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日下：明清宮廷與北京道教

2022年9月24日，由北京市道教協(xié)會與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聯(lián)合舉辦的“人居日下：明清宮廷與北京道教”學術論壇在西頂廟召開。會議采用線下和線上相結合的形式，邀請了北京、上海、南京、美國和法國的學者、研究人員及道教人士進行了15場主題發(fā)言，參會者共計百余人。

圖1. 論壇海報

9月24日上午8:30，開幕式由北京市道教協(xié)會秘書長高欣主持，北京市道教協(xié)會會長黃信陽發(fā)表致辭。黃信陽會長指出，本次會議研究明清宮廷與北京道教，一方面是要以史為鑒，吸收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探究道教中國化的歷史規(guī)律；另一方面有利于北京道教與時俱進，自覺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適應，促進道教傳承發(fā)展。黃會長致辭結束后，諸位與會專家學者及師生就“宮廷的道士：制度與道派”、“宮廷的道化：空間與藝術”、“宮廷到民間：神明與社會”這三大主題展開了豐富精彩的對話和討論。

圖2. 論壇會議現(xiàn)場

明清宮廷與宗教的復雜關系，不僅形塑了國家治理的樣貌，也影響了社會歷史的走向，神圣而民俗、高貴而鄉(xiāng)土的北京宗教亦由此形成。本次論壇聚焦北京道教及其相關人群這一總命題，將宮廷置于討論的背景，試圖探討明清時期宮廷與民間的復雜互動中，道教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本綜述將依據(jù)會議三大主題，從“宮廷的道士”“宮廷的道化”，以及“宮廷到民間”三個方面總結與會學者的觀點成果。從這些角度出發(fā)，諸位專家學者在不同的視域中進行了案例考察與歷史追溯，或是積累了豐富的史料，或是進行現(xiàn)場考證勘察，或是關注鮮活的個體經(jīng)歷，產(chǎn)出了大量富有啟迪的研究成果。

圖3. 故宮博物院王子林研究館員做《欽安殿玄天上帝與帝統(tǒng)繼承》主題演講

圖4. 本次會議其他與會學者，從左至右：
王宜峨（評議人）、王宗昱（評議人）、汪桂平、呂敏（Marianne Bujard）、
王崗、劉迅、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李雨航
鞠熙、付海晏、賀晏然、楊君、
王彥嘉、侯海洋、許彤、陶金

一、宮廷的道士：制度與道派

在明清王朝歷史中，道教首先且始終是一種制度性的存在。只有將代表教派及重要人物放在國家制度的背景中，才能理解道教自身的存續(xù)發(fā)展問題。近年來，從政治史和社會史角度討論道教成為熱點，本場討論更是集中于明初、明末與清末三個典型時間段內(nèi)，對宮廷與道士的關系做了集中思考。

