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后，梁漱溟因演講并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而“暴得大名”，引起廣泛關注，包括不少批評。
梁漱溟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覺
梁漱溟自己在書中也常點名批評前輩和同輩學人，不僅不留情面，還往往直斥以糊涂、不通、不懂等語?！笆軅钡陌ㄕ绿?、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當世高賢，以及早幾年已名滿天下的胡適。
太炎一門似乎沒人說什么。梁啟超一邊則由張君勱和張東蓀聯(lián)手出擊，點出梁漱溟的書只能算“觀察”而不能算“研究”，甚至不點名地說出“沐猴而冠，既無所謂文，更無所謂化”的影射，大體語氣尚溫和，仍存君子相。后來陳序經則一面暗示梁漱溟抄襲譚嗣同，一面指出梁自己使用“販運來的一些東鱗西爪的材料”，以為“樣樣都好”；同時“又不甘從人，人家的意見，樣樣都是不好”。
陳序經看到了梁漱溟論學的一個特點，即自我感覺不錯，對別人卻不那么寬容。有意思的是，梁漱溟本人對此幾乎沒什么感覺，常常指斥了他人而不自覺。他說自己“為人的真摯，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認真，對待人也真誠”。信然。
梁漱溟論學非常誠摯懇切，不喜歡論而不斷的含糊態(tài)度。如他曾對孔子研究提出三問題，便要求大家“一問一答，閃避不得”。他指責或駁斥別人不留余地，也正因自己以一種誠摯的態(tài)度治學。
張申府半開玩笑地說梁漱溟和胡適“向來常常對壘互罵”，梁正式予以否定
梁漱溟在書中多處指責胡適。他引胡適說孔子“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而主張好德之心“可以培養(yǎng)得成，培養(yǎng)得純熟了自然流露”一段，指責“他這話危險得很”。人類社會正靠“這種善的本能”取得成功，胡適“不但不解孔子的道理而臆說，并且也不留意近來關于這個的意見之變遷，才說這樣話”。梁漱溟甚至說，胡適書中所講的老子、孔子、墨子、莊子的哲學，無多見地，只能“供現(xiàn)代的大哲把玩解悶”。梁漱溟的打擊，不可謂不徹底。
對梁漱溟的挑戰(zhàn)，胡適到一九二三年才回應，自稱“沉默了兩年，至今日開口”，可知早已注意到了。他的不滿，顯著表現(xiàn)在一小段話中就連用了五個“籠統(tǒng)”：梁先生的出發(fā)點就犯了籠統(tǒng)的毛病，籠統(tǒng)地斷定一種文化若不能成為世界文化，便根本不配存在；籠統(tǒng)地斷定一種文化若能存在，必須翻身成為世界文化。他自己承認是“牢牢地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人，他就不知不覺地推想世界文化也是“把定一條線去走”的了。從那個籠統(tǒng)的出發(fā)點，自然生出一種很籠統(tǒng)的“文化哲學”。
這連續(xù)的五個“籠統(tǒng)”似乎還未讓胡適滿足，他繼續(xù)指出：“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極復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里，這便是籠統(tǒng)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籠統(tǒng)性也越大?！?/p>
一連串的“籠統(tǒng)”明顯表達出胡適的情緒，梁漱溟遂致函胡適問道：“尊文間或語近刻薄，頗失雅度；原無嫌怨，曷為如此？”胡適很有禮貌地復函致歉，但也指出，人若“認真太過，武斷太過，亦往往可以流入刻薄”。
梁漱溟這才明白是自己先得罪人，便寫一函，說“早在涵容，猶未自知”，“承教甚愧！”經此提醒，后來梁漱溟的朋友張申府半開玩笑地說梁和胡適“向來常常對壘互罵”，梁漱溟正式予以否定，再次說明：“我于民國十年出版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批評到適之先生處不少，然適之先生之轉回批評我”，已在一年多之后，其間并無什么“彼此互不相讓而急相對付的神情”，故張申府對雙方均屬“失言”。梁漱溟還特別提出：今日之中國問題實在復雜難解決，非平心靜氣以求之，必不能曲盡其理。若挾意氣說話，傷個人感情事小，誠恐天下事理轉以意氣之蔽而迷晦。
梁漱溟自信太強，別人的“啟發(fā)”經其消化，無意中當成了自己的“悔悟”
然而幾年后梁漱溟舊態(tài)復萌，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氣打擊了張君勱、丁文江、胡適和吳鼎昌等多位著名學者，說這些“雖有學問能出頭說話的先生”，對社會問題卻“缺欠研究精神”。他們提出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或中國政治的出路”，“無在不現(xiàn)露其為一種主觀的要求、愿望、夢想”；有些話“說了等于沒說，不說倒好些，說了更糊涂”。
這次李安宅對他提出了質疑，以為批評者的“責任是指明怎樣不對，錯誤在哪里”，而不是簡單予以否定。但對梁漱溟而言，他或不過在就事論事，并未“挾意氣說話”。至于聽者是否感覺“傷個人感情”，他可能真“沒往心里去”，故此渾然不覺。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反響熱烈。在眾多批評中，胡適的意見雖晚出，卻是梁漱溟唯一做出回應的。對其余的批評，梁漱溟均未正式回應。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xiàn)象。
梁漱溟對他人批評基本不曾回應，可能真是感覺連反駁的必要都沒有。不過，梁漱溟在《第三版自序》中也說，他“雖沒能從諸師友處得著啟發(fā)”，卻“有許多悔悟”，于是對其中“兩個重要地方”做出了新的解釋。從“新解釋”看，梁漱溟觀念上的修正，恰是被人指出過的問題，想來他是仔細看過那些批評的。
這可能是為人實誠的梁漱溟唯一顯得有些不誠懇的地方，或許如他自己所說，自從進入北大，“參入知識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勝之心”。不過，還有一種可能，即梁漱溟自信太強，別人的“啟發(fā)”經其消化，無意中當成了自己的“悔悟”。我自己傾向于后一種可能。他明知中國問題當“平心靜氣以求之”，而仍說出很“傷個人感情”的話，又渾然不覺是在“挾意氣說話”，便最能體現(xiàn)梁漱溟的學問真性情，因為他一向就有“始終拿自己思想做主”的主體意識，而較少為他人設身處地著想。
梁漱溟的學問本以體悟見長，不以精細著稱。他提出中西文化這一代表時代聲音的問題，意在讓中國文化“翻身”。梁漱溟提問時對別人的批評，也表現(xiàn)出他認識和表述文化的特色。由于他提出的問題太具沖擊力，直接觸及眾多讀書人的心扉，所以引來各方面的批評。這些批評本身，過去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實則不僅梁漱溟提出的問題，就是他提問和對待他人批評的方式，也需要我們更進一步的理解和反思。
（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現(xiàn)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當時東西文化論戰(zhàn)中引起過思想學術界的重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海內外現(xiàn)代新儒學研究的興起，此書被視為現(xiàn)代新儒學的開山之作。該書將中、西、印文化概括為三種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環(huán)境的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左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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