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的18種語言譯本
《國富論》是研究經(jīng)濟學說在國際間傳播的好對象，雖然閱讀的角度隨著時代、文化、意識形態(tài)而異，但在過去兩百多年間，它一直都是知識界的基本讀物?；蛟S它不是讀者人數(shù)最多的經(jīng)濟學著作，但我們有理由說它是經(jīng)濟學史上被翻譯最多次的書之一。
研究各國翻譯此書所牽涉到的問題，重點不在于譯者能否把字句精確地譯成不同語文，而是要把眼光放在：各國在翻譯這本書時知識界的狀況如何？這樣才能從較寬廣的角度來理解各國譯此書的意義。舉例來說，意大利文的第一種譯本是1790年在那不勒斯（Naples）出版的，這可以顯示當時該地的學術(shù)氣氛，是意大利的學術(shù)圈正在積極參與一股歐洲文化的更新運動，譯這本書正可以顯示意大利參與了啟蒙運動。所以若只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來理解歐洲各國為何譯介此書，那會是個狹隘的視角。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富論》之所以很快地就被譯成主要的歐洲語言，那是因為斯密之前有另一本名著《道德情操論》（1759），歐洲知識界對它很有好評，所以早就替《國富論》鋪好了路。
下表對比《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在五個國家翻譯的狀況。有一項共同特征是：各國譯《國富論》的時間落差（即原書和譯本之間的年代差距），都比譯《道德情操論》的時間落差短（對比第3欄和第5欄）。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種形態(tài)：（1）法、德兩國知識界對《道德情操論》的譯本很熟知，這替《國富論》的譯本鋪下了坦途（見第5欄的時間落差：2年和0年）；（2）俄國、西班牙和日本對《國富論》較熟知，甚至是在《國富論》之后才回過頭來接觸《道德情操論》（見第7欄：兩者之間的年代落差分別達66年、149年、78年）。我認為原因是法、德譯《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動機類似，都是從知識的觀點出發(fā)，而俄、日在譯《國富論》時，經(jīng)濟上都還是發(fā)展中國家，初始的動機是想從此書學到“國富的本質(zhì)與原因”。但后來才理解到，若要充分理解斯密的學說體系，《道德情操論》是不可或缺的基礎(chǔ)，要先懂這本之后才能理解《國富論》的背后意涵，所以才進而譯《道德情操論》，視之為《國富論》的哲學基礎(chǔ)之作。
《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初譯時間，以及和英文原著的年代差距
下表是各國譯《國富論》的速度與次數(shù)。雖然目前已知此書有18種文字的譯本，但和當今全世界的語言總數(shù)相比，比例上仍然偏低。單就亞洲各國的文字來看，就沒有泰國、馬來西亞等國文字的譯本；同樣地，有許多印歐語系和斯拉夫語系的文字也無此書譯本。
其次，有5或6種譯本的國家只能算是“正常”，日、德兩國的現(xiàn)象可說是異常：為什么他們對這本書這么“瘋狂”？對前人的譯本總是不滿意，每一代都一而再地重譯？德國著名的國民經(jīng)濟學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對《國富論》曾經(jīng)有過相當刺耳的評論，但為什么德國人對這本書還一直這么執(zhí)著（10種譯本）？《國富論》在斯密生前只有過5種版本，為什么在日本會有14種譯本？那是因為其中有節(jié)譯本，有全譯本，有根據(jù)5種英文版的各種譯本，甚至還譯出英國學者為《國富論》所作的不同注解版。日本經(jīng)濟學界以及人文學界閱讀、研究此書的人口比例，可說是全世界最高的。
第三，從翻譯的時間分布來看，在有3種譯本以上的國家當中，韓國集中在1950-1970年；法國在1770-1820年；瑞典是1800-1810年；意大利的第一波是1790-1850年，第二波是1945-1976年；俄國（蘇聯(lián)）是1800-1930年，分布得相當均勻。德、日、西等國對翻譯此書的興趣是持續(xù)性的。
第四，這波譯《國富論》的運動至今尚未停止。我知道有新的丹麥文、韓文、西班牙文譯本還在進行中（截至1998年）。
第五，相對地，只有1種譯本的國家通常也是節(jié)譯、選譯、縮譯。為什么這些文化對《國富論》這么冷淡？較簡單的解釋是，這些國家的知識界通常能閱讀英、法、德等主要語文，若用自己的語文全譯，一方面不經(jīng)濟，二方面是這些國家的文字，恐怕不易轉(zhuǎn)譯《國富論》的辭匯和概念。這樣的說法有助于理解為什么尚無瑞典文的全譯本（因為他們可以讀德文或其他譯本或英文原著），但這種說法卻不易解釋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種德文譯本，因為德國知識界能讀英文原著的人很多。
