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銷夏錄》書事三題

一個人不論早晚，一生中難免要上一兩次當(dāng)。

——〔英〕簡·奧斯丁著，項星耀譯：《曼斯菲爾德莊園》

《江村銷夏錄》“未刻繕本”芻議

陸時化是清中期的藏書家、校書家和書畫鑒藏家，收藏宏富，纂輯有《吳越所見書畫錄》六卷，其友人王昶言及此書云：

……（引者按：陸時化）常集生平所見數(shù)百種，記其紙絹，詳其行款，識者比之退谷、江村兩《銷夏錄》。（《春融堂集》卷五十八《國子監(jiān)生陸君潤之墓志銘》）

“退谷、江村兩《銷夏錄》”，指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和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孫、高為清初名宦，而二書皆是論及書畫鑒藏的名家之作，將其與孫、高二書并提，可見識者對陸氏此書的重視。

是書卷二“明王履吉書倪云林贈徐良夫畊漁軒諸詩卷”條載陸氏自跋云：

《鐵網(wǎng)珊瑚》第五卷載云林《畊漁軒詩畫》卷，卷后高巽志記一篇，楊基說一篇，唐肅、包大同銘二篇，然后云林署云：“予既為良夫友契作《耕漁軒圖》，復(fù)為之詩?！毕怠班嚿街?，其水舒舒”一詩，后接周砥、隆山、張緯、陳寅、高啟、張羽、徐賁、王隅、劉天錫、仇機(jī)、王?、西澗翁、堅白叟諸詩，后又接云林“溪水東西合”一詩，后又接陳宗義、俞銓二詩，沙門道衍《耕漁軒后序》一篇。雅宜山人從玩竹處所見，全聚云林詩，不雜以他人，亦無云林畫者。高江村已刻之《銷夏錄》未載此卷，未刻繕本末曾列此圖，核其作記、銘、詩、敘之人，皆與《鐵網(wǎng)珊瑚》中對仝，獨無云林二詩。想玩竹家已將畫卷二詩，與云林平日往還之詩匯為一卷，故江村見時，已少此二詩矣，三橋所見圖卷，亦云獨無云林。此卷中有云林《題朱澤民圖耕漁軒詩》，則當(dāng)時圖非一圖，卷非一卷，不可得而考也?！」锼惹迕魅?，聽松山人陸時化題。

知陸時化曾親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之“未刻繕本”。所謂“未刻繕本”，自然是此書的謄清稿本。跋文提到此本既與印本有所異同，則印本未載者必經(jīng)高氏刊落。而上海圖書館藏陸時化精抄本《江村銷夏錄》（索書號：線善783192）書后亦有陸氏跋文，然跋中無一字言及此本，蓋是彼時陸時化仍未知曉此謄清稿本尚存天壤，這也是陸氏未將只見于謄清稿本的內(nèi)容過錄到精抄本上的原因。

陸時化《〈江村銷夏錄〉跋》

因此，陸時化親見這部謄清稿本，只可能是在前一跋寫作之后，后一跋完成之前。前者文末署“乾隆壬辰小春三日”，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者文末署“乾隆癸巳清明日”，為乾隆三十八年（1773）。換言之，陸時化親見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未刻繕本的具體時間，當(dāng)是在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三日至次年清明之間。

現(xiàn)存的陸時化著述，除了《吳越所見書畫錄》，以及書前的《書畫說鈴》與書后的《書畫作偽日奇論》外，還有散佚序跋若干（這部分題跋經(jīng)過輯佚，已收入陳小林、吳嘉龍、鄭凌峰點校：《吳越所見書畫錄》，上海書畫出版社，即出）。其中有一篇《跋高文恪公硯銘》，文章收錄在《婁水文征》卷六十九（上海圖書館藏，索書號：線普409058-81）中（按《平原宗譜》卷十九云陸時化《聽松文集》選刻于《婁水文征》，但書中僅見此銘，今已無從窺見《文集》之概貌）。其文云：

高文恪江村先生向有藏硯百方，繼去其次者，存四十方，繼又去四方，以配三十六度，繼又去八方，謂之二十八宿，藏之瓶廬，終身不釋。余生也晚，及游弄珠樓，乘興登先生之清吟堂，景仰流風(fēng)余韻，見其居處一花一石，布置咸有意味，非胸羅邱壑，曷克臻此，令人徘徊不忍去。請觀瓶廬之藏硯，僅存一方，乃先生在禁廷所用，作銘于己卯秋七月者也。深嘆不能盡見四十方，而先生之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于斯銘亦可想見云。

