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敦煌：從羽田亨紀念館到杏雨書屋

北京大學(xué)榮新江教授曾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做過題為“滿世界尋找敦煌”系列講座，回溯其從1985年開始赴歐美、日本尋找敦煌寶藏的經(jīng)歷，除了學(xué)術(shù)內(nèi)容亦不乏一路訪問中的感受。該系列講演后根據(jù)錄音而成系列文稿，在《文史知識》上連載，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節(jié)選其中數(shù)篇文章相繼予以刊發(fā)。

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魯番文書非常豐富，作者分兩次介紹在日本尋訪的過程?！稄挠鹛锖嗉o念館到杏雨書屋》為作者日本尋訪第二篇，記述了日本靜嘉堂文庫、天理圖書館、羽田亨紀念館、杏雨書屋等收藏單位的尋訪經(jīng)歷與收獲。

一　走訪靜嘉堂文庫的驚喜

靜嘉堂文庫是日本三菱財團第二代社長巖崎彌之助創(chuàng)建的收藏中國古書的文庫（圖1）。1907年，巖崎家購入中國清代四大藏書家之一歸安陸心源的全部藏書，奠定了靜嘉堂的基礎(chǔ)。陸心源的收藏非常豐富，其藏書樓叫皕宋樓，即有兩百部宋版書的意思。三菱財團還有一個東洋文庫，以莫理循（ George F. Morrison）文庫為基礎(chǔ)，跟敦煌學(xué)的關(guān)系更為密切。

圖1　靜嘉堂文庫 

研究敦煌學(xué)的學(xué)者肯定要去東洋文庫，對于靜嘉堂文庫收藏的吐魯番文書，早先外間知者甚少。1966年，龍谷大學(xué)小笠原宣秀《吐魯番佛教史研究》一文，介紹了靜嘉堂文庫藏的六件佛典斷片。我原以為靜嘉堂文庫就這幾件，沒有什么特別。1990年11月30日，我跟隨關(guān)尾史郎先生走訪靜嘉堂文庫，是去參觀宋本《冊府元龜》的?？赐辍秲愿敗?，隨便地向館員問了一句，你們有敦煌吐魯番文書嗎？館員說有，一下子抱出八大函裝裱好的文書斷片（圖 2），每一函封面上都寫了一個封題，如“北魏以來寫經(jīng)殘字素文珍藏第多少號”，從 81—88號，可想而知素文的收藏非常巨大。館員看了這批文獻的入藏記錄，是 1935年前后購入，購入時已裝裱成折本形式的八冊，均為“素文”舊藏。隨后我便開始搜尋素文舊藏文書，在日本期間就找到一些線索。

圖2　靜嘉堂文庫藏高昌寫經(jīng)殘字 

1990年11月，日本“古典籍下見展觀大入札會”展出了一件《唐儀鳳二年西州都督府北館廚牒文》，后邊有跋稱“素文先生以為是否”，知道是素文舊藏。這件文書后被千葉縣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買去。

1990年秋，京都臨川書店《洋古書總合目錄》第 130號刊出了兩件此前未見的西域出土古寫經(jīng)書影。其中一件軸端簽題“回鶻寫經(jīng)殘卷”，下小字書“吐魯番出土　素文珍藏　十號”，文書非常完整，后有王樹枏寫的很長的一篇跋?！笆枴笔撬匚氖詹鼐幪?。裝裱用的織物、裝裱形式跟靜嘉堂文庫的吐魯番文書一樣。

我回國后，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有沒有“素文珍藏”，工作人員找到兩件，一件軸端簽題“北涼以來寫經(jīng)殘卷　出吐魯番　素文珍藏”，編號涂抹掉了，當(dāng)是文書轉(zhuǎn)手后，新藏家把編號涂掉了。還有一函編作臨字號的，裝裱和靜嘉堂收藏的完全是一個模式，內(nèi)容一半是漢語，一半是胡語。

