn)略層面上。

瘟疫對城市和農村下層階級工資的影響，如佛羅倫薩所顯示的那樣，也大體上符合歐洲大多數(shù)國家的情況。那些在此時開始的周期性發(fā)生的大瘟疫中幸存下來的人從許多方面來講都是經(jīng)濟上的贏家，特別是在社會的底層。馬爾喬內所說的關于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之間令人不齒的權力結構變更在歐洲大陸的大部分地區(qū)都得到了證實。鑒于這種流行病的周期性侵襲，許多農村居民點遭到遺棄，以至于土地所有者不得不為土地的使用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另外，鄉(xiāng)村自主權和自治權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也得到了擴大和加強。在15、16世紀之交，這些成就由于人口的復蘇以及占有土地的貴族階級采取的鞏固和集中化措施而面臨極大的危險。其后果是1524年和1525年的農民起義，這些起義發(fā)展成“農民戰(zhàn)爭”，被載入史冊。

下層社會新的自信心

瘟疫通過何種方式改變了經(jīng)濟、社會和政治，這一點可以很精確地加以還原。與此相反，這場大流行病給廣大階層的心理帶來了哪些變化，在很大程度上還處于假設和猜測的階段。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是現(xiàn)存的資料只反映了精英們的精神面貌，即指引他們生活的既定立場、世界觀、視野、想象力和信仰，這往往與下層社會的精神面貌相去甚遠。只有在對迫害猶太人、鞭笞者游行等集體行為的描述中，我們才得以一窺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但當涉及這些群眾運動的動機和驅動力時，文本往往都錯誤地夾帶著精英們的看法和判斷標準，譬如世俗和教會法庭的記錄就反映了這一點，因為這些機構受命對此類集體行動進行調查和懲罰。因此，要說大規(guī)模死亡發(fā)生前后出現(xiàn)了“心理危機”，不管這樣的論斷是籠統(tǒng)的還是深入的，委婉一點講，都很難成立。

其中一個廣泛流傳的論點認為，大規(guī)模死亡的恐怖導致人們對死亡，并因此對生命有了一種新的認識，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更深刻的信仰感，一種永久的“死亡意識”（Memento mori），一種更自覺的個人的宗教信仰。另一個完全相反卻同樣流行的論點則認為，那種感覺到個人的生存是多么危險、多么脆弱的經(jīng)歷會促生一種堅定的“及時行樂”（carpe diem）的逆反心理，即要盡可能暢快淋漓地品味短暫的人生中所能享受的一切。這兩種論點都建立在當時的瘟疫報告之上，卻很難找到旁證，當然也無法量化。更何況在14世紀，哪怕在“正常年代”，死亡這件事的分量也非同小可。一般來說，嬰兒死亡率可能遠遠超過50%，在下層階級中甚至更高，而即使度過了生命中特別危險的最初階段，人們的平均預期壽命也幾乎不可能超過30歲。所以人們并不是從1347年開始的瘟疫經(jīng)歷才認識和體驗到人類生存的脆弱性。因此可以非常謹慎地假設，在大規(guī)模死亡期間，雖然確實出現(xiàn)過兩種完全對立的反應，即刻骨銘心的虔誠和無節(jié)制的享樂主義，但肯定不像資料所描述的那樣普遍，而且也甚少持續(xù)很久。

下面這個結論應當更可靠一些，即“上面的人”的大規(guī)模死亡在下層階級中引發(fā)了對許多事物的全新感受：人類是平等的，精英具有脆弱性，而且他們的統(tǒng)治基礎隨時可以被撼動，佛羅倫薩的梳毛工人起義就是一個例子。那些關于普通百姓前所未有的放肆行為的報道本身雖然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因此并不能證明人們心理狀態(tài)的實際變化，但由于它們如實反映了工資急劇增長、城市工作條件和農村用地條件明顯改善等無可辯駁的事實，就起碼說明，瘟疫的經(jīng)歷使下層社會變得更加自信，他們的為人處世也更加自如。

在這種背景下，15世紀意大利文化史上的一個基本特征得到了有力的佐證：這一時期的精英們想盡一切辦法強調自己跟中、下層階級的不同之處，他們標榜自己擁有更高貴的人格，著意以宮殿、別墅和禮拜堂墓穴彰顯身份，精心設計充滿儀式美感的日常生活，穿著優(yōu)雅的服飾，使用高雅的語言，講究精致的餐桌禮儀，在意喜怒不形于色。正是這種趨勢，更確切地說是這種強化和壟斷社會聲望的強制做法，使得我們擁有一個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回過頭來看，這大概是大瘟疫中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蕩平了曾經(jīng)的高貴與特權，繼而又催生了新的自我意識。

