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十講》，楊成凱著，中華書局2023年4月出版，470頁，110.00元
楊成凱先生（1941-2015）以學者、藏書家的身份涉足版本學研究，在古籍版本學界久享盛名，生前為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著有《漢語語法理論研究》《閑閑書室讀書記》《人間詞話門外談》等?！豆偶姹臼v》（以下簡稱《十講》）為楊成凱先生遺著，經(jīng)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向輝先生整理，2023年4月出版發(fā)行。本書以流暢通俗的語言、精彩紛呈的案例，解說古籍版本鑒賞與收藏中的實際問題，為讀者提供古籍收藏、研究的門徑。又以畢生的版本實踐為基礎，加以深厚的學養(yǎng)、獨特的眼光，對古籍版本學理論問題深入思考，其觀點亦極具啟發(fā)意義。讀《古籍版本十講》，追憶與先生交往中親歷的版本故事，更深刻感受到楊先生版本學研究的獨到之處。今略述所知，與讀者共享。
楊成凱先生
一
與楊成凱先生相識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正是楊先生大量購買古書的時期。當時我剛進入北圖善本組工作，聽我愛人說起語言所有位愛書成癡的同事，每次大包小裹從書市滿載而歸，聊起古書版本來如數(shù)家珍，心下欽慕不已。后來楊先生主持《新世紀萬有文庫》詞類古籍的整理，約請善本組同事參與其事，開始與楊先生熟識。記得陳紅彥整理《花間集》，唱春蓮整理《尊前集》，我負責《絕妙好詞》。楊先生把這些詞集的各種版本及不同印本都摸得極熟，他希望通過這次整理的機會，將外人難得一見的珍貴詞集版本發(fā)掘出來。印象深刻的是，楊先生講起柯氏小幔亭本《絕妙好詞》書板如何被高士奇改頭換面，搖身而變成了清吟堂本，又如何出現(xiàn)另一種小瓶廬本。這三種印本傳世數(shù)量都非常少見，前人皆認作不同版刻。楊先生慢條斯理，把三個印本的關系娓娓道來，如講故事一般，他的廣見博識和對版本實物的熟悉程度，令人嘆服?！吨袊偶票緯俊纷鳛閮蓚€版本著錄的康熙二十四年小幔亭本與康熙三十七年清吟堂本，居然出自同一套書板，這給我深深觸動，使我對古籍的版本與印本問題有了第一次直觀感受。今讀《十講》，楊先生已將此例作為書板轉手之例，寫入第十講《初印和后印》中（426頁），方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油印征求意見時，先生即已提出了此問題，只是定稿未能完全采用先生意見，留下了遺憾。
2002年前后，我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協(xié)助撰寫該館善本書錄，遇到清雍正文瑞樓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的問題，楊先生對古籍版本的熟悉程度再次令我驚嘆。按《清代版本圖錄》收有《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金氏文瑞樓原刻本，版心刻“文瑞樓”字樣，又云“有翻本，版心無‘文瑞樓’字”。馮平山圖書館所藏三部印本，版心皆無“文瑞樓”，其中一部有“文瑞樓藏版”封面，一部卷端署名挖改為汪氏。這三部印本可確認為相同版本，但三本與《清代版刻圖錄》原刻本的關系如何，躊躇難定，遂致信向楊先生請教。楊先生梳理了文瑞樓本的相關信息，在未見原本的情況下，他即判斷馮平山三本并非翻刻本，而是文瑞樓本的原版重印，并提醒我注意觀察版面特征，比較書板斷裂處與字體墨色細節(jié)。由此我才注意到馮平山三本與文瑞樓原本的差異，乃因署名處三行經(jīng)改刻及再改刻，三本與文瑞樓原刻本可確定為相同書板。
我在馮平山圖書館請教楊先生的信件，因郵箱久廢，當時未能留心保存，多年來一直心存遺憾。沒想到楊先生遺稿中居然保存了當時的郵件，即本書第五講《清刻本的鑒賞與收藏》所附“與張麗娟關于此書通信兩則”。楊先生在信中這樣指導我：
