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2至25日，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The Third Middle Period China Humanities Conference）在美國紐黑文市耶魯大學舉行。繼2014年首屆會議在美國哈佛大學、2017年第二屆會議在荷蘭萊頓大學成功舉辦后，原定于2020年在耶魯大學舉辦的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因疫情而最終間隔六年才得以在線下舉辦。
此次會議吸引了全球近150名學界同仁與會，與會學者共提交近130篇論文。許多學者都是三年多來首次線下參加國際會議。盡管國際旅行并不容易，但所幸，無論是時代巨變還是旅途艱辛，最終都沒有阻擋住舊雨新知齊聚耶魯大學，共同論學于紐黑文之夏。
與會學者合影（耶魯大學會議組織方提供）
如北京大學教授鄧小南在致辭時所言，從2014年第一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至今，已經將近十年，這十年中時代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學人群體的組合、技術條件的更新、交流方式的局限，使得“學術對話”的深層概念與意涵，有了顯著的不同；學人的追求、我們的知識與能力結構，都遇到了深刻的挑戰(zhàn)。人文學者之間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此，此次會議既面對著國際學人的期待，也是學者對于多重挑戰(zhàn)的集體反思與回應，而會內會外不拘形式的充分對話，是本次會議得以成功的前提。
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延續(xù)了前兩次會議在組織方式方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會議官方語言政策方面，作為國際會議，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組織方都一再強調會議的官方語言為中文與英文，鼓勵與會同仁用自己習慣的語言進行學術交流。當可能因為語言問題而產生交流壁壘時，會議組織者及與會學者也多能及時解決。如在大會發(fā)言環(huán)節(jié)，發(fā)言人在使用擅長語言報告后，多會使用另一語言進行概括，會議組織者耶魯大學的韓森（Valerie Hansen）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王錦萍教授等也多次貢獻精彩翻譯；在分組討論時，各討論召集人也會協(xié)助進行相關翻譯。歷次會議的實踐證明，與會學者雖然可能更擅長某一語言，但是對另一語言也多有所掌握。在絕大多數(shù)正式場合，語言并不是學術交流的障礙。當然，在會議茶歇、聚會環(huán)節(jié)，仍然存在學者按照各自擅長語言而選擇交流群體的現(xiàn)象。在官方語言政策方面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實踐之間，仍然還有些許差異?；蛟S一個改進的方式是，不同地區(qū)的資深學者可以主動加入另一地區(qū)年輕學者的漫談，以更為積極的方式吸納年輕學者參與相關話題的討論，幫助他們融入其他地區(qū)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語境。
在論文分組方面，此次會議共安排了兩個序列，即本學科序列和跨學科序列。本學科序列共有外部關系與環(huán)境（External History）、藝術史、文學、長時段（Long durée）、政治史、宗教研究、社會史七個中組；而各中組下又進一步細分為數(shù)個小組，如宗教研究中組就進一步劃分為道教、民間信仰、唐及唐以前佛教、宗教藝術與考古四個小組，分別由美國哈佛大學普鳴（Michael Puett）、 德國漢堡大學田海（Barend ter Haar）、美國耶魯大學葛力尹（Eric Greene）和中國敦煌研究院史瀚文（Neil Schmid）教授擔任小組討論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鐚W科序列的分組尤能體現(xiàn)當下英文學界關注的側重點，依次有感官與感知（Five Senses）、概觀與大局（Big Picture）、搜集與收藏（Collecting）、數(shù)字工具與量化方法、朝代更迭、外交與外族、治理（Governance）、經典再詮釋、皇權正當性、文學與社會、構造與制作（Making and Crafting）、空間與地點（Space and Place）十二個中組，各中組下同樣細分多個小組。其中如感官與感知、數(shù)字工具與量化方法、構造與制作都是會議組織方根據(jù)當下學界研究趨勢所特別設置的跨學科組合，在分組討論中也時有多名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相近議題而碰撞出新的學術靈感。