明代帝京道教的法派及代表人物無疑是本次研討會的重點之一。美國佛羅里達大學語言文學文化系、宗教系的王崗在題為《明代王朝制度與道教法派》的演講中討論了道教法派——尤其是劉淵然清微法派與明王朝禮儀機構的關系。道教在參與官僚制度內(nèi)部建設的過程中逐漸發(fā)展出可操作的模式，并留下制度化的成果。以劉淵然的清微派為例，這一道派通過師徒、同門等關系滲透入王朝制度內(nèi)部，至少到明嘉靖十一年（1532）為止都主導了道錄司。清微派道士往往住持管理北京最重要的國家宮觀，其弟子在道錄司內(nèi)任職則直至明末。王崗指出，考慮到清微派成功壟斷了明王朝禮儀機構的職官，并擁有為王朝國家提供禮儀服務的特權，應該認為他們在明王朝官僚體制中同樣具有制度性的角色。其影響力從中央進一步擴展到地方后，最終對整個明代國家社會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的賀晏然討論了明代南北兩京道教之間的關系。她通過劉淵然道派、守備太監(jiān)和南北道錄司三個個案，說明在永樂遷都之后，內(nèi)臣如何將北京逐漸濃厚的道教風氣與南京的守備官制度相結合。這些宦官通過資助道院等活動，將北京的宗教權力關系帶到南京，這一方面促進了南京道教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南京道錄司地位不斷下降。尤其是南京道錄司的經(jīng)濟與管理制度與北京不同，導致了兩京道教管理機構的差異不斷加大。北京市文物局的侯海洋綜合近年明代道教史呈現(xiàn)的各類研究成果，發(fā)現(xiàn)近來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地方教派活動與發(fā)展、道教文學藝術、世俗化等方面內(nèi)容，對于明代周思得道派道士與原生家庭關系、社會交往以及與宮廷關系等諸多方面猶有剩義尚待闡發(fā)?；谝陨险J識，他從北京出土的五方明代道士墓志拓片著手，梳理了墓志所見周思得道派中的分支與派字，分析了明代道士墓志與前朝墓志的差異原因。他著重分析了明代的一批“皇家道士”的生平家庭、入道緣由以及升遷喪葬等方面，這些要素反映在道士們的墓志文本書寫上，體現(xiàn)出較濃厚的官方干預色彩。離開明初，學者們也關注到明末宮廷內(nèi)的道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汪桂平詳細考證了明末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高時明的生平事跡，以說明在明王朝政權中廣泛存在的道教影響力。大太監(jiān)高時明的道教信仰與實踐，反映明代宮廷內(nèi)部普遍接受了道教丹道養(yǎng)生的思想。這表明當時道教的影響力滲透到官僚選拔制度、群官生活方式、宮廷文化等各個方面，并在等級森嚴的王朝制度中形成一套塑造政治樣態(tài)的獨特模式。

圖5. 王崗（Richard G. Wang），《宗廟網(wǎng)絡中的法派：明代道教與地方社會》（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關于清代宮廷道教的討論中，學者們重點關注了清末政治、宗教以及民間社會中的白云觀。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劉迅的演講名為“政治中的神仙：高仁峒方丈與清末京師全真道教的眷顧網(wǎng)絡、權力及宮觀擴張”，以清末白云觀住持高仁峒(1841-1907)為個案，探討全真教及其宮觀如何應對晚清政治和社會大變局。劉迅指出，在清代國家權力普遍衰落的時期，高仁峒方丈所掌持的白云觀卻能逆勢擴張。這一方面涉及到道教與清朝地方精英的長期合作，另一方面，全真教宮觀勢力的形成和發(fā)展，也是19世紀初白云觀高仁峒等信徒的長期宮觀行動（monastic activism）、個人魅力和領袖素質(zhì)的產(chǎn)物。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付海晏考察了近代背景白云觀中的住持們的藝術生活。通過對高仁峒、陳明霦和安世霖等白云觀住持的生平閱歷、與藝術精英的交往等方面進行考察，付海晏指出，白云觀的住持往往有較高的藝術文化素養(yǎng)，他們與許多藝術、戲劇界精英交往甚密，具備雅俗兼具的特征；在明清時期，他們在涵養(yǎng)藝術傳統(tǒng)、傳播宗教文化、維護道觀生存等方面曾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白云觀方丈高仁峒曾在北京蓮花山度過很長時間，中國道教學院的楊君發(fā)現(xiàn)，這座道觀在清末時成為北京坤道的中心。她研究了民國時期北京蓮花山女冠廟的三十余位坤道，發(fā)現(xiàn)她們絕大多數(shù)是蓮花山坤道曾義明、乾道蔡義先的徒眾，屬于全真華山派。其中，曾義明更可以被視作民國時期，尤其1925年以后北京主要女冠廟與女冠群體的開創(chuàng)者。作為清末民國時期的傳奇女冠，兩人都擅長修煉養(yǎng)生秘術，并著意使用易于民眾接受的觀念術語，這對女性信眾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

圖6. 清末北京白云觀方丈高仁峒肖像（北京白云觀藏）

道教與中國國家形態(tài)的關系是經(jīng)久不衰的話題，在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道教也以不同方式深刻影響甚至左右了王朝國家的制度建設。本次專場討論的五位學者從王朝國家的道教制度與道教內(nèi)部入手，在很大程度上跳出以往道教史研究僅關注文本制度的窠臼，從道教與道士的豐富實踐出發(fā)，展現(xiàn)出明清時期國家權力中心的復雜生態(tài)。在這種生態(tài)中，道士們往往表現(xiàn)為國家制度下的能動者，他們不同于儒生們的行動邏輯與行動網(wǎng)絡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改變了國家制度本身。同時道士們作為活生生的個體，其中之佼佼者所具有的超凡能力，使他們既能溝通宮廷權力，亦能吸引民間信眾。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經(jīng)由這些道士，國家浸潤入大地，而民間亦由之影響宮廷。

