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胡適的地位之高、影響之巨，可謂有目共睹、世所公認。郭廷以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早期開拓者，近年來也不時受到學人注目。郭廷以并非胡適及門弟子，兩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并無私交。在郭廷以出任“中研院”近史所籌備主任問題上，胡適究竟觀感若何，尚有若干爭議。雖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概況（1955-1996）》曾有“院長朱家驊、總干事周鴻經(jīng)及胡適、蔣廷黻、羅家倫諸位先生力贊設所”的論述，但缺乏來自胡適方面材料的佐證，并非不刊之論。當胡適榮膺院長新命之后，“中研院”甚至傳出郭廷以可能被借機辭退的傳聞。由于缺乏來自胡適方面直接材料的印證，始終停在謠言層面上。
二人關系究竟若何，海內(nèi)外學界長期未有充分論證。既有論述不乏猜測之詞，距離真相實有相當距離。劉敬坤認為郭廷以不能到執(zhí)教臺灣大學主因是遭到傅斯年阻撓，即與史實南轅北轍。傅斯年至少兩次邀請郭廷以加入史語所，一次邀請加入臺灣師范大學。三次均未成行原因，即是郭廷以婉言謝絕。王萍親身參與福特基金補助申請經(jīng)過，晚年一度猜測“福特補助所外學人”系受李濟等人壓力，實則郭廷以、胡適及福特基金會均有此意，并未受到李濟分毫壓力。與之相反，郭廷以卻登門向李濟咨詢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史語所之具體辦法，“承坦誠相告，可供參考之處頗多”。有鑒于此，下文廣泛征引“中研院”近史所胡適紀念館所藏“胡適檔案”及《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郭廷以口述自傳》，嘗試通過對雙方交往的長時段勾勒，俾對此一問題另作新詮。
郭廷以
郭廷以中學時期的胡適印象
在1954年之前，郭廷以與胡適并沒有直接的私人來往，僅僅停留在神交階段。早在河南省立第二中學求學之時，郭廷以即為《中國哲學史大綱》折服，對《新青年》《每周評論》愛不釋手，并從中汲取新知，迎接新思潮的洗禮，逐漸成長為一名“新青年”。從這個角度言之，郭廷以或許可視作胡適自由主義精神的忠實追隨者。1920年春，由于保守派學生的攻擊和謾罵，郭廷以與劉蕓林、關蔚華等幾個自稱“新派”的朋友離開了開封。起初意欲赴法勤工儉學，無奈遭到祖父強烈反對，轉(zhuǎn)而想要轉(zhuǎn)學上海浦東中學。正所謂“計劃趕不上變化”，原本只是到南京探訪舊友，順便欣賞一下七朝古都的古風余韻，不成想?yún)s被在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讀書的樂煥文的勸說，徑直選擇留在南京就近入學。
1920年7月，郭廷以插班至南京高等師范附屬中學，三年之后以第一名的優(yōu)異成績保送東南大學。初到南高附中，他繼續(xù)涉獵《新潮》《星期評論》《建設》《學燈》等雜志，并仔細研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的《尚志學會叢書》、陳大奇的《心理學》等著作。外在環(huán)境的變化，往往不經(jīng)意間會帶來眼界的拓寬。郭廷以不甘心僅從課本中汲取新知，經(jīng)常到東南大學聆聽學術講座。
