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直隸永平府撫寧縣周各莊（今河北省秦皇島市撫寧區(qū)）內(nèi)發(fā)生了一場血腥屠殺。當?shù)嘏e人王維勤借辦理團練剿匪的機會，籌畫并帶領家人以及部分村民屠殺了本村李家十余口人。其中，王維勤留下來要賣與他人做妻的李家兒媳小李馬氏乘隙逃出。此后，小李馬氏到縣、府、直隸各處控告王維勤，前后花費近三年時間，但都未能伸冤。最后，在新成立的工巡局事務大臣那桐（1857-1925）的主持下，李家冤情得以伸張，王維勤被凌遲處死。這起案件在當時曾引起中外轟動，時至今日，地方上仍流傳著關于王維勤案的傳說和戲劇，影響深遠。
關于王維勤案，時人感嘆道：“王維勤之初意原亦無存殺害之心，怎奈事有湊巧，李、王兩家該有前生冤債，平空生出一樁禍事來?！保ā肚宕z事擷華》卷二《王維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其實，這起屠殺事件的發(fā)生和演變不僅受個人影響，一些結構性的“前生冤債”也在其中起著作用。
晚清衙署理案
周各莊里的王、李二家
血腥屠殺發(fā)生在撫寧縣。這里地勢北高南低，北部為山地丘陵，南部多是平原。這種地理環(huán)境下的撫寧縣，土地貧瘠、資源缺乏，人們從事的主要是種植高粱、水稻等農(nóng)業(yè)活動。此外，豬在當?shù)氐纳a(chǎn)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撫寧諺語“豬是家中寶，糞是地里金”便是明證。（《撫寧縣志》）王維勤案的爆發(fā)就與豬這個“家中寶”有關。
周各莊位于撫寧縣的北部丘陵地帶。它南鄰縣內(nèi)最大的河流——洋河（王維勤在洋河邊槍殺了李家6個小孩），往南20余公里就是縣城。此外，周各莊村東邊的臺營、西北邊的麻姑營與當?shù)孛癖娪兄o密聯(lián)系。明代以來，為防御邊患，政府就在臺營駐扎軍兵，這里由此成為當?shù)氐恼?、?jīng)濟中心，平日遇到盜匪等問題時，當?shù)厝硕嗟脚_營躲避。（郭永春編著《古今臺頭營》）至于麻姑營，它與周各莊的聯(lián)系之一體現(xiàn)在婚姻方面，王維勤案涉及的小李馬氏、董樹森等人均來自麻姑營。
清末的周各莊生活著王、李、楊、曹、陳、趙、程、汪等姓氏，是個雜姓村。其中，王家在周各莊村的勢力最為顯赫。他們?nèi)丝诒姸?、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政治影響力。本文的主角王維勤是光緒二十年（1894）的舉人，案發(fā)時為候補知縣，本來有一定的政治前程。王維勤的長子王者瑞在京城的八旗中學充當司事，是個靠近權力中心的文化人。王維勤的兄長王維恂的身份是廩生，擔任當?shù)乜辞嘟M織青苗會會首，而此時的青苗會已經(jīng)演變成鄉(xiāng)村權力機構。（楊念群《華北青苗會的組織結構與功能演變——以解口村、黃土北店村等為個案》）王家以青苗會為依托，組織起一幫為其在周各莊長勢、跑腿的人。王維勤的族弟王奇是撫寧縣的捕役，熟稔地方的人際關系、權力運作等事項。此外，王奇還收了楊榮五、楊歪嘴子等人當義子，當王家有所行動時，這些人往往沖在最前頭。
周各莊的王維勤家族
