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制度與社會：唐人文集的世界

2023年6月17-18日，由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唐研究》編輯部主辦的“文本制度與社會：唐人文集的世界”工作坊于復旦大學召開。來自復旦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武漢大學、上海圖書館、中西書局等多家機構(gòu)的二十余位學者濟濟一堂，以“唐人文集與唐代制度與社會”為主題展開了多元而深入的探討。

研討會伊始，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陳尚君教授發(fā)表了致辭。陳尚君教授肯定了《唐研究》刊物一貫的學術(shù)水平，并介紹復旦中文學科的基本情況，對各位與會學者表示歡迎。

工作坊分為主旨演講與分場發(fā)表。主旨演講由復旦大學吳玉貴教授主持，陳尚君教授、北京大學陸揚教授、復旦大學查屏球教授分享了治學心得。陳尚君教授的演講題為《從唐玄宗詩歌看盛唐臻治的原因》，認為《開元升平源》雖為小說家言，卻體現(xiàn)了安史之亂后有識之士對于開元之治的解釋。從唐玄宗的詩歌中，可以看出他重視吏治、禮敬大臣、加強地方治理、倡導三教并興等施政特色。

陸揚教授《唐代天臺宗復興運動與中日天臺宗關(guān)系史新解：由一塊碑銘引發(fā)的思考》一文，由《臺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出發(fā)，探究碑文拓本與《梁肅文集》所收文本的差異由此勾連唐中后期天臺宗漫長的復興史，認為天臺宗復興運動與元和初期江南地方政治、社會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這場運動雖因武宗滅佛而走向終末，相關(guān)記載卻經(jīng)由日本求法僧得以存留。

查屏球教授演講的題目為《唐太宗征遼后唱和活動與貞觀詩風轉(zhuǎn)向——日藏古抄卷〈翰林學士集〉與殷璠“貞觀末標格漸高”箋解》，查教授開宗明義，解釋《翰林學士集》題名之誤，考辨其成書應在永徽元年（650）至麟德元年（664）年之間，并同意陳尚君教授的看法，認為此抄卷應為許敬宗個人別集。查教授提出，許集所收錄的太宗詩在貞觀十八年（644）后比例增多，無論從內(nèi)容的深刻，還是從對聲韻藝術(shù)的學習而言，都符合殷璠“貞觀末標格漸高”的品判。

在此后的自由討論環(huán)節(jié)中，陳尚君、陸揚、查屏球等教授各抒己見，就許敬宗集、唐詩輯佚、唐代政治文化等議題進行了切磋。

分場發(fā)表皆圍繞著“唐人文集”這一主旨展開，在研究對象與方法上各具特色。第一場由陸揚教授主持，匯報的論文以唐代公文書為中心，包括北京大學葉煒教授《從唐人文集看“狀”的形成》、復旦大學唐雯教授《帝國的日常：從禮儀性表狀看唐代的君臣溝通》、南京大學童嶺教授《唐玄宗的〈敕新羅王書〉與〈敕日本國王書〉——〈曲江集〉所載敕書文本研究》三篇文章。

葉煒教授以唐人集序為切入點，認為在憲宗、穆宗以后，“狀”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才在文集卷目中得以體現(xiàn)。以此為基礎(chǔ)，葉教授分疏了唐人文集中表、狀混用的三種現(xiàn)象，揭示出作為獨立公文體系的“狀”的出現(xiàn)與文集分類中“狀”的分類之形成，有七十年的時間差。

唐雯教授集中討論表、狀、疏這三種群臣直接上于皇帝的文書的功能，又以禮儀性表狀為重心，解讀君臣溝通的日常，并以“祥瑞的被看見”為例，解讀致賀表狀所體現(xiàn)的君臣微妙互動，闡明文集展示政治過程的史料價值。唐教授亦注意到表狀中私人事件的報告和表狀的代筆現(xiàn)象。

童嶺教授以張九齡《曲江集》中的論事敕書為研究個案，對《敕新羅國王書》《敕日本國王書》進行文本研究。并從《曲江集》本身文本形態(tài)出發(fā)，回應日本學者認為《敕日本國王書》蘊含的“東方小國”問題，認為當時頒給周邊各國的王言沒有等級差異，只有文體的不同。

在討論環(huán)節(jié)，葉煒教授回應文集史料價值的問題，認為比之兩《唐書》與《資治通鑒》，文集能起到填充事件過程的作用；陸揚教授表示，《曲江集》是個人文集收錄敕書的突出案例，這些文集表面看來是書寫本身，本質(zhì)上已經(jīng)涉及對唐代歷史的理解。