至于首次見到胡適，發(fā)生在1922年7月31日。當天上午七點半，胡適蒞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講演地點原本預定在大會場舉行，不意當日突下大雨，臨時轉(zhuǎn)移至大禮堂。一代文化巨子蒞臨南京，不少青年學子躍躍欲試，亟欲前往現(xiàn)場觀瞻，郭廷以自然不想錯過這次難得的學術盛宴。據(jù)胡適當天日記所載，他主講的題目是“研究國故的方法”，總共講了一個小時又十五分鐘。結(jié)束之后，不少學子圍在胡適身邊，或虛心求教，或約之簽名題字。當時大禮堂甚為擁擠，郭廷以一瞻神交已久的胡適風采之后，并未近距離向其請益。盡管此前對《新青年》《每周評論》等趨新雜志贊不絕口，對胡適“暴得大名之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亦欽佩無似。但對于此番講演，郭廷以實有意猶未盡之感。茲據(jù)《郭廷以口述自傳》所載：“胡適先生亦來南高演講過，慕名去聽的很多，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聽的時候很是舒服，講的很有條理，很淺顯易懂，惟內(nèi)容深度不夠?！?/p>
錯過了中學時期的首次面對面交流，郭廷以再與胡適見面之日，已是三十二年之后了。在這三十二年時間里，郭廷以已從先前的趨新學生、革命青年，漸次成長為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已在商務印書館和中正書局相繼出版了《太平天國歷法考訂》《近代中國史》《太平天國史事日志》《臺灣史實概說》等四本專著。不過，胡適對他卻一直印象不深。從現(xiàn)有文獻來看，胡適最早知道郭廷以，可能從弟子羅爾綱那里。1948年6月，羅爾綱有意轉(zhuǎn)任“中大”史學系，奈何“清史近代史已經(jīng)有了郭廷以教授，用不著請外面的人了”。如果猜測不謬的話，胡適彼時大概不會特別留意。
1954年的兩次短暫接觸
眾所周知，胡適向來懷有濃重的北大情結(jié)，不僅在三十年代為北大復興鞠躬盡瘁，而且亦在戰(zhàn)后短暫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不過，北大為胡適帶來的不僅有榮光，還有后半生的愧悔。1948年12月15日，目睹北平即將被解放軍攻克，胡適與陳寅恪、毛子水等人一起登上蔣介石派來的專機，直飛南京而去，做了“一個不名譽的逃兵”。彼時胡適的心中異常懊喪，私下曾對胡頌平透露：“我現(xiàn)在住在這里，這座房子，這些煤，都要國家花錢的。像我這樣的人，還要國家花錢招待嗎？”在這種極度愧悔心態(tài)驅(qū)策之下，胡適一連十六日沒有心思續(xù)寫日記，只能通過與傅斯年多次對談，采取借酒澆愁的方式掩蓋內(nèi)心的沮喪。當讀到陶淵明《擬古》詩中“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時竟泣不成聲。1949年1月8日，蔣介石邀胡適共餐，席間勸其到美國“散心”。蔣介石這樣勸他：“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么使命。例如爭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p>
1949年4月6日，胡適在上海搭乘President Cleveland號輪船，于22日到達美國。此次是胡適的第六次出國，與前幾次不同的是，此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已是大廈即傾。仔細翻閱胡適在1949年的日記，不難得知他雖在大洋彼岸，但密切關注國內(nèi)政局的走向。當從報紙上看到北大的新聞，哪怕對自己的嚴厲指責和肆意凌辱，胡適均一一寓目，并親自剪切、粘貼到日記里。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戰(zhàn)場上兵敗如山倒，胡適再也沒能重返大陸。雖不想在美國久居，然并未立即前往臺灣。1954年2月，胡適應蔣介石之邀，赴臺參加所謂“國民大會”。3月，“中國歷史學會”在臺北成立，胡適、羅家倫、朱家驊、姚從吾、董作賓、郭廷以進駐主席團。此前與胡適沒有交集，郭廷以在9日、17日兩次登門拜訪。由于二人均未留下片言只字，現(xiàn)已很難稽考所談為何了。代理院長朱家驊正在忙著籌設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機構(gòu)，欲邀郭廷以主持。如果增設新所，必須通過院士評議會開會討論方可進行。