“游弄珠樓”“登先生之清吟堂”，說明陸時化曾經(jīng)前往浙江平湖，并造訪了坐落于此的高士奇舊邸。當(dāng)時高氏后人仍在此處居住，因此陸氏才得到了“請觀瓶廬之藏硯”的機(jī)會。而他觀覽《江村銷夏錄》謄清稿本的地點，或許就在平湖高邸。

又，陸時化在前面提到的《〈江村銷夏錄〉跋》中記載了一則藝林掌故，事涉《江村銷夏錄》原刻書版和高氏后人：

聞高氏后人恐好事者按錄（引者按：《江村銷夏錄》）誅求，往往滋事，是以毀板不印，散在淛中者并廣為收之，世上原刻漸少?！嘁妳情T一富人子忽欲購錄中之物，舍此不可，市獪以偽畫仿其尺寸、題跋，往往獲售重價。爭利者道破之，稍有悔心。適高氏裔以所存廿件盡數(shù)持吳門沽之，市獪又以偽者托留高氏處，許以價值平分，富人子聞風(fēng)趨覓，仍得偽者而歸。

無論是高氏后人毀版不印的傳聞（此說不實，其辨正詳參吳嘉龍、鄭凌峰：《〈江村銷夏錄〉版本考述》，《天一閣文叢》待刊），還是高士奇孫女婿張照所說的“江村先生捐館日，遺命平生珍秘書畫并贈大司農(nóng)儼齋先生”（王杰等輯：《欽定石渠寶笈續(xù)編》乾清宮藏一〇《趙孟堅落水〈蘭亭〉詩序》，《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07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170頁上欄），都是用來應(yīng)付外人的托辭，其目的乃是為了避免好事者對高士奇所蓄書畫的巧取豪奪。

審陸時化語意，知其是道聽途說，但這卻也說明他和高氏后人直至此時仍未結(jié)識。所以陸時化這次與平湖高氏的往來，并非舊交相見，而是如方薰那般，由人居中作介，才得以上門拜訪（見方薰《山靜居畫論》卷下，載于安瀾編：《畫論叢刊》，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89年版，462頁）。雖然個中細(xì)節(jié)已不可考，但其和高氏后人有所過從定然無虛。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江村書畫目》（索書號：18808）書前有吳錫麒跋，吳跋有云：

此冊系江村手繕墨跡，向為石門方氏所藏，據(jù)云得自高氏后人，今又為予獲，何幸如之！

跋中提到的“石門方氏”即方薰，故方氏后人所言此書之由來應(yīng)該屬實。而這也證明方薰后來與高氏后人相交甚篤，若非如此，方薰絕無機(jī)會得到這部《江村書畫目》。而對高氏后人來說，和后來逐漸熟識起來的方薰相比，初次見面的陸時化自然要顯得陌生許多。再者，陸跋提及的傳聞即便并非高氏后人有意散布，但后者必然也是樂見其成。是以，陸氏能夠見到《江村銷夏錄》的謄清稿本已是特例，若想要高氏后人對他坦誠相待，披露個中隱秘，卻是斷無可能的。

吳錫麒《〈江村書畫目〉跋》

《江村銷夏錄》成書與刊刻考

《江村銷夏錄》的謄清稿本和印本既然存在差異，則對此書成書及刊刻之細(xì)節(jié)，當(dāng)詳加考述。以是之故，為便后文論述計，應(yīng)先對其基本情況加以鋪陳。

朱彝尊明言《江村銷夏錄》成書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又在同年九月付梓印行。按書前高士奇自序提到“三年余僅得三卷”，可知此書的纂輯工作必不晚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而其起始時間應(yīng)在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十二月十八日抵達(dá)平湖以后（載氏著《歸田集》卷一《暮冬十八日渡江，連日揚帆，家園已近》，載《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66冊《清吟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170頁下欄）。

高士奇《〈江村銷夏錄〉自序》有云：

曩在大內(nèi)，伏見晉、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記其尺寸，錄其跋尾，而海內(nèi)諸家之所收藏，則又不能一一目睹，今姑略之。其所錄者，皆余親經(jīng)品第，足資鑒賞者也。

