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學觀察

唐代飲茶已普及于大眾，中國茶文化逐漸在海內外形成影響。遼墓出土茶器及相關形象顯示著茶文化在遼地的盛行，雖然飲茶方式有所變化，但溯其源流，卻多可與唐墓及遺址中出土的茶器組合對應一致，這從茶文化的角度體現出了遼人對于唐文化的高度繼承。這一結論在眾多領域均可找到相關考古學證據。繼承了唐文化的遼，其統(tǒng)治者又不斷學習、融合宋文化，并產生文化互動，逐漸形成中國意識。遼與北宋之間的關系，在茶文化領域同樣有所表現。這些現象引發(fā)我們對王朝正統(tǒng)和以中原為本位的傳統(tǒng)史學觀中遼所處的位置問題進行重新思考。

在遼墓壁畫中，備茶圖是典型主題之一。以往對于遼人茶事的研究也多以備茶圖為線索展開，內容涉及茶器考辨、飲茶方式研究、喪葬文化研究、禮樂制度研究及佛教文化研究等。本文擬結合遼墓壁畫中的茶事形象、出土茶器與唐代茶器進行比對，對遼人茶事源流加以考察，同時嘗試尋找更多考古學證據，觀察遼人對唐文化的繼承。此外以茶事為出發(fā)點，對遼宋關系及王朝正統(tǒng)問題進行探討。

一 從墓葬壁畫與出土茶器看遼人茶事源流

唐代，飲茶風尚流行開來，對茶葉需求的增加使得與茶相關的各種制度也在此時形成。陸羽作《茶經》，首次將業(yè)已形成的茶事內容加以系統(tǒng)整合。由此，中國茶文化體系也在這一時期被初步建立起來，茶文化的發(fā)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考古發(fā)掘也證實，在唐代墓葬與遺址中，發(fā)現了眾多茶器組合及相關遺存，唐代墓葬壁畫中亦有備茶的主題。與唐代情況相似的是，在以宣化遼墓為代表的遼地漢人官員墓葬中，多幅保存狀況良好的備茶圖完整地描繪出了遼人備茶的場景，此外諸多契丹貴族墓葬中也出土了茶器組合。下面將遼墓出土的茶器組合及相關元素與唐代遺存予以一一比對。

1. 與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壁畫備茶圖的比對

2016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與平山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對位于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平山鎮(zhèn)的王母村唐代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墓主崔氏葬于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墓葬雖被盜擾，但還保留著較為完整的墓葬壁畫。其中，在墓室南部東壁兩倚柱之間繪有備茶圖〔圖一〕。在這一晚唐紀年墓備茶圖中，桌上繪有帶托茶碗與注子，茶碗為白色，茶托為黑色，可能為黑漆質地。壁畫畫面不甚清晰，從報告描述來看，“茶托托口較高，平板式托盤，下有外撇高足”。

〔圖一〕 備茶圖 王母村唐代崔氏墓南部東壁

〔圖二〕 備茶圖 宣化遼墓M4東南壁

其注子、茶碗與茶托形象與宣化遼墓M4備茶圖中所繪茶器組合相同。宣化下八里遼代墓地是張世卿和韓師訓兩個家族墓地。其中M4為韓師訓墓，墓主死于遼天慶元年（1111），M4東南壁壁畫上繪有備茶圖〔圖二〕。此外，崔氏墓中還出土有白瓷碗和瓷碾子，可能也與備茶相關。碾子在法門寺地宮出土茶器中也有發(fā)現，在宣化遼墓備茶圖中十分常見。

寶山遼墓中發(fā)現有天贊二年（923）題記，是迄今發(fā)現的紀年遼墓中年代最早的契丹貴族墓。1993年對編號M1的一座大型壁畫墓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寶山M1為磚室墓，由墓道、門庭、墓門、甬道、墓室和石房組成。其中，石房內北壁壁畫繪有廳堂圖，圖中繪有一張紅面黑腿幾案，案上有一黑色高足盞托，上置一敞口斜壁白釉碗〔圖三〕。這里盞托與碗的形象也與王母村唐代崔氏墓中相似。

