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敦煌：走訪散落在東瀛的遺珍

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曾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做過題為“滿世界尋找敦煌”系列講座，回溯其從1985年開始赴歐美、日本尋找敦煌寶藏的經(jīng)歷，除了學術(shù)內(nèi)容亦不乏一路訪問中的感受。該系列講演后根據(jù)錄音而成系列文稿，在《文史知識》上連載，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節(jié)選其中數(shù)篇文章相繼予以刊發(fā)。

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魯番文書非常豐富，《走訪散落在東瀛的遺珍》一文敘述了作者在1990年—1991年訪問日本期間，對日本龍谷大學、藤井有鄰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書道博物館、國立國會圖書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等公私收藏單位所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尋訪收獲。

一　坐船去日本

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魯番文書非常豐富，我分兩次介紹在日本尋訪的過程，內(nèi)容都是以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收獲為主。1990年8月到1991年2月，我應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邀請，做了半年訪問研究，把日本收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主要地點都跑了一遍。日本的收藏有公家的，有私人的，私人博物館很難入庫房，托關(guān)系才能看到一些藏品。我后來多次去日本，有些地方通過多次探訪才弄清楚整體情況。

武漢大學唐長孺先生對我去龍谷大學訪問寄予很多期待。1990年我去日本之前，唐先生給我寫了一封信（圖1），信中說：“東渡想已有期，龍谷大學所藏吐魯番文書整片碎紙均未發(fā)表，必多創(chuàng)獲。”那時去日本的人還比較少，特別是我們這樣的專業(yè)。龍谷大學集中存放了大谷探險隊搜集的吐魯番文書，唐先生希望我能徹底查一下這批文書的情況。信的后半部分說國燦同志（即他的學生陳國燦）要去日本。后來，有兩位敦煌吐魯番學者跟我同時在日本，一位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施萍婷先生，她以調(diào)查文獻為主；另一位就是陳國燦先生，他來得晚一點。 

圖1　唐長孺先生來信

1990年我去日本，沒有選擇坐飛機，而是選擇了坐輪船。當時剛剛開通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一條客運航線，客貨兩運，從天津新港開到神戶，叫燕京輪。我出生在天津新港，我父親認識船長大副，幫我打了招呼，可以多帶點兒行李。日本之行結(jié)束后，我從日本飛英國繼續(xù)訪問，我在日本收集的十八箱資料就托給船長大副運回來。 

1990年8月28日，我去天津港客運站辦理海關(guān)手續(xù)，托運行李。然后從客運站乘車到集裝箱碼頭，登上燕京號客輪。次日，船在海上航行了一整天，當時中國還沒與韓國建交，船不能穿越韓國領(lǐng)海，要繞一個很大的彎兒，兩天三夜才到神戶?？堪稌r，海關(guān)下班了，沒人辦手續(xù)，于是我又在船上睡了一宿，次日才登岸。31日一早，船入神戶港，靠碼頭，看到老朋友木田知生先生靠在岸邊，他昨晚已經(jīng)提前來到神戶等我。9點下船，我們一起乘電車往京都。

二　大谷探險隊與龍谷大學藏大谷文書

說起日本之行的緣起，和我的歐洲考察是接續(xù)的。1985年我在歐洲考察，我的老師許理和給各個文書收藏單位寫信，幾乎所有單位都邀請我去看，唯獨芬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不讓我看。赫大圖書館說日本學者百濟康義剛剛看過，給所有文書拍了照，文書特別碎，再翻一遍怕弄壞了，你想看可以去日本看百濟康義的照片。我根據(jù)赫大給的地址給百濟康義寫了一封信，百濟先生非常熱情地說有機會就安排我來日本。百濟是研究古代回鶻文的專家，跟歐洲學者聯(lián)系緊密，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國際型學者。促成我日本之行的另一個人是我的好朋友木田知生。木田是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博士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他來北大歷史系跟隨鄧廣銘教授進修，中文說得跟中國人一樣好。畢業(yè)后在龍谷大學任教，負責與中國學界的交往事宜。所以他倆這一摻和，成全了我1990年8月東渡日本之行。我當時是副教授，龍谷大學給我的經(jīng)費和住宿很不錯，安排我住在京都、奈良之間的向島學生中心的教師公寓。