郭廷以前來造訪，或與此有關（朱家驊可能是引薦人）。盡管無法詳知胡、郭的交談內(nèi)容，但胡適對郭廷以了解甚少，確是有跡可循的。胡適在1957年致趙元任的信中表示：“‘中研院’新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籌備主任郭廷以，最好能夠出來走走。但我不知道他的學歷?！睆埮髨@認為“似乎有點看不起郭的意思”。若以溫情與敬意度之，似乎也可解讀為胡適對郭廷以寄望尤殷，希望他能與美國學界建立廣泛聯(lián)系，俾能有助于近史所躋身國際史林。蓋因彼時胡適尚未入主“中研院”，與郭廷以也無半點交情，且胡適向以謙謙君子著稱，不至于發(fā)展到“看不起”的地步。
“中研院”任職期間的短暫交匯
1955年2月，在史語所或明或暗的反對聲中，郭廷以經(jīng)由再三思忖，最終接受朱家驊一紙聘書，出任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主任。在朱家驊及代理總干事周鴻經(jīng)鼎力支持之下，郭廷以相繼致函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與蘇俄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美國太平洋學會等機構(gòu)聯(lián)絡，將近史所成立情形詳情見告，表達合作之意。
彼時郭廷以躍躍欲試，亟欲一展身手，將近史所打造為一個在海內(nèi)外學術界頗具影響力與話語權(quán)的學術重鎮(zhèn)。不過，好景不長。“中研院”內(nèi)部的一次重大人事調(diào)整，讓他在個人去留問題上產(chǎn)生了急劇動搖。1957年8月，蔣介石臨時起意到“中研院”視察。適值周末，且逾下班時間，院內(nèi)空落無人，對之沒有高規(guī)格接待。蔣介石深感堂堂“最高學術機關”竟然如此懶散，稍作停留之后，即坐車揚長而去。幾日之后，朱家驊以生病為由主動請辭。胡適頗為不平，直言“此次騮先去職，實等于被迫去職。海外有六個評議員，都很憤慨”。
鑒于院長職務不可長期虛懸，“中研院”緊急召開評議大會，商議院長繼任人選事宜。為訴諸對蔣介石的不滿，胡適不僅去信朱家驊表示安慰，并請親自致書王世杰，請其代為投票。而其所擬定的投票人選次序分別是：朱家驊、李濟、李書華。由此不難看出胡適追求學術獨立、反對官方干涉的文人傲骨。不過，胡適大概沒有想到，院長一職竟然落到自己頭上。得知被蔣介石圈選為院長時，他的第一反應不是欣然領命，而是與朱家驊一樣，同樣來了個“因病請辭”。不過，蔣介石沒有應允，反以大義相責。無可奈何，胡適只得接下這個燙手山芋。鑒于自己不能即刻赴臺就職，胡適提議由李濟暫攝院長一職。
1957年11月，李濟正式代理院長職務。兩個月后，全漢昇出任代理總干事。這兩個消息對郭廷以而言均不啻為晴天霹靂。李、全二人與之不和在當時早已眾所皆知。據(jù)石璋如晚年回憶：“（當時史語所所長是董作賓）若是李濟先生管事，近史所就不太可能成立?！倍爸醒性骸毙戮幵菏贰蹲非笞吭健芬参磳?、郭緊張關系有所曲筆，直稱“郭廷以來往臺北與南港之間，若有李濟同車，還免不了遭李濟白眼擠對”。
