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Nicholas Williams（魏寧），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副教授，美國《唐學報》（T’ang Studies）編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博士。他師從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康達維（David Knechtges），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詩歌，尤其以對《楚辭》的翻譯和研究獲得學界廣泛關注，他的學術興趣還包括佛教研究和翻譯研究。澎湃新聞對魏寧副教授進行了專訪，談及他的學術經(jīng)歷、《楚辭》翻譯以及對“招魂”的研究。
魏寧副教授的兩本專著在2022年問世，兒子也在這一年誕生，他在社交媒體上發(fā)布了這張具有紀念意義的照片
澎湃新聞：康達維教授是美國和世界漢學界最久負盛名的泰斗之一，作為他的學生，能否談談康教授在治學和為人方面對您有哪些重要的教導和啟發(fā)？
魏寧：康達維教授在中國研究領域的主要貢獻是他所翻譯的《文選》以及對其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按：康達維教授的英譯《文選》在2014年獲得中國出版業(yè)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同時他也是一位鼓舞人心的老師。
康教授對我的榜樣和激勵作用是難以言表的，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一直慷慨地傾注時間閱讀和糾正他的學生與其他學者對中文文獻的翻譯。我記得有一天他告訴我，他用了一整個上午去幫助一位在歐洲求學的博士生糾正其翻譯中的錯誤。如果不是康教授事先檢查過那些文章和學術專著，很多廣為人知的教授的作品中都會隱藏著各類訛誤。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他為別人的作品所做出的這些幫助是不具名的，因此，康教授對世界范圍內中文文獻翻譯質量的提升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對我來說，這個例子表明，康教授以身作則地展示出他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精準地翻譯中文文獻，不僅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而是在整個學術領域。他并沒有把工作重點放在只對自己的作品追求完美上，而是永遠用個人的時間幫助他的學生和同事。事實上，當我們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學習時，為了讓我們可以隨時與他交流我們的研究，康教授辦公室的門每一天都是敞開的。由于他在幾十年來如此慷慨地分享他的時間，使他《文選》的翻譯進度比他所預期的要慢，但他對整個學科的影響則更為深遠。
2010年，魏寧和康達維教授在香港洲際酒店
澎湃新聞：今年五月，您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舉辦的“中國詩歌與文獻學專題研討會”（symposium on Chinese poetry and philology），慶?？颠_維教授的八十歲華誕。怎么想到辦這樣一個研討會？會議主要聚焦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文學，您認為這能否反映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勢？
魏寧：在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康教授指導了約六十位博士，大部分都是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學生。作為他的學生們，我們的研究興趣雖然涉及諸多不同領域，但博士期間的學術訓練，對我們有著深刻的塑造作用。特別是康教授對文本極其細致的閱讀，一直是我們的模范。我希望通過組織這次會議，展示出我們在畢業(yè)后仍然積極從事著各類學術研究，這是向我們的導師致敬的最好方式。
康教授對《文選》的翻譯主要關注其中的韻文，而我本人的研究則聚焦于中國詩歌，所以我所組織的這次會議自然圍繞著詩歌主題，但康教授傳授給我們的精讀文獻的方法實際上可以更廣泛地應用于各類文本。這些方法包括：準確解讀詞語的含義、比較一個文本最早期的版本、了解其中的典故和引用文獻、研究其歷史背景、理解其音韻的變遷，以及研究各類古代文本（無論是歷史、宗教還是政治性質的文本），都是非常有用的技巧。因此，為了使會議能夠恰如其分地體現(xiàn)出我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它不僅需要涵蓋中國詩歌，還需要包括一些我的同學所進行的其他類型的文獻學研究。
我認為本次會議所呈現(xiàn)出的創(chuàng)新性反映了康教授對《文選》的研究不僅對他的所有學生，并且對整個學術都具有啟迪意義。20世紀關于中國中古（medieval）文學的研究曾經(jīng)存在一種傾向，即僅關注詩歌這一體裁，并通過詩歌的主觀性（subjectivity）和其中的自傳元素（autobiographical elements），在這個相對有限的框架中考察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是康教授等學者引起了我們對“賦”和同時期其他類型文學作品的重視，向我們展示出這個歷史時期實際上比想象的更為復雜（complex）和多樣化（diverse）。這一點在本次會議論文的研究范圍中得到了體現(xiàn)，這些論文通過考察一些曾經(jīng)被低估的作品，如讖緯（apocryphal and weft texts），或唐代的俗賦，引入了學術研究的新視角。