在經(jīng)歷了瘟疫的背景下，不同階層的自我意識在增強，表現(xiàn)為有宗教動機的群眾運動，諸如鞭笞者的游行，以及令人震驚的反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即使處于較高地位的圈子和階層對這種運動的動機和行動影響巨大，但毫無疑問，城市和農村的下層階級不僅在這些運動中被發(fā)動起來，而且也出于主觀愿望并為了自身的利益而變得活躍。同樣，在十分謹慎的前提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瘟疫的經(jīng)歷造成的結果是，所有階層的人都越來越失去信任，因為無論是世俗還是教會的權威機構都未能對這場災難作出確切的解釋，也未能有效地組織抗疫，他們因此而失去了信譽。這種經(jīng)歷可能會導致人們呼喚偉大的救世主，或者激發(fā)自救的沖動。從政治上看，前一種當時可能特別有吸引力，從宗教上看，則是后一種更具有吸引力。

教會高層的態(tài)度在不經(jīng)意間推動人們在災禍即將或已經(jīng)發(fā)生之際自己組織與上帝的溝通，從而獲得救贖的動力?？死酌⒘酪蚪拱血q太人當作瘟疫的起源進行迫害而成為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得到啟蒙運動領軍人物伏爾泰認可的教宗之一，直到今天仍然享受著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尊敬。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這種對理性的呼喚如同禁止流傳甚廣的鞭笞者運動一樣，對廣大的樸素信眾來講是恐嚇、冷漠、傲慢和敵視大眾的做法，所以肯定加深了教會領導層和教會信徒之間的鴻溝。教宗和教廷雖然對此作出了反應，但時間明顯間隔得太久。

一種縮小教會和人民之間鴻溝的有效方法是大力宣傳瘟疫中的圣人，因為召喚這些上天的護衛(wèi)使者以理想的方式迎合了普通民眾要求進行預防和保護的訴求。這樣，圣徒們就在天堂承擔起跟人世間有影響力的人物相同的功能。然而，教會很遲才意識到，在疫情期間需要一個專門提供幫助的庇護人，以滿足人們請求上天保護的需求。直到15世紀，崇拜抵御瘟疫的護衛(wèi)者圣洛克（Rochus）的做法才逐漸從法國南部流行起來。2020年突然被推到風口浪尖上的圣科羅納（Corona）原本不屬于這個圣徒圈子。根據(jù)不同的傳說，她作為基督教的女信徒在皇帝馬可·奧勒留（Mark Aurel）或戴克里先（Diokletian）的統(tǒng)治下殉道，但對她的崇拜總是局限于個別地區(qū)，如威尼托（Veneto）、安科納（Ancona）周圍和巴伐利亞等地，她的保護對象也僅限于屠夫、金錢和有染疫危險的牲畜。把后一種“管轄任務”擴大以后，她才成為抵御新冠病毒肺炎流行病的護衛(wèi)者。

在14世紀晚期的英國，黑死病與大眾心態(tài)之間卻呈現(xiàn)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交叉聯(lián)系。在這里，學識淵博的神學家約翰·懷克里夫（John Wyclif）從14世紀70年代起對教宗的權限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的攻擊最終發(fā)展成對教宗制度的徹底否定和對其合法性的全面抨擊，譴責教宗為敵基督者。與此同時，懷克里夫還發(fā)展了一種神學，即神圣的恩典選擇與宿命的神學，它排除了教會在上帝和信眾之間進行調解救贖的所有資格。英國一些教區(qū)的居民在瘟疫期間也有過類似的經(jīng)歷：在沒有神職人員的情況下，許多權限，在極端情況下甚至連聽取懺悔和赦免罪過這樣的權限都被委托給普通的信眾。懷克里夫激進的反教會立場顯然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民眾的怨恨與訴求，就像1381年的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所證明的那樣。毫無疑問，人們總是忍不住聯(lián)想到其他一些事例，例如17世紀的清教主義也擺脫了等級森嚴的教會的干預，但這種聯(lián)想實際上包含著極大的投機性。

疫情下的社會心理史縱有再多的零星碎片，也無法拼湊成一個完整的畫面。作為一門科學的歷史也應當承認無知，因為過去的歷史永遠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得到復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