王維勤是王家的主導人物。舉人身份為他提供了足夠多的正面保障。案發(fā)后，小李馬氏到都察院控告時，發(fā)審處委員質(zhì)問她：“王維勤一榜出身，豈有殺人之理？”在官員看來，舉人似乎不會犯法去殺人，這種認知為審判制造了不少障礙。此外，舉人身份為王維勤以及王家提供了足夠多的人脈。王維勤因舉人身份得以辦理團練，并且與英軍合作。因此，當小李馬氏四處控告王維勤時，王家便向駐扎在山海關的英軍求援，想借外國勢力對地方政府施壓，以了結案件；英軍拒絕后，王家又委托盧龍、撫寧二縣紳士聯(lián)名上申，將王維勤保釋回家；之后，王維勤又利用與撫寧知縣，乃至保定知府的關系來逃避審判。舉人身份甚至在王維勤死后還發(fā)揮著作用。被凌遲處死后，親友礙于干系，不敢去收殮王維勤的尸體，最后是由在京城任官的葛毓芝（1857-1942）念及二人的鄉(xiāng)榜同年之誼而去幫忙收殮。（《唐山市志：文化、社會、人物》）
通過王維勤的人脈，已經(jīng)看到他以及王家處理事情時的手段，這里再舉幾例。大屠殺發(fā)生后，小李馬氏的逃脫，使掌握局勢的王家處于被動，面對小李馬氏不停的上訴，王家盡其所能應用自家掌握的資源來應對。在這個過程中，王家首先利用對審判程序的熟悉，制造證據(jù)控告李家為票匪；此計不行之后，王家又威脅、控告幫助小李馬氏上訴的李家族侄李功和妹丈董樹森為訟棍，也就是通過挑唆別人打官司而從中漁利的那類人，李功受此驚嚇退出訴訟，董樹森則被抓進監(jiān)牢。此外，王維勤不僅花錢賄賂前來調(diào)查案件的官員，還用錢買通毗鄰撫寧的盧龍縣民去殺害小李馬氏，甚至想要花錢收買幫助小李馬氏上訴的李功、董樹森等人。案件末期，在王維勤節(jié)節(jié)敗退之際，他還是找到說合人，希望通過王、李兩家聯(lián)姻、給小李馬氏養(yǎng)贍費等方式來解決事情。由此足見以王維勤為代表的王家所能使用的手段之多。
上述種種情形再再說明了王家在周各莊擁有的巨大能量。兩相比較，同村的李際昌家就顯得過于單薄了些。
與王家相比，李家能拿得出手的資源或許就是財富和人口了。李家頗有資財，資料記載“李氏家中充裕，素來節(jié)儉，也算是本莊財主”。同王維勤家族一樣，李際昌家族也是人口眾多。由現(xiàn)存材料可見，李際昌和妻子彭氏生有三子一女，其中二子均已完婚并育有孩子，長子李超娶馬氏（大李馬氏），次子李芝娶的妻子也姓馬（小李馬氏），李際昌還有個女兒李竹葉。李際昌有一親兄弟李際唐，際唐生有一女三子，案發(fā)時這些兒女均未完婚。除此之外，李際昌還有叔父李和，堂兄弟李際盛、李蔭唐，族侄李功等親屬。（《清末北京志資料》）雖然人數(shù)眾多，但這些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沒有任何的權力。
此外，在京城開店的永平府陳家“素與李家相善”，這是相關材料中提及的唯一一個在大屠殺發(fā)生后幫助李家，但彼此間沒有血緣、姻親關系的人家。
李家的人際關系基本上局限在同族、姻親關系內(nèi)。讓他們依恃，并能夠提供幫助的人脈非常有限。這種局促可以從大屠殺發(fā)生后，李竹葉立即被許配給麻姑營的董樹森這一舉動中看到，因為當時“（小李）馬氏立志報仇，不暇顧及竹葉，故將他許配人家，終身有依”。實際上，小李馬氏將李竹葉許配給董樹森，除照顧外，更多的是李家在危機時刻通過婚姻關系選擇了個能幫助自家的人。在之后的訴訟過程中，董樹森的確為小李馬氏提供了很多幫助。
周各莊的李際昌家族
由此可見，在周各莊內(nèi)，在財富和人口方面具有一定實力的李家，完全無法和在財富、權力、人脈、計謀等方面具有絕對優(yōu)勢的王家抗衡。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況下，王家把目光投向了李家，一場悲劇就此開始。
詐財不成，反丟面子