經(jīng)過一番調(diào)查，得知這位素文姓梁，名玉書，字素文。周一良先生提示我清末筆記《都門識小錄》里記述了一段有關(guān)素文的事，說吐魯番出了很多經(jīng)卷和文書，外國人大力收購，王樹枏、梁玉書也收購，但是老百姓寧肯售給外國人，也不給王樹枏和梁玉書。王樹枏是新疆布政使，是新疆當(dāng)?shù)刈畲蟮墓?。梁玉書是什么人？梁玉書是清朝派到新疆清理財?wù)的官，他的收藏一點不比王樹枏差。

這是我在靜嘉堂的收獲。我買了一套靜嘉堂吐魯番文書的照片，并把消息告訴了施萍婷老師、陳國燦老師、池田溫先生。靜嘉堂文庫的人后來給我寫信，說你走之后，又來了好幾波人看這些東西。

二　天理圖書館的莫高窟北區(qū)文物

天理是關(guān)西地區(qū)的一個小城市，因天理教而得名。天理教是日本的一個小宗教，二戰(zhàn)后發(fā)展迅速，聚集了很多財富。教會借一些圖書館和收藏家缺錢拋售之際，大力收購圖書文物，建立了天理參考館、天理圖書館，一個放文物，一個放圖書。其藏書有《文館詞林》《永樂大典》等，還有大量西文珍本。在我之前，臺灣學(xué)者王三慶先生去天理大學(xué)交換一年，仔細看過館藏敦煌寫卷，寫過一個報道式的目錄。

1991年2月，我經(jīng)奈良女子大學(xué)橫山弘教授介紹，去天理圖書館進行了考察。

天理圖書館藏品的來歷比較復(fù)雜，其中最主要的一批是張大千收集的敦煌莫高窟北區(qū)文物，不是藏經(jīng)洞出的。莫高窟北區(qū)464、465窟是一個回鶻文的印刷所，里頭有回鶻文木活字，有很多回鶻文佛經(jīng)，如回鶻文插圖本《十王經(jīng)》殘片。張大千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時候，偷挖了很多文物。后來張大千去巴西，把這批文物放在香港出售，有些被天理圖書館買走了。有西夏文的冊子，還有回鶻文、漢文殘片，主要是宗教典籍，世俗文書很少。我把每一個東西、每一個冊子過了一遍，做了記錄。這些東西現(xiàn)在有一些刊布出來了，有一些還沒有完全刊出。

與唐史關(guān)系密切的是一組張君義文書。張大千說這些文書是在沙子里發(fā)現(xiàn)的，他有一天吃完西瓜，把瓜皮往沙子里一戳，結(jié)果露出來一個胳膊，往下一挖，還有一個頭骨，幾片殘片，一個完整的卷子，還有幾件公驗（圖 3）。張君義是個軍官，打仗戰(zhàn)死后，士兵們收了他的遺骨和公文書，一起運回他的家鄉(xiāng)敦煌。張君義文書肯定是埋在莫高窟頂層的那一排洞窟中，那是瘞窟，就是埋人的，這些文書都是隨葬品。其中的公驗文書被天理圖書館購去，上面鈐有鹽泊都督府的印章，這是位于今焉耆的一個唐代羈縻府。

圖3　天理圖書館藏四鎮(zhèn)經(jīng)略使公驗

與天理圖書館藏張君義公驗相關(guān)的還有《張君義勛告》，原件也是張大千挖出來的，現(xiàn)藏敦煌研究院資料中心。唐代官員下葬時會隨葬告身抄件，原件則留在家里。唐朝有門蔭制度，兒孫授官的時候要拿出告身來證明祖上在哪年哪月哪日得了一個幾品的官。所以家里保留告身原件，抄一份副本隨葬，抄件是沒有蓋印的。吐魯番唐代古墓出土了很多告身，全是不帶印的，而且抄件一般會省略原件上一起受官的人的名字?！稄埦x勛告》是景龍三年（ 709）張君義在打了一次勝仗后授勛的告身，這件文書把當(dāng)時一起立功授勛的人名都抄上了，非常難得，也非常重要。朱雷先生專門寫過一篇張君義勛告的研究文章。