我平日工作的地點是西本愿寺旁龍谷大學大宮學舍圖書館403室（圖2），這是百濟康義的研究室，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立的西域文化研究會的藏書和資料就在這里。平日百濟不來，我自己從圖書館門房拿鑰匙進研究室，很長一段時間有位非常勤的中田篤郎先生也在這里工作。房間里面有很多在中國看不到的書、油印本，有所有大谷收集品的縮微膠卷，有赫爾辛基大學馬達漢收集品、伊斯坦布爾大學吐魯番寫本等原始資料照片，還有《西域文化研究》《敦煌寶藏》等大部頭書，復印、打字、電腦設備俱全。百濟說隨便翻看，隨便復制。

圖2　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

唐先生給了我調(diào)查大谷文書的任務，我先把大谷文書的縮微膠卷過了一遍，知道大谷文書整體情況，必要的時候再申請看原件，原件就在我所在的圖書館里面。

龍谷大學收藏的大谷文書是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歐洲的探險隊一般由國家或者某個博物館支持，東西拿回去之后屬于公家，沒有流失，而大谷探險隊的三次探險是凈土真宗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的個人事業(yè)。

大谷探險隊有過三次中亞探險。第一次探險是在1902年至1904年，渡邊哲信、堀賢雄在和田、庫車考察，發(fā)掘克孜爾、庫木吐喇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蘇巴什等古城遺址，又發(fā)掘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第二次探險是在1908年至1909年，橘瑞超、野村榮三郎調(diào)查北庭都護府遺址，再到吐魯番，發(fā)掘交河故城、木頭溝、柏孜克里克、吐峪溝石窟、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橘瑞超又南下羅布泊，挖掘樓蘭古城，獲得了李柏文書。第三次探險是在1910年至1914年，橘瑞超先后發(fā)掘吐魯番、樓蘭、米蘭、和田各地遺址。又與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會合，購買敦煌卷子，發(fā)掘吐魯番墓葬。橘瑞超先回日本，吉川小一郎繼續(xù)在吐魯番、焉耆、庫車、和田等地收集古物。

大谷光瑞花錢如流水，除了做西域探險；還辦了武庫中學，一個貴族學校；造了別墅二樂莊。后來由于財政問題，大谷光瑞被迫辭去西本愿寺法主之位，大谷收集品也陸續(xù)分散到中、日、韓三國的公、私收藏者手中。

韓國的收藏主要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大谷光瑞出現(xiàn)財政問題后，把二樂莊賣給了政商久原房之助，留在別墅內(nèi)的文物歸久原氏所有。久原氏隨即將這批文物贈給同鄉(xiāng)、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nèi)正毅。這批文物后來留在韓國，今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大谷收集品的主體，特別是文獻資料部分，因大谷光瑞后來長住大連而運到旅順。大谷光瑞把東西寄托在滿蒙物產(chǎn)館，就是今天的旅順博物館（下文簡稱旅博）。所以我國國內(nèi)收藏大谷收集品最多的地方是旅博，旅博收藏的紙本文書主要是佛經(jīng)。1945年日本敗戰(zhàn)前，大谷光瑞把旅順的一萬多件文書（主要是世俗文書）裝在兩個大木箱里運回京都西本愿寺，這批文書后來移交龍谷大學圖書館保存，一般稱“大谷文書”，主要就是從旅順運回來的這一批，再加上橘瑞超捐的五十五件及一些斷片，吉川小一郎捐的，以及大谷探險隊其他隊員捐的。但是還有很多流散的文物，現(xiàn)在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比如拍攝《西域考古圖譜》圖片時流散了一批，還有很多小件的壁畫、雕像等，都不知所蹤。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會以石濱純太郎為主，編了六卷《西域文化研究》，全精裝，號稱是日本戰(zhàn)后敦煌吐魯番研究的金字塔。第一卷是佛教資料，第二三卷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第四卷研究胡語，第五卷研究美術(shù)史，第六卷是歷史與美術(shù)諸問題，還有一個別冊，摞起來一大堆，真是一個金字塔。這套書以論文的形式，整理發(fā)表大谷文書，比如寫到均田制，把均田制相關(guān)的文書放里面；寫到租賃制，把租賃制相關(guān)文書放里面；發(fā)表的文書是通過選擇的，有的有照片，有的沒照片。1980年出版了井之口泰淳編的《西域出土佛典之研究》，把大谷文書里的佛教資料重新整理了一遍。1984年起陸續(xù)出版了四冊《大谷文書集成》，把世俗文書按照編號順序校錄，但是這套書只發(fā)表錄文以及比較好的、完整的文書的照片，也沒有全部文書照片。