〔圖三〕 廳堂圖 寶山遼墓一號墓石房內北壁

2. 與唐代鞏義司馬家族墓出土茶器組合的比對

〔圖四.1〕 茶盤  司馬進夫婦墓出土

〔圖四.2〕 爐 司馬進夫婦墓出土

〔圖四.3〕 執(zhí)壺  司馬進夫婦墓出土

〔圖四.4〕 茶碾  司馬進夫婦墓出土

〔圖四.5〕盂 司馬進夫婦墓出土

〔圖五〕 坐俑與爐 張氏夫人墓出土

2015年，鞏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南省鞏義市東區(qū)對司馬家族墓地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其中，在司馬進夫婦合葬墓、司馬仲舉夫婦合葬墓及張氏夫人墓等墓葬中，均出土了成套的茶具模型，包括坐俑、爐、茶盤、執(zhí)壺、茶碾、盂等〔圖四，圖五〕。而在宣化遼墓M6、M10東壁壁畫中，均繪有茶碾與爐；在宣化遼墓M1、M2、M5、M7等墓葬中，則出土有陶執(zhí)壺，執(zhí)壺形制與鞏義司馬家族墓出土執(zhí)壺相一致〔圖六〕。唐司馬家族墓中還出土了多個茶桌模型，其上均放置有茶碗、盤等，盤內還裝有茶點食物，這與宣化遼墓M7后室木案上的陳設相類似，均為模仿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方式所作。由于飲茶方式的改變，唐墓中所見部分器物已不見于遼墓及壁畫，執(zhí)壺等器物形制隨飲茶方式的變化也已有所改變，然而據唐李匡乂撰《資暇集》“注子偏提”條記載，可知唐代注子之器形來源于罌，加蓋、嘴、柄而成。罌是漢以來就流行的器形，考古發(fā)現在唐宋時期的墓葬中，也有許多自銘為“罌”或“糧罌”的器物 。后世所謂執(zhí)壺即為唐代所用注子、偏提之類，即便形制有變，仍應本于此。

〔圖六.1〕 備茶圖 （爐與碾） 宣化遼墓M10、M6前室東壁 

〔圖六.2〕 備茶圖 （爐與碾） 宣化遼墓M10、M6前室東壁

〔圖六.3〕 陶執(zhí)壺 宣化遼墓M10出土

3. 與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出土茶器組合的比對

2022年，為配合潞鼎觀園項目建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與長治市古建筑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對項目用地范圍內發(fā)現的墓葬進行了考古發(fā)掘，清理出了5座唐代墓葬。其中，帶有咸通六年（865）紀年墓志的M20中出土了成套茶器，包括白瓷執(zhí)壺、白瓷碗、白瓷茶甌、鐵勺、鐵質茶碾、青釉瓷渣斗等〔圖七〕。

〔圖七.1〕 器物位置  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

〔圖七.2〕 瓷器茶器組合  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出土

〔圖七.3〕 鐵器茶器組合 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出土

1986年發(fā)掘的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是遼代保存最為完整契丹貴族紀年墓，在豐富的出土隨葬品中，有銀盞托、青瓷碗、銀渣斗、銀匙等器物組合。而該器物組合與器物形制和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出土器物高度一致〔圖八〕。

〔圖八.1〕 銀盞托 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圖八.2〕 青瓷碗  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圖八.3〕銀渣斗  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圖八.4〕 銀匙 遼陳國公主墓出土

耶律羽之位列遼東丹國左相，1992年對其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墓葬規(guī)模宏大，雖然被盜，仍然出土了陶瓷、銅鏡、金銀器、鐵器、絲織品等豐富隨葬品。從器物造型上看，其中可能與飲茶相關的有鐵執(zhí)壺、青瓷碗、銀渣斗等。該器物組合與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中出土茶器相近。尤其短流、敞口執(zhí)壺，與長治唐墓中瓷質執(zhí)壺造型相近而與宋代執(zhí)壺有別〔圖九〕。

〔圖九.1〕 鐵執(zhí)壺  遼耶律羽之墓出土

〔圖九.2〕 葵口青瓷碗  遼耶律羽之墓出土

〔圖九.3〕  青瓷碗  遼耶律羽之墓出土

〔圖九.4〕銀渣斗 遼耶律羽之墓出土

宣化遼墓 M1、M3、M7、M10中均出土有黃釉瓷器組合，可能與飲茶相關的有黃釉盞托、黃釉碗等，宣化遼墓中的黃釉瓷器茶器組合與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出土瓷器茶器組合相近，但瓷器品種與形制略和唐代有差別，這可能與飲茶方式的改變有關，并受瓷器燒造水平影響，但從中依舊可以感受到遼代承襲前代審美所做出的努力〔圖十〕。此外，宣化遼墓M4東南壁備茶圖中的茶器組合〔見圖二〕也與屈家莊M20相近。