《張君義勛告》原件是怎么到敦煌研究院的呢？這要感謝徐伯郊先生（圖 4）。徐伯郊是徐森玉的兒子，1949年以后應(yīng)周總理的安排，代表國家在香港購買文物，《伯遠帖》等著名文物都是他從各大藏家處購買來的。1992年我住在香港北角的時候，經(jīng)他的弟弟徐文堪先生介紹拜訪他，聽他講了很多故事。徐伯郊因為跟張大千熟悉，看到《張君義勛告》就幫國家買了，然后文化部調(diào)撥敦煌研究院收藏，我看過文化部的購買檔案。

圖4　徐伯郊在張大千所臨敦煌菩薩大士像前

天理圖書館還有很多好東西，如敦煌的《行腳僧像》，是流散的大谷收集品。又有一件敦煌寫本《太上妙本通微妙經(jīng)》卷十，完整的一卷，其裝裱形式和北京圖書館所藏原大谷探險隊所獲敦煌寫本相同，題簽上有“太玄真一本際妙經(jīng)道本通微品第十　殿”。上一篇說旅順博物館藏大谷探險隊所獲寫經(jīng)丟了十件，這就是其中的一件，“殿”是《千字文》編號?！侗倦H經(jīng)》在敦煌寫本中很多，但卷十的整卷只有天理這一件。《本際經(jīng)》是唐初盛行的道教經(jīng)典，后來散失不全，只存殘本。吳其昱先生把巴黎、倫敦的殘本做過匯輯，但是他也沒見過這件。我找到了這件，特別高興，訂購了這件文書的照片，交給姜伯勤先生的弟子萬毅，他把整卷錄出來發(fā)表了。

三　寧樂美術(shù)館的熱情款待

寧樂美術(shù)館也是私人的，位于奈良水門町依水園內(nèi)。依水園是非常漂亮的日式庭院，就在奈良國立博物館附近。我去寧樂美術(shù)館看過兩次普通展，但沒能看到敦煌吐魯番文書。后來請花園大學(xué)研究敦煌禪宗典籍的衣川賢次教授聯(lián)系到了館長，館長答應(yīng)我們?nèi)タ次臅?，并且同意拍照?991年2月21日，在我離開京都前的一天，我們?nèi)チ藢帢访佬g(shù)館（圖 5），衣川教授專門找了一個攝影師，扛著三腳架，把未刊敦煌寫本全部拍攝了高清照片。

圖5　作者在寧樂美術(shù)館（1991年）

我們很早就知道寧樂美術(shù)館有一批唐西州蒲昌府文書。唐開元二年（714），為了防突厥來侵，蒲昌府有大批往來文件，大概四五十件包在一個很大的錦緞書函里，函內(nèi)有伯希和法文題跋，并附有不知名者的漢譯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個叫顧鰲的官人托人把這批文書帶到日本出售，經(jīng)過多次輾轉(zhuǎn)收藏，最后到了寧樂美術(shù)館。這批文書之前發(fā)表過部分照片，我得到了全部文書的照片，文書上的茬口都非常清晰。后來我在《歷史檔案》雜志里看到一篇《唐代檔案》的文章，刊布了六件遼寧省檔案館從羅振玉家接收的唐代檔案。是什么檔案呢？就是蒲昌府文書。雜志上的圖比較模糊，我拿寧樂美術(shù)館藏文書的茬口一對，有一件基本能夠拼合。我就寫了一篇很小的文章，介紹遼寧省檔案館藏蒲昌府文書?，F(xiàn)在館方提供給我們很好的彩色照片，可以對比。

蒲昌府文書還有幾處收藏，橋本關(guān)雪美術(shù)館有三件，另一位日本藏家有二十馀件，京都大學(xué)日比野丈夫發(fā)表研究文章，但是他對藏家守口如瓶。將來如果能把散在各處的蒲昌府文書湊在一起，可以拼出一個很大的長卷。

寧樂美術(shù)館還藏有敦煌《八相變》（圖6），記載釋迦牟尼的八個故事，隨行攝影師拍了高清照片，過去的《敦煌變文集》沒有收錄，我回國交給張涌泉和黃征，供他們校注《敦煌變文集》所用。

