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羅馬學院銘牌（本文圖片除特殊說明之外均由周之桓拍攝）
1872年7月，30歲的著名法國古希臘羅馬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Albert Dumont寫道：“羅馬考古研究所（Institut archéologique de Rome）長久以來并繼續(xù)仍是歐洲古代遺跡的博學研究與藝術史領域的第一所（亦有排名第一之意）學院。這一機構，由法蘭西與德意志共同創(chuàng)建，直至1871年都還擁有國際化特征。當時柏林政府的一紙政令將它徹底普魯士化，由此它現在將法國人排除在外。同時普魯士內閣大比例提高了該研究所的預算，并決定在希臘創(chuàng)辦一所考古學院，用龐大的經費為其國民增加了考古行動，以至于目前在東方到處都是德國的專家學者。”（法國國家檔案館，編號F17 13600）羅馬考古研究所即1829年主要由德國、法國以及意大利學者在永恒之城羅馬創(chuàng)辦的考古通訊研究所（Institut de correspondance archéologique/Istituto di corrispondenza archeologica），總部雖位于柏林，但所有主要科研活動都在羅馬開展，在考古學的發(fā)展史與古羅馬研究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然而1870年爆發(fā)的普法戰(zhàn)爭使得歐洲學術共同體的這一合作破裂。1870年9月1日，法軍在色當戰(zhàn)役中慘敗，9月4日成立第三共和國，國祚僅有18年的法蘭西第二帝國滅亡，拿破侖三世被迫交出權力，并于翌年3月1日正式退位。一天以后，1871年3月2日普魯士當局在凡爾賽頒布政令，考古通訊研究所被直接劃歸柏林王家學術院（K?niglich-Preu?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法語中一般稱為Académie royale de Berlin）。1874年，它成為了德意志皇家考古研究所（Kaiserliche Deutsche Arch?ologische Institut），也即今天大名鼎鼎的德國考古研究所羅馬分部（Deutsches Arch?ologisches Institut Rom）。
德國考古研究所羅馬分部入口
學術對這場戰(zhàn)爭與歷史劇變無能為力，但正是在這一國家與民族的至暗時刻，在Dumont與法國學術界高層的共同努力下，一個半世紀以前，著名的法國希臘學院（école fran?aise d’Athènes）在1873年成立了羅馬分部（succursale）。三道政令之后，1875年，在意大利及地中海歷史與考古研究領域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國羅馬學院（école fran?aise de Rome，或譯“羅馬法國學院”）正式成立。
法國羅馬學院
如今，法國羅馬學院是一所科研、文化與專業(yè)性的公共機構（e?tablissement public a? caracte?re scientifique, culturel et professionnel），隸屬于法國高教與科研部（Ministe?re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et de la Recherche）。其主要辦公地點（行政、科研及圖書館）位于羅馬市中心法國駐意大利大使館所在的法爾內塞宮（Palais Farnèse/Palazzo Farnese）。1975年，為紀念學院正式誕生一百周年，由時任院長Georges Vallet主導，學院在臨近的納沃納廣場（Place Navone/Piazza Navona）增設了另一處辦公地點（該房產由法國政府于1966年出資購買），主要為接待訪問學者之用，并可以舉行小型講座，擁有附屬辦公機構，還可從學院內部直接通達其地下的古羅馬考古遺址。從1999年起，學院與國家科研中心（CNRS）共同負責位于那不勒斯的Jean Be?rard中心，主要研究意大利南部與大希臘考古與歷史。