我當時想，如果能知道大谷收集品分別是從哪里出土的，就能把它們與后來科學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文物對應起來研究。所以我去日本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想找大谷探險隊的原始挖掘檔案，看看有沒有草圖什么的，以確定這些文物是在哪兒出土的。另外，日本學者過去發(fā)表整理的大谷文書只是一部分，我有了去龍谷大學訪問的機會，就可以在現(xiàn)場一組一組地比對文書，有時候把文書復印出來，按缺痕剪下來，看看能否拼接。

龍谷大學圖書館藏書極其豐富，好多在國內(nèi)找不著。我進了圖書館挨本翻，和我有關(guān)的停下來看，沒關(guān)的就快速過，雜志我大概翻了三分之一。進龍谷大學圖書館必須穿拖鞋，到了冬天，里頭沒暖氣，穿拖鞋待不了多長時間就得出來暖和一下，再沖進去看。我看到有用的資料就復印，我那十八箱資料，很多是復印件。

日本學者很關(guān)心旅博收藏的大谷收集品，他們不清楚這些東西后來的情況，特別是 1981年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出了《敦煌劫馀錄續(xù)編》，里面有六百馀號大谷探險隊從敦煌拿走的文書，這是大谷探險隊所獲最大一批敦煌的東西。它們怎么從旅順到了北京圖書館，日本學者不清楚。其實這批東西是1954年由文化部上調(diào)，入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當時文化部聽說旅博有敦煌卷子丟失，就將旅博所藏敦煌漢藏文寫經(jīng)六百二十件上調(diào)，只留下九件完整的敦煌寫經(jīng)供旅博展覽之用。我去龍谷大學之前，與北京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的尚林、社科院南亞所的方廣錩合作，做了一些調(diào)查，弄清了旅順藏敦煌文書調(diào)撥北圖的具體情況。尚林到文化部復印了目錄檔案，我們對照《敦煌劫馀錄續(xù)編》與橘瑞超編《敦煌將來藏經(jīng)目錄》，核對結(jié)果是還有十件文書不知所在，而且都是最好的文獻。后來找到兩件，一件倒賣到了日本天理圖書館，一件在旅博的書畫部找到了，就是《六祖壇經(jīng)》。其馀八件，現(xiàn)在還不知道在哪兒。我到龍谷大學后，做了一個中國所藏大谷收集品的講演，日本學者對中國所藏大谷收集品的情況有了整體的了解。

三　藤井有鄰館的秘藏

龍谷大學的大谷文書是我此次日本之行調(diào)查的第一目標，既然到了日本，其他收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的地方，我也想辦法去看，特別是私人博物館。

京都的藤井有鄰館是藤井善助于1926年10月設立的私人博物館。藤井氏大力收集中國古代文物，從先秦的青銅器，到明清的字畫，應有盡有，尤以所藏古璽印最為有名，也有部分敦煌寫經(jīng)、文書及繪畫品。有鄰館每年更換展品，由于敦煌吐魯番不是它的主要收藏方向，每次展覽就拿出幾件來，都不全。 

1956年，藤枝晃先生曾在書法雜志《墨美》上發(fā)表了有鄰館藏長行馬文書的照片和研究成果。長行馬是唐朝官方的一種運輸模式，是史書里沒有記載的。唐朝的驛站體制是在驛站換馬，但敦煌吐魯番文書里的長行馬是一路不換馬，把一批物資從一地運到另一地。藤枝晃發(fā)表的長行馬文書照片只有正面，沒有背面。根據(jù)我對吐魯番文書的了解，文書背面的紙縫處有編號，抄出背面的編號，或許就能把這些長行馬文書的順序排出來，所以我特別想看背面。我問藤枝能不能聯(lián)系看長行馬文書，他說因為他發(fā)文章講日本私人藏卷多為假的，所以人家現(xiàn)在不待見他，讓我去找出身京都大家族的京都大學礪波護。我找礪波護先生幫忙，果然很快聯(lián)系好了，9月16日參觀。我立刻告訴了陳國燦先生，他在東京大學池田溫先生那兒做訪問研究，提前一天趕過來，晚上住在我宿舍里。9月16日一大早，我和陳先生趕到有鄰館，藤枝晃、礪波護先生都來了（圖3），遠遠看到又來了一個人，是池田溫先生。他也沒看過長行馬文書，他聽陳先生說今天可以看，趕第一班新干線跑過來。

