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翔的旅驛——清末民初文學與文化》，陳建華主編，商務印書館，2023年6月即出
“清末民初”作為文學史分期詞語，含有數(shù)十年來學科劃分及其觀念的變遷，此刻在我記憶中浮現(xiàn)閱讀和思考的軌轍，約略言之不無溫故知新之效。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正典文學史有“近代”和“現(xiàn)代”之分，前者始自鴉片戰(zhàn)爭，后者始自“五四”運動。章培恒先生在本世紀初發(fā)表《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開端》一文說明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學中已出現(xiàn)魯迅所說的“人性的解放”的因素，具現(xiàn)代文學“開端”的意義。如果“近代”分期以政治、經(jīng)濟為基礎，那么章先生的“現(xiàn)代”意味著回歸人性和文學自身，在他的《中國文學史新著》中可看到人性的文學如何從上古、中世到近世經(jīng)歷了迂回曲折的發(fā)展歷程。雖然八十年代中期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就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構想，而章先生強調(diào)“人性的解放”，是為其文學史書寫所定的精神原則。如他對徐枕亞《玉梨魂》的高度評價，打破古今、新舊、雅俗的成見，至今仍具啟示性。另一端是李歐梵先生，近年來一再主張中國現(xiàn)代文學從晚清開始，這得追溯到他的1973年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浪漫的一代》，書里把林紓、蘇曼殊和徐志摩、郁達夫等同樣看作“現(xiàn)代”作家，這和當時流行的“近代”和“現(xiàn)代”的文學史概念很不一樣，特別是林紓臭名昭著，和新文學形同冰炭，現(xiàn)在我們對他的認識已大為改觀。對于晚清研究，不能不提王德威先生的《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除“譴責”之外對“狎邪”“俠義”和“科幻”等小說類型展開論述，晚清小說如驚艷還魂，令人刮目相看。另外對于“重寫文學史”厥功甚偉的是范伯群先生及其研究團隊，2000年出版的《中國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史》凝聚著他們多年的辛勤耕耘，“近現(xiàn)代”意謂起自《海上花列傳》至民國時期的“通俗”作品的研究范圍。他們還編著了許多“禮拜六-鴛鴦蝴蝶派”作家評傳、作品選集等，有效拓展了文學觀念、空間與市場。
李歐梵著《中國現(xiàn)代作家浪漫的一代》
某種意義上這好似一次西風東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些歐美學者不約而同關注晚清和民初文學，在八十年代初形成第一波沖擊。占先機的是1980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出版了米列娜主編的《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十九至二十世紀轉折時期的中國小說》論文集，接續(xù)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影響余波，主要討論晚清“譴責小說”而旁及“狎邪”小說《九尾龜》，理論分析具結構主義東歐學派特色。次年加州大學出版社的林培瑞《鴛鴦蝴蝶：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城市小說》，是打破鴛鴦蝴蝶派禁忌之作，對該派的歷史條件、發(fā)展和代表作家等方面敘述甚詳，然如米列娜所批評，對于作品注重社會性而忽視藝術性。