法國羅馬學院與法國雅典學院（E?cole franc?aise d’Athe?nes）、法國東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c?ais d’arche?ologie orientale）、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以及委拉斯開茲之家（Casa de Vela?zquez）共同屬于法國海外學院網絡。法國羅馬學院在國際考古研究網絡的構建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法國羅馬學院，法爾內塞宮（Palais Farnèse/Palazzo Farnese）
學院主要致力于羅馬、意大利、馬格里布以及亞得里亞海沿岸東南歐地區(qū)從史前至今的考古、歷史和其它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與科研培養(yǎng)工作。其最核心的任務聚焦于中部地中?？脊拧⒘_馬文明史、意大利史與教會史。
學院的圖書館久負盛名，保存超過21萬卷相關領域的專業(yè)藏書，其中18萬為開卷閱覽，包括2200種專門研究期刊。從1881年起，學院出版專業(yè)期刊Me?langes de l’E?cole franc?aise de Rome，包括古代、中世紀以及近現代意大利與地中海三大部分。從1876年起，學院出版專業(yè)叢書《雅典與羅馬學院文庫》（Bibliothe?que des E?coles franc?aises d’Athe?nes et de Rome），1964年起出版《法國羅馬學院叢書》（Collection de l’E?cole franc?aise de Rome）。
法國羅馬學院圖書館一景
目前，學院每年在意大利、亞得里亞海沿岸以及北非承擔十項考古發(fā)掘工作、支持34項科研項目、出版25本著作，并接待駐院研究員與眾多獎學金獲得者前來訪學。法國羅馬學院是意大利與中部地中海世界研究以及法國國際歷史與考古科研體系中的重要一環(huán)。
如今，在羅馬聚集了大量西方國家的歷史與考古研究機構。在法國羅馬學院建立以后，西方主要國家先后在羅馬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機構，比如美國于1893年建立美國羅馬學術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或譯“羅馬美國學術院”），英國于1901年建立了英國羅馬學院（British School at Rome，或譯“羅馬英國學院”）并于1912年獲得王家特許狀。
到意大利去：17至18世紀的大游歷（Grand Tour）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文藝復興之后，從17世紀起，歐洲人逐漸流行去外國游歷，目的地通常是歐洲各主要藝術文化中心，比如法國、低地國家、德國等地，這能幫助歐洲人適應與了解別國文化并理解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史稱“大游歷”。而在所有目的地中，意大利這一文藝復興遺產的主要繼承者是首要目的地。而在亞平寧半島，又以羅馬與威尼斯為首選，尤其是羅馬。經法王路易十四批準，科爾貝于1666年在羅馬建立了著名的法國學術院（Académie de France），1803年拿破侖將其遷移至著名的美蒂奇別墅（Villa Medici）。自然之美與古希臘羅馬的理想之美構成了這一時期藝術家筆下的兩大重要主題。
大游歷者代表夏多布里昂的花園，其中有很多他從異域帶回來種植的植物
而到了18世紀，大游歷具有了社會功能，它是上層社會展現財富與教育水平的手段，下層社會也寄希望于大游歷來實現現在的層級躍升。對于貴族青年來講，大游歷是完善他們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在當時的法國，可以說各年齡段的法國人，不論貧窮與富貴，都爭相翻越阿爾卑斯山前往意大利——藝術之地、古典之地、文化之地、宗教之地。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知識被認為不再是由權威傳授而是通過個人經歷獲得。意大利是認識自然與人的最佳試驗場。游歷的范圍漸漸也擴大了，異域，東方，甚至美洲。比如法國浪漫主義代表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曾前往耶路撒冷和美洲等地。