圖3　藤井有鄰館合影（左起：陳國燦、藤枝晃、礪波護、作者）

藤井有鄰館的館長給足了面子，在他館里不對外的小展廳里，放好了長行馬文書和其他我們想看的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完一批之后，請我們出來喝茶，工作人員換一批文書，我們再進去看。然而看了兩輪，也沒有看全長行馬文書，因為東西太多了，有五六十張，他家的小展廳比較小。我仔細看了夾在玻璃板中的長行馬文書，把每一個卷子背面的編號和殘痕都摹下來。我后來得知這些文書是從經(jīng)帙上一層層揭下來的，早期揭取水平不高，現(xiàn)在也沒辦法揭干凈。這次經(jīng)歷非常難得，有鄰館對外的展覽，一周就開放一天，館藏不開放的資料更難得看到。

看完之后，我們五個人一起吃飯。藤枝先生說自己五十年代研究這些東西的時候認為都是真的，現(xiàn)在認為是假的。為什么是假的？他拿測紙器量過長行馬文書紙的厚度，與唐朝官文紙的厚度不一樣，有的薄了，有的厚了。池田先生不接他這話，說從內(nèi)容上來看假不了。我當時不明事理，但傾向池田溫的觀點。后來我到英國圖書館編目，才弄明白紙之所以厚薄不同的緣由。英國圖書館藏的長行馬文書與有鄰館是同組文書，都是開元九年（721）的。這些文書是從哪來的呢？古代敦煌僧人用作廢的官文書裱糊經(jīng)帙，這些文書是從經(jīng)帙上揭下來的裱紙。在我編目之前，英國圖書館請了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杜偉生先生幫他們揭經(jīng)帙。杜先生說，揭取時，先把經(jīng)帙放在水中泡一天，然后一層層揭，有的可以揭一二十層，所以紙的厚度早就改變了，與唐代官文書紙張厚度不同了。而且裱糊的時候，按經(jīng)帙的大小，對官文書做了切割。唐朝官文書高一般在30厘米，寫經(jīng)一般高28厘米，所以這些裱糊經(jīng)帙的文書天頭地腳裁掉了一些字，我們看有鄰館文書有一件右邊一行“西州牧馬所”的“西”字就裁掉了點兒。此外，國家圖書館、俄羅斯圣彼得堡、羅振玉收藏品、書道博物館也有長行馬文書，原本都是同一組文書，可能是從幾個經(jīng)帙上揭出來的。

藤井有鄰館有很多好藏品，比如王樹枏題字的唐人草書寫經(jīng)。其中對我最重要的是一件雜寫（圖4），上面題：“旌節(jié)，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午時入沙州，押節(jié)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誠，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館設后，廿日送。”這個雜寫對我研究歸義軍史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歸義軍節(jié)度使張議潮進了長安之后，他的侄子張淮深繼任留后，在敦煌處理歸義軍的軍務。張淮深向唐朝請了三十年旌節(jié)，唐朝就是不給他。我們過去從已知敦煌文書中就了解到這里，沒想到在這里看到這條雜寫，記錄了文德元年（888）朝廷終于給了旌節(jié)，押節(jié)大夫叫宋光庭，副使康元誠。宋光庭正好見于張淮深的墓志，我一看見宋光庭，眼前一亮，抄了這條，后來寫入《歸義軍史研究》中。

圖4　有鄰館藏唐人雜抄

四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卷的真?zhèn)?nbsp;

1990年10月23日，藤枝晃先生還帶著我和美國學者蘭卡斯特（L.Lancaster）去看了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藏卷。京都國立博物館有五件大谷文書，由京都大學學者松本文三郎捐贈。松本文三郎曾幫忙整理大谷文書，有五件佛經(jīng)留在家里，后來忘記還，最后捐給了京都國立博物館。