〔圖十.1〕 黃釉托盞 宣化遼墓Ｍ7出土

〔圖十.2〕黃釉碗 宣化遼墓Ｍ7出土

在故宮博物院藏品中，也有與長治潞州屈家莊唐代墓地M20中出土瓷器茶器組合類似的唐代及遼代瓷器藏品，如唐代白釉連托茶碗、青釉刻劃花盞托、遼白釉托盞〔圖十一〕，以及唐越窯青釉渣斗、遼綠釉與白釉渣斗等〔圖十二〕。

〔圖十一.1〕 唐白釉連托茶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2〕 唐白釉杯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3〕 遼白釉杯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1〕 唐越窯青釉渣斗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2〕 遼綠釉渣斗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3〕 遼白釉渣斗 故宮博物院藏

4. 與晚唐錢寬與水邱氏墓出土茶器組合的比對

錢寬與水邱氏墓為異穴同封合葬墓，墓主錢寬是五代時期吳越國國王錢镠之父，其夫人為水邱氏。錢寬墓于1978年被發(fā)現并發(fā)掘，水邱氏墓于1980年發(fā)掘。兩墓均為晚唐時期墓葬，形制為船形多耳室券頂磚室墓。錢寬墓被盜擾，但仍出土有白瓷器物組合；水邱氏墓未遭盜掘，出土了豐富的瓷器、金銀器、漆木器等遺存，其中可能與飲茶相關的有瓷器與銀器組合。錢寬墓出土的白瓷執(zhí)壺，敞口，直頸，圓肩，鼓腹，長流略彎曲，與流對應另一側連接肩腹間置把手〔圖十三〕。水邱氏墓出土有銀渣斗、銀匙、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等〔圖十四〕。其中白瓷碗敞口，斜直腹內收，矮圈足，口、足包銀釦。

〔圖十三〕 白瓷執(zhí)壺 錢寬墓出土

〔圖十四.1〕 白瓷碗 水邱氏墓出土

〔圖十四.2〕  白瓷葵口碗 水邱氏墓出土

〔圖十四.3〕 銀盞 水邱氏墓出土

〔圖十四.4〕 銀渣斗 水邱氏墓出土

〔圖十四.5〕 銀匙 （或為則） 水邱氏墓出土

〔圖十五〕 海棠杯與盞托 錢寬墓出土

在遼耶律羽之墓中，出土了鐵執(zhí)壺、銀渣斗〔見圖九〕、白瓷碗、白瓷葵口碗組合，器物形制與水邱氏墓出土器物幾乎相同，只是瓷碗沒有銀釦裝飾。

陳國公主墓出土的銀匙、銀渣斗與青瓷碗，與水邱氏墓出土器物組合及形制相似〔見圖八〕。除較為典型茶器之外，錢寬墓與水邱氏墓都出土了白瓷海棠杯與盞托〔圖十五〕，杯八曲海棠花口，喇叭形外撇高圈足。盞托花口，外壁起伏不平。杯與盞托外底均刻有“官”字款，器物為模制，器形精致。遼陳國公主墓出土水晶海棠杯與此杯造型相近，均作橢圓口海棠式〔圖十六〕。

〔圖十六〕 水晶海棠杯 陳國公主墓出土

5. 與唐法門寺地宮出土茶器組合的比對

唐代法門寺是殿、塔、樓、閣組成的以塔院為中心的多院式佛寺，其重要文物出自塔身與地宮兩部分。其中茶器是入藏法門寺地宮的重要文物類別之一，包括有烹煮器、碾羅器、貯鹽器、烘焙器和飲茶器等，系統(tǒng)而清晰地闡明了唐代烹茶、飲茶的全過程。

〔圖十七〕 茶碾子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十八.1〕 備茶圖中的茶碾子 宣化遼墓Ｍ6?Ｍ10前室東壁

〔圖十八.2〕 備茶圖中的茶碾子 宣化遼墓Ｍ6?Ｍ10前室東壁

法門寺地宮中出土了鎏金鴻雁流云紋銀茶碾子與團花紋銀碾軸，碾子由碾槽、轄板、槽座組成，槽呈半月形〔圖十七〕。宣化遼墓M6前室東壁備茶圖以及M10前室東壁備茶圖中均有較為清晰的碾茶圖像〔圖十八〕，其中的茶碾形制雖不盡相同，但均與法門寺地宮中的茶碾類似，而與宋畫《攆茶圖》中可能用于碾制草茶的茶碾不同〔圖十九〕。