1984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柳存仁主編的英文文集《清代與民初的“二流”小說》，收入《醒世姻緣傳》《海上花列傳》《文明小史》與《啼笑因緣》等的翻譯及論文與訪談。所謂“二流”（middlebrow）指這些小說在藝術上遜于《金瓶梅》與《紅樓夢》，算不上一流，但其中夏志清《〈玉梨魂〉新論》一文頗出格，石破天驚地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前的二十年中國文壇活潑有勁，產(chǎn)生了《玉梨魂》這一中國“感傷-艷情傳統(tǒng)的巔峰之作”，而五四時期的白話創(chuàng)作顯得貧乏寒傖得多。
樽本照雄在九十年代末開始編《清末民初小說篇目》，胡志德先生于2004年出版《把世界帶回家：西學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國》，由是“民初”成為通用分期概念。胡著是一部思想史與文學史研究的力作，如指出朱瘦菊《歇浦潮》反映了晚清追求功利主義的思潮，揭示通俗小說與城市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多重面向。此年韓南先生出版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小說》，同年中文版見世，題為“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書中彰顯十九世紀傳教士在文學方面的貢獻及其與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關系，如剖析吳趼人的敘事手法、陳蝶仙寫情小說的“浪漫之旅”，稱《風月夢》為“第一部城市小說”等，新見迭出，標志著晚清民初文學研究的縱深發(fā)展。
韓南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
略舉這些著述，旨在體認先驅們篳路藍縷的足跡?！笆攀兰o”“二十世紀初”“晚清”“民初”“近現(xiàn)代”等分期概念琳瑯滿目，在當時語境里皆意味著擺脫以前“近代”“現(xiàn)代”的正典束縛而凸顯文學特性，釋放出無窮的歷史敘事欲望，也是眾聲喧嘩的隱喻。各家的不同分期方式殊途同歸，重訪百余年前的歷史時空，為晚清民國研究開辟出一片新天地，主要聚焦于小說，涉及主題、類型、敘事方面等，包括在扎實史料的基礎上有效運用當代文學理論，皆足具范式，為后來的研究鋪設了陽關大道。
韓南指出，1815年米憐創(chuàng)刊第一份中文雜志《察世俗每月統(tǒng)記傳》并刊出其小說《張遠兩友相論》。該雜志在馬六甲出版，由商船沿中國海岸發(fā)行，說明在十九世紀初中國已進入資訊的全球流通而踏上世界文學之途。這類傳教士雜志后來演變?yōu)閳蠹垼绨驳律f小說與報紙具有建構民族“想象共同體”的功能，學界在呼應之際將目光移向媒介，2003 年出版了陳平原與山口守合編的《大眾傳媒與現(xiàn)代文學》與賀麥曉的《文體問題——現(xiàn)代中國文學社團與文學雜志，1911-1937》，打開媒介與文學研究的面向，由是文學研究由文本延伸至生產(chǎn)、流通與接受等方面，給文學史書寫帶來新的生機。有趣的是東西方學者幾乎同時關注文學與傳媒的議題，意味著全球化浪潮中形成某種國際漢學共同體。
王德威把晚清研究看作古今對話的平臺，與當代中文創(chuàng)作呼應，如“新狎邪小說”等重現(xiàn)傳統(tǒng)文類的活力，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新世紀里“科幻小說”狂飆突起，一發(fā)不可收，成為世界藝壇的壯麗景觀。若從語言角度看，在持續(xù)不斷的“國學熱”中古文回到日常生活，古典詩詞穿上民族青春的衣裝，“漢語”定于一尊，“拉丁化”運動壽終正寢，顛覆了胡適等人關于“白話”進化的許諾。確實，歷史充滿吊詭和不確定性，一再揶揄我們的樂觀，卻也蘊含中國調(diào)適和重建文化傳統(tǒng)以回應全球化挑戰(zhàn)的內(nèi)在邏輯。