為盡可能保障每篇論文都能得到相應的討論，每個小組的規(guī)模大概有三到六篇論文。（詳細分組名單可參見“中古史”公眾號2023年6月24日推文，https://mp.weixin.qq.com/s/0V8Z0v7ttvCcfKV67fjblg）。因為與會學者多能在會議前認真閱讀相關論文，并進行較為充分的討論，與會學者論文的“成色”，多能在會議期間或會后得到較為客觀公允的評判。如第一屆會議后，伊佩霞（Patricia Ebrey）和黃士珊（Shih-shan Susan Huang）就在博睿出版社（Brill）編輯出版了《中古中國的視覺與物質文化（Visual and Material Cultures in Middle Period China）》論文集，收錄了多篇與會青年學者的佳作；第二屆會議時，陳雯怡、張維玲、童永昌、熊慧嵐等學者的論文也得到了多位資深學者的好評，隨后刊發(fā)在《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早稻田大學飯山知保教授和筆者的會議論文，也得到韓森教授的肯定并在耶魯大學課堂上組織過討論。相應地，過于粗疏的論文或評議，以及不負責任的參會態(tài)度，也會給與會學者以比較負面的印象。
不同于絕大多數(shù)會議所采用的論文報告方式，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取消了分組討論中作者報告論文環(huán)節(jié)，會務組要求并默認所有與會者都認真閱讀所在小組的所有論文，以及一部分中組論文，并為每篇論文準備數(shù)個問題。在會議期間，每一篇論文都會被分入本學科和跨學科兩個序列，并經歷本學科小組、中組和跨學科小組、中組，共計四次討論交流。如筆者提交的關于《朱子語類》文本編纂的論文，就需要分別參加政治史中組、政治史中組下設道學及相關（Daoxue Plus）小組和搜集與收藏中組、搜集與收藏下設A小組的四場討論。為使討論更為高效，此次會議為每一中組、小組都安排了一到兩位小組討論召集人（Discussion Facilitator），并在會議召開之初，就先行召開了“討論召集人會議”，詳細說明會議的設想與討論召集人的職責。討論召集人中，既有田浩（Hoyt Tillman）、韓明士（Robert Hymes）、伊佩霞、賈志揚（John Chaffee）、鄧小南等海內外資深學者，也有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方震華、飯山知保、卞東波、盧本德（Luke Bender）、李怡文等已是學界中堅力量和逐漸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不少中組和小組的討論召集人，為了更好的討論效果，在會前都會細致閱讀相關論文、設計所負責小組的討論方式、總結小組討論成果。會議組織方為了此次會議，精心設計了許多增進學術交流的方式，會議期間及會后，與會同仁也會頻繁交流哪些論文、哪些小組討論比較精彩，或較為令人失望，這種溝通與復盤，也有助于學者以一種嚴肅認真的學術態(tài)度參加中古中國會議。
此次會議通過這樣的“組織方式”，在“制度上”要求與會者盡可能提前認真閱讀相關論文，并積極參與討論，特別是跨學科、跨斷代的討論。不少與會者，尤其是來自中文學界的初次與會者，常會對自己論文被分入的跨學科組別有所疑慮。如跨學科中組“搜集與收藏”，在中文學界的語境中，應是藝術史的組別，但在英文學界，則還包含書籍史、書籍文化（Book Culture）的內容。所以，在藝術史論文外，該組也同樣吸納了傳統(tǒng)文史哲研究中關于文本編纂、歷史書寫的論文。如此，在該組討論時，會有來自中國、美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學者在交流彼此是如何研究宋人編纂的唐人文集、金人在宋人書畫上所作題跋、明人所改編的宋代史料等議題，該組討論也吸引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田曉菲等與會學者的參與。
文學與社會C小組劉寬、展倩、左婭、徐力恒等學者討論中，主持人卞東波（南京大學卞東波攝）
本次大會另一值得一提的跨學科組別是“制作與技藝”（Making and Crafting）。這一話題在中古研究中原本并非廣受關注，但本次大會中有十幾篇論文可從不同角度被歸在這一話題下。文學、史學、藝術史、宗教研究等諸多領域學者，對多種不同形式、不同用途的有形之物（physical objects）和無形之物（abstract things） 的制作和建構，進行了聚焦而又深入的研究。對于前者，學者們開始從有限的材料中探求一些以往被忽視的問題：比如，物品的制作者是誰？如何制作？為誰而作？受益人是誰？物品有不同媒介的轉化嗎？有象征意義嗎？與過去從經濟史的視角研究物品和工匠不同，中組討論中大家注意到，宗教和儀式在諸多物品的生產過程中無處不在。這一新的議題與探討無形之物（特別是宗教理念、傳統(tǒng)、儀式等）的文章形成意想不到的呼應和碰撞。該組別的論文本就大多運用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而藉此機會與各領域的學者切磋，又進一步推動了學科間的交融互通。很多學者也都很高興由此結識了可以后續(xù)一起合作的學術伙伴。