京都國立博物館更多的是守屋孝藏（1876—1953）收集的古寫經(jīng)，有日本古寫經(jīng)，也有中國古寫經(jīng)，一共二百六十八件，其中號稱有七十二件敦煌寫卷，編成《守屋孝藏氏搜集古經(jīng)圖錄》。圖錄沒有發(fā)文書全圖，只刊出首尾，文書尾部多有紀年題記，而且題記大部分寫的是六朝時代。這就讓人很懷疑，怎么他家的六朝寫經(jīng)題記比例這么高。藤枝晃先生對這批文書的真?zhèn)伪в袘岩?，認為只有一件咸亨年間（670—674）的宮廷寫經(jīng)是真的，并讓館員赤尾榮慶拿出來給我們看了。那些帶有六朝題記的寫經(jīng)，我認為有的寫經(jīng)是真的，題記可能是后人寫的，不能一概而論。藤枝先生對守屋孝藏收集品真?zhèn)未嬉傻囊粋€重要證據(jù)是上面的印章，這批文書很多有李盛鐸的藏書印“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印文有八個樣子。這個李氏藏書印的問題，我下一講再細說。

五　書道博物館的豐富寶藏

東京地區(qū)收藏敦煌吐魯番文書最多的是中村不折（1868—1943）創(chuàng)建的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是一個油畫家，后來開始收集中國書畫文物，包括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1936年，他在東京臺東區(qū)自家的宅子里創(chuàng)辦了書道博物館。中村不折收集了許多晚清西北地區(qū)官員如王樹枏（晉卿）、梁玉書（素文）等人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又獲得部分日本收藏者的藏品。所以書道博物館里藏有很多寶貝，最好的那些《左傳》《三國志》寫本有的就在他家，在日本是重要文化財級別的。近年來日本顏真卿大展、王羲之大展，都從書道博借東西。

我在龍谷大學圖書館西域文化研究室見到一種蠟紙油印的《書道博物館所藏經(jīng)卷文書目錄附解說》，題“西域文化研究會復制”，沒有復制年月、編者姓名，推測是五六十年代從書道博物館復制來的。這份目錄只在很小的范圍里能看到，沒有出版過。我后來復印一份給陳國燦先生和劉安志，作為他們編《吐魯番文書總目 ·日本收藏卷》書道博物館部分的底本。現(xiàn)在書道博物館重新整理館藏敦煌吐魯番的卷子，底子也是這份目錄。

1990年11月25日，池田溫先生帶我去書道博物館參觀（圖5）。此時由于經(jīng)營不善，滿屋子蚊蠅，冷不丁就被叮一下。我只看到展出的五件吐魯番文書，沒法看到庫存。當時抄寫了寫本上的題記和跋文，摹了文書上的印。我一直想看中村家的庫存，找了好多人，都沒有成功。

圖5　書道博物館走訪（1991）

后來中村家經(jīng)營不下去，把博物館轉(zhuǎn)歸東京都臺東區(qū)。2000年“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重新開館，原來的舊樓變成窗明幾亮的新模樣。隨著博物館歸公，所有藏品也隨之公布，這就是2005年出版的磯部彰主編《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三大本，收錄了全部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彩色照片，用日本文部省的資金印的，非賣品。磯部彰教授給我們北大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送了一套，現(xiàn)在能看到書道博物館全部的藏卷了。

六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敦煌寫卷

東京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也收藏有部分敦煌文獻的寫本，其來歷不一，據(jù)說主要是經(jīng)井上書店而得自濱田德海的舊藏。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記原石井光雄藏《神會語錄》在國會圖書館，這是我最想尋找的材料。我在曾經(jīng)留學北大的松浦文子女士幫助下，前往國會圖書館考察，因為有一位國會議員打了招呼，善本部的工作人員很熱情，但是找了半天也沒找到《神會語錄》，估計沒有在該館收藏?！渡駮Z錄》原來在日銀財團的總裁石井光雄家里，后來流散出來，當時池田溫先生聽說被國會圖書館買了，實際上這批敦煌文書國會圖書館剛買了一部分，藤枝晃先生就說那里頭都是假的，國會圖書館不敢買了，因為拿國家的錢買假卷子，真的很糟糕。所以國會圖書館一開始對我的到來很謹慎，問我是來看真假的還是干嘛的，我說我是找史料的。他們看我沒有查真假的意思，才放心地拿出文書給我看，并且給我做了一個全部敦煌文書的縮微膠卷。我后來把膠卷捐給了北京圖書館敦煌中心。