“曩在大內(nèi)，伏見晉、唐、宋神品，不啻天球弘璧，惜未記其尺寸，錄其跋尾”之語，當(dāng)時就有人認(rèn)為這是高士奇的托辭。如朱彝尊就在《〈江村銷夏錄〉序》中說：“詹事曩在內(nèi)廷久，御府圖書資以鑒賞者，歷歷猶能記憶，而不著于錄，或疑不言溫樹之義。然宋之米友仁、元之柯敬仲皆嘗奉詔旨題書畫，每言之不敢詳……”檢高氏散佚之書畫題跋，間有言及內(nèi)府所藏書畫細(xì)節(jié)者，蓋朱氏所言，誠為的論。

朱序接著又說“此詹事第于退居之暇，先以江邨所見錄之”，所以《江村銷夏錄》的纂輯過程，是先錄高士奇自家收藏的書畫，再輯錄高氏親眼見過的他人藏品。而高序稱“其所錄者，皆余親經(jīng)品第，足資鑒賞者也”，其汰粗取精之標(biāo)準(zhǔn)一目了然。然后人有言《江村銷夏錄》間有偽本，并加以考出者（如程庭鷺，其考證見氏著《篛庵畫麈》卷下），因知高士奇樹立的這套標(biāo)準(zhǔn)，終究成了無法付諸實踐的理想。

《江村銷夏錄》所載亦有他人所藏，陸時化提到謄清稿本著錄的《耕漁軒圖》就是其中之一。容庚撰《倪瓚畫真?zhèn)未尕肌饭椿墨I(xiàn)，考得著錄此圖者有五：一、朱存理《鐵網(wǎng)珊瑚》；二、張丑《清河書畫舫》；三、卞永譽(yù)《式古堂書畫匯考》；四、顧復(fù)《平生壯觀》；五、吳升《大觀錄》（載氏著《頌齋述林》，收入莞城圖書館編：《容庚學(xué)術(shù)著作全集》第22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291-292頁）。后三種書出自高士奇的同時代人之手，其中以《大觀錄》著錄尤詳。《大觀錄》卷十七“倪元鎮(zhèn)耕漁軒圖卷”條有纂輯者解題，其中提到“余甲子年從維揚購得，攜至長安，為梁相國鑒賞收去”，故知此圖在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后歸梁清標(biāo)所有。而高士奇目睹這件《耕漁軒圖》的具體時間，當(dāng)在梁清標(biāo)入藏這幅畫卷之后。至于此時《耕漁軒圖》是否仍為真定梁氏收藏，則難以知曉。

陸時化說未刻繕本“獨無云林二詩”，又曰“三橋所見圖卷，亦云獨無云林”，以《大觀錄》對照，見倪瓚二詩倶在，因知吳升纂輯《大觀錄》時，除卷十轉(zhuǎn)抄《御選明詩》外，其余各卷所錄書畫之題跋文字，亦有依憑前人著述輯錄者。如吳氏著錄的《耕漁軒圖》，其文字就很有可能源自《鐵網(wǎng)珊瑚》。

又有題名作《書畫總考》之書，后人亦有改題作《元書畫考》、《元畫考》者，據(jù)傳為高士奇纂輯。是書有戴光曾跋，跋云：

嘉慶乙未秋，見此書于當(dāng)湖高氏，為竹窗未刊之書，假歸手錄藏之。足與《銷夏錄》并傳也。九月十有八日，松門戴光曾錄畢書。

1937年，啟功作《偽讬高士奇書畫總考跋》，并考其出處：

功按：是書所錄，為元趙孟頫、高克恭、黃公望、吳鎮(zhèn)、王蒙、倪瓚六家書畫。其文倶見張丑《清河書畫舫》，字句悉同，僅篇段次序略有參差。此書脫誤處，《書畫舫》皆不誤?！稌嬼场分嘘I字，此書無不闕也?！藭杉次羧諅鞒局性艘还?jié)，或出江邨手錄，戴氏未察，遂誤為竹窗未刊之書耳。（趙仁珪編：《金石書畫漫談》，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100-101頁）