二、宮廷的道化：空間與藝術

第二場分論壇集中于宮廷建筑、藝術符號與宮內(nèi)道場。就視覺層面而言，道教元素在明清宮廷內(nèi)幾乎無處不在。不僅是道觀、宮殿、園林等建筑體，室內(nèi)陳設、案頭擺件乃至日用起居品等，幾乎隨處可見道教思想的影響。

明清紫禁城內(nèi)有大量空間是名副其實的“道觀”。其中，欽安殿是中軸線上最重要的一處。通過對欽安殿內(nèi)玄天上帝極為細致的史料梳理與造像研究，故宮博物院的王子林指出：永樂帝將紫禁城中軸對準元代欽安殿，其目的就是為了把欽安殿納入北方天神的空間里，以符古制。無論是永樂帝還是嘉靖帝，他們都通過供奉意味北方的玄天上帝來證明自己帝王繼位身份的合法性，以此與儒家的正統(tǒng)繼位觀相抗衡，而道教作為暗線為這一合法性提供了最大支持。而在西苑宮區(qū)范圍內(nèi)，大光明殿則是最重要的道教宮觀之一。自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建成以來，大光明殿歷明清兩代營繕使用，最終湮滅于1900年庚子國難的戰(zhàn)火之中。故宮博物院的王彥嘉利用清代奏銷檔、掌儀司檔案、上諭檔以及稼齋燕行錄、曾國藩日記、清末宗室載濤的回憶性文章等一手史料，充分探討并梳理了大光明殿區(qū)域的建筑沿革、內(nèi)部供設以及道團組織構成。這些深入細致的勾陳為我們展現(xiàn)出宮廷內(nèi)部道教活動空間的鮮活細節(jié)，也為宮廷道教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具體時空背景。關于紫禁城內(nèi)道觀的研究似乎表明，“天子”的神圣性并非永遠固若金湯，在其動蕩或受到挑戰(zhàn)的時刻，道教常常是重新建立神圣性的重要手段。正是通過構造道教視覺空間、日常進行道教儀式，帝王權力的神圣性在某種意義上得到支持與保障。

圖7. 大光明殿舊影

除了上述這類明確供奉道教神靈并進行道教儀式的殿宇外，道教元素在宮內(nèi)隨處可見，它們將紫禁城變成了一處“道化”的時空。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的陶金分析了寧壽宮的建筑園藝中的道教因素，他具體關注乾隆帝是如何利用既有的道教仙境元素，來表現(xiàn)“羅漢”“延壽”“歸隱”等主題。通過宮廷原狀實考、史籍檔案和文學作品等材料，陶金指出，虔奉佛教，精通儒門性理的乾隆帝與明清時期的大多數(shù)中國文人一樣，同時也對道化的‘山水’文化有著深刻的認識、理解以及好尚，通過他的精心布排，寧壽宮園林得以被構成一羅漢所居的洞天仙境，而他則于‘環(huán)中’得以與羅漢們同游山水之趣。這一治園思想反映出乾隆帝建構一個 “洞天福地”圣地的愿望，也反映出道教“洞天福地”這一圣地概念對晚期帝制時代山水文化所造成的深遠影響。故宮博物院的許彤的研究著眼于寧壽宮中的仙石陳設，她從寧壽宮中獨特的宣石擺置出發(fā)，指出寧壽宮軸線上的各大重要建筑，包括養(yǎng)性殿、樂壽堂、頤和軒中都有宣石的布置，此外寧壽宮花園的院落中也有宣石陳設。但無論它們身處何處，形體大小，以及表現(xiàn)手段，都指向了仙山的寓意?？v觀宣石在寧壽宮中的分布，可謂貫通成一個仙山氣脈。許彤認為，宣石體現(xiàn)出隱退、長壽等寓意，可以反映出寧壽宮的建筑主旨和乾隆帝當時的心境，具有以小喻大的作用。