某種意義上接踵“晚清”而來的“民初”非同小可，“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包括為數(shù)眾多的“鴛鴦蝴蝶派”，在重繪的文學地圖上冒出大大小小的星座，應接不暇，其實所謂“通俗”文學基本上是城市文學，就上海而言，與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城市文化的發(fā)展息息相關，至民初由“禮拜六派”奠基，文化上混雜國粹與西學，兼容文言與白話，緊貼本土資本主義機制與各類媒介，打造核心家庭與市民的都市夢幻及其日?，F(xiàn)代性。新世紀以來隨著其全球城市的崛起，李歐梵《上海摩登》、葉文心《上海繁華》、葉凱蒂《上?！邸放c戴沙迪《上海媒域》等專著紛至沓來，無不凸顯“海派”文化，涉及民族、革命、性別、媒介、時尚、感情、物質(zhì)等議題，給文學的跨文化研究展開廣闊的前景。
《世界將來之偉人》，《中華小說界》1914年9月。
《飛翔的旅驛——清末民初文學與文化》主要探討晚清民初文學與文化，僅是近十年來的部分成果，收入十五篇文章，顯示一些共同趨向：文學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人文關懷和專業(yè)技藝的要求所驅動，對文本與文論的探索以古今中外為坐標、以跨學科為方法，走向廣袤而崎嶇的前沿高地；民初研究含有“共和”“都市”和“通俗”的多元面向；抒情傳統(tǒng)帶來新的情動源泉，與“感情史”研究交相輝映；媒介研究以報刊為方法，“新媒體”“媒介景觀”與“媒介領域”等概念有助于對“延伸”中的知識轉型、感情結構、權力機制等方面的辯證認知；以自反立場關注晚清民初的“內(nèi)卷”性，從中釋放出“新的革命性的東西”。
第一編“歷史與理論”部分第一篇李歐梵先生的《晚清文學和文化研究的新課題》是根據(jù)2012年10月31日他在臺灣地區(q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講演記錄整理而成?！靶抡n題”包含對晚清文學與文化研究現(xiàn)狀作一番審視和反思，并提出方向性展望。同時也講到自己如何與晚清研究結緣，簡略回顧了如何從歷史到文學又到文化史研究的過程。李先生最初是學思想史的，在哈佛大學師從的史華慈先生于1964年發(fā)表了《尋求富強：嚴復和西方》，被譽為“跨文化思想史的開山之作”，這好似給他播下了對晚清興趣的種子。2012年他在“中研院”訪問期間回到晚清文學研究，寫就《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歷史演義小說的跨文化吊詭：林紓和司各特》以及與橋本悟合寫的《從一本小說看世界：〈夢游二十一世紀〉的意義》，各篇兩三萬字，勁道十足，皆為跨文化研究的示范之作。
近年來李先生似是個懷著“世界主義”的本雅明式“游逛者”，這篇演講也顯出這一特色。他說“新課題”來自老問題，后現(xiàn)代熱衷于空間討論，卻不能冷落了時間觀念。他曾經(jīng)寫過一篇討論晚清至“五四”的線性時間觀的名文，收入紀念史華慈先生的論文集中，這次受王德威《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的激發(fā)而作一種文化史隨想。他把晚清看作“帝制末”和“世紀末”，含有本土與世界的雙重視野，覺得“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含有“革命與回轉”的現(xiàn)代性吊詭，而把后者視作“內(nèi)耗”：“我個人認為就是傳統(tǒng)中國文化思想。這個‘內(nèi)耗’本身是有建設性的，不見得全是破壞。有時甚至產(chǎn)生新的革命性的東西，所以它的吊詭性就是從舊的傳統(tǒng)里面可以找出不自覺的，或是自覺的、新的端倪。”這讓人想起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中的“新天使”：他的臉朝向過去，在李先生那里卻沒那么“憂郁”，在越堆越高的廢墟中點擊燼余的“幽靈”，使之發(fā)出啟示之聲。如他在劉鶚的《老殘游記》中遭人詛咒的三回中發(fā)現(xiàn)其“抒情境界遠遠超過它的政治寓言意義”；或通過哈葛德《所羅門王的寶藏》的解讀揭示“他的帝國主義思想的背后是對于古文明的向往”，從而打開為后殖民理論所忽視的面向。