最新譯作Elegies of Chu: An Anthology of Early Chinese Poetry入選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英文經(jīng)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
澎湃新聞：已故牛津大學教授、《紅樓夢》的翻譯者大衛(wèi)·霍克斯（David Hawkes）等學者曾經(jīng)翻譯過《楚辭》。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翻譯了最新版本的《楚辭》？您的《楚辭》英譯本一經(jīng)問世就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能否介紹一下您的翻譯特色？
魏寧：大衛(wèi)·霍克斯是一位卓爾不群的天才譯者，他翻譯的兩部極具挑戰(zhàn)的中國書籍——《楚辭》和《紅樓夢》，不僅風格獨特，且極具影響力。他是一位敬業(yè)的學者，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紅樓夢》的翻譯中，放棄了在牛津大學的教授職位，退隱到鄉(xiāng)村生活。他的《楚辭》翻譯是在職業(yè)生涯初期完成的，基于其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該論文主要關注《楚辭》的年代問題和語言特征。霍克斯在1940年代曾經(jīng)在北京大學學習，因此他的翻譯也是建立在聞一多等中國學者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我非常欣賞霍克斯翻譯的《楚辭》，不過與此同時，如今距離霍本翻譯的誕生已經(jīng)過了半個世紀，在此期間，《楚辭》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霍譯本深受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啟示——這種影響也見于聞一多的作品中——把《楚辭》中的詩歌看成一種反映上古文化原型的民歌。這一點也體現(xiàn)在霍克斯對楚辭書名的翻譯上——Songs of the South（《南方的歌》）。他在翻譯中追求的是這部作品中最真實和早期的深層意義，并認為它們可以體現(xiàn)出中國文化神秘的起源。
不過從1950年代以來，學術界開始關注《楚辭》選本和整個中國中古文學的聯(lián)系?！冻o》中的詩歌可以被視為漢賦這一文體的早期典型。事實上，《楚辭》本身就是在漢代選編的，而其中的多首詩歌也是在漢代寫成的。這并不是說我同意一種現(xiàn)代的假設，即《楚辭》的內容都是寫于漢代的——很多詩歌顯然是在戰(zhàn)國時期的楚地創(chuàng)作的。但即使是在楚地，它們的創(chuàng)作者也都是和屈原類似的人——作為精英的朝臣和巫師兼作家，而詩歌的受眾則包括楚國國君在內。正因如此，這些詩歌并不是普通人思想無意識流露的產(chǎn)物，而是富有文采且充滿激情的作家精雕細琢出來的。因此，我的目的是強調這些詩歌對修辭的運用，因為他們是在上流社會中精心寫就的。
從霍克斯以來，豐富的《楚辭》研究成果不斷在中國涌現(xiàn)，使對其的翻譯變得更加容易。許多中國學者的研究都對我很有幫助，特別是黃靈庚的作品。他對多個《楚辭》版本的研究讓我們得以更加接近這部作品在漢代的本來面目。所以在我的譯本的許多地方，我不需要像霍克斯一樣不得不猜測某一句的意思，而是可以在充分的文本證據(jù)和平行段落（parallel passages）的基礎上，選擇其中一種合乎事實的闡釋方式。
恐怕我的翻譯沒有霍克斯的那么優(yōu)美和明晰，但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它和原文的形式與本質更加接近。
澎湃新聞：您在這本譯作的致謝中感謝了著名漢學家、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榮休教授Paul Kroll（柯睿）教授和您的導師康達維教授之外，還特別感謝了您的父親對您研究《楚辭》的鼓勵，可否請您談一談家庭和成長背景對您學術之路的影響？
魏寧：師從康達維教授的經(jīng)歷為我在這個領域的治學奠定了基礎，柯睿教授既是我在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位楷模，也是我的朋友和導師。另外，我能夠從事中國研究，要感謝我的父母和家庭環(huán)境。我成長在一個學術家庭，父親曾經(jīng)是科羅拉多大學的法學教授，后來被任命為華盛頓特區(qū)的一名聯(lián)邦法官。我的母親是一位英國文學博士，曾在多所大學任教，最后成為一名圖書館員。我的家庭一直與亞洲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的姑母嫁給了一位日本人，已經(jīng)在東京居住了六十年，而我的祖母則一直著迷于東亞的思想和宗教，在去世前成為了一名藏傳佛教徒。