我沒有機會把不同的本子放在一起仔細比較，這一點請你驗證一下：仔細比較版片斷裂情況和字體細節(jié)，看看那三部書是不是同一副版片，是不是三（署名改汪氏之本）在后，而二（署名未改之本）在前。要多看一些葉子，因為后印時很可能有補版，要排除補版的干擾。如果是同一副版片，只要各卷第一葉沒有換版，那么更改署名處字體必有特殊：可能顏色不同，往往墨色深，也可能字體有差異，或有歪斜現(xiàn)象。（《十講》，266頁）
重溫此信，除了慚愧于自己當時的淺陋無知，更深深感激先生的循循善誘，不厭其煩。他幾乎是手把手地指導，使我對古籍不同印本的差異及其鑒別有了更深刻的體驗和認知。關于文瑞樓本《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各次印本的關系，郭立暄先生在《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后印研究》中已有詳盡的調(diào)查比勘，可證楊先生同版不同印本的判斷；其中還有更復雜委曲之處，為我們討論所未及（詳參郭著364頁）。古籍版本研究的復雜性及其魅力正在于此，或許這也是楊先生對古籍版本著迷的原因吧。
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2013年2月間，楊先生寫信要我?guī)退楸贝蟛刳w氏小宛堂本《玉臺新詠》的問題：
有件事若方便，請看看貴館所藏向達藏徐乃昌舊藏之明崇禎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書后有陳玉父跋“唐花間集已不足道”之“花”有沒有墨筆描改。貴館藏此本我97年看過，印象已經(jīng)模糊了。此本50年代借給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了，但是看影印本看不出“花”字是否經(jīng)人描改。這個字作“花”是對的，但是徐本后印補版，補刻為錯字“苗”，獨獨徐本作“花”，很是蹊蹺。如果不是手寫描改，莫非陳跋是另配的葉子，好像也不可能。陳跋版片下方殘損，系補刻，故有錯字。（2013年2月18日楊先生致筆者信）
經(jīng)調(diào)閱原本后觀察，北大本“花”字果然是墨筆填寫，對光可見明顯的剜紙割補痕跡。另有一處“盈”字，他本作“乃”，此處雖無剜紙痕跡，但“盈”字字形有異，似亦經(jīng)描改。我將此情況報告楊先生，他回復說：
此后敘是原版，但是下方行末損壞，修補出現(xiàn)錯字。我的一本末字“盈”明顯由“乃”填補而成，彎勾一直進入“皿”字。次行“以”字磨去，墨補寫為“異”，其實原版是“鮮”?！盎ā笔悄トピ帜珜憽Ｒ驗橛玫氖呛顸S紙，墨色不易分辨?！坝痹嫦旅娴摹懊蟆弊质撬膫€垂直豎道，橫道平直，跟上部分界明顯?？从坝”拘毂尽懊蟆弊植顒e明顯，“皿”字很小，蜷縮在一起，彎勾跟“皿”相連，似乎是磨去一部分?！盎ā?、“鮮”二字錯為“苗”、“以”，要錯同錯，要不錯同不錯，所見各本皆然。磨改原文，干擾觀察。（2013年2月20日楊先生致筆者信）
明崇禎趙氏小宛堂本《玉臺新詠》雕刻精雅，為人所重，因有初印后印、原刻翻刻之異，加以坊間作偽，描補改字，影響判斷，前人多有似是而非之論。楊先生對此本十分關注，曾先后比較過十幾個不同印本，有《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版本之謎》（《讀書》1997年第7期）、《明寒山趙氏小宛堂刻〈玉臺新詠〉真?zhèn)慰紝崱罚ā恫貢摇返谝惠嫞?999年）兩文，而直到2013年先生仍持續(xù)著對此本的探索。
楊成凱先生對版本的熟稔并不限于詞集、詩文集，經(jīng)史子集各部類的重要版本，他都十分關注。忘了是哪一年，楊先生打電話跟我聊起相臺岳氏本《九經(jīng)》，也談到張政烺先生與汪紹楹先生對相臺岳氏本的研究。當時我對經(jīng)書版本茫然無知，卻留下極深印象，其后每見以相臺岳氏本為宋本之論，就想起楊先生的此番談話，最終下定決心以經(jīng)書版本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當我把博士論文《宋代經(jīng)書注疏刊刻研究》提請他指正，先生十分高興，認為這本書研究的是正宗的版本學內(nèi)容，病情反復之中勉力為序，多方鼓勵。據(jù)楊先生自己講，他對經(jīng)書版本亦曾有意研究，并下過一番功夫。他提示我黃丕烈曾見過真正的宋十行本，對宋十行本獨特的形式特征有所揭示。