跋中所謂“昔日傳抄本”云云，即就乾隆二十八年（1763）池北草堂刻本《清河書畫舫》印行以前，清人傳抄是書既久且多之情形言之。吳長元?？獭肚搴訒嬼场?，并撰《池北草堂校刊〈清河書畫舫〉例略》，《例略》云：“是書向無刊本，傳抄既久，訛以滋訛?！彼苑N種，無不與此跋相合。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光緒六年（1880）金陵翁氏茹古閣刻本《開有益齋讀書志》一部（善本書號：02864），是書卷二“三國志補(bǔ)注”條有周星詒、蔣鳳藻批注。周批曰：“《補(bǔ)注》失采諸書甚多，如《通典》、《書抄》、《御覽》諸書所載，每多漏脫，疑原是稿本，非成書也?！笔Y批亦云：“疑原欲廣采，以成一書，后人不加考求，遂以付刻。此必其歟?！币灾科娲酥m不中，亦不遠(yuǎn)矣。

《開有益齋讀書志》書影

謝巍謂“是編（引者按：《書畫總考》）約康熙四十二年（1703）左右纂輯”（《中國畫學(xué)著作考錄》，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版，480頁），蓋以高士奇未及書成即身故而推之。然《書畫總考》亦輯錄有《耕漁軒圖》諸家題跋，倪瓚二詩俱全。若此書果真為高氏纂輯，則其必然未以親見所得之記錄與此書比勘。

《清河書畫舫》及《鐵網(wǎng)珊瑚》所載的《耕漁軒圖》題跋文字完全相同，都錄有倪瓚的兩首詩。而高士奇《〈江村銷夏錄〉自序》和凡例也提到了這兩部書，因此他對這兩部書記載的《耕漁軒圖》題跋必甚熟悉。是以，《書畫總考》亦可能抄錄于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銷夏錄》成書以前，若是如此，則此稿無疑就是清初時傳抄的《清河書畫舫》其中一部分。

考《鐵網(wǎng)珊瑚》及《清河書畫舫》所載，可知其與高士奇所見原跡之情況出入甚大。而他從未刻繕本中刊落這部分內(nèi)容，或許便與此有關(guān)。這可能是因為高氏認(rèn)為此圖無倪瓚詩作，故視之為不足以資鑒賞者；抑或其懷疑是卷乃為贗鼎，故刊落之。

《江村銷夏錄》卷一“宋牟益搗衣圖卷”條有高士奇自題，末署“辛未春日，竹窗高士奇題”。按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搗衣圖》原跡于此處署作“康熙辛未閏七月朔日，題于信天巢并書，看書者維揚顧書宣、同郡王赤抒、大兒元受。江邨抱甕翁高士奇”，圖上此跋后另接一跋，謂“暮春題此詩后”云云，因知原跡落款乃誤，而其于是書纂輯或刊刻時正之。

高士奇《〈搗衣圖〉》跋

孟森在《己未詞科錄外錄》中提到了高士奇的著作《春秋地名考略》，認(rèn)為是徐善（按：孟氏原文誤“徐善”為“徐勝”，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已有辨析）的代筆之作（《己未詞科錄外錄》，載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年版，506頁）。以此類推，《江村銷夏錄》或許先經(jīng)門客輯錄，完成初稿后，再由高士奇匯總、刪潤、整理。若其成書過程如此，則陸時化在《〈江村銷夏錄〉跋》中提到的“又聞江邨當(dāng)時欲成卷帙，間以一二臨本亦載入焉”，就很有可能是門客眼力未到，而高士奇亦未能察覺，因此書中著錄便不可避免地混入了臨本。

按《江村銷夏錄》卷一著錄的王羲之《袁生帖》曾據(jù)張彥遠(yuǎn)《法書要錄》以校補(bǔ)，而其后各條之題跋，多有未經(jīng)校讎者。如書中所載高士奇題畫詩，皆未參考高氏詩集中的文字。又考《四庫全書總目》，見《江村銷夏錄》提要有云：