事實上，李濟對近史所的杯葛由來已久。1955年3月19日，北美院士談話會在紐約舉行。出席者除胡適、李濟、李書華等在美十二位院士之外，尚有全漢昇、勞干、董同龢等三位史語所學人。朱家驊因身體不適不克前往，遂提前致信在美院士，提議“以公告報到的院士實有人數(shù)為現(xiàn)有人數(shù)的全體人數(shù)，如果大家不能親自出席選舉新院士和評議員的會議，則可利用委托或通信投票方式參與表示意見”的權(quán)宜之計來完成創(chuàng)設新所的法定程序。而胡適給李濟的信中卻輕描淡寫地聲稱“純屬是一個老朋友會面和聊天的聚會”，“沒有什么要在會上處理的公事”。恰在此次談話會上，近史所籌備處成立議題備受各方關注。李濟對成立近史所嘖有煩言，遂聯(lián)合在場的全漢昇、董同龢等人，以近史所籌備處的設立不符規(guī)章制度為由暗中抵制，并質(zhì)疑郭廷以的籌備主任資格。胡適在3月26日給朱家驊、董作賓、周鴻經(jīng)信中直言：
近代史研究所一個問題，似曾引起臺、港兩地最多的注意。我們也曾與濟之及勞、全、董三位細談，似史語所同人多數(shù)不滿意于籌備員的人選。又考慮到不經(jīng)評議會決議，外間反對更易有所借口?！遗c濟之及史語所有關諸人所最顧慮的一點，是籌備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取得史語所多數(shù)工作者的支持與合作，那是最不幸的事。故此次我們鑒于此一事的建議，用意只是要請騮公（朱家驊）與彥兄（董作賓）借此機會，多征求史語所同人的質(zhì)直意見，免得將來發(fā)生更大的困難。
在胡適看來，“此信很不好寫”。他在日記里特別記稱：“所以引起談話會的建議，實因‘中研院’籌辦近代史研究所而不能得史語所同人的支持與合作，是最不幸的事。”
近史所醞釀成立之初，朱家驊面臨各方壓力。不僅香港《自由人》雜志撰文批評，時任史語所所長董作賓并不積極。朱家驊曾召集史語所學人座談，董作賓疲虛與應付。礙于與郭廷以私交甚篤，故未明確表示反對，只能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之策?？v然朱家驊、周鴻經(jīng)極力避免讓郭廷以知道史語所反對內(nèi)情，但郭廷以依然有所默察。
正當研究院變天之時，郭廷以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訪問。1957年11月，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開啟首次美國之行。首站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洽談合作事項。在蕭公權(quán)、戴德華、梅谷等人支持之下，近史所最終獲得遠東學院為期兩年、總計八千美金的資金補助，用于編纂中美關系史料及中蘇關系史料?？陀^言之，郭廷以與遠東學院的合作討論大體順利，但當合約文本傳至臺北之后，不意卻忽生枝節(jié)，“原則上院方已同意，惟經(jīng)費分配尚有意見”。李濟主張立即簽約，并“建議”補助費分配辦法。顯然，李濟的所謂“建議”，不啻給郭廷以出了一道難題。而總干事全漢昇“似對近史所有其一貫成見”，故對近史所與遠東所簽訂的合約內(nèi)容、參加人員挑剔再三。郭廷以壓力陡增：“知總辦事處對近史所參加工作人員有挑剔，合約尚未核準，頗怪余辦理欠妥，（陶振譽）并辭代理所務事，即覆函解釋敦勸。萬一真不核準，亦惟有聽之，余亦準備擺脫一切?！痹诖酥?，郭廷以已從妻子那里得知“研究院當局對于近史所保管外交檔案，曾向‘外交部’有所撥弄”。