又告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一部吳志忠校跋《禮記注疏》，其中提到吳氏曾見十行本《周易》有元代刊記。此事有關十行本注疏的刊刻年代問題，是前所未聞的重要資料，我按楊先生指示去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調(diào)閱原本，果然讀到吳跋。吳氏此跋似僅見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禮記注疏》中，若非楊先生有意考索，廣閱眾本，恐怕很難獲知此條材料。由此一例，即可窺見楊先生在經(jīng)籍版本研究上的廣度和深度。
二
以上是筆者親歷的楊成凱先生與古書版本的故事，類似故事還有很多，師友間相傳頗多傳奇。其中有的版本，比如趙氏小宛堂本《玉臺新詠》，楊先生寫成了文章，可以看到他長年追蹤、鍥而不舍地關注一個版本，通過不同印本的經(jīng)眼、比較，切實地解決前人疑而未決的問題，糾正前人似是而非的結論。但寫成文章的畢竟只是極少數(shù)。楊先生曾追蹤過、探索過，同樣有許多心得的版本，絕大多數(shù)并未寫成專門的考證文字。它們或許在友朋相詢中交流探討過，或只記錄在先生日常的讀書筆記中，有的也許只存在他的腦中。斯人已逝，無可奈何，可堪欣慰的是，《十講》中尚保存有大量楊先生個人經(jīng)眼、研究過的版本線索，它們作為例證出現(xiàn)在楊先生的論述中，雖未展開鋪陳，卻是點點珠璣，信手拈來，每一個都充滿興味和玄機，值得細細品讀。
《十講》的主體部分，包括宋刻本、金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叢書的鑒賞與收藏、初印與后印共十篇，曾作為系列文章在《藏書家》《紫禁城》等刊物上發(fā)表，其后又陸續(xù)擴充增補了相關版本例證。除《初印與后印》總論印本問題外，宋刻本以下各講，大體包含各代、各類版本的版式風格、文獻價值、版本鑒別、鑒賞收藏等項內(nèi)容。其主旨乃在以深入淺出的語言、生動豐富的例證，講解歷代刻本及各類版本的特點、價值，為古書鑒賞、收藏提供入門指導。所舉例證，包括了歷史上眾說紛紜的重要版本，也有很多前人鮮少關注的小眾版本。尤其是前人研究并不充分的明、清版本、抄本、批校本、叢書本等領域，先生長年深耕其中，隨手所舉，往往從平淡處見神奇，顯示出他博通廣覽的淵博學識和超卓獨特的版本眼光。楊先生在《十講》第五講《清刻本的鑒賞與收藏》中有這樣一段話：
藏家通例是貴古賤今，醉心于千元皕宋。其實買書只看宋、元本最為省事，那些書到今天幾乎本本都記在“帳”上，像樣的只有那么幾百種而已。相反，要想在眾多清刻普通書中別擇佳本，卻不那么容易，很大程度上，要投身書海認真地看書學習，依靠博聞多識練就識之于碔砆的伯樂眼光。因難以見巧，藏家識見之高下也就體現(xiàn)在這里?？纯赐跣婪蛳壬摹抖晷g軒篋存善本書錄》對諸多清本鞭辟入里的闡述，不能不由衷地贊嘆前輩功力之深厚。（269頁）
此可謂夫子自道。楊先生畢生收藏、研究古籍版本，癡迷勤勉加超人天資，成就其版本學的深厚造詣與“伯樂眼光”。我們看《十講》對清代嘉、道、咸珍稀版本如數(shù)家珍，對叢書中的珍本、全本、初印本極為看重，哪怕是叢書零種，也有格外值得珍視的稀有品種，哪怕是近在光、宣時期的版本，今日亦可能踏破鐵鞋無覓處。他列舉清代有名的仿宋佳刻，指出它們雖歷來受到重視，而傳本有多有少，珍罕程度并不相同：“例如清內(nèi)府刻《周易本義》和《四書章句集注》同樣精美不茍，但是前者不難看到，而后者傳本遠為稀少，陳鳣在《經(jīng)籍跋文》中說它‘似系國初翻刻者’，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它是何時所刻。像汪士鐘所刻的幾種書，平?？吹降膸缀醵际恰秲x禮疏》，《詩說》就少，而《孝經(jīng)注疏》甚至少有人知。”（283頁）他稱贊《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清道光十四年刻本《四書拾義》五卷本及續(xù)有增補的六卷本，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只著錄五卷本，不收六卷本，就是不了解六卷本的獨特性：“其實《四書拾義》這部書很有好評，后人多次翻刻，但它們都是五卷本，沒有第六卷。六卷本之罕見令人驚訝，《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兩本兼收確有真知?！保?59頁）對明清版本中稀見版本、稀見印本的認識，是先生長期讀書、訪書、研究書的基礎上積累而成，最見其版本學功力。善學者以本書所涉版本為線索，從中生發(fā)，追蹤探索，必將如入寶山，滿載而歸。
