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著作《元史學》中，美國學者海登·懷特將“歷史作品看成是它最為明顯的要表現的東西，即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一種言辭結構”。或許，我們很早就諳熟了海登·懷特的洞見，因為在我們的文化中，長久以來，史學都是一種教化，它是文學抑或詩學的一部分。歷史敘述的中立性常常只是一種外在裝飾，一個硬殼，保護在其內部運作的倫理話語，我們習慣于一字寓褒貶的寫法，并且期待歷史能成為現實的鏡鑒。
因此，在我們的時代，嚴肅的敘事史作品不會因其采取的史學方法而顯得陳舊，對于初入一個陌生的國別史的普通讀者而言，透過敘事史把握一些基本史實，仍相當必要。雖則通俗化、演義化的敘事史擁擠在大眾視野里，把歷史事實窄化為談資抑或道德故事，但良好的歷史寫作，譬如愛德華·吉本與特奧多爾·蒙森關于羅馬帝國的著述，其敘事本身就擁有照透現實的力量。
《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書封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的《百年腐朽：一部西班牙政治史》（以下簡稱《百年腐朽》），也正是這樣一部厚重而鋒利的歷史著述，它呈現了西班牙自1898至2018年的政治潰敗。始于阿方索十三世治下令西班牙喪失絕大部分殖民地的美西戰(zhàn)爭，迄于2018年的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從軍事危機開始，以憲政危機收束，《百年腐朽》講述的，是那個持續(xù)被置于偏見之中的現代西班牙的零點，以及西班牙不斷克服其內部矛盾重重的權力結構的旅程。
滑向腐?。呵蹰L與禁衛(wèi)軍主義
1923年9月13日，在國王阿方索十三世默許下，米格爾·普里莫·德·里維拉·伊·奧爾巴內哈將軍發(fā)動政變，中止1876年憲法，實行軍事獨裁。這一事件，本應如同里斯本大地震動搖了知識人對人文主義的信心一樣，在20世紀歐洲成為一個路標：普里莫的西班牙是現代歐洲第一批軍事獨裁國家之一，但它卻常被研究極權主義的政治理論家們忽視，盡管它的血管里已經感染了后世極權政體的某些病菌。
這些極權政體常常不遺余力地透過宣傳機器神化領袖。它們建基于基督教政治神學里國王的兩重身體之上。正如16世紀英國律師埃德蒙·普勞登所引述的一則判例的結論，“國王在其政治之體里面所作之行為，不因其自然之體的任何無能力而導致無效或失敗”，領袖的身體也就是國家意志，他作為公民的身體融化在這種意志里，所以，有關領袖的一切都被神秘化，超脫于法律與常規(guī)，籠罩在一層禁忌的迷霧下。實行獨裁前后，普里莫一直認為自己是能夠治愈西班牙痼疾的“鋼鐵外科醫(yī)生”（Cirujano de hierro）。這一說初見于西班牙歷史學家、復興主義政治學者華金·科斯塔筆下?？扑顾J為代議制的低效導致了西班牙政治的腐化，要切除西班牙精神中壞死的部分，必須進行政治外科手術，而“這項外科手術政策必須是一位鋼鐵外科醫(yī)生的個人責任，他非常了解西班牙人民的解剖結構，并對他們懷有無限的同情心??他有強大的脈搏和英雄般的勇氣，能夠阻止那些以殺戮為生的惡棍，他對祖國有一種絕望而憤怒的渴望，作為一個塑造我們民族的藝術家，他投身于建設祖國的事業(yè)中”。
就像面對海螺殼，人們總遐想自己聽到了海的遺響，“鋼鐵外科醫(yī)生”這個詞里，蝸居著一種窄化了的超人哲學，一種被稱作禁衛(wèi)軍主義（Pretorianismo）的內向的軍國主義，與其后德意日三國外向的軍國主義相反，禁衛(wèi)軍主義更像是因國家肌體的突變而產生的瘤子，專注于鎮(zhèn)壓，從國家肌體內部攫取養(yǎng)分，把軍人對行政機關的武力恐嚇與政治尋租合法化，而非擴張領土，以暴力昭彰其意識形態(tài)。