執(zhí)掌近史所之前，郭廷以對研究院內(nèi)部的人事糾葛知之甚詳。最初接到來自朱家驊的邀請函之時，內(nèi)心也是糾結(jié)不已。早在1945年，郭廷以即與朱家驊結(jié)識，一見如故。三年之后，又在朱家驊盛邀之下，短暫擔任邊疆教育司司長。而郭廷以與周鴻經(jīng)私交甚篤，情逾兄弟。如果不是朱、周再三邀請，郭廷以或許根本不會答應出任近史所籌備主任。如今朱家驊卸去院長職務，至交周鴻經(jīng)因病辭世。倏忽念此，郭廷以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認為自己“本不長于作事，目前研究院情勢大異，以后更不易處，不如就此告一結(jié)束”。“某君素不滿近史所，尤不愿近史所有所成就”，不妨“隨時準備解脫”。
1958年4月10日，胡適正式接任院長。7月，郭廷以去紐約拜訪新任上司，明確表示“實不適宜于主持近史所”。胡適深諳處世為官之道，遂以“任何人均有其短長，甚少完人”作覆。郭廷以對胡適觀感若何，雖未在日記中明言，但幾度轉(zhuǎn)述了他人對胡適懷有“門戶之見”的批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足可代表其心中顧慮之所在。何廉曾與郭廷以論及學術界情形，“深不以胡適之先生之作風為然，謂其門戶之見太深”。
近史所成立初期，研究員僅有四位，分別是郭廷以、陶振譽、胡秋原、楊紹震。為了擴大近史所的學術聲譽，郭廷以擬聘請蔣廷黻、何廉、房兆楹等知名學者擔任通信研究員。蔣、何很快通過，而房兆楹的提議并不順利，“一以房先生聲名不及蔣、何之著，二以史語所出席之全漢昇、董同龢等有意為難”。此時胡適夾在史語所與近史所之間左右為難，主將此事暫時擱置，尋機再議。胡適之所以如此選擇，并非源自對房兆楹的學術水平不信任之故，實則早在1943年即對其參與美國學者恒慕義主持之《清代傳記》編纂工作欽羨無已，“房兆楹兄為最努力”，“其所得訓練之益當亦最大，甚可羨也”。胡適一度對清史興趣甚濃，曾請房兆楹推薦閱讀書目。房氏購置全套《大清歷朝寶錄》，親自搬至胡適家中。據(jù)悉，胡適曾向郭廷以承諾，“盡可能為近史所邀聘通信研究員，并說及房兆楹之性格，謂其個性頗強”。二人曾當面商定聘房兆楹夫婦為通信研究員，“將來房氏夫婦赴臺，盡可能予以方便”。
由于房兆楹已將個人珍藏約一百八十冊圖書無償贈予近史所，故胡適在聘請房兆楹一事上的態(tài)度從先前的“盡可能予以方便”變成現(xiàn)在的“暫時擱置”，如此巨大的反差，委實讓郭廷以難以向房兆楹交代：“本想撤回，恐胡先生或疑余對房先生意有不誠，即聽胡先生議付表決，同意者六人，反對者二人，棄權(quán)者四人。依法應可作為通過，而胡先生則主暫擱，殊不可解?！?/p>
事實上，郭廷以的“不解”遠不止此。1961年文化交流會議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召開。在胡適、錢思亮擬定的最初參會名單之中，郭廷以并未名列其中。礙于蕭公權(quán)、戴德華再三建議，胡適臨時主張將郭廷以列入?yún)麊?。能否順利成行，郭廷以頗表懷疑，“將來如何，尚不可知”。1960年4月30日，郭廷以接到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鄭憲來信，不禁對胡適印象大跌眼鏡，直稱其“高深莫測”：
接經(jīng)之兩函……華盛頓大學盼余參加，曾向此間提出，而胡適之、錢思亮先生送去名單，始終未將余名列入。公權(quán)力再商華大當局設法。實則余對于參加與否毫無所謂，所可怪者，本月五日胡先生尚以此事征余同意，并將有關檔見示，而送出名單則不予列入，真高深莫測。
郭廷以雖對胡適的某些舉措略有微詞，但多數(shù)情況下兩人均對于彼此敬重有加。對于郭廷以的勤奮踏實及任勞任怨，胡適委實看在眼里。當郭廷以1959年在臺灣發(fā)起口述歷史采訪計劃之時，胡適親自出面為之聯(lián)絡人選，并自掏腰包宴請受訪者。當臺灣大學教授吳相湘一度為“海防檔”事件向其投訴，意欲逼迫郭廷以辭去近史所籌備主任之時，代之以蔣廷黻之時，胡適選擇視而不見。1958年5月，當島內(nèi)輿論批評海防檔中有批評洋人之語，胡適親自寫信向葉公超解釋道：“學術機關印行檔案似應以保留原件真相為原則?！?/p>