圖6　寧樂美術(shù)館藏《八相變》

四　探訪羽田亨紀念館

羽田亨是日本東洋史專家，曾任京都大學(xué)校長。他是個很復(fù)雜的人，一方面學(xué)術(shù)地位非常高，一方面摻和了政治，他跟日本大財團也有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羽田亨去世后，京都大學(xué)把他的舊宅改建成羽田亨紀念館，他的普通書存放在館內(nèi)，善本書被杏雨書屋買走。杏雨書屋屬于武田科學(xué)振興財團，書屋的名字來自內(nèi)藤湖南的書齋名。內(nèi)藤湖南去世后，其善本書被杏雨書屋收購，普通書和手稿被關(guān)西大學(xué)買去。 

1991年2月13日，我在高田時雄的陪同下走訪了羽田亨紀念館。我之所以去羽田亨紀念館，還要從小島文書說起。1943年，日人小島靖號稱從李盛鐸家的遺留品中得了兩件景教文書，一件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jīng)》（圖7a），一件是《大秦景教大圣通真歸法贊》（圖7b），稱為“小島文書”。小島將文書的照片分別寄給羽田亨和佐伯好郎。羽田是日本當(dāng)時最權(quán)威的東洋史專家，佐伯是日本研究景教的權(quán)威專家，1916年就在英國出過英文的景教研究著作。

圖7a　小島靖所獲《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jīng)》

圖7b　小島靖所獲《大秦景教大圣通真歸法贊》

兩位學(xué)者收到照片后都發(fā)表了文章。羽田在文章里表示他有點懷疑真?zhèn)危且驗樽舨畬懥宋恼?，他也得對小島靖有個交代，所以他寫了文章，對內(nèi)容做了一番考證。這兩件文書，一件尾題“開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張駒傳寫于沙州大秦寺”，另一件題“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傳寫教讀，開元八年五月二日”。羽田認為題記的年代有悖史實。

景教最早由波斯人阿羅本在貞觀九年（635）傳進中國，故此唐朝人以為景教是波斯人的，將景教寺廟叫作波斯寺或波斯胡寺。玄宗時有一批大秦僧人來到長安，告訴唐人景教源于大秦（敘利亞），所以應(yīng)該叫大秦景教，而不是波斯景教。天寶四載（745），玄宗發(fā)詔敕將波斯寺全部改成大秦寺，這時才有了大秦寺。開元五年也好，開元八年也好，哪來的大秦寺？羽田亨說題記不對，但他最后還是肯定兩件寫本是景教文獻。

然而題記和正文是一個人的字跡，一般來說，正文和題記字跡一樣就是一個人寫的，題記是偽，本文不也是假的嗎？文書里還有一段老子《道德經(jīng)》的注文，他們就說景教徒為了增加自己的勢力，把唐人喜歡的《道德經(jīng)》抄進去了。這是曲解，我對這個論點很有懷疑。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前，小島靖從天津回日本，在船上丟失了《大圣通真歸法贊》，另一件《宣元至本經(jīng)》帶回日本，后捐給同志社大學(xué)。我向同志社大學(xué)申請看《宣元至本經(jīng)》，申請了三次，都不給看。榎一雄也曾懷疑文書真?zhèn)危ネ旧缈催^原件。他寫的文章里提出，文書后有一行李盛鐸題記，是另外用紙貼上去的。榎氏認為，李盛鐸若要題記，可以直接寫在文后，沒有必要另外貼紙。

有意思的是，羽田亨之子羽田明編輯《羽田博士史學(xué)論文集》時，在為小島文書研究的文章配圖時，沒放小島文書的照片，而放了另外兩張照片，一張是《志玄安樂經(jīng)》，后有李盛鐸題記，一張是《大秦景教宣元本經(jīng)》。小島文書叫《宣元至本經(jīng)》，這件叫《宣元本經(jīng)》。文章和配圖的內(nèi)容對不上，我猜測可能是羽田明故意放錯，他知道小島文書有問題，于是改放了兩張李盛鐸舊藏真品。