也正是在大游歷的背景下，歐洲人不斷發(fā)現意大利，一些重要的古代遺址被發(fā)現，其中就有1738年發(fā)現并發(fā)掘的赫庫蘭尼姆古城（Herculaneum/Ercolano）與1748年的龐貝古城（1599年部分古城墻因開辟下水道而發(fā)現）。
考古學與古典學的興起
這些發(fā)現開始催生現代考古學。而當時的戰(zhàn)爭、政治與探險活動也與之密不可分。1798年至1801年拿破侖率領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東方遠征軍攻打名義上由奧斯曼帝國管轄的埃及。與拿破侖軍隊隨行的還有各行各業(yè)的學者專家與探險者。這為日后考古學發(fā)掘工作打下了基礎。1822年，商博良破解了埃及象形文字，到了三四十年代，貝希斯敦銘文也被破解。當時的歐洲流行探索古代文明，而被認為是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羅馬文明自然是重中之重。
溫克爾曼紀念碑，的里雅斯特
古典學應運而生。德國學者溫克爾曼于1764年出版了著作《古代藝術史》，被認為是古典考古學與藝術史的重要源頭。1777年青年沃爾夫在哥廷根大學注冊時提出想要學習古典語文學。1795年，他出版了《荷馬導論》。由此，考古學與藝術史以及語文學成為了古典學的兩套重要研究方法，學者通過研究古代遺跡與古代文獻來理解古典文化的精神本質，重獲古典理想。
學術研究需要系統化與制度化，現代大學與科研體系也逐漸被創(chuàng)立。1806年秋，拿破侖軍隊挫敗第四次反法同盟，橫掃普魯士軍隊，這也促使了普魯士發(fā)起自上而下的改革。洪堡于1809年創(chuàng)辦柏林大學，改革普魯士原有的教育模式，并設立以學習古典文化為核心的課程，著手建立一套現代化大學體系。
現在的柏林洪堡大學
1829年由德、法、意學者為主導共同創(chuàng)辦的考古通訊研究所便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建立的，它用制度化與科學化的方式為古典考古學與藝術史提供保障。不過這種德法學者主導的古典考古機構與當時亞平寧半島政局不穩(wěn)以及各種外國勢力滲透有關，比如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就曾長期控制教皇國（或教宗國）。
法國國家考古博物館
可以說，19世紀的考古學帶有民族主義傾向，并與政治緊密相連。比如法國對希臘獨立的支持并長期對后者提供庇護，獨立戰(zhàn)爭后，1829年至1831年，Morée根據埃及遠征軍考察團的形式組建了一支考察隊，對希臘展開調查。法國駐希臘大使與希臘政界方面也希望聯合起來對抗英國在東地中海的勢力?！胺▏鴮W院是英國的產物?！痹诋敃r愛希臘主義（philhellénisme；或譯“希臘熱”）與學術界的要求下，七月王朝（1830-1848）期間，法國政府于1846年建立了希臘第一所外國考古機構：法國雅典學院。進入第二帝國時期，拿破侖三世本人也對歷史與考古研究癡迷。在諸多學者的幫助下，他完成了著名的《凱撒傳》，并下令發(fā)掘高盧遺址阿萊西亞（Alésia），凱撒率領的羅馬軍團就曾在這里戰(zhàn)勝了高盧人?；实圻€創(chuàng)辦了古代凱爾特與高盧及羅馬博物館，即現今法國國家考古博物館。
法王路易-菲利普于1846年9月11日簽署的設立雅典學院令 ? EFA
民族主義傾向也導致羅馬考古通訊研究所這種西方大國之間合作性質的研究所制度終將破裂。
19世紀中葉的法蘭西知識界與德意志模式
19世紀60年代，在語文學家、哲學家Ernest Renan（1823-1892） 以及哲學家、政治家Victor Cousin（1792-1864）等知識分子的呼吁下，法國歷史學家、公共教導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后來的法國國家教育部前身，即現今的國家教育與青年部）部長Victor Duruy（于1863-1869年擔任部長）展開了一項對歐洲高等教育體系的調查。Duruy最早是因為拿破侖三世要創(chuàng)作《凱撒傳》而被皇帝召見的，其后出于政治考量以及其自身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威望而被任命為部長，決心改革法國的教育體系。