圖8. 寧壽宮園林中之仙臺（故宮博物院官網(wǎng)圖片）

類似欽安殿這類道教場所直接服務于帝王及其家庭的精神需要，或者與其私人生活有關，或者聯(lián)系著帝王隱秘的焦慮與追求。在這些空間內(nèi)進行的儀式與法事，常常需要大量道士或者太監(jiān)道士的參與，這在宮廷內(nèi)部造成了一個人數(shù)不少、活動頻繁，既貼近帝王又有廣泛社交網(wǎng)絡的特殊群體。不僅如此，經(jīng)由各類宮廷藝術，道教思想還在相當大程度上形塑了帝王及其后宮的精神世界，構成了龐大的帝王家庭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潛隱邏輯。以上種種關于“道化宮廷”的事實曾在中國歷史與文明中留下怎樣的印跡？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過去的相關探討很少，本次論壇的幾篇文章無疑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三、宮廷到民間：神明與社會

明清北京首先是“日下之中”，因此我們將宮廷置于討論的核心。但同時必須注意到的是，宮廷也位于城市之內(nèi)，它的確是“中央”所在地，但也無法脫離具體的“地方”社會。更何況，“神仙皇帝”嘉靖帝、“圣母太后”李太后、“老佛爺”慈禧太后，本身就有濃厚的道教信仰色彩，他們的行為也直接對北京民間信仰造成重要影響。這種宗教與帝王之間的復雜生態(tài)，也是2018年“十三至二十世紀東亞的君權與皇家對宗教的支持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題。法國高等實踐學院的呂敏（Marianne Bujard）作為2018年會議的召集人之一，從中國皇帝的神化身份以及他們對寺廟的支持兩方面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成果。作為總結，呂敏指出：皇帝既把自己作為神圣的化身，同時也是一個追求不朽的追隨者……皇帝在臣民面前表現(xiàn)得像神，他以神的身份行事，但在他的內(nèi)心深處，他知道他必須堅持不懈地培養(yǎng)他的神性，否則他將失去神的恩澤。正因為這種多重因素的建構影響，這種作為神的身份性質(zhì)在根本上仍然是不明晰的。

圖9. 呂敏 (Marianne Bujard) 主編，《北京內(nèi)城寺廟碑刻志》叢書，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2020.

與帝王的神化身份有關，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的鞠熙討論了康熙帝與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關系。通過研究以碑刻為主的地方文獻，鞠熙認為，康熙帝以帝王身份大量支持碧霞元君，其力度超過了其他任何一位道教神祇。很可能正是在他的示范與帶動作用下，清代至民國北京最重要的幾處進香圣地：丫髻山、妙峰山、中頂與東頂?shù)哪锬飶R才開始成為走會圣地，而進香也才成為民間社會自我組織的重要動力。因此，香會并不像我們過去所想象的那樣是純粹民間自發(fā)的行為，它很可能是國家的B面，是制度與生活的結合體。

慈禧太后是清末香會與其他一些民間信仰活動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李雨航運用圖像分析的方法，對慈禧喪禮相關的儀式法器進行了細節(jié)性解讀。她指出，在“慈禧扮觀音”的系列照片中，可以看到船上所有人物都扮演著女性角色，這與慈禧與觀音的關系有關。此外，慈禧尸身下的滿繡蓮花褥子、經(jīng)被上的道教經(jīng)文和煙火法船活動等，都包含著具有濃厚的道教元素，慈禧的身體因而通過喪禮行為被賦予了更普遍的宗教含義。通過身體行為，借用船的形式，慈禧扮觀音的儀式再現(xiàn)了“渡”的觀念，寓意著政治和生命的長壽。