我看到《志玄安樂經(jīng)》和《宣元本經(jīng)》的照片，就想知道這些照片現(xiàn)在何處。我猜在羽田亨紀念館，于是去那里找。我問有沒有照片？館員說有，五百多張，兩大柜子，都洗成很大的照片，并裱在硬紙板上。我們趕緊快速翻閱，里頭有一大批李盛鐸的舊藏，還有有鄰館的藏卷，書道博物館的，寧樂美術(shù)館的，大谷光瑞的，旅順博物館的，什么都有，大量沒有發(fā)表過的敦煌吐魯番文書，其中特別亮眼的是李家的東西。之前我只見過三四種李氏收藏印，如“李盛鐸印”“木齋真賞”“麐嘉館印”，這里有“兩晉六朝三唐五代妙墨之軒”“李盛鐸合家眷屬供養(yǎng)”等很多印章，在其他敦煌卷子上沒見過的。我快速地摹了這些印文，準備回北京后，與北大圖書館藏李盛鐸善本書上的印章進行比對。

幾天后，我就結(jié)束了日本之行，飛到了倫敦。我在英國時，和中山大學(xué)林悟殊教授住同一個公寓。林悟殊是研究摩尼教、景教的。我與林悟殊探討，我說敦煌景教文書共有七件，只有一件是伯希和收集品，其他六件屬于散藏品，分散在李盛鐸、小島靖、高楠順次郎等藏家手中。這從概率上來說不對，其中肯定有假的。林悟殊說咱們就開始研究吧，你研究傳播史，我研究內(nèi)容。于是我們倆以小島文書為突破口開始研究。

五　李盛鐸和他的收藏

李盛鐸出身書香門第，曾任清朝駐日本、比利時大使，獲得牛津、劍橋大學(xué)名譽博士。李盛鐸祖上就開始藏書，本人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以及朝鮮、日本古籍，他晚年寓居天津，成為北方最大的收藏家。敦煌文獻運到北京清廷學(xué)部后，李盛鐸伙同劉廷琛、方爾謙盜走其中精品。李盛鐸精心挑選敦煌文書，分的是最好的。 

1928年10月，羽田亨專程到天津黃家花園拜訪李盛鐸。是誰介紹他去的呢？就是徐森玉。羽田亨說由于徐森玉的面子，在李家看到《志玄安樂經(jīng)》原件并做了錄文，《宣元本經(jīng)》沒看到，李氏說放在上海老宅了，其實是不想給他看。

李盛鐸晚年和姨太太打官司輸了，要賠錢，錢不夠，就把善本書抵押在天津新華銀行，并在 1935年把四百三十二號敦煌文書以八萬日元出售給日本人。《中央日報》等報紙登了這個消息，但當(dāng)時不知被誰買走，下落何處。1937年李盛鐸去世后，民國政府派胡適帶著徐森玉、傅增湘、趙萬里等人到天津與李家后人交涉，由國家收購李氏藏書。后來發(fā)生“七七事變”，北大撤離，這批善本書最后還是被北大收購。

我從倫敦回北京之后，到北大圖書館善本部找張玉范老師。她對李氏的善本書最熟悉，曾把書上的題跋全錄下來，出了一本書。我說我要看李盛鐸印，她進庫里兩三分鐘就帶出一本書來，告訴我這個印在這兒，那個印在那兒。與羽田亨紀念館藏卷上相同的李家藏書印，如“木齋審定”“木齋真賞”“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他兒子“李滂”“少微”的印，都在北大善本書上。北大圖書館還藏有李盛鐸印譜，印譜上的“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非常清楚，與之一比對，可見京都國立博物館守屋孝藏收集品上的印有個別是真的，其他都是偽刻。

我把李盛鐸印譜的照片洗了一套給高田時雄，高田時雄拿著照片去和羽田亨紀念館藏照片上的復(fù)核了一遍，說沒一個假印。拿真的李盛鐸題記跟小島文書上的李盛鐸題記一對，確認小島文書的題記是別人模仿的。