胡志德先生《清末民初 “純”和“通俗”文學的大分歧》就范伯群先生所說的“純文學”與“通俗”之別展開論述，指出這一區(qū)別一向存在于傳統(tǒng)中國文學中高下和雅俗的權力結構中。自梁啟超宣稱“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之后，小說成為動員大眾感情的主要媒介，然而小說以表現(xiàn)大眾喜怒哀樂甚至“低俗”趣味為本務，并未遵循他的旨在規(guī)訓國民的“新小說”企劃，以致1915年他在《告小說家》中以“誨淫誨盜”嚴斥“艷情”和“偵探”小說，卻彰顯了改良精英們對小說的掌控危機。胡先生以五四新文學對“黑幕小說”的討伐與《小說月報》改版為節(jié)點，揭示了知識精英如何把“鴛鴦蝴蝶派”作為敵對靶子，通過大學教育與主流媒體的機制性合謀而獲得話語權，使“純文學”與“通俗”形同楚漢。“這個具誹謗性的區(qū)分‘嚴肅’和‘通俗’文學的方式，自此后便一直維持著如此尖銳的二分法，并為中國文學與學術帶來重大的后果?！边@一“重大的后果”表現(xiàn)為“朝向著韋伯以‘理性’為現(xiàn)代化核心概念的‘理性的現(xiàn)代性’目標”。此論斷是在辨析各種“現(xiàn)代性”理論來龍去脈的基礎上做出的。
胡志德著《把世界帶回家：西學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國》
“大分歧”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巴ㄋ住北黄椒矗欢涿旧硭坪缹W上的先天不足，胡先生通過對趙笤狂《典當》的解析，認為它比魯迅的《孔乙己》“留給了讀者更多反思空間”，且以周瘦鵑《對鄰的小樓》為例指出：“事實上，還有許多被公認為‘通俗’文學典范的小說反而更符合‘純’文學，甚至是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標準。”這些意見是富于前瞻性的，為了推展處于成長期的“通俗”研究，他在2017年為《譯叢》（Renditions）策劃了《民國都市小說》（Republican Urban Fiction）?？?，選譯了周瘦鵑、朱瘦菊、張恨水等十余位作家，而總題不沿用“popular”一詞不僅為了避免“通俗”的局限，也出于中西不同語境的審慎考量。
王德威先生的《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對晚清研究具開啟閘門之效。他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之論不脛而走，其意義逸出了晚清研究。我在別處說過他的豐碩論著不光給“重寫文學史”帶來新的議程，而在文本分析、批評實踐、中西理論貫通及其書寫風格方面展示出一種“形式”的魅力，與從“革命話語”到“話語革命”的時代轉型相一致。收入本書的《現(xiàn)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也是一篇切合當下實際而提示研究方向的宏文。針對文學批評與研究中運用西方理論而存在盲目依循或單向排斥的狀況，此文圍繞“詩言志”“興”與“詩史”這三個話題列舉了魯迅、王國維、梁宗岱等人的相關論述，顯示前輩學人如何運用中國文論與西學進行對話的批評實踐，對我們有啟迪意義。的確，“詩言志”等都屬于中國文論的經(jīng)典話題，與西方文論皆具可比性，如文中提到“興”與西方“再現(xiàn)”或“模仿”觀的相通之處，中外學者在這方面頗多論述，乃至最近國內(nèi)當代文學批評也在討論“現(xiàn)實主義”問題，對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王先生說“點到為止”即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度。他主張今天的文學批評不僅需要知道西方理論的來龍去脈，更需要知道中國文論的前世今生，不啻為一個縱橫貫通中西古今的十字坐標，我想對于任何一個立志高遠的當代學人，都值得置于案頭以志警策。