我的父母從來沒有給我任何職業(yè)選擇上的壓力，而是完全讓我自己決定，而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希望我找到一份能夠在才智運用上令人滿意的工作。因為他們的教育和愛，我在進入中國文學的寶庫之前曾經(jīng)涉獵過多個領域。（按：魏寧副教授擁有哈佛大學數(shù)學學士學位）作為一名英語母語者，研究中國文學需要面對的語言障礙是很大的，如果我的家人沒有給予我毫不動搖的鼓勵，讓我一直追隨著自己在學術上的好奇心，我很可能無法堅持下來。
雖然我父親的專業(yè)是法律，但他在歷史、經(jīng)濟和文學等領域有著極其豐富的知識。當他還是一位法官的時候，他對俄羅斯歷史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出版了兩本有關俄國革命前改革家的專著。我非常遺憾他于2020年去世，不能看到我完整的《楚辭》翻譯。他曾經(jīng)非常認真地通讀了我的翻譯初稿。我希望能夠和他一樣，對于思想和辯論有著理性和純粹的追求。
Chinese Poetry as Soul Summoning，本書前三章梳理了中國古代“魂”的概念與“招魂”主題在漢代及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的體現(xiàn)，第四章聚焦于唐代對“冤魂”的召喚，第五章講述了宋詞中香氣和感官的關系，最后一章剖析了明清的文學作品如《牡丹亭》中死而復生的概念
澎湃新聞：在您最新出版的學術專著中，為何會選擇“招魂”這個題材作為您的研究方向？
魏寧：我的書之所以會圍繞著“招魂”這個主題展開，是出于兩個不同但是有所交叉的原因。首先，我認為相對于《離騷》和《九歌》，《楚辭》中的招魂詩經(jīng)常被忽視。現(xiàn)代對《楚辭》的研究重視《離騷》中所謂的“主觀性”和作者身份（authorship），因為他們與歷史人物屈原息息相關。這本身并沒有錯誤，但事實上，早期《楚辭》選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和屈原本人沒有任何直接聯(lián)系。具體來說，《招魂》和《天問》廣泛討論了其他話題，涉及神話、歷史和精神話題。我目前正在進行對《天問》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將于近期問世。
第二個理由是，在我看來，“招魂”這一主題被廣泛認為對中國文學至關重要，影響力一直延續(xù)到《牡丹亭》及其之后。最初激發(fā)我研究這個題目的契機是觀看了《牡丹亭》的一些唱段后，發(fā)現(xiàn)其中的很多意象都與《楚辭》有密切聯(lián)系。這讓我意識到《牡丹亭》的情節(jié)本身就是一場成功的“招魂”。所以我開始好奇這之間是不是有更深刻的聯(lián)系。通過閱讀不同時代的詩歌，包括唐詩宋詞，我又發(fā)現(xiàn)了更多重要的詩作是以各種形式圍繞著招魂主題的。
在我看來，大多數(shù)有關中國詩歌的研究都把招魂視為一種來自戰(zhàn)國楚地的古老儀式。后來的作家們在提到它時只是將其作為歷史典故。至少我自己在最開始也是這樣思考的。但是，恰恰相反的是，“招魂”成為了如今中國道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招魂”并不應該被視為一種裝飾性（decorative）的、陳舊的（archaic）意象，而是自《楚辭》時代一直延續(xù)至21世紀的詩歌創(chuàng)作的強大靈感來源。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跨越的時間很長，從上古中國一直延續(xù)到明清，深刻體現(xiàn)出了在每一個時代，“招魂”這一主題存在于不同的文學體裁中，表現(xiàn)形式有所不同，而所召喚的“魂”也不盡相同，除了《楚辭》文化傳統(tǒng)這一貫穿始終的線索，請問您認為為什么“招魂”這一主題在中國文化中會有這樣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
魏寧：很多文化中都有和英語soul（靈魂）這個詞所對應的概念，即指代個體身份（personal identity）中相對于肉體的那個方面。當然，不同的哲學家和宗教傳統(tǒng)將他們解釋為不同的概念。柏拉圖認為靈魂是不滅的，并會在肉體消亡之后永遠存在。一種來自印度的觀念是個體靈魂最終會融合成一種單一的、普遍的宇宙靈魂（universal world-soul）。中國文化中靈魂概念的特殊之處，也是招魂儀式的基礎，就是認為有兩種靈魂——“魂”和“魄”。這種觀念并不僅存在于中國，在亞洲巫術文化中都是常見的。
這種觀念可以被理解為對于個人的心靈和外部世界關系的一種合理的理解?；谄渌幕瘋鹘y(tǒng)中的概念和現(xiàn)代科學，我們可以重新闡釋和更加深刻地解釋這種觀念。但是“魂魄”的概念在文學表達中是極其豐富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概念基礎：出于渴望或是悲傷，一個人可以感覺到與特定地點脫節(jié)，或是自我疏離。中國文化中靈魂的概念將這種感覺解釋為一個人的魂和魄分開了，魂離開了軀體，游離到了其他地方。
一旦確立了這一信念，以及可以恢復魂魄完整性的招魂儀式，這成為了眾多文化形式的基礎。在我的書里，我想說明這在中國詩歌中尤其重要，并有助于解釋中國詩歌形式的多樣豐富?！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現(xiàn)代學術研究并沒有強調“詞”與《楚辭》或巫術文化的關系。但是，詞的一個關鍵魅力就是它運用外在世界的意象，如悲傷、渴望或懷舊之情，來傳達一個人的感受。靈魂離開故土、被詩人的聲音喚回——有什么比這更好的方式來解釋詞不可思議的美感呢？
至少，這是我在書中的論點，我很期待在未來聽到中國讀者對此的反應。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