面對史語所與近史所的分歧，胡適雖有意或無意的偏袒史語所，時不時采取一種“和稀泥”的態(tài)度。這并不能視為胡適對郭廷以的排擠，至多只能看作胡適面對史語所多年的老熟人李濟、全漢昇等人的面子，未能積極介入調(diào)解近史所、史語所之間的矛盾罷了。不過，當近史所聘用的檔案管理員被總干事全漢昇否決時，胡適亦在郭廷以的“壓力”之下多次出面調(diào)解。他曾向全漢昇規(guī)勸道：“我們（你和我二人）對于各所所長負責提出的人選，如非確知其有不妥之處，都不宜加以否決。否則無人肯做負責任的所長了。郭量宇兄此次提出的（某君）是有學術資格，可以做檔案工作，并且可以訓練年青的人，似應該照準?！睅兹罩螅m再度告誡全漢昇：“我是為保護你，所以把公事退回給你，你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批了的。你的任務是調(diào)和各所的有不同的意見；你對這件事有相反的意見，你應該拿來給我作最后決定?！?/p>
固然胡適與全漢昇交誼匪淺，但并不代表他可以一味容忍全氏過于執(zhí)拗的脾氣與行政做法。嗣后，全氏不僅對近史所事多有阻撓，而且亦對史語所多有為難，引致胡適、李濟諸多不快，不得不主動遞上辭職函，假借赴芝加哥大學講學之機離開臺灣。而總干事繼任人選問題，胡適亦征求郭廷以意見，囑其相機物色合適人選。
雖然郭廷以有時對胡適的某些舉措難以茍同，對其“北大派”領袖的地位與過往門戶之見的作法也知之甚詳，然學派之間的區(qū)隔并未影響到二人的交往與合作。蓋在胡適內(nèi)心深處，郭廷以的辦事能力足以令其刮目相看。近史所成立伊始，可謂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之上發(fā)展而來。為尋求寬廣的生存發(fā)展空間，郭廷以多次商請亞洲協(xié)會、哈佛燕京學社、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機構(gòu)申請資助。憑借韋慕庭、費正清等人的大力支持，近史所才能如愿申請到福特基金為期五年、總計十五萬三千美金的巨額資助。這在臺灣不可謂不是一個創(chuàng)舉。對比同時期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申請到洛克菲勒基金會兩年三萬美金的資助。
郭廷以千辛萬苦申請到福特基金會的資金補助，但由于外間批評太多，其不堪受辱，亟欲離職他就。胡適并未應允，并對胡頌平透露表示：“這事是他一手和福特基金會初步接洽的?，F(xiàn)在咨詢會還沒有正式成立，這時候怎么可以擺脫呢？他也曾對我說過，等這事辦妥之后，他要辭職了。這時求去，給外人也不好看。當初量宇和福特基金會初步接洽時，就有人寫信去破壞他，真怪，真怪！”
1月6日，胡頌平奉胡適之囑前來慰問，同意郭廷以辭去近史所主任，擬以張貴永或劉崇鋐接替，仍望繼續(xù)參加福特補助咨詢委員會。郭廷以極為不滿，“答以對于前者，極表感謝，對于后者完全謝絕，此后決與近史所斷絕一切關系，即請胡頌平代為轉(zhuǎn)達胡先生，下周起，不再到所”。朱家驊急訪胡適，“胡未作明確表示”。下午，王聿均、張存武等五人至郭廷以家中慰留，未果之后即去臺大醫(yī)院向胡適請愿。1月12日，胡適親自寫信挽留：“別人對你的批評，從來不曾減少我對你的支持”，“無論如何，在你和我沒有能夠從容考慮上說第二問題的時候，你千萬不能擺脫所務，請你務必照常辦公”。就這樣，郭廷以暫時打消辭意。
斯人已逝，友誼長存
1962年2月24日，“中研院”召開第五次院士會議選舉。原本是研究院的一大喜事，一代文化巨子胡適卻在酒會上突發(fā)心臟病離世。郭廷以在當天日記中記有：