調查的結果顯而易見，德國大學體系，尤其是柏林大學，優(yōu)勢明顯。“歐洲大學之母”索邦機構冗雜，浸淫教條理論，設施老舊，教職過少。而柏林大學開創(chuàng)的研討班（Seminar）模式注重實際，專注科研本身。于是，1868年7月31日政令被頒布，在索邦內成立了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為了表明德式注重實踐的研究取向，高等研究院被冠名為“實踐（pratique；或譯為‘應用’）”，即高等研究實踐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但在當時一般通稱高等研究院），彰顯了其實證主義學風與實驗精神。
雪中的索邦廣場
然而兩年后法蘭西第二帝國就走到了盡頭，高教與科研改革受到了極大影響。普法戰(zhàn)爭的失敗給法國知識界帶來的影響與刺激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們已經認識到了法國原有體系的問題，應該向德國學習。但另一方面，戰(zhàn)爭敗北又進一步激發(fā)了民族主義，令他們不愿意低頭，失敗者雖應當向勝利者學習，但在心理上需要承受很大的壓力。而德國作為戰(zhàn)勝國，也毫不留情。凡爾賽會議上，位于羅馬的考古通訊研究所被直接劃為了普魯士政府的財產，并將法國學者排除于該機構。
其實法國原本在意大利尤其是羅馬享有很大影響力。當時的意大利正在進行統一運動。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定都都靈，但羅馬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拿破侖三世支持教皇國，并在羅馬駐軍。然而由于普法戰(zhàn)爭爆發(fā)，1870年8月皇帝召回法軍，無力再保護教皇國。拿破侖三世原本是羅馬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但1870年以后一切都發(fā)生了改變。法國學者在羅馬與意大利的古典考古學與藝術史研究工作受到了極大沖擊。
日暮西山，古羅馬廣場上的殘垣斷壁
而普法戰(zhàn)爭前后的德國其實在考古學領域已經占據了先機，尤其是高教科研體系現代化，用制度的方式為學術發(fā)展提供保障。在德意志共有16個考古學與藝術史教席：萊比錫、哥廷根、波恩、柏林、哈雷（Halle）、慕尼黑、海德堡、多爾帕特（即愛沙尼亞塔爾圖）、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維爾茨堡、圖賓根、斯特拉斯堡（普法戰(zhàn)爭后割讓給德國）、耶拿、馬爾堡，其中斯特拉斯堡擁有三個考古學講席。此外，在德語學術界還有維也納和布拉格兩個重鎮(zhèn)。如果算上古代政治與宗教方面的講席，則數量更多。德語世界擁有眾多古典學或者說古代學領域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家，比如大名鼎鼎的蒙森（1817年至1903年）。德國已經在主導編纂兩套重要的史料集成：《拉丁銘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與《德意志歷史文獻》（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當時很多法國學者并不認為德國已經領先，還有的則認為這種領先與潮流已經勢不可擋，只能甘居其后。不過Dumond并不茍同，他在1872年指出：
“德國確確實實大力支持原始遺跡、銘文、人物場景的研究，并從中學開始就讓學生熟悉于此?，F如今離開考古學而研究古代是一項不可能的工作。此外這些研究能改正僅僅局限于文學的教育所帶來的模糊與雄辯的成份；這些完全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精確科學的方法：它們要求耐心、理智與實踐；它們使精神習慣于嚴謹并由此使得它們具有普遍影響力，德國大為看重這一點是很有道理的。德國的行為已經被一個如此明智的計劃規(guī)定下來了，而對此感到害怕之人，他們忘了我們自身獨有的優(yōu)點。我們也能和德國做得一樣好；只要我們愿意，我們能做得更好。”（法國國家檔案館，編號F17 13600）