現(xiàn)在從翻譯速度的角度來看，有一件趣聞是法文版出現(xiàn)“同時競譯”的情況。法國的一位修士安德烈·莫雷萊（Andre Morellet）在1823年出版一本自傳《莫雷萊修道院長回憶錄》（Mémoires de l’Abbé Morellet），說他在1776年秋季曾在香檳地區(qū)致力翻譯此書。但幾乎在同時，有一位還俗的本篤教派（Benedictine）修士阿貝·布拉韋（Abbé Blavet），他在1774年時曾把《道德情操論》譯為法文，也正在譯這本剛出版的《國富論》，以每周連載的方式刊登在農(nóng)學刊物《農(nóng)業(yè)、貿(mào)易和金融期刊》（Journal de l’agriculture, du commerce et des finances）上，登出的時間是從1779年1月到1780年12月，之后在1781年輯印成六冊，分別在瑞士的伊韋爾東（Yverdon）和巴黎出版。莫雷萊抱怨說，布拉韋的譯本“妨礙了我的譯本出版。本來有人出價一百路易，現(xiàn)在變成一毛也不給，后來更因為布拉韋的競爭，而沒有人愿意出版”。他還是努力要出版這本書，但又被法國北方桑斯（Sens）地區(qū)的總主教拒絕了，莫雷萊因此抱怨說：“可憐的斯密被（布拉韋）傷害，而不是被（布拉韋）翻譯。……我的翻譯作得很仔細。斯密的抽象理論部分，在布拉韋的譯本內(nèi)都變得難以理解，但從我的譯本中，讀者可以獲益?！?/p>
斯密本人對布拉韋的譯本有下列的回應(yīng)。1782年7月23日他從英國愛丁堡寫一封法文信給布拉韋，說他對布拉韋之前所譯的《道德情操論》感到非常高興：“您對我新作《國富論》的翻譯，尤其讓我欣喜?！矣X得您的譯文，從各方面來說，幾乎和原著一樣好?！覀€人對您非常感激，我無法鼓勵或同意有另一種（法文）譯本。”這是斯密《通信集》內(nèi)唯一的法文信函，可以看出他的法文相當好。據(jù)我所知，這是《國富論》的各種譯本中，唯一直接競爭的例子。日譯本之間也有競爭的情形，但那是在不同版本之間，以及新舊譯法之間的競爭，不是同一時間對同一版本的競譯。
翻譯的品質(zhì)
在這波翻譯《國富論》的運動中，出現(xiàn)了一些有趣的事：有“假版本”的事，也有“版本不明”的事。在西班牙還禁印過此書，此外還有誤解和扭曲的情況。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1）假版本和不明版本。
所謂的“假版本”是說，譯者宣稱他是從英文原著譯來，但其實是從另一種文字的譯本轉(zhuǎn)譯過來的。例如，意大利文初譯本（1790）的譯者說他是據(jù)英文本譯的，其實他是根據(jù)布拉韋在1779-1780年間的法文譯本轉(zhuǎn)譯的。另一個例子是西班牙文的初譯本（1792），其實是根據(jù)法國名學者馬奎斯·德·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對《國富論》的摘要，再刪減之后譯成西班牙文的?？锥嗳恼凇豆踩宋膸臁罚?em>Bibliothèque de l’homme public）卷3，頁108-216，以及卷4，頁3-115，1790年在巴黎出版[Diatkine（1993）對此問題有深論]。西班牙的這位轉(zhuǎn)譯者，不但刪去孔多塞摘述的某些部分，有時還斷章取義，甚至還不知道《國富論》的原作者是斯密。
“版本不明”的例子是，法文的初譯本最先在荷蘭海牙出版（1778-1779），譯者的名字是“M***”。另一種譯本1781年在巴黎出版，未載明譯者是誰，但公認是前文所述的布拉韋。有很多人認為巴黎版（1781）和海牙版（1778-1779）是同一譯者，只是以不同的排印方式和裝訂在兩地出版而已（一個版本是三冊，另一個版本是四冊）。法國訥沙泰勒（Neufchatel）地方的一位居約（Guyot）先生，1778年寫信給布拉韋說，當他和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ewart）看到這個1778年的版本時，他們都以為這是莫雷萊所譯的。英國學者默里（Murray）在1905年出版一本15頁的小冊子，主旨是在對比海牙版和巴黎版這兩種譯本。他認為海牙版的日期早一年，而且顯然是由另一個人所譯，但他仍無法斷定1778-1779海牙版的譯者是誰。
（2）查禁。
上述西班牙文首“譯本”的譯者是卡洛斯·馬丁內(nèi)斯·德·伊魯霍（Carlos Martinez de Irujo），當時他的職位是第一國務(wù)秘書官（Oficial de la Primera Secretaria de Estado）。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在1792年3月3日查禁了《國富論》的“原文”（法文本），但同年卻允許此書的摘要本出版。約翰·麥克弗森爵士（Sir John Macpherson）在1792年12月從慕尼黑寫信給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說：西班牙政府已“準許亞當·斯密《國富論》的摘要出版，但宗教裁判所對原著仍有意見”；翻譯者保證“他已刪除任何可能會引發(fā)宗教和道德上的錯誤或松弛的部分”。這項禁令持續(xù)到《國富論》的全譯本（1794）出版時。譯者是向塞·阿隆索·奧爾蒂斯（José Alonso Ortiz），他可能是根據(jù)《國富論》第五版（1789）譯的，但奧爾蒂斯卻認為他所根據(jù)的是第八版，這是不正確的：第八版要到1796年才出版。此外，雖說是全譯本，但有某些章節(jié)還是刪略掉了。奧爾蒂斯是巴拉多利德（Valladolid）地區(qū)皇家協(xié)會屬下的律師，同時也是法學和神學的教授。