另外一重共性，則是對某種革命的空頭承諾。為了兌現它，普里莫以政變的形式終結了所謂“卡諾維斯塔”狀態(tài)（Canovista），這一術語在史學中專指復辟時期由保守黨黨魁安東尼奧·卡諾瓦斯·德·卡斯蒂略領導的政治潮流。虛有其表的兩黨輪替、普遍存在的賄選、地方勢力根深蒂固的“酋長主義”（Caciquism），它們裝潢著此種基于“卡維維斯塔”構建的代議制，在這之上，是一層綿密的權力網絡，由酬庸與侍從主義的蛛絲牽連而成。政治仍是地方“酋長”與政治精英互相勾兌的游戲，“酋長”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與寡廉鮮恥向執(zhí)政黨出售選票?！栋倌旮g》記述了當時常見的選舉舞弊手法：“1879年，羅梅羅·羅夫萊多采用‘飛行小隊’的手段——200個阿拉貢人在馬德里從一個投票站跑到另一個投票站，不斷投票，據說其中有一個人投了42票。1896年在馬德里，有大批被稱作‘癩子’的虛構選民，他們使用的是過世的其他選民的名字。”
米格爾·普里莫·德·里維拉·伊·奧爾巴內哈將軍
為何西班牙在19世紀末建立起選舉制度，卻只能任其被腐敗侵蝕？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簡明扼要地闡述了腐敗的起源。在他看來，腐敗的根源在于公共領域的缺失，國家與統(tǒng)治者之間的關系未被厘清，領土仍屬于統(tǒng)治者的私產。直到17至18世紀，在格勞秀斯、霍布斯、普芬道夫的論述中，統(tǒng)治權才被定為“更大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非國王與貴族可以予取予奪的家族產業(yè)。這種基于公共利益的統(tǒng)治權，只有在一個具備控制力的中央政府里才可以運轉，譬如法國、普魯士等國。而西班牙至今被地方主義困擾，在19世紀末期，情況更嚴重，一個西班牙人即便只是遷居到鄰近省份，也會因客居的身份遭受歧視。盡管國家的暴力機器被創(chuàng)造了出來，但單單依靠暴力機器維系統(tǒng)治，卻恰恰是國家權力虛弱的表征。在由中世紀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時，西班牙將自身殖民地化了。地方政府常常將受到孤立與排斥的外地人口納入暴力機關，這些人因而在自己的祖國里成為了“殖民者”，對這歐洲最早的殖民帝國而言，這不啻于一種反諷。
卷入極權主義漩渦
不過，相信自我任命的所謂外科醫(yī)生，是否可以超克舊代議制下的腐??？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栋倌旮g》展示了普里莫與佛朗哥之間的延續(xù)性——普里莫恰恰是那個打開歷史的潘多拉魔盒的人，晚年失去軍隊與君主支持的他日益力不從心，遂于1930年辭職，之后，國王被逐，第二共和國建立，卻受制于左右翼之間的分裂。這短暫的共和國，比之魏瑪共和國更脆弱，沒有像施特雷澤曼那樣摒棄意識形態(tài)偏見的務實的政治家，黏合這泥足巨人，它就只有在湍急的時代洪流中自行解體。普里莫政權在歐洲歷史上投下長長的一列陰影：希臘的梅塔克薩斯、南斯拉夫的米蘭·斯托亞迪諾維奇、波蘭的畢蘇斯基和匈牙利的霍爾蒂，這些東歐獨裁者的意識形態(tài)與統(tǒng)治技術都與普里莫相似，嬰兒期的極權主義找到了一個無償為它提供營養(yǎng)的子宮。阿方索十三世與普里莫，在1923年出訪貝尼托·墨索里尼執(zhí)政的意大利王國時，也都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理論大加贊賞。墨索里尼也稱普里莫為“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的首腦”。
在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的著述里，我們可以找到法西斯極權理論更精細的復本，他在《政治的神學》的開篇寫道，“主權就是決定非常狀態(tài)者”，主權行動著，它必須做出“真正的決斷”，并且以這決斷劃分出我們與他們。在施米特的觀念中，不是政治發(fā)生在國家的畛域內，而是國家被政治定義著，而政治的意義，則在于沖突，在于以敵我之分籌劃出我們：一種均質化的民族共同體。而在寫于“長刀之夜”后的《領袖守護法律》一文中，他認為，“真正的領袖始終也是法官。領袖地位是法官地位的源頭。誰要將兩者分開，甚至使之對立起來，便要么想使法官變成反對領袖的人，要么想使之變成反對領袖的工具，并設法借助司法徹底改變國家”。極權思想可怖之處，在于它既承認法律構建過程中人的因素，又將法律的構建者去人性化，用彌賽亞話語賦予某一個人法權，并將這一個人抽象化為一種啟示。施米特反對奧地利法學家漢斯·凱爾森的“純粹法理論”，他主張“一切法律都是情境法”，在這個意義上，極權主義將一切都擲入例外之中，也即政治之中。