這批文書原先由濱田德海家族收藏，然后通過井上書店賣到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等幾家，現(xiàn)在還有一些在井上書店，我曾跟著土肥義和先生到井上書店看過庫存的敦煌卷子。

國會圖書館買卷子的時候，做了非常好的目錄，上面打著“機密”字樣，因為涉及國家財產(chǎn)?，F(xiàn)在這些材料在東洋文庫出的一本內(nèi)部發(fā)行的書《濱田德海舊藏敦煌文書收集品目錄》里影印出來，把這些機密文件全都印出來了，包括幾次買賣等情況。但是最關(guān)鍵的像《神會語錄》《歷代法寶記》，目錄里列了，下家是誰沒有記錄，所以我們的“尋找敦煌”依然任重道遠。 

2016年北京伍倫拍賣行拍賣過濱田德海舊藏五十件文書。方廣錩先生編了《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就是拍賣的這批，基本是佛經(jīng)，稍微有一些雜件，也不是很重要，等于是國會圖書館挑剩的。

七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大谷收集品

東京國立博物館也有一批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1904年大谷探險隊第一次探險所得物品運到日本后，由于大谷光瑞跟皇室的關(guān)系，把一部分家里放不下的文物寄托在京都帝室博物館，即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前身。1944年，這批東西被木村貞造買走，后來由國家收購，交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收藏。1971年，出了一本黑白版的《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大谷探險隊將來品篇》，專門刊登大谷收集品，幾乎每件文物都有一張很小的圖，但很多看不清楚。

我循著這本圖錄提示的線索，打算造訪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池田溫先生事先幫忙聯(lián)絡，東洋館負責人臺信祐爾很認真地接待了我，恰好臺信手下的組長谷豊信是我的大學同學，北大考古78級留學生。他們安排我在一個單獨的房間里看文物，把我想看的大谷收集品擺了一大屋子。我在圖錄上勾出要看的東西，有壁畫、雕塑殘片，有青銅造像，還有紙本文書、木簡等，凡是我勾出來的，他們?nèi)寄贸鰜斫o我看，真是不錯。

我最主要想看一方壁畫的供養(yǎng)人榜題是從庫木吐喇第16窟割走的，其殘文現(xiàn)在基本可以全部讀出：“大唐［莊］嚴寺上座四鎮(zhèn)都統(tǒng)法師［悟］道”（圖6）。其中“莊”“悟”是后來釋讀的，1990年時還沒認出來。但“四鎮(zhèn)都統(tǒng)”是指安西四鎮(zhèn)的僧都統(tǒng)，是西域的最高僧官，這點是確定的，這是我要落實的文字。莊嚴寺是長安的寺院，這位供養(yǎng)人是從長安派到安西管理漢化系統(tǒng)佛寺的最高僧官。釋讀了這個題記，加深了我們對唐朝在安西四鎮(zhèn)統(tǒng)治形態(tài)的理解，我后來寫了一篇安西四鎮(zhèn)漢化佛寺的文章，核心資料就是這方題記。另外，我還看了和田出土的雕像、龜茲出土的木簡等。

圖6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切割的壁畫榜題

我在小房間看完之后，又參觀了展廳的陳列，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一件《劉子》殘卷，蓋的是羅振玉的藏書印。從前我們不知道這個卷子在哪兒，1988年上海書店出版林其錟、陳鳳金兩位先生合著《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提到他們專門跑到北京圖書館校對了根據(jù)這個原卷排印的一個本子，沒想到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看到了原卷。我立刻向東博訂購了這件寫本的全卷照片，后來林、陳二位先生出修訂本，托人問我，我就把照片轉(zhuǎn)給他們了。

（附記：《滿世界尋找敦煌》是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系列講演基礎(chǔ)上，根據(jù)錄音整理而成的文稿，感謝博物館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細心工作。）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識》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