周各莊村王、李兩家的沖突是王維勤引起的。這與他在家等待就職的候補狀態(tài)有一定的關系。候補官員每朝每代都有，但是到王維勤生活的清代光緒年間（1875-1909）則達到了頂峰。（肖宗志《候補文官群體與晚清政治》，巴蜀書社，2007）原則上，這些候補官員擁有就職的制度承諾，但因為人數(shù)實在太多，很多人不能立馬就業(yè)，甚至于有人終身不能就職。由此形成了一種時人周漢（1842-1911）所謂的“年來候補人員莫不師師濟濟，閑居累歲，困頓無聊”的現(xiàn)象。（呂實強《教務教案檔》第五輯）王維勤便是這些候補官員中的一員，史料記載，他“閑暇無事，與胞兄王維恂終日刻算詐害良民之計”。這種候補在家，而又沒有多少事情可干的狀態(tài)，為王維勤創(chuàng)造了大把的閑暇時間和精力。
于是，王維勤打起了同村李家的主意。小李馬氏向那桐控告時說道：“王維勤前因強買伊家房產(chǎn)，并因借貸不遂，挾有嫌隙?！保ā赌峭┤沼洝废拢┲赋鐾?、李兩家的沖突源于王維勤覬覦李家財富。此外，還有其他的說法，比如，王維勤“常想自家如此勢力，鄉(xiāng)人莫不敬服，獨李家不肯依附，久欲尋李家之隙，為詐財之地”。王維勤憑借自家勢力橫行鄉(xiāng)里，但李家卻對此并不買賬。因此，他想要尋隙向李家“詐財”，這樣做，在獲得財富的同時還能趁機打壓李家，使其“敬服”，從而建立王家在周各莊的絕對權威。
有了“詐財”的想法，就要千方百計尋求實施的機會。好巧不巧，一場大雨把機會送到了王維勤面前。光緒二十五年（1899）七月，夏天的一場暴雨沖毀了李際昌長子李超家的豬圈，一頭豬跑了出去，踐食了村人即將要收獲的莊稼。王維勤得知此事后，喜形于色，說道：“從前屢欲尋李家之隙，不得其便，今乃遇此好機會，豈可輕易饒他?！保ā锻蹙S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對王維勤來說要打壓李家，需師出有名，對他這樣一位擁有舉人身份的地方士紳來說，尤其如此。如今，李家的豬踐食莊稼一事，正好為他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他可用對方傷害公眾利益為名對其進行“正義性”的“懲罰”。果不其然，王維勤伙同族鄰，將李家的豬拉到村里觀音老母廟中宰殺，并與負責看顧莊稼的青苗會會眾分食。不經(jīng)主人同意，便將別人家的豬宰殺分食，王維勤此舉分明是在當眾羞辱李家。
吃過豬肉后，王維勤派人到李際昌家，說他故意放豬踐食青苗，要求其繳納罰款。如若不然，就要送官拿辦。在這里，王維勤仗著長兄是青苗會會首的身份，借官方的名義向李家施壓，以為如此可使李家屈服。但是，事情卻沒有往王維勤預想的方向發(fā)展。李際昌聽到消息后，又氣又惱。自家的豬被人吃了，自己還要繳納罰錢，這明擺著就是在欺負李家。因此絕不答應前來說合的人的要求。對此，這些看似扮演仲裁者角色，實際上是王維勤幫手的說合人又勸李際昌少繳些罰款以解決此事，但李際昌發(fā)誓絕不允從。
王維勤得知李際昌拒絕后，怒氣沖天。他沒想到李際昌居然會拒絕繳納罰錢，這簡直是對他權威的沖撞。這還了得，王維勤立馬讓青苗會首，也就是自己的長兄王維恂出面撰寫呈文，并在其中聯(lián)寫10余個青苗會眾的名字，以公眾的名義向縣衙門上訴稱李際昌為青苗會匪。為加強說服力，王維勤還憑借和撫寧知縣的舊交關系，在呈文中加具了自己的名片。果不其然，撫寧知縣收到呈文，念及與王維勤的交情，再加上在縣衙中任捕役的王維勤族弟王奇從中斡旋。李際昌當晚就被捕，伺候了一頓刑杖后，關進了監(jiān)牢。
縣衙逮捕李際昌的時候，其子李超、李芝在恐懼之下躲到臺營，妻子彭氏和弟弟李際唐到縣里探視他，當晚沒有回家。此時，在周各莊內(nèi)，李際昌家已經(jīng)沒了可以主事的男人。無奈之下，李超的妻子大李馬氏到王家央求王維勤放過李際昌。結果卻是，王維勤非但沒有答應，還趁機調(diào)戲大李馬氏。受此侮辱，大李馬氏竟拿起剪刀自殺，未幾，身死。