圖10. “慈禧扮觀音”照片之一

作為本場最后一位發(fā)表人，法國高等實踐學院的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雖然沒有直接討論被神化的帝王，但卻直擊道教傳播的重要手段——出版印刷。他以CRTA（中國宗教書籍規(guī)范索引）數(shù)據(jù)庫為依據(jù)，試圖繪制一幅關于中國古代晚期與現(xiàn)代宗教文獻印刷傳播的地圖。他指出，在近代北京宗教出版中，道觀的力量比較有限，主要是民間團體刊刻經(jīng)籍發(fā)揮了更大作用。雖然不如江南規(guī)模大，但北京仍然是很重要的宗教文本出版中心。本地乃至華北其他地方的經(jīng)卷都在這里刻印或重刊。而了解道教知識和傳說的生產(chǎn)及傳播途徑后，能豐富我們對北京城市文化中的道教地位的理解，并與中國的其他城市進行類比。

四、討論與總結

在會議的討論環(huán)節(jié)中，學者們討論了欽安殿造像與武當山的關系、道士太監(jiān)是否熱衷扶乩、煉丹等活動，以及晚明道士的“文人化”轉向等問題。在圓桌討論階段，與會者集中討論的問題有二：第一是應重視長期被忽視的女性道教傳統(tǒng)。第二是如何反思長期以來通行的“國家-社會”“男權-女性”二元框架。

中國道教協(xié)會的王宜峨特別強調(diào)道教研究應該重視女神信仰，這不僅是道教為中國社會做出的最深遠廣泛的貢獻，也尤為能體現(xiàn)華夏文明以土地為中心的崇拜觀念。本次討論會中已有不少論文涉及道教女神信仰問題，但還應在現(xiàn)有討論基礎上更進一步，在世界文明比較的大框架中發(fā)現(xiàn)和理解中國道教的獨特品格。例如，中國與西方都有圣母信仰，但西方圣母因其母親身份被崇拜，而中國以碧霞元君和媽祖為代表的圣母都不曾成為母親，而是作為具有獨立神格和偉大職能的單身女性而為世人尊崇。從這一點說，研究道教中的女性神祇，對于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根基、建立文化自信都有重要意義。劉迅引發(fā)了關于如何打破二元區(qū)隔的熱烈討論。他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對皇權機制的理解是完全父權式的，這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毫無疑問也遮蔽了王朝制度中的多種可能性。尤其是國家-社會、男權-女性、陰陽、內(nèi)外、正式—非正式等二元分析框架，在某種意義上束縛了我們對王朝國家復雜性的認識。劉迅的發(fā)言引發(fā)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李雨航指出，要理解皇權的整體結構，不僅需要關注話語權的來源，也要深入到權力之下的具體社會關系，在這方面，以女性個案為切入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正是歷史中的具體女性，為我們理解皇權結構的復雜性打開了縫隙。呂敏（Marianne Bujard）也認為，北京是一個特殊的空間，在這里，皇帝也成為某種“地方社會”的一員，他們的私人活動與民間信仰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能簡單將其視為“國家”的化身。鞠熙提出了從象征角度理解國家制度的重要性，國家本身就充滿符號意味，國家治理的模式（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也大量使用符號作為工具。因此，宗教的視角，尤其是道教和民間信仰的角度，是理解國家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

圖11. 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 劉迅（Xun Liu）., Daoism in Modern China : Clerics and Temples in Urban Transformations,1860-Present, Milt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21.

最后，北京大學哲學系王宗昱教授對此次論壇進行總結，他首先引用了高萬桑和劉迅最近出版的論文集《Daoism in Modern China : Clerics and Temples in Urban Transformations,1860-Present》中提出的問題：道士和寺廟是不是中國宗教的兩個彼此獨立的方面？王宗昱指出，由這個一般性的問題可以引申到皇上是不是神、廟和道士是什么關系等很多具體的研究，這也和本次論壇上許多諸位老師的發(fā)言主題有所關聯(lián)。與會學者一致認為，過去道教研究重視其內(nèi)部脈絡，某種程度上較為忽略道教的各色人物所處的具體時空，或者割裂了道教與國家制度、民間生活、女性觀念等歷史其他方面的聯(lián)系。本次會議在很大程度上擴充了道教研究的面向，將道教的視角投入到千變?nèi)f化的歷史現(xiàn)場之中。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還需要再繼續(xù)討論一些操作性的模式，將一般性的問題和個案研究相結合起來，才能不斷豐富和推進中國道教的研究。

圖12.  北京大學王宗昱教授對此次論壇進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