我又拿著李盛鐸印比對了其他收藏，上海圖書館、天津藝術(shù)博物館等各處散藏，發(fā)現(xiàn)假冒的太多了。為什么到處是假托李盛鐸之名的？原因是那會兒坊間都知道李家有敦煌卷子，所以在假卷子上蓋一個李家的印，當(dāng)真的來賣。其實李盛鐸收藏的四百三十二號敦煌卷子從來沒被打散過，李盛鐸自己編了目錄；《李木齋藏敦煌寫本目錄》，收藏在北京大學(xué)圖書館。

那么四百三十二號敦煌卷子究竟被誰買走了？就是羽田亨。1935年，羽田亨聽到出售的消息，趕緊運作，最后以八萬日元購買，資金當(dāng)出自武田家族。羽田亨購買時自己做了一個目錄，四百三十二號，一號不少，一號不多，但是旁邊有一些缺頭缺尾的注記，買的時候記一下，李盛鐸目錄沒有這些記錄。

六　杏雨書屋——敦煌的最后寶藏

我在1996年6月出版的《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錄》中，簡略地提到了羽田亨紀念館藏有李盛鐸四百三十二號敦煌寫本的部分照片。池田溫先生看到后即到京都，抄出其中的戶籍類、歸義軍賬目類文書進行研究，發(fā)表了論文。落合俊典抄錄發(fā)表了《佛說照明菩薩經(jīng)》和《法花行儀》，并從佛教學(xué)的角度加以研究。牧野和夫抄錄了《孔子見項橐》，巖本篤志刊布了《十六國春秋》。等我再次去羽田亨紀念館時，好東西基本被人發(fā)得差不多了，沒留下幾件給我。

杏雨書屋在大阪一幢不起眼的樓里，屬于武田科學(xué)振興財團，藏有敦煌文獻七百五十八件，其中四百三十二件系李盛鐸舊藏。 

2009年，杏雨書屋編集出版《敦煌秘笈·影片冊》，刊布了一直秘不示人的所藏全部敦煌資料。時任杏雨書屋文庫長的是吉川忠夫先生，他也是從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退休的，是吉川幸次郎的兒子，對中國友好。他一當(dāng)上文庫長，就出版了《敦煌秘笈·影片冊》，把所藏資料全部公布。這套書是非賣品，研究者向他們申請，基本上都免費贈送，十二大本，全彩版。

書的前面四百三十二號即李盛鐸舊藏，跟李氏目錄一模一樣，一件不少。這些編號為羽字號，即指羽田亨?，F(xiàn)在舉一些例子，看看我調(diào)查的李氏舊藏品和杏雨書屋收藏的其他文書。

羽13《志玄安樂經(jīng)》，這是景教的真寫本，這就是我一系列調(diào)查的起點，《羽田博士史學(xué)論文集》里有黑白照片，現(xiàn)在終于看到杏雨書屋原件彩圖了。

羽431《宣元本經(jīng)》，我們原以為它后邊很長，其實就這么短的一個小經(jīng)。后來洛陽出土了一個景教經(jīng)幢，經(jīng)幢只有上半截，前面刻了《宣元本經(jīng)》，后邊刻了發(fā)愿文，經(jīng)幢上《宣元本經(jīng)》的內(nèi)容跟這件一模一樣。所以李家這件絕對假不了，因為經(jīng)幢是唐朝元和年間（806—820）刻的。

羽32《驛程記》，我在羽田亨紀念館就看到這張文書的照片，想起李氏敦煌寫本目錄里有個《驛程記》，覺得這件八成就是它，于是申請照片，但沒有成功。當(dāng)時沒拿到照片，現(xiàn)在可以看到彩版圖了。在杏雨書屋公布前，高田時雄寫《敦煌漢文文獻》的書評，把這個文書錄出來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四五篇研究文章了。這是歸義軍的押牙們從長安上貢回來，經(jīng)過天德軍那段地方的驛程記。這里記載的驛程能增補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