王德威著《被壓抑的現(xiàn)代性》
第二編四篇文章討論“作者與文本”。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經(jīng)由侯孝賢的《海上花》、張愛玲的中英文翻譯到被視作城市小說的發(fā)端，似乎見證了近數(shù)十年來文學經(jīng)典化運動的急劇變遷。經(jīng)典以流動為生命，文本仍有待詮釋。羅萌的《談〈海上花列傳〉的空間表述：“長三書寓”與“一笠園”》處理小說兼批評中的“軟肋”，即后半部對私家花園“一笠園”的描寫被認為是“敗筆”，以致張愛玲刪去了細述“酒令”的幾回。羅萌對小說中時間空間的分析具理論色彩，從巴赫金、紀德堡到德勒茲和瓜達里，始終貼近文本及其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層層細剝，揭示出作為城市縮影的妓院的“消費時間”與“景觀性時間”的特質(zhì)。這詮釋的有效性或許得益于這部小說的“照相寫實主義”，其之所以在晚清“狎邪”小說中奪冠，也因此之故。它較為逼真地體現(xiàn)了上海開埠后的城市經(jīng)驗——給作者“再現(xiàn)”沖動的生活之源，并發(fā)明“穿插藏閃”的創(chuàng)作手法，包括小說的連載形式，進而塑成近代報刊下的“共時性”閱讀習慣。正因為“逼真”，與“一笠園”的存在共同形成了被稱之為“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的明顯反差。不過說“敗筆”的當然是出自現(xiàn)代性立場，但是如果全書一味寫實，缺少虛實之間的張力，似會減弱詮釋的焦慮。如羅文所述，“一笠園”并非“大觀園”式的回歸傳統(tǒng)，也不意味著對現(xiàn)代的“反動”。或許，換一個角度看，這一反差被二元對立化了，作者避開喧囂的鬧市而放慢敘事節(jié)奏，卻不改冷靜和略帶揶揄的筆調(diào)，并未背離“城市公共空間”的因果邏輯。
賀麥曉教授與孫麗瑩合作的《“不良小說，猥褻圖畫”：〈眉語〉雜志（1914-1916）的出版與查禁》對文學與雜志關系的探討可說是他的《文體問題》一書的微型櫥窗展示。隨著對民初文學的關注，一批女性雜志與女性作者進入學者視野，其中《眉語》雜志由一群女性掛名編輯，且遭到官方禁止，這現(xiàn)象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報刊與文學研究注重媒介功能、文化整體與歷史脈絡，使文學史的書寫版圖大為擴展。這篇論文對《眉語》的編輯群體、圖像、廣告、市場流通以及被禁過程等方面作了平行而立體的考察。對這本雜志來說圖像部分尤為吸睛，也是其遭禁的一個主因，為了獲取清晰原貌與改換封面的不同版本，數(shù)據(jù)庫尚不能滿足需求，于是作者遍訪北京、上海和美國等地的圖書館，可見這項研究的實證與專業(yè)精神。
賀麥曉著《文體問題——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
民初數(shù)年中都市文藝雜志一時蜂起，多達三四十種，如《民權素》《禮拜六》《香艷雜志》等多為南社同人所創(chuàng)辦，以立足國粹而吸取西化為共識，《眉語》算是獨立門戶，也具這種文化保守傾向，更排斥“革命”而回歸傳統(tǒng)，但作為一份宣言“閨秀”風雅的雜志，尤為出格的是在封面與照相內(nèi)頁上大量刊登裸體圖畫，盡管主編以道德“清白”自辯，但客觀地看，從中國女體須掙脫傳統(tǒng)的禁錮而走向社會來看，卻具“沖決羅網(wǎng)”的意義，如果把這看作一種“內(nèi)耗”的話，正含有革命性的激進內(nèi)涵。
《眉語》第二號，1914年。