所記自晉王羲之及明人文、沈諸家皆具，惟董其昌舊跡悉不登載。其凡例云，董文敏畫另為一卷，此本無之，殆當(dāng)時未及刊行歟？

故知書中?？斌w例不一，適因高氏當(dāng)時倉促成書所致。

總而言之，本節(jié)所考述《江村銷夏錄》急欲成書，及其付梓以前曾有刊落修改諸事，或可充作了解此書成書與刊刻細(xì)節(jié)之一助。

《江村銷夏錄》、《式古堂書畫匯考》編刻次序補(bǔ)證

鄭昶提到卞永譽(yù)《式古堂書畫匯考》時，說這部書“與《江村消夏錄》并名于時”（《中國畫學(xué)全史》，岳麓書社2010年版，383頁）。然以二者相較，后者成書及刊行時間早有定論，倘若對前者再加檢視，則知論者于此中問題，別有異辭。

今日所見著錄卞書之書目，多據(jù)書前卞氏自序落款時間定其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莊申就是這一說法的代表人物。他在文章《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中稱，論書畫目錄（按：莊文發(fā)表于上世紀(jì)七十年代，其時學(xué)界對此類書籍之稱呼尚未作統(tǒng)一界定，故而文中乃將“書畫著錄”“藏品目錄”及“書畫錄”諸名稱混用）的纂輯及其發(fā)展史，最早使用“把握質(zhì)地、面積、形式、題跋、印章等五要素的體例”的藏家實際上是卞永譽(yù)，而不是高士奇，因為這種體例“卞氏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已經(jīng)使用”（《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3年，115頁）。

謝巍《中國畫學(xué)著作考錄》載卞書提要有云：

然其據(jù)以輯錄之書大致可以考知，有三百多種，其中收錄最多或全收者，有張丑《清河書畫舫》、趙琦美《鐵網(wǎng)珊瑚》、郁逢慶《書畫題跋記》、汪珂玉《珊瑚網(wǎng)》、高士奇《江村銷夏錄》等等?！藭珪r雖有壬戌自序，但稽其輯錄之書，有康熙三十三年(1694)梓行之《江村銷夏錄》，則此書纂成當(dāng)在是年后二三年，而非撰序之時。（《中國畫學(xué)著作考錄》，481頁）

謝氏謂高書梓行于康熙三十三年乃是筆誤，但其推斷卞書纂成晚于高書，前者成書時間并非撰序之時，卻可留意。

賈笠認(rèn)為卞書成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卻要到雍正年間才開始印行（《卞永譽(yù)書畫著述考論》，《中國書法》，2019年第12期B版，151-152頁）。他將卞書成書及刊刻時間分開討論，甚是。但這一推論也存在疏漏，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簡單的補(bǔ)充和考證。特引述于后：

不過，盡管賈氏以書中“胤”字缺末筆判定其為雍正間刻本，但康熙立胤礽為太子后，時人刻書便有主動避“胤”字諱者，此種情況雖非普遍，但確為康熙刻本避諱中重要的特殊情形。又，書中無“禛”字改“禎”字之例，且更未有言及卞氏逝世之語，故其亦有可能于成書后旋即付梓。然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士禛任刑部尚書，卞永譽(yù)為刑部侍郎，時卞氏贈王氏以《式古堂書畫匯考》六十卷，事載王士禛《居易錄》。按《式古堂書畫匯考》印量甚少，若是書于康熙二十一年梓行，則卞永譽(yù)必專門刷印一部以貽王氏，此實不合情理。再檢宋犖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之《〈大觀錄〉序》有“近出之《書畫考》”語，故知卞書斷無康熙二十一年付印之理，因《〈大觀錄〉序》之作距其時已歷三十年矣。倘卞書印于康熙三十九年之前不久，則宋犖《〈大觀錄〉序》所言可通，而彼時《江村銷夏錄》也已印行于世。是以，《式古堂書畫匯考》的刻印時間應(yīng)在康熙三十二年高士奇刊印《江村銷夏錄》之后，康熙三十九年以前。（《出版、閱讀與知識傳播——以〈江村銷夏錄〉為個案的研究》，《中國出版史研究》2023年第2期，引自論文發(fā)表后之增訂本注釋）

概而言之，拙文認(rèn)為《式古堂書畫匯考》梓行時間之上限，最早應(yīng)在康熙三十二年《江村銷夏錄》印行以后。然文中考證卞書之成書早于高書，所據(jù)皆為外證，因此今特舉一例加以補(bǔ)充。