1793年2月15日，奧爾蒂斯向宗教裁判所解釋他不久前翻譯的《國富論》，“刪掉了一些不恰當?shù)牡胤?，……在某?jié)內(nèi)作者對某些宗教方面有較寬容的見解，因而未譯出。任何會對道德和宗教事務(wù)方面產(chǎn)生誤導或松弛的部分，都已清除干凈”。宗教裁判所的最高當局，在1793年2月16日把奧爾蒂斯的譯稿送給三位審查者，但當局對其中兩位審查者的意見不夠滿意，原因是“奧爾蒂斯的翻譯避開了法文本的錯誤”（這句話的意義不夠明確）。5月29日，裁判所再度指定一個審查委員會，其中有一位修道士對《國富論》的法譯本相當不滿（在此之前，法文本的《國富論》一直被視為原著）。奧爾蒂斯做了一些細部修正之后，稿件在10月22日退還給譯者，1794年由政府準許出版。
（3）誤譯與扭曲。
在各種譯本內(nèi)，改寫而非忠實翻譯的例子很多。第3章的表3.1、表3.2以嚴復的譯本為例，可以看出嚴復也是在改寫而非精確式的翻譯。這種情況在不同文化系統(tǒng)之間（例如英國與中國、日本）進行譯介時嚴重性通常很明顯。竹內(nèi)謙二的日譯本（1921年3月初版，1931年3月修訂二版），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是流通最久最廣的日文版本，1969年東京大學還重印此譯本的“保存版”三卷。竹內(nèi)在1963年退休后出版了一本《誤譯》（東京：有紀書房），討論《國富論》和大衛(wèi)·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的《政治經(jīng)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這兩本書的日譯問題。他舉例批評日本教授的誤譯，評論他們“錯誤”和“無知”的狀況，說他很以這些“丑譯”為恥。他舉例說明，同一段文字竟然被譯成很不相同的日文?？吹街駜?nèi)這種自我批評之后，才較能理解日本為何會有14種譯本。如果日本學者持續(xù)地要求完美，那么在未來兩個世紀我們還會見到另外14種日文譯本。日本學界對《國富論》譯本的品質(zhì)要求最嚴，他們對細節(jié)的要求是其他文種譯本所難比擬的，可惜他們對斯密的研究大都以日文發(fā)表，外人不易吸收他們的成果。
《原富》譯文中難解詞語的類型舉例
在西班牙另有一項高層次的翻譯。18世紀末有一位物理學教授拉蒙·坎波斯（Ramón Campos），他出版過一些邏輯方面的著作，試圖要把《國富論》的內(nèi)容翻譯成精確科學的語言，也就是要把“經(jīng)濟學化約成精確、清楚和簡單的原理”。他要把“到目前為止仍有神秘感的經(jīng)濟論述，通過我的研究而廣為人知，可以讓精確科學界的人士共同接受”。1797年他在馬德里出版《經(jīng)濟學：化約成精確、清楚和簡單的原理》（La Economia reducida a principos exactos, claros y sencillos），內(nèi)有簡短的8章，把斯密的價格、工資、利潤、資本、租稅等理論，用簡潔精確的方式重述。此書現(xiàn)藏美國杜克大學珍本室，不外借。我有理由懷疑，他在18世紀末時是否真的能做到“讓精確科學界的人士共同接受”，因為直到今日也尚無人能做到此點。
翻譯是研究經(jīng)濟思潮在國際間傳播的重要面向，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還很缺乏，尤其是誤解和扭曲的部分，更是可以深入探究的題材，可藉以理解不同文字和文化體系之間的落差。以上是對《國富論》在過去兩百年間翻譯的速度、數(shù)量、品質(zhì)，提出概觀性的初步面貌。如果我們能對各國譯本有較深入的理解，這個圖像就會更完整有趣。
嚴復翻譯《國富論》的動機
如果嚴復以追求中國的富強為出發(fā)點，向西方求取可供借鏡的經(jīng)驗，他為什么要譯一本離他譯書時（1896年）已有120年歷史的《國富論》？他從《國富論》中取來的處方，適用于清末的社會經(jīng)濟條件嗎？
他在英國留學期間（1877—1879年），似乎未受過正規(guī)的經(jīng)濟學訓練，但他對經(jīng)濟學發(fā)展方向的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知道經(jīng)濟學并非斯密所創(chuàng)：“謂計學創(chuàng)于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為專學，其散見于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干，循條發(fā)葉，不得謂于理財之義無所發(fā)明。至于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倫，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辟，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柢，其言論謦咳，皆散見于本書?！保ā白g事例言”，頁1-2）