羽40《新修本草序》并卷上，李盛鐸敦煌文書是從學(xué)部藏卷里偷來的，從《新修本草》上可以找到一個證據(jù)。日本學(xué)者岡西為人《本草概說》（創(chuàng)元社，1983）書前的圖版里就發(fā)過這張照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12242是一張小片，左上角有殘缺的“新修本草”幾個字，可以與《本草概說》上發(fā)的李氏舊藏《新修本草》的茬口綴合起來。李盛鐸盜取敦煌文書時，為了湊學(xué)部八千卷總數(shù)不變，把一張文書撕成好幾張，其中有一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jīng)》撕成了二十一條。這件《新修本草》，李盛鐸從書名這個角撕開，文書主體部分自己留下了，給學(xué)部留下一個小角?，F(xiàn)在可以看到彩圖了，我讓國家圖書館的劉波幫我把兩件文書拼了一下，他拼上了（圖 8），這就證明了李家文書的來歷。

圖8　BD12242+羽40《新修本草》

除了李盛鐸殘卷，羽田亨和武田藥品公司還有一個計劃，要把市面的敦煌卷子全買到杏雨書屋。現(xiàn)在杏雨書屋敦煌卷子有九百多號，前四百三十二號是李盛鐸舊藏，四百三十二號以后各家收藏都有，大部分是真品，也有個別假的。羽田亨是高手，他看的敦煌卷子多。

羽561號不知從哪來的，包首題簽：“唐時物價單殘紙，吐魯番出土，素文珍藏”，這是新出來的素文舊藏。里頭是一些裱好的物價單殘片。大谷文書里有一個唐代物價表，杏雨書屋又出來一批新的物價表，都是吐魯番出土的《唐天寶二年交河郡市估案》，有關(guān)絲綢之路商品貿(mào)易的重要文書。

羽459《序聽迷詩所經(jīng)》，唐朝的景教文獻把彌賽亞譯成“彌施訶”，從《大秦景教流行碑》到景教經(jīng)幢，到《三威蒙度贊》，都寫成“彌施訶”?？墒沁@個卷子寫成“迷詩所”，我認為這么寫是假的，唐朝官方的譯經(jīng)不可能這么寫。這個卷子看上去寫得很漂亮，實際上有些地方語句不通，漏字缺字。而且紙張也有問題，我過去看黑白照片時就覺得它是日本紙，密得很，所以我一定要看原件。

羽460《一神論》的紙張也是這樣的，和敦煌卷子紙不太一樣。而且他們認為這是阿羅本時代翻譯的景教經(jīng)典，怎么可能。貞元年間才翻譯出《三威蒙度贊》這樣的小經(jīng)，怎么可能在唐朝初年翻譯出這么深奧的長篇經(jīng)典，邏輯上說不通。原來林悟殊先生覺得這是唐朝人抄的，抄錯了，現(xiàn)在他觀點和我一致，認為這是民國時期偽造的。 

2014年10月21日，我終于有機會進杏雨書屋（圖9）。我是通過吉田豊聯(lián)系的，他曾幫杏雨書屋整理有關(guān)伊朗文資料，有面子。這天我和吉田豊早晨 6點多從京都出發(fā)去大阪，一開門就沖到樓上趕緊看，要利用所有的時間來看。我看了《序聽迷詩所經(jīng)》《一神論》和其他一些我感興趣的世俗文書，特別對兩件所謂景教文書堅定了我的看法。

圖9　作者2014年10月在杏雨書屋調(diào)查敦煌文書

除了以上地方，我還看了一些散的藏品。2018年3月我承九州大學(xué)坂上康俊教授的好意，調(diào)查了九州大學(xué)的十幾卷敦煌文書，這些文書沒有裝裱修補過。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大德造窟檐計料文書》。這是莫高窟建窟時，計算窟檐用料的文書。后來有兩個搞建筑的人通過計算，推測出可能是哪個窟的窟檐，所以這件文書是莫高窟重要的營建材料。

（附記：《滿世界尋找敦煌》是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系列講演基礎(chǔ)上，根據(jù)錄音整理而成的文稿，感謝博物館及整理者的出色安排和細心工作。） 

【本文原刊于《文史知識》2023年第4期，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