三
在長期版本實踐基礎上，楊成凱先生對版本學的理論思考也逐步走向系統(tǒng)化?！妒v》中的《初印和后印》，較早也較為系統(tǒng)地討論了古籍版本學中關鍵而易于引起混淆的初印與后印問題，初稿發(fā)表于2004年出版的《藏書家》第九輯，曾在學界產(chǎn)生廣泛影響。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展以后，楊先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先后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古籍保護鑒定培訓班及國圖、上圖等古籍講座中，為古籍從業(yè)人員、古籍收藏愛好者講授版本學。《十講》書前導論《古籍版本研究和收藏面面觀》（以下簡稱《面面觀》），就是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培訓講義基礎上增訂修改而成。其第一部分“關于古籍版本學的思考”，指出古籍版本學需要積累經(jīng)驗、總結成果、蔚為理論，最終形成體系，這是楊先生對于版本學學科建設的整體思考。第二部分“從刊印過程談起”，接續(xù)《初印和后印》的研究路徑，并將討論范圍擴展至版本生產(chǎn)的全流程，進一步完善了其版本與印本研究體系。第三部分“版本鑒定總說”，根據(jù)個人版本實踐及古今學者藏家的鑒定經(jīng)驗，提出古籍版本鑒定中需要完成的基礎工作及比勘論定的方法?！睹婷嬗^》實際上已經(jīng)搭建了一個較為系統(tǒng)的版本學研究框架，與《初印和后印》及書后《古籍的價值與收藏》一起，集中體現(xiàn)了楊先生對古籍版本學的理論思考，及在版本學系統(tǒng)化、科學化方面所做的努力。
楊先生版本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即版本與印本的綜合研究，在《初印和后印》《面面觀》中，楊先生從雕版流程的角度出發(fā)，初步建構起自己的版本與印本研究理論。按前人的版本研究，主要聚焦于版刻時地的鑒別，諸家目錄的著錄，亦多止于“版本”層面。然而讀者所面對的版本，其實是一個個具體的印本，相同版本的不同印本之間，往往會千差萬別，上文所述《玉臺新詠》《絕妙好詞》《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諸例可見一斑。止于“版本”層面的研究，難以解決古籍版本利用中所遇到的種種復雜問題。楊先生在長期的版本實踐中，逐漸摸索出版本與印本綜合研究的道路，平生積累的大量經(jīng)典案例，成為其理論建構的最堅實基礎?！冻跤『秃笥 放c《面面觀》先后接續(xù)，系統(tǒng)梳理了古書編稿—制版—印刷—（加工）—轉手—（加工）—重刻各個階段所面對的版本現(xiàn)象，及相應的版本與印本可能發(fā)生的變化。如編稿過程中有初編、重編、增刻、增刻重編等，關涉書的內(nèi)容多少、文本變異。雕版過程中涉及書手寫樣、刻工刀法，其特點、風格與版刻的時代、地域密切相關。印刷階段，有紅印、藍印及各種特殊紙印本，有校刊者校修文字的校樣本，初印、中印、后印在外觀和內(nèi)容上都可能有差異。加工階段的修版、補版、增刻等，也會造成不同印本形式和內(nèi)容上的諸多變化。而隨著版本的再生產(chǎn)，原版和重刻之間，原版不同印本與重刻本之間的鑒別又成為研究的要點。如此種種，都是版本學研究中的棘手問題，需要深入“印本”層面，通過版本與印本的綜合研究才能獲得準確認識?！睹婷嬗^》明確闡述了版本與印本綜合研究的必要性：