〔圖十九〕 （宋） 劉松年 （傳） 《攆茶圖》 中的茶碾子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出土鎏金仙人駕鶴紋茶羅子，羅長方體，由蓋、羅、羅架、屜、器座組成，羅架下焊臺形器座，有鏤空的桃形壸門。在宣化遼墓M7前室東壁備茶圖中，桌上亦置有一長方茶羅子，從外觀來看，蓋形、羅、鏤空器座與法門寺地宮茶羅子如出一轍〔圖二十〕。

〔圖二十.1〕 茶羅子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2〕備茶圖中的茶羅子 宣化遼墓M7前室東壁

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金銀制茶器中還有銀火箸、銀則、金銀絲結條籠子等，金銀絲結條籠子由提梁、蓋、籠身與足組成，做工異常精美。在宣化遼墓M7前室東壁備茶圖中，恰巧有一童子登高擺弄掛籠的形象，掛籠形制與法門寺出土者相似〔圖二十一〕。宣化遼墓M6前室東壁備茶圖中，桌上細節(jié)描繪出了火箸、茶則、茶筅等細節(jié)，除點茶用的茶筅外，也都可與法門寺出土茶器相對應〔圖二十二〕。

〔圖二十一.1〕金銀絲結條籠子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一.2〕備茶圖中的籠子 宣化遼墓M7前室東壁

〔圖二十二.1〕 銀火箸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二.2〕 銀則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二.3〕宣化遼墓M6前室東壁備茶圖桌上細節(jié)

法門寺地宮出土琉璃器中，有一組淡黃色琉璃茶碗與茶托，系本土產琉璃器，模吹成型。碗小，平底，侈口斜直腹。類似形制的托與碗在宣化遼墓M5后室西南壁備茶圖桌上也出現過〔圖二十三〕。這種斜直腹的小碗在遼代耶律羽之墓、陳國公主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青瓷制品出土，是遼代比較常見的茶碗形制。

〔圖二十三.1〕琉璃茶碗與茶托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三.2〕宣化遼墓M5后室西南壁備茶圖桌上細節(jié)

法門寺出土的另一種碗是秘色瓷葵口碗，衣物帳中雖沒有明確標明秘色瓷碗的用途，這類碗也可被視為茶碗使用?，F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唐代佚名所作《宮樂圖》，描繪了唐代宮廷仕女聚會、奏樂、宴飲的場景〔圖二十四〕。觀察圖中仕女手中所持與桌上擺放器物，漆制羽觴無疑應作為飲酒器使用，因此所繪敞口直腹青釉瓷碗、青釉褐斑瓷碗等，很可能作為茶器來使用。對比法門寺、唐墓與遼墓中出土茶碗，也可驗證這一結論。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秘色瓷葵口碗應屬此類。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葵口青瓷碗，也與畫中所繪瓷碗造型類似。在故宮博物院瓷器藏品中，有與《宮樂圖》中的茶碗形制相同的唐代越窯青瓷碗，另有五代耀州窯葵口碗等器物，也可與圖中器物進行比對〔圖二十五〕。

〔圖二十四〕 唐佚名 《宮樂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五.1〕秘色瓷葵口碗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五.2〕青瓷葵口碗 耶律羽之墓出土

〔圖二十五.3〕唐越窯青釉碗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五.4〕 五代耀州窯青釉葵口碗 故宮博物院藏

除茶器外，法門寺地宮還出土了一系列與飲茶活動相關的器物。例如茶點存貯與擺放容器，包括鎏金壸門座銀波羅子、葵口小銀碟等。宣化遼墓M7前室東壁備茶圖中的所繪的壸門座波羅子、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秘色瓷花口蝶紋盤等，從器形上可與法門寺遺物相對應〔圖二十六〕。

〔圖二十六.1〕 銀波羅子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六.2〕  宣化遼墓M7 前室東壁備茶圖中的波羅子

〔圖二十六.3〕  花口銀碟 法門寺地宮出土?