高、卞二書都著錄了倪瓚的一幅畫卷，高士奇題作《竹石霜柯圖》，卞永譽(yù)以《霜柯竹石圖》為名著錄。此畫之正名，謝正光《倪瓚〈霜柯竹石圖〉之新贗與舊偽》一文已有論述（《倪瓚〈霜柯竹石圖〉之新贗與舊偽》，載氏著《停云獻(xiàn)疑錄》，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230-231頁）。檢二書著錄是圖題跋文字，高書較卞書多笪重光一跋，由此可知，卞永譽(yù)著錄此圖，或是在笪氏收藏之前據(jù)原跡抄錄，或是從他處過錄前人的題跋文字。而《虛齋名畫錄》卷七著錄的所載高士奇寫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跋文提到“云林此幅曾藏王太常、笪侍御家，今為余所有已數(shù)年”，因而可知其先后經(jīng)王時敏、笪重光與高士奇收藏，故高書中才錄有笪氏的跋文。換言之，高、卞二書著錄此圖的來源各異，如果卞書據(jù)高書以輯錄，絕對沒有不錄笪氏跋文的道理。再將《江村銷夏錄》與《式古堂書畫匯考》中的文字一一比勘，就會發(fā)現(xiàn)高書有而卞書無的內(nèi)容不在少數(shù)。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是因為卞永譽(yù)這部書成書較早的緣故，這也是謝巍觀點并不準(zhǔn)確的又一則證據(jù)。

以前文所舉例證觀之，無論是昔年莊申所謂“在《式古堂畫考》問世以后，一般的書畫錄都已采用卞永譽(yù)的編輯方法了”，及其認(rèn)為吳榮光纂輯《辛丑銷夏記》“僅知高士奇而不知卞永譽(yù)，似乎近于舍本逐末。這是美中不足的”之見解（《論清季廣東收藏家藏畫目錄之編輯》，115-116頁），還是謝巍所言，如今都到了應(yīng)加以修正之時。

此乃有關(guān)《江村銷夏錄》之舊稿，今整理成文，亦聊記歲月云爾。

附記：

錢存訓(xùn)先生認(rèn)為吳錫麒《〈江村書畫目〉跋》中提到的“石門方氏”為方薰之父方槑（《精寫本〈江村書畫目〉題記》，《文獻(xiàn)》，2002年第3期，146頁）。然方薰《山靜居畫論》有云：“友人朱君仲嘉，精于鑒別，古今書畫家掌故出處，言之井然。雖名不著者，無不知其爵里，又人所不易也。柘湖高氏，仲嘉戚黨，先世名收藏，仆介仲嘉得觀之?！保ā渡届o居畫論》卷下，《畫論叢刊》，462頁）故知平湖高氏與石門方氏之交游，當(dāng)始于方薰一輩，而方槑之時，兩家應(yīng)無往來。所以，雖不知錢先生氏所言之出處，但其必然不確。

再附記：

近日重?！督邃N夏錄》，事雖未畢，但卻發(fā)現(xiàn)此書偶有錯簡與脫漏，這足以為前文所論其成書倉促及內(nèi)容多未經(jīng)校讎增添一二證據(jù)。如是書卷一“鄭所南墨竹卷”條，此條所載畫作今不知所蹤，幸好《鐵網(wǎng)珊瑚》和《大觀錄》均有著錄。二書所錄王廷器題畫詩在王氏落款前，可《江村銷夏錄》卻將此詩置于其后，此即為是書錯簡之明證。同一卷中又錄有錢選《秋江待渡圖》之畫跋，檢劉中跋有“予自閩浮海，為阻風(fēng)還抵四明”句，將其與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秋江待渡圖》實物相比勘，則知中有脫漏，全句應(yīng)為“予自閩浮海，將游京師，為阻風(fēng)還抵四明”。此畫又有吳綬七言題畫詩一首，吳氏以畫上題句“錢公妙筆咫尺間”來頌揚錢選的畫藝，但《江村銷夏錄》在轉(zhuǎn)錄時卻漏去“妙筆”二字，這便反映出了此書在纂輯時的匆忙。至于說對其詳加校讎，那就更是不可能的事了。而這也又一次證明，在出版史上，書籍不得不匆忙付印出版，以致留下諸多遺憾，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事。盡管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

劉中《〈秋江待渡圖〉跋》(局部)

吳綬《題〈秋江待渡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