名義上是一個版本，其實它包含著的是可能有這樣那樣不同的一些印本，而不是本本如一的一個整體。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古書刻本的一個版本，至少有幾次印本，很可能還有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等幾個不同的版次。……對于古書的版本鑒定來說，一個版本可以包括多種印本，不同的印本之間可以有內(nèi)容或形式方面的差異，這無疑對版本學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看到一部書，不僅要知道它是哪一個版本，還要知道那個版本有沒有不同的印本，如果有不同的印本，怎樣把它們區(qū)分開來。一個版本的不同印本間除了內(nèi)容和形式方面的差異以外，傳世數(shù)量也會有所不同。了解了這些情況，就能更為正確地評定一部書的價值。（26頁）
楊先生極為重視古籍版本學的理論建設，他認為“就古籍版本學而言，我們需要有而實際也有大量的研究對象，這就是前人留下的數(shù)百萬部古書。但是前人留下的研究專著卻寥寥無幾，不僅點點滴滴的資料散見各處，不成系統(tǒng)，而且大量實踐經(jīng)驗還只是口耳相傳，并不曾記錄在冊給以物質(zhì)化，更不要說分門別類形成一個系統(tǒng)化的知識領域”（第4頁）。楊先生選擇從古籍雕版印刷流程出發(fā)，總結版本生產(chǎn)各個階段所涉及的版本現(xiàn)象，所謂初編、重編、初刻、重刻、原版、翻版、影刻、摹刻、初印、特印、修版、補版等等，這些名詞長期以來在古籍從業(yè)者中口耳相傳，前人版本學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往往只是簡單的名詞解釋和零散說明，普通讀者很難將這些名詞與自己面對的版本實物相對應。實際上，即使專業(yè)的古籍研究者，對于這些名詞背后所涉及的各種紛繁復雜的版本與印本關系，也往往缺乏足夠的認知，難免似是而非的判斷。楊先生以雕版印刷流程為線索，逐次分析不同階段所涉及的版本概念，及由此帶來的印本變異。這是一個獨辟蹊徑的研究角度，楊先生由此將零散的版本學名詞還原到雕版印刷加工的具體流程中，成為一個有序的知識系統(tǒng)。這正是楊先生所說的：“知識要匯為一個有條理符合邏輯的系統(tǒng)。”“從耳濡目染的感性認識，從片段的理性思考，升華為一門有實踐也有理論的學科。”這是楊先生對版本學學科建設的期許，也是他努力踐行的目標。
四
楊成凱先生的版本學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即《十講》始終貫穿的“內(nèi)容”“形式”“流傳”三要素綜合統(tǒng)一的理念?！靶问健保傅氖枪艜陌媸?、字體、雕工、紙墨等外在形制因素，傳統(tǒng)的版本學研究講究“觀風望氣”，即通過古書的外在形制特征判斷其版刻時地?！皟?nèi)容”，包括古書卷數(shù)多少、內(nèi)容完缺、文字異同、文本?？钡?，即從古書的內(nèi)容來觀察一個版本的特征，從而對此版本作出判斷。“流傳”，指的是傳本數(shù)量多少，珍稀程度如何。內(nèi)容、形式、流傳三要素，構成了楊成凱先生版本學研究的基本面。
在《面面觀》開篇，楊先生首先提出版本學研究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刪定《詩》《書》、漢代發(fā)掘和整理古代典籍，都是對古籍文本所做的研究工作，從內(nèi)容方面對古書的不同傳本進行比勘和研究。從宋代開始，經(jīng)過元、明、清以來的大規(guī)模印制流布典籍，不僅古籍文本的校勘工作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而且隨著古書的大量積淀，鑒賞和收藏之風日益興盛，古書傳本的形式和流傳脈絡也逐漸成為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內(nèi)容、形式和流傳脈絡，這是古書版本學研究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第3頁）
他對版本與印本關系的考察，也主要從內(nèi)容、形式、流傳三方面著眼：
古籍版本學的工作起步于研究一部部古書的價值。分析古書的價值要從內(nèi)容和形式兩方面入手，傳本數(shù)量多少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內(nèi)容、形式、流傳是一部古書的三個價值因子。（第10頁）