〔圖二十六.4〕  秘色瓷花口蝶紋盤 陳國公主墓出土

法門寺地宮出土茶器從材質區(qū)分有金銀器、琉璃器與瓷器，其中琉璃器與瓷器基本為飲茶器，其他功能的茶器及飲茶相關器具多以金銀制。銀鹽臺、鎏金仙人駕鶴紋茶羅子、金銀絲結條籠子、銀火箸、銀則等器物的發(fā)現，證實了陸羽《茶經》中關于茶器的部分記載。宣化遼墓壁畫中的備茶圖顯示，到遼晚期，至少遼地漢人已有采用點茶法飲茶。然而以宣化遼墓壁畫中的茶器圖像為代表的遼代茶器，卻與法門寺地宮出土茶器多有重合，在顯示遼對唐文化繼承程度之深的同時，也可見遼對唐文化的保留與內化的過程。這也解釋了在飲茶方式已經有所改變的大環(huán)境下，茶器至遼晚期還依然保留有濃重唐代風格的原因。

二 遼繼承唐文化的其他考古學證據

從遼墓出土茶器及壁畫中所顯示的茶文化圖像來看，可見其與唐代多組遺存間的對應關系，不僅表明遼人茶事風格源于唐，也從茶文化的角度為遼繼承唐文化提供了考古學證明。當然，與茶相關的文化內容只是整體文化面貌中的一部分，然而在遼繼承唐文化的大背景下，對不同的文化因素也往往有著相同的表現，它們之間亦可相互為證。

例如從制度層面看，遼所實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南面官下設的行政機構即仿效唐制建立而成：“遼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jiān)、諸衛(wèi)、東宮之官。誠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nbsp;在墓葬形制上，唐代皇室與貴族墓葬流行使用的多邊形磚室墓，在遼代貴族墓葬中也十分常見?！斑|代墓葬形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襲了唐代風格，墓葬形制較為規(guī)范，等級明確”。甚至在墓葬壁畫中所繪主題與內容，也多源自唐代流行的題材。比如備茶圖就是在唐代已經出現的壁畫題材之一。再如遼寶山2號墓中的《蘇蕙寄錦圖》和《楊貴妃調鸚鵡圖》，已有學者研究表明其均是唐代流行的繪畫題材〔圖二十七〕。

〔圖二十七.1〕 《蘇蕙寄錦圖》 寶山遼墓2號墓壁畫

〔圖二十七.2〕 《楊貴妃調鸚鵡圖》  寶山遼墓2號墓壁畫

此外，在唐墓、遼墓以及宋墓中，都發(fā)現有家具遺存。這里面有實物遺存，也有在壁畫中繪制的相關形象。其中椅子元素極具代表性。椅子是西方傳來的家具，盛唐之后逐漸在中原推廣開來。根據學者研究，椅子在唐代首先是在河北地區(qū)的武官人群中興起并被接受的。根據已有研究與現有考古資料，北宋前期，椅子也僅在社會上層流行；至北宋晚期，才有更加豐富的遺存證明椅子在中原地區(qū)廣泛流行。

值得關注的是，從遼代墓葬壁畫與出土家具來看，椅子形象的出現時間很早，張慶宗墓（877）和寶山遼墓（923）中已有發(fā)現，寶山2號墓中的《楊貴妃調鸚鵡圖》，所繪貴婦形象就端坐在椅子上。遼墓中發(fā)現的椅子形象遠早于其在北宋墓葬中的出現時間。到了遼中晚期，椅子的實物遺存同樣豐富，且具有不同于北宋的獨特造型風格。“遼文化早期受河北唐文化影響很深”，這也是家具中椅子這一形象在遼文化體系中出現時間早于宋的原因之一。作為一種在唐代才流行起來的外來物，椅子是極具標志性的文化傳播符號。因此，椅子的傳播與使用在表現遼文化對唐文化的繼承中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在遼地建筑的木結構做法，從結構到細部均與唐代建筑相近，宋代建筑則產生了新的變化。從現存實例上即可看出“遼宋建筑存在明顯分野，遼地受唐五代匠作傳統(tǒng)影響深遠，技術更新相對緩慢，這是遼承唐制的側面反映”。

〔圖二十八〕 唐三彩海棠式盤、 遼三彩海棠式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八〕 唐三彩海棠式盤、 遼三彩海棠式盤 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八〕 唐三彩海棠式盤、 遼三彩海棠式盤 故宮博物院藏