涉及到人命，事情就鬧大了。李超、李芝兩兄弟得知大李馬氏死亡的消息后，立刻趕到永平府、通永道兩處衙門控告王維勤殺人。其后，在上級衙門的指示下，撫寧知縣票拘了王維勤，并放了李際昌。其后，以李馬氏自戕身死填寫了尸格，并把全案文卷解送到永平府衙門審辦。由此，關于大李馬氏死亡一事，李家認為是他殺，地方官則認為是自戕身死，此事就此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tài)中。
大李馬氏的死亡讓李家在王、李兩家沖突中掌握了主動權。為了平息此事，王維勤委托他人前往李家說合，希望兩家協(xié)商解決。與前次請的伙同自己的說合人不同，王維勤這次請的是撫寧縣的書吏、周各莊的陳、趙、李、程、汪等姓氏人員。他承諾只要李家能“銷案息訟”，自己就愿意出1700吊錢給大李馬氏治喪。盡管此時處在上風，但李際昌終于明白了自家并沒有實力與王家抗衡，愿意結案。但他心氣難平，想借此機會羞辱王維勤一番，便對說合人講道：
看諸君之面來此講和，理當一一聽從，但銀錢本是小事，并不較量多少。惟見媳馬氏死得如此節(jié)烈，且又不曾生子，則穿孝打旙誰能經(jīng)理？必須王維勤來穿孝打旙，匍匐哀號，如同親生之子；并要在莊頭道旁建立節(jié)烈石碑，以表揚馬氏節(jié)烈，庶死者不致含恨于九泉，而生者亦有榮于斯世矣。如能依言允從，定即銷案息訟。
王維勤見李家松了口，“以為樹立一塊石碑，尚為小事，至如穿孝打旙，實為最難問題。豈有堂堂之官紳，竟與鄉(xiāng)婦作孝子乎？不惟留一世之臭名，且受眾人之恥笑，此事斷不能允許。惟有再出錢七百吊，求免穿孝打旙……仍行建立碑碣?！保ā锻蹙S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李際昌見王維勤加了錢，并且答應為大李馬氏建節(jié)烈碑，也就不再執(zhí)拗，愿意就此銷案息訟。
但是，事情的發(fā)展并不盡如人愿。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月，大李馬氏出殯之日，王維勤送來的卻是一塊無字白碑，而不是之前答應的表揚大李馬氏的節(jié)烈碑。因為他擔心自己做的事情一旦刻在碑上，就會成為他人的笑柄。李家見王維勤如此敷衍任事，便不肯完案。王、李兩家的仇隙由此越結越深。
在這次交鋒中，王、李兩家在金錢方面達成了一致，真正的分歧在于王維勤是否為大李馬氏穿孝打旙、建立節(jié)烈石碑等事上。
這些事與金錢無關，關乎的是面子。李家在與己有利的情形下，想要通過讓王維勤丟面子從而使得自家有面子。但是，王維勤送來的無字白碑讓其目的落了空，因此不肯息訟結案。但是對舉人王維勤來說，別說穿孝打旙、建節(jié)烈碑，就是賠錢一事，也是有損面子的事。他對此一直耿耿于懷，以至于后來發(fā)動大屠殺時，對著被抓的小李馬氏說道：“我的仇也算報了，你們家從前硬派我做你家孝子，并要我建立石碑，以污辱我的聲名，不肯息訟結案，那知也有今日。”（《王維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王維勤一直記恨李家讓自己丟面子的事情。對他而言，面子非常重要，因為“面子是一種由于個人表現(xiàn)出來的形象類型而導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為”。（翟學偉《個人地位:一個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國日常社會的真實建構》）李、王兩家圍繞大李馬氏展開的較量，對王維勤而言，有辱其舉人、官紳的形象類型。這讓他產(chǎn)生了自己被李家人看不起，乃至于被周各莊人看不起的心理。這一心理導致他采取了極端的報復手段。