法蘭西的應對與羅馬學院的創(chuàng)立：1873年至1875年
為了應對德國在考古與藝術史方面的領先優(yōu)勢，1872年Dumont提出了兩點建議，要在羅馬建立一個法國的考古通訊研究所，以及籌備一所考古與藝術史學院。當時原有的專家與收藏家都已經隸屬于普魯士的考古研究所，因此迫切需要從意大利、希臘以及東方召集與組建法國自己的專家團隊，并需要有專門的出版物來展現研究進程。
Albert Dumont ? EFR
法國學者想到的辦法是利用法國雅典學院的現有學術資源，設立雅典學院的羅馬分部。Dumont自己就曾是雅典學院成員（membre）。他最初的設想是，雅典學院的第一年成員在羅馬度過12或15個月，他們將在永恒之城學習考古學，做好前往希臘開展工作的準備。法國在羅馬掌握大量地產，并擁有歷史悠久的羅馬法國學術院。不過1872年時美蒂奇別墅尚無法提供住宿，因此科隆納宮（Palazzo Colonna）是一個備選方案。此外，美蒂奇別墅的圖書館也亟需擴大。
第二帝國剛剛結束，阿道夫·梯也爾（1797-1877）建立了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此時的法國處在社會劇變時期，而且羅馬也不再位于法國的勢力范圍之內，在這樣一個時期要在國外創(chuàng)立一個常設的以考古為中心的學術機構并非易事。在創(chuàng)建的過程中，Félix Ravaisson-Mollien（1813-1900）起了關鍵作用，尤其是說服法國政界高層來讓他們意識到在羅馬建立科研機構的重要性。Ravaisson-Mollien是法國著名哲學家與考古學家。他是謝林的學生、伯格森的老師，其思想極大影響了保羅·利科。由于他對Victor Cousin的折衷主義（éclectisme，來自于古希臘語?κλεκτικ??）的批判，導致他被這位政治家排除在大學體系內，無法獲得教職。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學術生涯。他曾是史學大家米詩萊在法蘭西公學院的秘書、圖書館以及高等教育的觀察員（inspecteur général）。自1870年起，他擔任盧浮宮古代部門與現代雕塑部門管理員。而且他還是一位雙料院士：1849年起擔任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士，1881年當選道德與政治科學學術院院士。其實早在1856年羅馬帕拉蒂尼山（Mons Palatium/Monte Palatino）考古發(fā)掘時，法蘭西公學教授（1861-1885）、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士（1856-1885）、拉丁銘文學家Léon Rénier（1809-1885）就曾請求Ravaisson-Mollien向拿破侖三世提出要在羅馬建立一個常設機構，未果。于是在普法戰(zhàn)爭后，他向新部長Jules Simon（1814-1896）再次提議。
在法蘭西學會（Institut de France，即法國五大學術院所在地）穹頂下
Simon很早就被梯也爾召集到臨時政府中，其后他擔任了國防政府公共教導部部長，直至1873年。此后，他于1876年至1877年擔任部長委員會主席（Président du Conseil des ministres；或譯“部長理事會”，是第三、第四共和國政府首腦，起初是為了調解總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從第五共和國起，該職位改稱總理）與內政部長。1863年他當選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士。1865年12月16日他當選了終身議員（Sénateur inamovible），并于同一天當選法蘭西學術院院士。這位高師畢業(yè)生是Cousin的學生，并繼承了他老師在高師與索邦的教席。同時，他早年還是一位記者，撰寫了大量公共文章。1851年時，作為“共和黨人”的他曾因拒絕向帝國宣誓而被革職并調任南特。如今在國防政府中，他位高權重，并在知識界有巨大號召力。當Ravaisson-Mollien向這位部長表示想要在羅馬建立一個碑銘與考古研究所的時候，Simon表示全力支持。