“國王已死，國王永生”：普里莫失敗了，但普里莫的幽靈仍在。他之后，更危險，更殘暴，更僵化的獨裁政權，在納粹支持下，透過一場血腥的內戰(zhàn)控制了西班牙。西班牙內戰(zhàn)，常被視為二戰(zhàn)的預演。但當世界透過二戰(zhàn)壓制住了法西斯主義時，法西斯的西班牙卻尷尬地在歐洲一隅留存了下來。1947到1975年，佛朗哥統(tǒng)治的漫長時間作用于西班牙的精神，其結果是如同額葉切除術般釀出一片空白，其所謂經濟成就，也不過在極權松動時，才從權力的縫隙涌出。
佛朗哥
如果依照施米特的論述，國家以敵我之分確定自身位置的話，那么，即使戰(zhàn)爭結束了，佛朗哥也必須營造出西班牙被孤立的幻象，雖然在現實層面上，他同樣需要讓西班牙融入新的國際秩序，以獲得必要的資本維持統(tǒng)治。因此，樹敵的行為不僅僅發(fā)生在國家外部，也發(fā)生在內部，透過將一部分公民放逐出國家，成為所謂“牲人”，透過不間斷的自我分裂，獨裁得以維系，但也變得越來越虛弱，以致斗爭日益成為斗爭的擬態(tài)，“革命”日益成為“革命”的假肢。
眨眼間，世界的榮耀
那么，在這樣一個國家，被拋入嚴密的權力網絡之中的個人是否還擁有決斷的能力及義務？在小說《看不見的城市》最后，卡爾諾維借馬可·波羅之口，回答了這個問題。在極權的地獄中，“免遭痛苦的辦法有兩種，對于許多人，第一種很容易：接受地獄，成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種有風險，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學習：在地獄里尋找非地獄的人和物，學會辨別他們，使他們存在下去，賦予他們空間?！?/p>
西班牙的歷史，也并非只有極權、暴力與腐敗，在這片土地上，也有神性在歷史幽暗之處生長。1670年，受慈善兄弟會委托，胡安·德·巴爾德斯·萊爾開始為塞維利亞慈善醫(yī)院繪制畫作。兩年后，他完成了In Ictu Oculi（拉丁語，意為“眨眼間”）和Finis gloriae mundi（拉丁語，意為“世界的榮耀”）。這些畫作仿佛就是西班牙歷史的象征，在In Ictu Oculi中，一架骷髏從濃黑的背景里浮現，它交疊的尺骨與橈骨，仿佛烈日下曬成焦黃的竹節(jié)，夾著棺材，手持鐮刀，用它空洞的眼窩望向我們。而Finis gloriae mundi，則顯然是一個反諷，畫中化作枯骨的主教與騎士，其一生功過和聲名被一只天平稱量，卻顯得輕飄飄的。當我們望向近現代的西班牙，我們看到的仿佛不過是那個世界帝國的殘跡，幾百年的時間幾乎讓這個國家的過去變成始祖鳥化石，它裹身的羽毛在石片上留下印痕，提醒我們，它曾向著天空沖刺。
In Ictu Oculi
歷史莫測的地質運動一遍遍地擠壓這個方形的半島，在它最輝煌的鍍金年代，路易斯·德·貢戈拉-阿爾戈特寫下這些詩句：“西班牙，就在當下，/熱那亞的利息耗盡了，/她紅寶石般的血液，/還吸食了她的骨髓??”
不過，正如那佇立了百年的慈善醫(yī)院，如果說《百年腐朽》所呈現的政治進程之外的西班牙仍然有力量，那份力量或許就在繪滿巴洛克時代偉大畫作的墻壁上。環(huán)繞著這些畫作的，是病者的世界，他們如魚鱗般挨在一起，而那位復興了慈善兄弟會的米格爾·馬尼亞拉為這些病者營建了居所，正是他，在穿過瘟疫遍布的壞疽般的街區(qū)后，懺悔自己放浪的早年，并且相信，人無論貧富貴賤，都在死亡面前保持著同樣的尊嚴，他的慈善兄弟會甚至會幫死刑犯斂尸，1683年，英國日記作家塞繆爾·佩皮斯在拜訪完塞維利亞后寫道，在那里，“被絞死的人擁有最好的葬禮”。
西班牙的靈魂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查理五世與美洲的金銀，而是因為這份仁愛，它鑿石為墻建造起慈善醫(yī)院，讓堂吉訶德和貢戈拉的《孤獨》涌出羽筆。而這個度過漫長獨裁的國家，在今日，應該更明了巴爾德斯那些畫作的意味：生命與權勢短暫如草莖上的露水，但它可以用盡一生的透明，讓春天顯影。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