斬盡殺絕與凌遲處死
距離送無字白碑之事已經(jīng)過去快一年了，王維勤終于逮著了報復李家的機會。
王維勤掌握了些權力。光緒二十七年（1901）一月，山海關外的票匪進入撫寧縣內(nèi)，知縣任命與自己有交情、且在家候職的王維勤負責辦理團練，接應駐扎在山海關外的英兵一同剿辦票匪，這些英兵自鎮(zhèn)壓義和團運動后就一直駐扎在那里。王維勤掌握權力后，便開始琢磨報復羞辱他的李家，而他采取的手段，竟是要將李家滿門斬盡殺絕。
從李家讓王維勤丟面子，到他要殺害李際昌全家，兩件事之間隔了近一年的時間?？芍蹙S勤對報復李家蓄謀已久，但是沒想到他會采取如此殘酷的屠殺手段。夏仁虎（1874-1963）指出這與義和團運動過后，整個社會的風氣變化有關：“庚子后，訟獄最繁，大率為報復之事……中以王維勤一案為最巨?！保ㄏ娜驶ⅰ吨Τ菜氖?舊京瑣記》）王維勤采取屠殺行動之時，正是義和團運動被鎮(zhèn)壓之際。席卷大半個北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刺激著整個社會的神經(jīng)，王維勤以及周各莊里的暴戾之氣可能受到這一運動的進一步激化。
掌握團練后，王維勤重施故技。第一次，他通過控告李際昌為青苗會匪，借集體之名，以違反公共利益為由打擊李家。這次，王維勤誣陷李家是票匪，通過將其污名化，借政府和群眾之手實施屠殺計劃。打定主意后，王維勤隨即“由縣內(nèi)密令族兄王和火速與胞兄王維恂帶信，令其趕緊約人將李際昌全家人口殺害，并稱他家實系票匪，縣中貼有告示，嚴拿懲辦，盡管照信行事，不必害怕”。（《王維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與此同時，王維勤也讓三個兒子回家協(xié)助報仇。
三月初四、初五，王維勤的兄弟王維恂、王奇等人帶領一些村人，到臺營把躲避票匪的李芝、李超、李際唐三人先后哄騙到周各莊里，一一殺死。
周各莊人把王家殺害李家三人的行為看在眼里，但還在臺營避匪的李家其他人對此卻還一無所知。無奈，小李馬氏和婆婆李彭氏到周各莊去找他們?nèi)?。她倆在村里，從李際昌族叔李和口中得知三人已死的消息。在這里，就算是族叔，他能為李家所做的事情似乎也只是傳達消息而已，此外再也沒有能力做其他任何事情。李家完全成了待宰的羔羊，唯一能做的就是逃，甚至連逃避的地方都沒有。在這個緊急關頭，小李馬氏和婆婆等6人到麻姑營董樹森家里躲避，而李家的李竹葉能做的選擇卻只有“逃至袁發(fā)頭家秫稭垛內(nèi)隱藏”。李家在人脈、權力方面的局促在這個時刻盡顯無遺，他們實在是走投無路了。
在周各莊這種熟人社會里，王維勤等人完全清楚李家此刻所能做出的選擇，知道他們在這種情勢下能依靠些什么。果不其然，王維勤的三個兒子率領20余人直接到麻姑營小李馬氏娘家搜尋李家人，無果后，他們認定李家人藏在董樹森家，由此徑直抓走了小李馬氏和婆婆李彭氏等人。同時，王家也抓了些分散在其他地方的李家人。
初六，王維勤長子王者瑞等人把李彭氏拉到王奇家里，用繩勒死；初八日晚上，王維勤等人把李家的李有頭、李四頭、李大了頭、李桂頭、李鎖成頭、李平兒6個孩子拉到村南的洋河邊，一一用槍擊斃。
殺了這些人后，王維勤向王奇等人說道：“你們可即去將李家地畝財物全行查抄，先分給幫同殺人出力之人，以作酬勞之費。下余不值錢的零星物件，送至撫寧縣衙門，以便了結官事，你們就說李家俱是票匪，縣里一切事情，自有我一人料理?！保ā锻蹙S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李家的財物成了“戰(zhàn)利品”，用來犒賞幫同王維勤殺人出力的人。換個角度來看，王維勤通過與其他人分享這些財物，把所有參與屠殺的人都捆綁在了一起。分了財物的人，均是他的“同謀”。