除了分組討論，為了凝聚相關議題，并使與會學者能在整體上更好地掌握學界研究現(xiàn)狀與發(fā)展趨勢，此次會議也設置了四場全體學者參加的主題論壇、一場中組討論召集人“匯報”和一場總結圓桌討論（Concluding Roundtable）。
耶魯大學韓森教授召集討論召集人預備會議（中國人民大學湯元宋攝）
四場主題論壇雖多由資深學者發(fā)起，但也邀請了數(shù)位學界同仁平等討論?！芭c談人”的選擇不以資歷為主要標準，而更多考慮與談人的研究是否對該研究領域有新的貢獻。因此主題論壇的與談人中，既有宇文所安、姜斐德（Alfreda Murck）等資深學者，也有張維玲、熊慧嵐、趙偉、黎江南、曹夢鴿近年來取得博士學位甚至博士在讀的年輕學者。
大會首場主題報告聚焦中國史研究傳統(tǒng)中最為常見的“斷代（Chronology）”框架，由韓森教授召集，鄧小南、田海、史樂民（Paul Smith）和宇文所安共同參與討論。如鄧小南教授所言，對于中國史研究中的時間斷限問題，中日美學者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論述：中國學者所論狹義的中古，主要指的魏晉南北朝，或許包括唐前期，而廣義的中古，則涵蓋秦漢至隋唐；而日本學者的東洋史研究也有古代、中世、近世之分；美國學界自郝若貝教授（Robert Hartwell）于1982年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首次提出將公元750-1550年作為一個整體單元加以研究，之后2014年哈佛大學首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時將“Middle Period”劃定為“800-1400CE”，2017年萊頓大學第二屆會議時劃定為“700-1500CE”，直至本屆會議劃定的“220-1600CE”，也呈現(xiàn)出意見不一、逐步擴大時段區(qū)間的現(xiàn)象。田海教授也從自身對民間宗教實踐的研究出發(fā)，倡導學界同仁突破王朝斷代時代的局限，更加重視長時段的考察。史樂民強調了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從經濟史出發(fā)或許仍然可以判斷出一定的分期。宇文所安認為可以淡化分期問題，更加重視文本、學派的研究。雖然與會學者及學界同仁對于“中古中國”的界定有不同意見，也不必強求一致性的看法，但或許大家都會認同在中古中國研究中走出王朝斷代框架，將中古中國置于更加寬廣的世界文明史視域中加以考察，重新審視歷史復雜進程中的重要因素和豐富場景。在這個意義上，歷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所標示的“Middle Period”，可以視為繼“唐宋變革論”后，對中古中國重新進行突破傳統(tǒng)王朝斷代框架而進行新的闡釋的接續(xù)性努力。
大會第二場主題論壇圍繞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202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所出版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960-1279CE（宋代中國的統(tǒng)治結構）》一書進行。該書重新審視學界關于宋代是儒家統(tǒng)治的時代這一論斷，希望呈現(xiàn)宋代統(tǒng)治結構中更多的技術官僚要素。幾位與談人重點討論了該書所建構的理論模型，即“技術官僚-儒家連續(xù)統(tǒng)一體（The 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的發(fā)展?jié)摿?。該書是近年來英文學界關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力作，并且借鑒了大量中文學界的研究成果，蔡涵墨亦特別向與會學者提及中國宋史學界中青年研究者李全德、王化雨、丁義玨、方誠峰等人的研究。該書中譯本有望于明年出版，并將在臺北、香港舉行進一步研討，屆時或許能有更為激烈的交流與交鋒。
蔡涵墨教授在第二場大會主題論壇向全體與會學者介紹“技術官僚-儒家連續(xù)統(tǒng)一體”理論模型（香港城市大學徐力恒攝）