正如此文指出，《眉語》對于“近代印刷文化史、女性編輯史、女性文學史、裸體視覺文化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近年來對民初女性雜志的研究成為國際性熱點，如近幾年季家珍的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以及她與賀麥曉、梅嘉樂主編的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等，均包括相關論文。馬勤勤在此園地中耕耘不息，其《通俗翻譯與“女小說家”的中西雜交——從包天笑、周瘦鵑的同名譯作談起》是作品之一。雖然這兩篇《女小說家》在藝術上不算高明，而對它們作深入考察，不僅點出民初女性文學興起的背景，也在于揭示“通俗”文學的價值所在。作者指出：“正是在‘通俗’的意義上，兩篇《女小說家》才顯示出文化參與的巨大張力，從而在中-西、新-舊、雅-俗、男-女、文學-文化等多重網(wǎng)絡格局的交織沖撞中，翻轉出文化權力、性別政治、市場邏輯和女性文學（小說）增長的曖昧空間?！闭前选傍x鴦蝴蝶派”放到歷史場景中并對其自身開展邏輯及復雜結構作微觀與宏觀的探究，方顯出“通俗”的“歷史定位”，也在在展顯了廣闊的視野與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方法。
賀麥曉、季家珍、梅嘉樂編Women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
王國維在哲學、史學、美學和文學方面成就卓著，對其方方面面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而對其自沉昆明湖也眾說紛紜，張春田的《“人間”、文學與情感政治——重思王國維的生命選擇與文學文化》則聚焦于王國維的感情世界而別開生面，由各類文本的細密勾稽而鋪展的王國維生命之旅中，感情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此文融匯于“抒情傳統(tǒng)”的研究潮流而提出“情感政治”的命題，強調(diào)情感與政治的紐帶，且作了具體界定，為文學文化的跨界研究開辟新的面向。圍繞王國維的“情之所鐘”，此文進一步闡述其本雅明式的“憂郁”，甚而提出一種另類的“憂郁現(xiàn)代性”，將他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引向反思進步史觀之“暴虐”的境界。順便提及作者在幾年前編輯出版了《“晚清文學”研究讀本》，是一本有用的參考書。
張春田編《“晚清文學”研究讀本》
第三編的四篇論文屬于方興未艾的翻譯與跨文化研究，頗能體現(xiàn)本書的標題——“飛翔的旅驛”。把“翻譯”比作文學與文化的“旅行”司空見慣，而這幾篇的全球想象讓人翩翩欲飛。黃雪蕾的《跨文化行旅，跨媒介翻譯：從〈林恩東鎮(zhèn)〉（East Lynne）到〈空谷蘭〉，1861-1935》很有代表性，一變對本土翻譯文本追本溯源的做法，而以《林恩東鎮(zhèn)》為出發(fā)點，其東亞之旅展示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全球化”進程。這無疑給晚清研究打開更為廣闊的時空。迄今我們所知道的近代“知識轉型”，始于十九世紀中葉傳教士的知識傳播，主要是有關科技、政經(jīng)和歷史等方面的知識，而《林恩東鎮(zhèn)》的傳播則凸顯大眾與日常生活層面的感情之流，在各地激起漣漪，形成如李海燕所說的“感情共同體”。在維多利亞時代“聳動小說”十分流行，以傷感和煽情為特征，折射出隨工業(yè)革命而來的城市和家庭變動，故事中女主與火車相撞仿佛是女性與現(xiàn)代性遭遇的悲劇性隱喻。這類小說在民初的“哀情小說”中瀾汍蕩漾，至二十年代初周瘦鵑的《留聲機片》仍風靡一時。今天提起維多利亞小說，莫不以《簡·愛》或奧斯丁小說為經(jīng)典，然而這類“聳動小說”及其灑狗血手法被視作惡俗的標記。維多利亞文學與文化對晚清民初的上海的影響至為深刻，對其“憂郁現(xiàn)代性”值得大力探究，李先生說到，林紓所翻譯的大多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暢銷小說，還提到潘少瑜及其“維多利亞讀書會”在專注這方面的研究。如果我們看鴛蝴派小說，至二十年代仍有不少寫都市中產(chǎn)階層和家庭的，有一類是描寫“理想家庭”的，有人認為延續(xù)了晚清的“烏托邦”類型，現(xiàn)在也有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空谷蘭》插圖，《時報》1910年4月25日。