大屠殺之際，李家被抓的人里還有小李馬氏活著，之所以如此，與她的相貌有關。王維勤本來要殺死小李馬氏，后者在跪地求饒時，王奇建議道：“小李馬氏與其丈夫李芝不和，因李芝嫌其妻生得貌丑，時常打罵，致夫妻并不過話。想他絕不肯代為報仇，不如暫為留他一命，以便價賣銀錢，給與眾人酬勞，亦算一計兩得?！保ā锻蹙S勤慘殺十二命案始末完全紀》）捕役王奇真是熟悉村內(nèi)的家長里短，連夫妻間的事情也知道的清清楚楚。聽了王奇的話，王維勤起了貪念，料定小李馬氏不會為李家報仇后，打算把她賣給在周各莊開粉坊的李立，以賺取些錢財。
但是，事情并沒有順著王奇、王維勤的想法發(fā)展下去，他倆小看了小李馬氏。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小李馬氏竟然趁機逃了出去；更沒有想到的是，逃出去之后，她竟會歷經(jīng)艱難險阻，找尋各種途徑到處控告王維勤。之后，在近三年的時間里，故事在小李馬氏的控告和王維勤的防控告中展開。在此過程中，小李馬氏只有不停的上訴這一條選擇，王維勤則施展自身擁有的所有資源和途徑來防控告，威逼利誘各種手段都用上了。
小李馬不屈不撓，最后告到了清廷辦新政時成立的工巡局處，案件由摩拳擦掌準備干一番事業(yè)的事務大臣那桐接手。到了這一步，王維勤擁有的強大資源再也起不到作用。
為此，關于王維勤案，朝堂上下有過一番爭論。有官員認可王維勤所犯之罪，也有官員認為小李馬氏是個訟棍，想借此行騙。（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奏稿·要案請飭部嚴訊片》）爭論歸爭論，審訊過后，王維勤被判凌遲處死，其他相關人員也一一被定罪。
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在人頭攢動的京城菜市口，王維勤被施以凌遲之刑。一些來自西方的看客拍了些施刑的照片。其中，被吊起來的王維勤完全成了劊子手的獵物。他面向觀眾，眼中滿是恐懼與痛苦。當劊子手一刀又一刀地切割他的肉體時，王維勤掙扎著、猙獰著，直至死去。
被行刑的王維勤
時在北京京師大學讀書的年輕學子，日后成名的水利專家李儀祉（1882-1938），看到了行刑的過程，并認為王維勤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被凌遲處死的人。（李儀祉《李儀祉全集》）王維勤就算不是最后一個，也是最后一批被凌遲的人，因為沒過多久，清廷便廢除了凌遲之刑。一場發(fā)生在華北村落里的屠殺行為，就這樣與大清帝國的法律變革聯(lián)系到了一起。
時至今日，距離王維勤案的發(fā)生已過去了120多年。對于該案件，我們或許可以以“懲罰”作為其關鍵詞。如朱曉陽所總結的：“懲罰凝聚著整個社會關系和文化網(wǎng)絡；懲罰是‘總體事實’?！且粋€具有所謂‘連根拔起’意義的問題?！保ㄖ鞎躁枴蹲镞^與懲罰：小村故事：1931-1997》）王維勤案這場由村落里的詐財爭權行為升級成血腥屠殺的事件，不僅與個人的性格、欲望有關，也與候補狀態(tài)中官紳之閑居無聊、人類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義和團運動后整個社會的過激化等因素相聯(lián)，這是時代性的、結構性的影響因子，身處其間的人們，或多或少均受制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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