第二場由北京大學史睿教授主持，三篇論文都對唐代制度有所闡發(fā)，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吳真教授的《令節(jié)重遨游：〈景龍文館記〉背后的王朝時間》、中國社會科學院陳麗萍副研究員的《旁宗入繼與敕令歸宗——唐代宗室承嗣制度略考》、復旦大學李猛副教授的《唐宋的僧道文章應制科——從唐代僧道別集“應制文章大德”頭銜出發(fā)》。

吳真教授以修文館二十四學士員額的設置為切入口，介紹唐人對宇宙時間秩序的重視，從節(jié)日、節(jié)氣兩個系統(tǒng)，考察《景龍文館記》的時間序列。吳教授將《景龍文館記》作為歲時民俗記范本，展開歲時節(jié)物的勾連，認為賜物是中宗展演恩寵的方式，又通過對書中不記載的節(jié)日的討論，推測中宗重視三晦日的信仰狀況。

陳麗萍副研究員則先梳理了唐前期宗室承嗣制度，指出高祖、太宗諸子大多數(shù)都擇立了承嗣人，武周革命屠殺李唐宗室，情況為之一變；中宗即位至開元初，李唐一直為無嗣諸王調(diào)配后人，但也有冒領(lǐng)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文章同時爬梳了《嗣江王祎封郡王制》等文章，考證此次受譴歸宗的共有六人；澤王后人官卑而爵傳，一直延續(xù)到咸通年間，可以作為十王宅外宗室生存狀況的個案。

李猛副教授引杜光庭《廣成集》中所收題名與自題結(jié)銜、貫休《禪月集》卷首題結(jié)銜，提出研究的方法論，即從各類史料中統(tǒng)計出十幾種僧官頭銜，由此展開制度史考察。唐代高僧的分科體制十分獨特，大德需分科賜號，晚唐之后開始濫授。就此，他提出文章應制十二科具體所指、僧道文章應制的源流兩個問題，留待日后研究。

第三場討論由葉煒教授主持。本場前兩篇論文都圍繞著宋蜀刻十二行唐人集展開的文獻學考察，分別為復旦大學石祥副教授的《宋蜀刻十二行本唐人集之再認識：元時的書冊形態(tài)》、復旦大學夏婧副教授的《觀風察源：南宋蜀刻〈孫可之文集〉底本蠡探》。

石祥副教授以在線形式參會，他以元“翰林國史院官書”的鈐蓋慣例及印痕為線索，推擬出宋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在元時的分冊樣態(tài)，并以實物版本舉例說明，當時傾向于厚分冊，每冊七十葉上下為常態(tài)。同時他又通過鈐印的反向印痕，推斷出元代鈐印時十二行本為蝴蝶裝，并以“劉體仁印”遮蓋它印為例，說明高清影印古籍的意義。

夏婧副教授注意到《文粹》與南宋蜀刻本《孫樵集》中皆有稱觀察使為“觀風使”的用例，由此思考南宋蜀刻本問世之前，早期孫樵集的文本流傳情況如何。她詳密梳理《孫樵集》的著錄和征引情況，認為全集文本樣貌較為穩(wěn)定，但有用觀風代替觀察的現(xiàn)象和特意回避“察”字的情形。目驗孟蜀石經(jīng)、碑志碑刻之后，認為“察”為孟蜀國諱，《孫樵集》在孟蜀有刊寫的可能。

同屬第三場的，還有復旦大學博士生曾磊《 〈桂苑筆耕集〉系年新考 》、復旦大學博士生陳媛《萬里赴王事：岑參首赴北庭考》，以及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騷動與日常：韓愈在汴徐 》三篇文章，解讀個人別集中的歷史信息，考辨各具特色。

曾磊博士的報告分為《桂苑筆耕集》的成書與流傳、系年釋例、整理研究芻議三個部分，其中《桂苑筆耕集》系年釋例是講述的重點，曾磊以崔致遠仕途考、歸國考為例，展示了系年的工作方法：《桂苑筆耕集》前十五卷代表公府文書，問題分類，后五卷按事件分類，通過卷十七至十九，可以分析崔致遠的人生歷程；從崔致遠的路線，又可敲定系年，形成行程圖。

陳媛博士的論文探究了岑參首次赴北庭幕府的時間、路線、目的地和緣由，通過對《岑嘉州集》的細讀，把岑參首次出塞時間范圍定為天寶七載（719）至十一載（723），勾勒其行跡；她認為岑參出塞前并未棄官，出使應為檢查邊防的軍需供給情況。