他也知道當時經(jīng)濟學界（新古典學派）的主要人物，以及他們已經(jīng)運用微積分等數(shù)學工具，來做歸納和演繹的分析：“計學于科學為內(nèi)籀之屬。內(nèi)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為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李嘉圖）、穆勒父子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夏律諸書，則漸入外籀為微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窺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迻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后時之嘆。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后生可畏，知必有賡續(xù)而成之者矣。”（“譯事例言”，頁2）此段內(nèi)的許多人名、名詞必須和《原富》商務(wù)印書館“人人文庫”版下冊后所附的“《原富》譯名表”相對讀：“理嘉圖”是David Ricardo，“穆勒父子”是James Mill和John Stuart Mill，“耶方斯”是William Stanley Jevons，“馬夏律”是Alfred Marshall，“倭克爾”是Francis Walker。
為什么嚴復在1896年時不譯一本近代的經(jīng)濟學或經(jīng)濟政策著作，而去找一本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嚴復的說法是：“計學以近代為精密，乃不佞獨有取于是書，而以為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后而鞭之，二也。其書于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為之證喻，不若他書，勃窣理窟，潔凈精微，不便淺學，四也?！保ā白g事例言”，頁2-3）簡言之，他認為：（1）讀過去的名著，可以溫故知新；（2）該書中所指陳的英國經(jīng)濟政策缺失，與中國的情形有類通之處，可資借鏡；（3）歐洲的舊典章制度，足資考鏡；（4）該書說理清晰，有史實為證，值得學習。其實在這四項比較表面性的理由之外，還有一些更深層的背景與動機，析述如下。
嚴復在1896年譯《原富》時，正是新古典經(jīng)濟學派大盛之際，如上所述，他已知道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今譯“杰文斯”）、馬夏律（Alfred Marshall, 1842-1924，今譯“馬歇爾”）等人的名字，以及他們研究經(jīng)濟學的方法與層次。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等人，用文字敘述分析的方法，研究國家（宏觀）經(jīng)濟的傳統(tǒng)，這是古典經(jīng)濟學派。19世紀中葉以后的新古典學派，研究的重心已由追求國富的宏觀（總體）政策，轉(zhuǎn)向微觀（個體）經(jīng)濟學的“邊際效用分析”“消費者剩余理論”“廠商與產(chǎn)業(yè)理論”，這和嚴復所要的“富強”藥方并不相符合。
和他同時代的新古典學派，所面臨的問題是工業(yè)起飛后的產(chǎn)業(yè)與消費問題，以當時中國經(jīng)濟的情境，嚴復或許認為向重商主義時代的亞當·斯密求援較妥切。這一點他在《原富》頁532的案語中說得較清楚：斯密的書雖已較過時，但“愿不佞之為譯，乃獨有取于是書者，則以其論之中于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遠必先卑邇已也，此亦梭倫造律先其利行之義也夫?！逼浯危诜治龉ぞ呱?，嚴復不一定能充分了解，新古典學派運用微積分來分析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意義；再說，這些運用數(shù)學分析的經(jīng)濟學著作，譯成中文后最多也只能在船政學堂這類的技藝學校當教本，而不適合用來啟發(fā)一般知識界與朝廷決策者追求中國富強的目的。