大會第三場主題論壇“In The Middle of What?（處于何處之間？）”由田曉菲教授召集，圍繞當下英語學界極具爭議性的全球中世紀史（Global Middle Age）議題，譚凱（Nicolas Tackett）、普鳴、宇文所安、盧本德、伊佩霞、魏希德等向與會學者交流了各自看法。雖然與談人對于全球中世紀史這一領域的諸多問題，乃至Medieval、Middle Period等概念的使用，存在諸多分歧，尤其是這些概念容易具有的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更是值得警覺與反思，但這些碰撞或許也可以啟發(fā)學者思考如何以全球中世紀史的視角重新審視自己固有的相關研究，以及如何為全球中世紀史研究這一新興領域提供來自中古中國研究的思考，并為知識界呈現(xiàn)更為綜合、多元的全球中世紀面貌。實際上，大會第一場和第三場主題論壇，以及“長時段”“概觀與大局（Big Picture）”“朝代更迭”“外交與外族”等組別的設置，具有相當?shù)年P聯(lián)性，都體現(xiàn)了中古中國研究者致力于走出王朝斷代研究框架的嘗試與努力。
大會第四場主題論壇為中國藝術史議題，由姜斐德教授召集。作為具有視覺呈現(xiàn)優(yōu)勢的學科，數(shù)位與談人通過《千里江山圖》等具體案例，呈現(xiàn)了藝術史鮮活生動的一面。盡管藝術史領域多篇論文的具體結論或許有待商榷，但藝術史領域的學者在此次會議上很好地展現(xiàn)了近年來該領域重視跨學科研究的學術路徑，以及年輕一代研究者的潛力。
大會還邀請十九個中組的討論召集人，為全體與會學者報告各組討論中所達成的共識或呈現(xiàn)的問題。盡管不同組別的報告質量并不一致，一些組別受限于議題難度或研究跨度可能也并不容易總結，但整體上仍然為全體與會學者了解相關研究趨勢提供了便利。如張聰所提到的社會史研究從關心國家與社會向關心中下層群體轉變；如卞東波將文學組各篇論文與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新近召開的“從文集出發(fā)——宋代文學研究之新進路工作坊”聯(lián)系在一起，指出中古文史研究中深耕文集的新趨勢；如梅晨曦（Tracy Miller）提到的藝術史研究從重視書畫到重視碑刻；如魏希德指出避免泛泛而論數(shù)字人文方法，而應結合具體研究設計和使用新方法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最后的總結圓桌討論環(huán)節(jié)，伊佩霞、魯西奇、田安（Anna Shields）、許雅惠、韓明士、葛力尹的發(fā)言給許多與會者以深刻印象，尤其是一些發(fā)言中所體現(xiàn)的喜與憂對比尤其鮮明。比如過往十年，中古史研究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不少當年的“新潮”如今已成為主流，碑刻等新材料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一些長期被忽視的時段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跨斷代研究逐步成為共識，此次提交的有關宋代的六十九篇論文中，超過六成都是跨斷代研究，其中下延至明清的論文數(shù)量明顯多于傳統(tǒng)上溯唐五代的論文。較之可喜的新變化，暴露出的問題也不容樂觀，比如參與此次會議的40歲以下非華裔學者屈指可數(shù)。如何像史景遷先生那樣，為更廣泛的讀者群體介紹中國歷史的魅力、吸引更多年輕學生投身中古中國研究，是所有英文學界甚至中文學界的嚴峻挑戰(zhàn)。
耶魯大學史景遷先生墓碑（華中師范大學楊瑞攝）
當然，作為一場大會，難免有所遺憾。除了諸如跨學科分組無可避免的難以盡如人意（某種意義上，不盡如人意可能也是跨學科分組的“用意”），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依舊有待之后的第四、第五屆會議逐步解決。在此次會議中，由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論依舊吸引了許多學者討論，但日本學界卻僅有兩名學者與會。雖然中國學界中古史領域的交流對話日趨活躍，但活躍于國內學術舞臺的許多學者卻未能參與此次國際學術平臺的對話，包括蔡涵墨教授在主題論壇中致謝的四位大陸宋史學界的中青年學者，也無一人與會。雖然大會以“人文”為名，但與會的學者大多數(shù)是歷史和文學背景，而罕有哲學背景。會議組織方為了鼓勵年輕學者，為博士生單獨預留了25%的與會名額，博士生論文通過率也有一定的選拔性，但由于僅僅依靠數(shù)百字摘要進行選拔，最終博士生的論文成稿水平還是過于參差不齊。
盡管存在許多困難，甚至在大會舉辦前夜，還有學者擔心多達19個中組、57個小組的討論、轉場能否有序進行，但得益于會議組織方的高效組織和全體與會同仁的積極參與，最終會議還是成功舉辦，并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評價。韓森教授作為會議組織方代表最后致辭之時，與會學者明顯不愿停下的熱烈掌聲，即代表著與會同仁對此次會議的充分肯定。
大會長桌總結（香港城市大學徐力恒攝）