“中研院”舉行院士選舉會，中午胡適之先生設宴招待，余與王雪艇先生談近代史所工作，胡先生亦參加，并云經(jīng)半日會議并無不適之感。午后二時飯畢，余以疲倦，返家休息。四時再去南港，五時胡先生酒會招待。胡先生主席講話，凌鴻勛、李濟、吳大猷繼之，歷時四十余分鐘。胡先生繼起講話，約十余分鐘，因李濟之曾提及最近臺灣言論為中西文化問題對胡先生之批評，胡先生稱之為“圍剿胡適之”，自謂四十余年來不斷受人攻擊詆毀，竟不為意。聲調(diào)激昂、情緒緊張。六時三十五分會散，不兩分鐘，怦然倒地。經(jīng)臺大醫(yī)學院長魏火曜施行人工呼吸，并施用氧氣。七時二十五分醫(yī)生自臺北趕到，診斷后宣布已于十余分鐘前逝世！事出意外，在場人士同為震驚！胡先生于去年二月二十五日以來，心臟病連發(fā)三次，此次為第四次，在醫(yī)院治療四十余日，迄未康復。今日既過分勞，說話尤多，心情復太激動，竟至不治！然于胡先生亦可謂死得其所。
看到自己的老上級倒下，郭廷以五味雜陳。雖然此前一度對胡適的某些舉措不以為然，但斯人已逝，加之生前曾給予自己莫大安慰和鼓勵，郭廷以隨守至八時三刻，并參加善后會議。后因體力不支返家，感傷不已。
胡適去世之后，遺體暫時停放在殯儀館。待公祭結(jié)束后，再移至研究院。由于各方溝通不暢，停靈何處一度爭吵不休。據(jù)《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3月1日所載：“上午為胡適之先生靈柩停放地點及檢閱胡先生遺物事，楊樹人與李先聞頗有爭執(zhí)，不歡而散。經(jīng)李先聞、凌純聲及余與李濟之相商，停靈處改為胡先生舊居。復以該處狹窄，凌、楊主改用近史所口述史辦公室（即會議室），商之于余，免允之，免再啟誤會。如胡先生有靈，恐未必以此種措施為是?！?/p>
郭廷以不知如何是好，后在賈廷詩勸說下，最終同意將胡適棺木暫放近史所。3月2日，臺灣學界公開祭奠，下午移靈南港。胡適去世之后，生前住宅最初作為紀念館保存。孰知入土不及兩日，新任院長王世杰試圖充之為辦公室，遭致院內(nèi)外強烈指責，“胡適之紀念館問題輿論抨擊頗力，研究院內(nèi)同人八十人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不以王雪艇、阮維周之主張為然”。1964年，美國學者史代（Starr）向胡適紀念館捐贈兩萬五千美金，王世杰擬移作他用，引致江冬秀極為不滿。郭廷以頗為不平：“王雪艇不與有關者相商（starr原指明由研究院院長、各所長商定），自行分配，分撥史語所、經(jīng)濟所。胡夫人表示異議，報紙亦多指摘。經(jīng)兩個月之討價還價，王雪艇終于全部吐出，形式上則經(jīng)過所謂院務會議，可謂自取其辱。”
胡適辭世之后，郭廷以多次前往靈前拜祭。斯人雖已逝，友誼卻長存。胡適固然擺脫了研究院的雜務纏身，郭廷以在近史所并非完全順遂己意。面對臺灣日益興起的白色恐怖氛圍，郭廷以因與費正清交好，一度深陷“出賣檔案風波”漩渦。為了兌現(xiàn)早年與羅家倫、蔣廷黻二人合寫中國近代通史的君子之約，最終于1969年9月離開臺灣，在夏威夷大學東西中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合力支持之下，撰寫一部后來被南港學派引以為傲之皇皇巨著——《近代中國史綱》。此后再也沒有重回臺灣，直至六年之后在紐約溘然長逝。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豫籍赴臺史家郭廷以與臺灣史學發(fā)展研究”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號：2022-ZDJH-0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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