仇鹿鳴教授以韓愈文集為切入點，考察宣武軍在德宗朝的歷史。仇教授指出，貞元末年藩鎮(zhèn)政權(quán)交接時發(fā)生騷動，是一個普遍的結(jié)構(gòu)化問題；董晉幕府規(guī)格之高，有其特殊性。陸長源很早確立為儲帥，與董晉關(guān)系頗為特殊。最后，仇教授從個人史的視角考察韓愈在汴、徐的生活，韓愈與韓弘交往密切，他在宣武積累的人事關(guān)系對韓愈仕途影響深刻。

第三場討論由吳真教授主持，前三篇論文以碑刻史料為研究對象，包括史睿副研究員的《唐代碑刻的物質(zhì)性與文本性研究》、武漢大學呂博教授的《讀高陵令德政碑論關(guān)中水利往事》、北京大學博士生徐紫悅的《唐代的德政記述與任官檔案——以韋丹遺愛碑為線索》。

史睿副研究員以唐代碑刻制作過程中的物質(zhì)性與文本性、唐代碑刻傳承中的物質(zhì)性與文本性、唐代碑刻解讀中的物質(zhì)性與文本性三個模塊，結(jié)合相關(guān)碑刻實物、拓片，解釋碑刻生命史中的每道環(huán)節(jié)。史睿教授指出，綜合看待出土寫本與碑刻文本復原，會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呂博教授由小見大，從《高陵令劉君遺愛碑》出發(fā)，結(jié)合《通典》《水部式》等史料，勾連出唐代鄭、白二渠的水利史：唐初太原元從競造碾硙，極大地破壞了關(guān)中灌溉系統(tǒng)，劉仁師以高陵縣令之卑官，只是暫時性解決問題，并不敢拆除碾硙；唐以后關(guān)中的衰落，與灌溉水平的下降有關(guān)。

徐紫悅博士注意到杜牧《樊川文集》有關(guān)于韋丹遺愛碑的三篇文章，考述韋丹遺愛碑賜授這一歷史事件，對唐代德政碑頒撰制度有所考述，剖清其進撰流程、撰文材料與撰者身份，認為對于縣令、刺史一級的德政碑而言，吏民的記述和請文都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她又從官吏考課與檔案管理制度視角解讀德政碑文，認為考課記錄可能是德政碑的史源之一。

本場另外兩篇文章正史史源問題，分別為首都師范大學聶溦萌副教授的《〈梁書〉〈隋書〉引錄文章初探》、復旦大學陳曉偉教授的《契丹國舅帳與審密氏集團》。

聶溦萌副教授著力于思考文章引錄與史書編纂的關(guān)系，她通過表格，闡釋文章的種類在《梁書》《隋書》之間有所不同，這與君臣之間信息溝通渠道有關(guān)。聶教授又以《梁書》的贈謚詔書、《隋書》功臣罪責文書為例，探討散在各篇的文章群，論文最后研究由文章敘事的傳記，并對兩史所收文章的來源作出推測，認為《隋書》中許多文章是由唐代史臣添入，《梁書》則與別集關(guān)系匪淺。

陳曉偉教授對《遼史·外戚傳》進行史源學考察，認為“國舅別部”很可能出自元人的向壁虛構(gòu)；通過破譯契丹小字，梳理了真實的遼代國舅帳體系：國舅帳分為四帳，拔里氏源出述律后兩家父族，乙室己家族情況未詳。作為整個國舅帳的“審密”概念是后期建構(gòu)而成的。

圓桌討論由查屏球教授主持，陳尚君、郭立暄、陳麗萍、聶溦萌等教授參與討論，新見頻出。陳尚君教授以自身治學經(jīng)歷，談及唐人文集，認為唐代文章所涉及的領(lǐng)域之寬、對史學研究意義之立體，超乎想象。重新整理唐代史料、完成基本典籍的文獻建設，大有可為，期待青年學者后出轉(zhuǎn)精、有更多成果。發(fā)言人也就蜀刻本十二行唐人文集再加探討，上海圖書館郭立暄教授向與會學者分享了關(guān)于《孫可之文集》南宋蜀刻本的版本信息，陳尚君教授也針對蜀刻十二行唐人文集的文本問題發(fā)表見解。

工作坊的最后，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朱剛教授發(fā)表致辭，對與會同道表示歡迎與支持。葉煒教授與唐雯教授進行總結(jié)，兩位教授表示了感謝之意和對唐人文集研究的殷切期待。

會場討論熱烈、深入、活躍

審訂：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