這些文章另辟新的主題，對西方理論做到融會貫通，注重歷史實證，對文本的旅行軌跡作巨細無遺的追蹤與演繹，如果套用黃雪蕾文中的“媒介景觀”的概念，同樣都需要搜集和處理各類文本，文學的、歷史的、圖像的等等，也必然與各種媒介連在一起，因此跨文化研究也是跨媒介研究。李佳奇的《侈言與迻譯：郭嵩燾〈使西紀程〉的西文史料稽考》也別出心裁。近代史上郭嵩燾頗受矚目，他是清廷派遣的首任駐英公使，其《使西紀程》開啟了旅外使節(jié)日記的文類；因他在日記中贊揚西方文明而遭到保守勢力攻擊，該書被禁毀。中外學者對郭嵩燾及其《使西紀程》的探討都限于中文語境，而李佳奇則朝外看，發(fā)現(xiàn)外媒的一片熱鬧景觀，發(fā)現(xiàn)當時《使西紀程》有不同英譯本，分別在倫敦、香港和上海出版，在各地報紙引發(fā)批評和爭論。李文的意義不止于指出在日記毀版問題上中外之間的不同觀點，還在于開發(fā)了一種國際視野，一種全球化的中國景觀。相對于翻譯研究中側重“西學東漸”的主流史學敘事作者提出“東學西譯”的研究方法。這也運用在他對郭嵩燾的后繼者劉錫鴻和曾紀澤的研究中。
在使“現(xiàn)代性的想象”賦形生動方面，顏健富的《非洲路途，中國視角——論〈斐洲游記〉對于施登萊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的重構》也可謂“異想天開”，呈現(xiàn)了一幅十九世紀中國人在非洲探險的奇幻圖景。正如西方傳教士踏上中土一樣，歐美人士立溫斯敦與施登萊等人到非洲冒險與探勘，都屬于西方文化的全球擴張活動，但晚清譯者把施登萊的《穿透黑暗大陸》翻譯成《斐洲游記》時，在反轉劇情上盡奇思妙想之能事，經(jīng)過一番“主體”的拆除與置換，變成了一本中國人的非洲游記，對世界滿懷探幽尋勝之趣，其間借用了旅外使臣的觀光經(jīng)歷和歷代游記的抒情修辭。二十世紀初梁啟超在《新民說》中鼓吹新國民的“冒險”精神，其實《斐洲游記》已啟此新機。遠的來說，仿佛是古代王朝的民俗采風傳統(tǒng)的回響。就地域角度來看翻譯研究，向來重視歐美日方面的書寫，顏健富開辟非洲研究路線，乃擺脫思維套路之故。盡管《斐洲游記》屬于虛構，卻建構了嶄新的民族形象及其走向世界的愿景。作者的非洲研究系列已結集成書，題為“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于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象”，剛出版。
顏健富著《穿梭黑暗大陸：晚清文人對于非洲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象》
崔文東的《晚清外國英雄傳記、文學流動與思想轉型：以明治日本漢文志士傳的晚清改編為例》是有關晚清傳記文類的跨國翻譯的研究，也具開拓性。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極力鼓吹小說對大眾的感染作用，說如果把華盛頓、拿破侖、釋迦和孔子寫成小說的主人翁，讀者也會“化身”為這些偉人，這要把小說當傳記看了。確實，晚清時期關于世界偉人的傳記廣泛流傳，其榜樣的力量不下于小說。而在康、梁等改良派的心目中則另有崇拜的英雄，他們恨不能“化身”為日本的“幕末志士”，企望重演一幕“尊王攘夷”的歷史壯劇。晚清思想中有一股鼓吹“俠”風的潛流，由崔文東的比對梳理，我們得知這在改良派乃是一道隱秘的精神鏈鎖，淵源于明治漢學家的“志士”傳記，而經(jīng)過一番地緣文化移花接木的改造。由是可知近代中國思想已卷入全球文化與媒介的網(wǎng)絡，而以傳記文類為視角是個富于挑戰(zhàn)的選擇。