正是這位部長說服總統梯也爾，并在1873年簽署政令：1873年3月25日，法國雅典學院的羅馬分部創(chuàng)立，Albert Dumont被任命為雅典學院的副院長（sous-directeur），負責羅馬分部，這便是今天法國羅馬學院的前身。
“全意大利的學院”
1873年4月1日，Dumont擔任了羅馬分部的考古課程負責人。一些重要的考古學者都參與了課程的制定：比如Ravaisson-Mollien、Rénier以及他們的院士朋友：銘文與美文學術院院士（1854-1882）、錢幣學家與考古學家Andrien de Longpérier。Dumont在開班儀式上講述了何為考古學與其研究方法、銘文以及如何結合文字史料等等議題（其演講在當時載于Revue archéologique, 1874, p. 57-64）。在他1874年7月29日寫給Simon的繼任者、新的公共教導（與宗教信仰）部部長William Henry Waddington的信即“羅馬學院”第一年度1873至1874年度報告中，詳細介紹了一年以來學院的發(fā)展情況（法國國家檔案館，編號F17 13600）。首批成員共有五人。Charles Bayet（1849-1918）、Gustave Bloch（1848-1923）與Maxime Collignon（1848-1917）三位法國雅典學院成員住在美蒂奇別墅，另兩位，Louis Duchesne神父（1843-1922）與Eugène Müntz（1845-1902）另住并直接受Dumont指導。當時法國在羅馬共有三十三幢房產，Dumont希望能在其中為羅馬分部找到一個長久的落腳點。這幾位成員都將在夏天游歷意大利：那不勒斯、拉文納、錫耶納與米蘭。1874年11月26國防政府頒布政令，設立羅馬考古學院（école archéologique de Rome），Dumont任院長，并設有6名成員。1875年11月20日政府再頒布一道政令，法國羅馬學院正式創(chuàng)立。
羅馬學院院長Dumont與成員們在斯特羅齊別墅（Villa Strozzi），1874-1875 ? EFR
1875年11月26日，學院迎來了新院長：時任索邦古代史教授（1872-1875）的Auguste Geffroy。同年12月學院搬入法爾內塞宮并在這棟米開朗基羅曾參與設計建造的文藝復興全盛期名宅中存在至今。1877年，教宗庇護九世（Pie IX, 1846-1878）特批羅馬學院成員élie Berger查閱梵蒂岡私密檔案館（Archivio segreto，亦有翻譯為“秘密檔案館”，不過segreto一詞在這里為“私密、私有”之意；2019年更名為Archivio Apostolico Vaticano）。1885年5月15日，學院成員被教宗利奧十三世（Léon XIII, 1878-1903；又譯“良十三世”）親自接待。
起初的羅馬學院以古希臘羅馬考古為主要活動，但隨后的發(fā)展遠超越這一范圍。1873年的第一屆成員Duchesne神父于1895年3月27日起擔任院長，在他文書學專業(yè)與早期教會史研究領域的影響下，羅馬學院的研究范圍大大擴展。1877年他的博士論文答辯，這份研究令泰斗蒙森對其大為贊賞。Duchesne教會人士與國家公務員的雙重身份也使得他成為1905年政教分離法案頒布之后法國與梵蒂岡方面的溝通橋梁。1902年起，古代基督教學家Jacques Zeiller前往克羅地亞考察，并將羅馬學院的研究范圍擴展至達爾馬提亞（Dalmatie）。其后，羅馬學院的研究領域與涉及地理范圍不斷擴大，以意大利為核心，輻射至亞得里亞海東岸以及北非地區(qū)，從古代一直延伸至近現代。正如Duchesne在1919年所寫（Nouvelle revue d’Italie, 16, 1919, p. 106-112）：
“法國羅馬學院——也正是基于此我們創(chuàng)建了它——是全意大利的學院，它是領事們的學院，是皇帝與教宗的學院，是但丁與米開朗基羅的學院，是復興運動（Risorgimento，亦可譯為“意大利統一運動”）與追求美好榮耀的獨立戰(zhàn)爭（croisade，原意指“十字軍東征”）之英雄們的學院。它顯然無法在政治中，亦無法在外交中扮演任一角色；然而，通過自身存在這一唯一事實，它在科學與高等教育領域維系著這些相互尊重與仁慈，正是通過于此，拉丁國家加強了理解、博愛?！?/p>
從法國羅馬學院門口望向納沃納廣場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