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中國的思想是貧乏的

一、歷史的重擔

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沒有產(chǎn)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jù)，也可以斷定，中國產(chǎn)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不僅如此，直到現(xiàn)在，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

現(xiàn)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jù)和夸耀，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這種“讀史”，其意圖在於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所以，批判中國傳統(tǒng)思想，是發(fā)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

二、希臘思想是工商業(yè)城邦文化的產(chǎn)物

當代西方人(例如肯尼迪、羅素、費正清)都承認，西方文明是希臘羅馬文明。分析它的成分，有希臘思想、羅馬法和日耳曼人的騎士精神。要歷數(shù)它的演化變遷，那是頭緒紛繁的。不過這三者之中，希臘思想是基本的。

希臘思想，有“格物”的方面。開始，是類似中國的五行陰陽那一套，然而它不限於本體論的玄妙的設想，它還對我們周圍的事物作實事求是的分類，研究世界事物形成的原因，試圖為它們規(guī)定一些根本的范疇。迄今為止，植物分類學、動物分類學，還原套原樣地是亞里士多德那一套，從這里發(fā)展出來邏輯學。

希臘思想，有數(shù)理神秘主義。畢達哥拉斯發(fā)現(xiàn)勾股定律，舉行了百年大祭。他也跟中國的道士們那樣，崇奉“河圖洛書”的數(shù)理，以為那是蘊含了宇宙的秘密的。然而他們并不滿足少數(shù)幾個數(shù)學定理和命題，卻力圖構成一個完整的邏輯推理體系。歐幾里德的幾何，直到近代初期，還是古典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斯大林還說過幾何學，因為他在中學受過古典教育。

希臘思想，是有教養(yǎng)的貴族靜觀世界為之出神的體系，它確實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種窮根究竟的笨拙憨態(tài)，它是從希臘工商業(yè)城邦的手藝匠師對客觀事物的“變革”過程中精煉出來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誡命。它以笨人的窮根究底的精神，企圖從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條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來。它的這種特征，後來確實被基督教吸收來成為它的教義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為一種既窒息科學也撫育科學的宗教。

希臘思想是貴族思想，然而不是王家思想。產(chǎn)生這種思想的希臘城邦，是實行原始民主的城邦，雖然這種民主權利只限於貴族或加上上層平民，至少奴隸是無份的。

希臘思想的神秘主義部分，被哲學史上唯理主義所繼承。唯理主義者往往是大科學家，例如發(fā)明解析幾何的笛卡兒。牛頓發(fā)現(xiàn)力學三定律，動機還是為了要證明上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個不道德的人(他賣友求榮，自己因受賄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臘思想的靜觀出神主義是不關心人類的幸福，痛斥亞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對一切變革事物的實踐作系統(tǒng)的研究，把那種知識條理化━━一句話，他提倡實驗，他提倡歸納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國的皇家學會，就是在他的思想影響下搞起來的。近代科學思想的鼻祖是培根。說來奇怪，中國人痛斥的杜威，實實在在是培根的“實踐論”的繼承者。他的書，誠然不同於培根，不過差別只在於論證和資料現(xiàn)代化了，就其基本思想而論，和培根幾乎毫無二致。可惜，因為胡適把他糟塌了(說什麼真理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姑娘，你愛把它打扮成怎樣就怎樣等等)。所以，我寫這份東西的時候，還不敢稱實際上是實踐論者的工具主義為實用主義。

工具主義就是多元主義。它和希臘的靜觀出神主義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更是民主的。然而僅就這一點而論，它也是從希臘思想的根子是萌發(fā)出來的。

三、中國文化的淵源，并非和工商業(yè)無關，然而它是史官文化

中國文化的淵源，并非和工商業(yè)無關。據(jù)現(xiàn)在的史料，我們的文化史上溯到商代?！吧獭本褪且驗橥鹾シ３笋R經(jīng)商。地下發(fā)掘，證明商的都城是手工業(yè)中心。真的，超脫蒙昧時代的文化，不得不和生產(chǎn)工具、交通工具(“殷之輅”)、武器的生產(chǎn)有關；而現(xiàn)在的一切文物展覽中的珍品，又莫非手工業(yè)的產(chǎn)品。牧羊種地的人，可以處在蒙昧狀態(tài)之下，而商人眼界開闊，手工業(yè)者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巫覡、宗教、文字的老家。