最后一編的四篇文章有關視覺文化，分別以肖像畫、照相、電影與圖像作為研究對象，對于跨文化與跨媒介研究各具特色。如王宏超的《郭嵩燾倫敦畫像事件考：圖像的政治與文化相遇中的他者套式》所述，郭嵩燾的肖像也成為一個國際性事件，卻直接斷送了他的仕途，跟《使西紀程》的前科也有關系。關于肖像的中西不同觀念，王文在巫鴻的基礎上解說“套式”，在文論里則與西方的“再現(xiàn)”“模仿”觀相關，上面王德威的論文已提到過。此文多方搜證，考釋精詳，從畫像政治、再現(xiàn)套式、官場風波到夫人外交，把整個畫像事件的里里外外交代得殊為清楚，充滿有趣的細節(jié)。
古德曼（Walter Goodman）所作郭嵩燾肖像
吳盛青最近出版了《光影詩學：中國抒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媒介文化》（Photo Poetics: Chinese Lyricism and Modern Media Culture）一書，本集收入《重層的自我影像：抒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媒介》是書中一章。晚清時期攝影術的傳入使人們不僅對“真實”世界，也對自我的認知發(fā)生變化，此文在中國抒情傳統(tǒng)中探討“自題小照”，濃描細寫了現(xiàn)代主體鑄塑的集體工程，較過去關心形似與否遠為多樣復雜，呈現(xiàn)種種自我的疏離、分裂和對詰——全球化流動中不確定現(xiàn)代性的主體形態(tài)。本雅明說照相技術不能復制藝術品的“靈氛”（aura），但有趣的是，通過“紙上鏡像”的文字寫真捕捉了“自傳性時刻”的心靈真實，也是獨一無二的，如電影所創(chuàng)造的“作者風格”一樣，似給自我披上了現(xiàn)代的“靈氛”，而抒情傳統(tǒng)在古今演變中走向現(xiàn)代，文心粲然，千姿百態(tài)。
吳盛青著《光影詩學：中國抒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媒介文化》
近年來對中國電影與好萊塢的關系的研究成為國際顯學，付永春的《影業(yè)紅娘：二十世紀早期中美電影工業(yè)的中間人》著眼于兩者之間的“中間人”，如來華創(chuàng)立了亞細亞影戲公司的依什爾和薩弗為人所知，而此文從域外資源弄清他們的身份及活動情況。又如鄭正秋提到過的“林奇”，據(jù)此文考證即“靈契”，方知他對中國早期電影所起的重要作用。這研究另辟新徑，具前沿意義，在作者新近出版的《中國早期電影跨國產(chǎn)業(yè)》（The Early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 Industry）一書中有更為詳細的考述。
付永春著《中國早期電影跨國產(chǎn)業(yè)》
我自己近來的興趣是探討民初文學文化的“共和”精神。拙文《民國初年新媒體與社會文化力量的崛起》好似演繹圖像學的“展示”（display） 概念，對民初數(shù)年里的雜志封面、照片插頁和報紙廣告作一番甄選、編排與解說，旨在說明一種蓬勃向上的都市媒介景觀。由于“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國民氣象，一洗晚清的“亡國奴”心態(tài)，盡管時局紛亂、專制肆虐，一批草根性文人與大眾、媒介合謀，顯示文學、美術、戲劇和電影領域的活力前所未有，朝著國粹與西化、教化與娛樂的方向，為一種都市新文化奠定了基礎，其中女權意識的崛起是一大亮點，如為數(shù)不少的女子駕駛飛行器圖象征地表達了女性自信與家國美好生活的未來愿景。
這些論文從各種角度傳遞歷史的發(fā)現(xiàn)與啟示。各類文學與視覺文本，如小說、日記、詩歌、傳記、游記與肖像、照相與圖像等，進入十九世紀全球性流通場域。作者們猶如數(shù)碼時代的知識考古者，通過網(wǎng)絡資料庫的鍵盤點擊或圖書館藏的卷帙翻閱，發(fā)現(xiàn)這些世紀遺忘與封塵的歷史殘骸，喚醒其生靈與記憶，并訴諸潛思冥想、感同身受的體驗，憑借跨民族、跨文化、跨媒介的理論和視野，以精制的學術敘事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