對于前人版本研究中內(nèi)容與形式各有側重的問題，楊先生始終堅持的是“內(nèi)外雙修”：
一部古書跟所有對象一樣，最重要的兩個方面是內(nèi)容和形式。全面的版本研究需要內(nèi)外雙修，內(nèi)是內(nèi)容，外首先是形式，版本研究的基本觀察點就在內(nèi)容和形式這兩個方面。（第4頁）
長期以來，版本學的“形式”與“內(nèi)容”之爭始終是一個熱點話題。楊先生的版本學研究建立在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和大量一手的版本個案研究基礎上，又長于從古籍雕版印刷的實際流程出發(fā)探討版本現(xiàn)象，這使他的版本學天然具有“形式”屬性，對于古籍的物質(zhì)形式特征有充分的重視和認知?！妒v》中隨處可見楊先生對古籍版式、字體、紙張、雕工等形式因素的經(jīng)驗性總結，他對修版、補版、書板轉手、各種特印本、原版與重刻等版本現(xiàn)象的梳理，都是首先建立在版本實物的形式考察基礎上。同時，作為學者、藏家的雙重身份，又使他能夠跳出“形式”與“內(nèi)容”的壁壘，站在更高的維度上觀察版本，始終強調(diào)“形式”基礎上對古書“內(nèi)容”的考究。他指出“對于今天的版本學研究者而言，提高對古書內(nèi)容的關注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值得給予特別的重視”（第6頁），并多次以黃丕烈舉例：“黃丕烈被歸入鑒賞家，號稱‘佞宋’，但是他不是拿空頭的‘宋本’兩個字自我欣賞，而是通過校書發(fā)現(xiàn)宋本的好處，得到陶醉和樂趣?！保?59頁）他建議古書愛好者“表里兼顧”：“對于古書愛好者而言，一部書要表里兼顧。只要有機會，認真地讀讀書很有必要，古書一本即有一本佳處，不認真讀書就體會不到佳處的所在。只要肯讀書，就會有發(fā)現(xiàn)，有發(fā)現(xiàn)才能品出古書的味道，品出味道才能講出它的價值。”（431頁）這不僅是為古籍收藏者指點門徑，也是對版本學研究者提出的中肯建議，值得我們深思。
五
讀《古籍版本十講》，如入山陰道中，頗有應接不暇之感。以上所述，只是筆者管中窺豹，更多精彩有待讀者探索發(fā)掘。需要注意的是，本書畢竟是未經(jīng)作者編定的遺稿，在全書結構、文氣通貫及具體表述上難免有不足之處。如《十講》導論《面面觀》第二部分“從刊印過程談起”，為古書刊印全流程的系統(tǒng)梳理，但因本書第十講《初印和后印》已討論修版、補版、增刻、書板轉手等問題，故導論中只能省略此部分內(nèi)容，導致全流程的梳理不能完整呈現(xiàn)，需要讀者自己將兩部分整合參照。有敘述前后不統(tǒng)一，或語句矛盾之處，如第79頁“宋建安余仁仲刻《春秋公羊經(jīng)傳解詁》和《春秋榖梁經(jīng)傳解詁》初為淳熙撫州公使庫刊刻，紹熙四年（1193）年重修”，此述余仁仲本，與撫州本無涉，“淳熙撫州公使庫刊刻”顯為誤記，“《春秋榖梁經(jīng)傳解詁》”之名亦不準確。第252頁“清顧廣圻刻的《爾雅注》三卷有增修本，有轉手再印本。其實它還有一個影刻本，即清嘉慶十一年（1806）顧廣圻思適齋影明嘉靖吳元恭刻本”，此述顧刻《爾雅》之翻版本，末句似有誤。此皆遺稿未能完善處。又圖版與正文亦可見齟齬不應，如第253頁述《古文苑》清嘉慶十四年蘭陵孫星衍刻本，至光緒中“有飛青閣摹刻本，逼真原刻”，而飛青閣本圖版說明作“清嘉慶十四年蘭陵孫氏影宋刻光緒五年飛青閣校印本”，顯然有誤。本書整理者所補充的腳注材料，有的可能并非楊先生曾經(jīng)參考之書，這一點也需讀者留意。據(jù)向輝先生介紹，楊先生保存的文稿電子版相當復雜，同一文章有五六個甚至更多的版本留存。楊先生生前對這些文稿可能有多種設想和嘗試，卻未能有一部定稿。向輝先生花費了極大精力，將這些散落的文稿整理成系統(tǒng)完整的書稿，并配入精美圖版，加入大量腳注說明，為讀者提供有益參考；中華書局劉彥捷女士精心編輯，為此書增色，在此要向他們二位表達衷心的感謝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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