可是中國是個大陸，不像希臘城邦那樣，是商業(yè)、航海、殖民的人們的居住中心。大陸上的“百工”和文化勢必成為一個王朝權力的依據(jù)。王朝掌握了文化和工藝，它就可以傳播聲教，可以對外征服。可是這樣一來，工藝、文化就永遠服從於政治權威，“思想”的主題就是政治權威，“格物”就永遠登不上臺盤了。甚至這在西方也并非沒有先例。當希臘的燦爛文化被亞歷山大掌握起來成為征服工具以後，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的帝國就不再在文化上具有什麼創(chuàng)造性。當東羅馬帝國被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精神(其實是希臘知識和東方專制主義的混合品)所浸透以後，拜占庭帝國就成了馬克思所說的沒落帝國了。

商代的王家文化，一直以其基本形態(tài)延續(xù)下來，這也就是范文瀾所盛贊的“史官文化”。史官文化誠然是發(fā)達成型於周代，周代在中國歷史上確實也起了極其偉大的作用。下面是我的無根據(jù)的猜測之辭，雖與主題關系間接一些，對於史官文化的形成也許可以別進一解。

我猜測，商王室在文化和工藝上，多少采取一些“保密”、“獨占”的態(tài)度。雖然周在西方的壯大，顯然是繼承了、或者竊取了商王朝所獨占的文化和工藝。周在文化和工藝上采取廣為傳播的政策，而不著重於保密和獨占。文王時代，“四伐”而仁義播於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不信仁義有這樣大的力量。然而文王時代勢力甚至於達到江漢，征伐又只有四次，“秘密”所在，我認為就是傳播文化和工藝於落後的部落。所以武王伐紂，從征的小民族有八個。滅紂以後，又廣事分封 (史籍上未見夏、商有分封的傳說) ；王朝本身，只保留一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是從文化的王朝獨占，到等級制的文化傳播。當然傳播文化，也是帶了刀劍去的。

春秋時代，王朝也好，諸侯國也好，“百工”食官。郭沫若釋為奴隸制，其實是生搬硬套。百工是王朝和諸侯國家威力所直接依靠的 (例如：戰(zhàn)車、武器就是百工生產(chǎn)的)，怎麼能夠由奴隸來干?工尹在楚是略次於令尹(宰相)的大官，難道只是奴隸頭兒?秘密所在，就是王權要依靠百工，猶如文化必須是史官文化一樣。

范文瀾對史官文化歌頌備至。但是，龔自珍雖然沒有創(chuàng)造史官文化的名稱，卻對史官文化作了極好的解釋：

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為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乙丙之際著議第六》)

你看，描寫得多好? 於此可見，李斯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是史官文化的內(nèi)在的邏輯結論，儒者埋怨它是沒有理由的。

於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識分子不滿意這一套，只好像賈寶玉那樣當和尚去。你不要以為這是小說的描寫，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為失戀，而是實在不甘心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門，獄中死前留語還自稱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過那種“和尚”是研究科學、寫哲學著作的“和尚”。入了空門，精研幾何、邏輯、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著。中國，除了倫常禮教，沒有學問，專心知識、擦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權，只好走老莊禪佛一路。所以，明末傳教士帶來《圣經(jīng)》、《名理探》(亞里士多德的《范疇篇》)、《幾何原本》和歷法的時候，徐光啟皈依了基督教?？上鹘y(tǒng)的重壓太深，徐光啟不為人們理解，而顧炎武等人還逃不出宋明理學的窠臼，悲夫!

四、中國思想是貧乏的

中國思想只有道德訓條。中國沒有邏輯學，沒有哲學。有《周圍髀算經(jīng)》，然而登不上臺盤。猶如國有許多好工藝，卻發(fā)展不到精密科學一樣。中國沒有唯理主義。范文瀾痛詆宗教，他不知道，與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義，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學，也培育了科學。中國有不成系統(tǒng)的經(jīng)驗主義，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tǒng)，這成不了“主義”，只成了傳統(tǒng)的因襲。中國有原始的辯證法，然而中國人太聰明，懶得窮根究底，所以發(fā)展不出什麼有系統(tǒng)的辯證法來━━何況，辯證法還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發(fā)展得出來，黑格爾可以為證。

也許沒有宗教精神確也有好處，因為科學與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權威的平民化，卻不比驅(qū)逐宗教精神更容易。

本文來源：愛思想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