在經歷了三年不同尋常的“延誤”后，得益于此次會議的召開，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在紐黑文市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如普鳴教授所言，這是美妙（Amazing）的三天，學者們在具體學術議題的交流之外，也增進了彼此之間的學術友誼。會議組織方僅在上午安排會議論文交流，而將每天下午的時間“留白”，并積極協(xié)調耶魯大學資源，為所有與會者提供了包括著名的拜內克珍本圖書館（Beinecke Library）古籍與古地圖觀覽、耶魯大學西校區(qū)珍稀文物和藝術品鑒賞等一系列活動。借助這些活動，與會學者可以更從容地進行交流。會議期間，資深學者多在有意識地幫助年輕學者盡快成長，而年輕學者也在延續(xù)中古中國領域前輩學者重視良性學術共同體建設的傳統(tǒng)，有意識地將彼此的關系建立在以交流對話、坦率批評、開放包容的基礎之上。會議期間，臺灣清華大學李貞慧教授曾提及十年前她在參加哈佛大學首屆會議后，與復旦大學朱剛、北京大學張劍教授等宋代文學研究同仁合作，連續(xù)舉辦多次宋代文學工作坊之事，或許此次參加會議的不少年輕學者亦有此計劃。
耶魯大學韓森教授召集討論召集人預備會議（中國人民大學湯元宋攝）
耶魯大學拜內克圖書館（華中師范大學楊瑞攝）
中國諸多學術領域的發(fā)展，都受益于海內外學界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如1982年召開的“國際朱熹討論會”、1984年召開的“國際宋史研討會”，都在相關領域學術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每次重溫蔡仁厚先生所撰《檀島“國際朱子會議”后記》及“國際宋史研討會”相關合影舊照，筆者都會有所觸動與振奮。此次與會的歐美學者，多對中國有著深厚感情，其中不少資深學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即已訪問中國，一些學者還在中國生活、工作過多年，和中國學界結下深厚友誼。比如今年已經80歲的田浩先生，在1981年即已訪問中國，并由此結識鄧廣銘、張岱年先生；之后又數(shù)次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系統(tǒng)授課，至于講座、參會更是不勝枚舉；2019年，田浩先生的榮休會議亦曾在中國舉行。會議期間，田浩先生談及他與中國學界、中國學生的諸多往事，這些與記憶有關的“桌邊談話”，日后也將和此次會議一樣，成為許多學者的寶貴回憶。
經過數(shù)十年來的學術發(fā)展，中古中國已經是一個相當國際性的學術領域，中國、美國、歐洲、日本等地都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和相應的學術傳承；在這一國際性的學術領域，中國學者也在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實質性作用。首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的發(fā)起，由包弼德（Peter Bol）、伊佩霞教授倡議，并與鄧小南教授共同商定會議議程；此次會議由耶魯大學承辦，來自中國的學者在會議的醞釀、籌備、組織、運轉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南、許雅惠、王錦萍和李怡文等學者作為會議組織者，與耶魯大學韓森教授團隊，在過去數(shù)年中攜手合作，為學界同仁搭建了三年多來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國際性中古中國學術交流舞臺；諸多中國學者積極參與會議，如香港宋史學界中青年學者大部分都與會；不少中國學者都擔任各個組別的討論召集人，為各分組討論的有效進行貢獻力量。
盡管第三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已經落下帷幕，但學界同仁在此次會議碰撞出的靈感、結下的學術友誼將會持續(xù)影響與會者的學術研究與學術生涯。鄧小南和韓森教授在大會結束致辭中所言或許也是與會學者共同的心聲：在疫情之后，我們終于從大洋此岸和彼岸重新聚到一起，我們看到了老朋友的相聚，年輕人的成長，聽到了茶歇時走廊中的歡聲笑語，學者之間的難舍難分令人感動。如韓森教授所言，我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期待第四屆中古中國人文會議的召開（can't wait for the Fourth?。?/p>
（王錦萍、李怡文、尹航對本文亦有貢獻，謹此致謝?。?/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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