史華慈（Schwartz，1964，p. 116）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既然當時譯《原富》的主要目的是在追求富強，而在一個民間部門散亂、政府部門無力的中國社會，譯介一本提倡“最小政府”“自由放任”“追求個人利益”的《國富論》，豈非正好與追求國家整體富強的目的相反？若要追求富強，所應(yīng)學習的對象應(yīng)該正好是《國富論》中所要打倒的“重商主義”。嚴復怎么能譯介一本追求個人利益、反對重商主義的著作，而想達到重商主義的一貫?zāi)繕恕粡?？史華慈（Schwartz，1964）的解釋是：（1）辯明斯密提倡的個人自由，并不一定和社會的利益相沖突；（2）斯密的終極關(guān)懷，仍是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福祉，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就是在調(diào)和社群的整體利益。這兩點解釋的層次太哲學性，或許嚴復根本沒意識到這種哲學相關(guān)性，或甚至不在意這個沖突性。反而是史華慈（Schwartz，1964，p. 117）說了一項較具體的原因：《國富論》風行的時代，正是英國富強的盛期，這個榜樣也許對嚴復較有吸引力，愿意把它當作學習的對象，當作追求富強的處方來用。嚴復在譯《原富》時，已經(jīng)把讀者可能的反應(yīng)計算在內(nèi)，而且在前言和案語中反覆強調(diào)自己的立場，試舉兩例。
（1） 《國富論》的“壓卷”之作，也是后人最重視的經(jīng)濟政策論點，是在第四篇中痛陳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英國重商主義之弊。其實斯密只是反對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yù)以及保護政策所帶來的反效果，并非反對國家追求富強的商業(yè)行為。但當時中文讀者內(nèi)的保守派，很容易就附會成斯密是在“重農(nóng)黜商賈”。所以吳汝綸在《原富》的序言中，說“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為諱，又忕習于重農(nóng)抑商之說”，痛陳中國經(jīng)濟財政之學不發(fā)達的原因，責備士大夫到了危急之際，則“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雖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駴愕，而卒無分毫之益”。接著他力陳“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nóng)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于不知”。他在說明中國古時并無重農(nóng)抑商的偏見之后，又擔心《原富》會給人西洋也有重農(nóng)抑商之說的印象，所以他在最后說明：“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不滿于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辨明之?！边@種表面文字的論說，大概不易說服有成見的讀者。
嚴復自己的辯解就清楚多了，他的訴求方式，是說明英國重商主義時代商人的劣行，以及官商相因之弊：“斯密此書，論及商賈，輒有疾首蹙額之思。后人釋私平意觀之，每覺所言之過，然亦知斯密時之商賈，為何等商賈乎？稅關(guān)屯棧者，公司之利也，彼以謀而沮其成，陰嗾七年之戰(zhàn)。戰(zhàn)費既重，而印度公司，所待以榰柱其業(yè)者又不訾。事轉(zhuǎn)相因，于是乎有北美之戰(zhàn)，此其害于外者也。選議員則購推舉，議榷稅則賂當軸，大壞英國之法度，此其害于內(nèi)者也。此曹顧利否耳，何嘗恤國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譯事例言”，頁4-5）他藉此向讀者說明，切勿因斯密反對重商主義，而更堅信中國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抑商政策。
（2） 正如吳汝綸所言，“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為諱”，而《原富》又是“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那么他們兩人又如何能期望讀者接受這本“言利之書”呢？嚴復的辯解方式，是把斯密的“言利”歸于“科學之事”，想用當時中國對“賽先生”（科學）的歡迎，來緩和士大夫的“言利之諱”：“然而猶有以斯密氏此書，為純于功利之說者，以謂如計學家言，則人道計贏慮虧，將無往而不出于喻利，馴致其效，天理將亡，此其為言厲矣。獨不知科學之事，主于所明之誠妄而已。其合于仁義與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計也。固將非計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為計，乃已足也。從而尤之，此何異讀兵謀之書，而訾其伐國，睹針砭之論，而怪其傷人乎？”（“譯事例言”，頁6）這種說法對新生代當然有影響力，但對保守人士的說服力則不易察知。
本文節(jié)選自賴建城著《當中國遇見〈國富論〉：嚴復譯介〈原富〉百年回眸》（格致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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