這樣的結論不僅能在遼的政治制度、墓葬形制、家具風格、建筑做法中找到線索，在陶瓷器燒造中也有所體現。例如唐代流行的三彩器在遼代被模仿制作，并在器形以及裝飾等多方面融入了契丹風格，催生出了遼三彩這一特有的釉陶品類〔圖二十八〕。在提梁式雞冠壺、盤口穿帶瓶等器物上，也都“突出地體現了唐文化對于契丹文化的深刻影響，與早期遼墓壁畫，遼的金銀、絲織工藝等所受唐的濡染是相映成趣的”。再如，在遼耶律羽之墓中，也發(fā)現有“盈”字款白瓷，與唐代邢窯生產的“盈”字款瓷器相呼應〔圖二十九〕。此外，在以缸瓦窯、龍泉務窯等窯口為代表的部分遼代瓷窯遺址考古發(fā)現中，出土白瓷并非都是粗白瓷，其中的遼產瓷器中也不乏精細白瓷制品。學界也已公認，在以往判定為所謂定窯系白瓷的器物中，有許多都具有重新探討的余地。這也從手工業(yè)生產的角度，促使我們對遼文化的形成及其整體樣貌進行再思考。

〔圖二十九.1〕唐代白瓷提梁式雞冠壺 西安東郊出土

〔圖二十九.2〕唐代白瓷提梁式雞冠壺 西安東郊出土

〔圖二十九.3〕 雞冠壺及“盈” 字款瓷囂 耶律羽之墓出土

三 從茶事角度看遼宋關系

前述種種跡象表明，遼人、尤其是契丹貴族非常直接地繼承了唐文化，似乎也比宋人更加積極，這與遼的立朝時間原本就早于宋不無關系。而宋人茶事同樣以繼承唐、五代時期的成就為基礎，又有流變。例如飲茶方法上，盛于唐代的煎茶法在宋代也有使用。從茶葉形態(tài)上來看，北宋時期有貢茶“龍團鳳餅”，而團餅茶在唐代早已流行，陸羽《茶經》中已有詳細的制作、使用餅茶的流程。與唐代不同，宋代開始流行點茶法，但當使用餅茶時，在碾茶、羅茶等步驟也與唐代使用器具相同。

在繼承唐文化的背景下逐漸形成的遼文化，還在不斷融合與學習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并形成文化互動。“大約在遼興宗以后，遼人的中國意識也逐漸覺醒”。遼宋在共同的時空條件下，在文化上越是融合與認同，在立場上反而更加對立。值得關注的是，宋、遼之間的這種文化融合與互動、甚至立場沖突，在與茶事相關的這一小而具體的領域中都有著明確的表現。

〔圖三十.1〕帶蓋鐵茶瓶 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

〔圖三十.2〕 宣化遼墓M1后室西壁備茶圖中執(zhí)壺

文化融合與互動自不必說，僅就墓葬與壁畫中顯示的宋遼飲茶方式的一致性，已為明證。例如藍田呂氏家族墓中出土了帶蓋鐵茶瓶、鎏金刷器柄與銅茶匙等,其中有茶瓶細頸，長流的造型顯然是為點茶所用。另據發(fā)掘者檢測，鎏金刷器柄應作為點茶時的茶筅使用。在宣化遼墓中，M1后室西壁備茶圖中所繪執(zhí)壺，形制與呂氏家族墓鐵茶瓶完全一致〔圖三十〕，此外在宣化M6前室東壁、M10前室東壁備茶圖中，桌面上也清晰描繪有茶筅、茶匙等〔圖三十一〕。

〔圖三十一.1〕鎏金刷器柄  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

〔圖三十一.2〕茶匙 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

〔圖三十一.3〕宣化遼墓M6前室東壁桌面細節(jié)

〔圖三十一.4〕宣化M10前室東壁備茶圖桌面細節(jié)

如果從茶事的角度看待遼宋立場間的沖突，這個問題要從遼地茶葉的來源說起。遼茶的來源應該主要有兩個途經：一是澶淵之盟簽署后，按照協(xié)議規(guī)定每年北宋向遼提供的茶葉；二是澶淵之盟簽署前就已經存在于宋遼榷場貿易中流通的茶。《宋史》記載，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起，“始令鎮(zhèn)、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之貿易”。顯然，身處北方的遼地并不產茶，遼茶幾乎全部來源于宋。

在遼統(tǒng)治階層的政治活動中，茶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根據《遼史?禮志》中的記載，可知遼統(tǒng)治者有在政治、外交活動中有“行茶”的制度。這一制度在面對北宋使者之時，也自然保持。例如宋使見皇太后儀中，有“贊各就坐，行湯、行茶”的禮制。在宋使見皇帝儀中，同樣也有行茶之舉，“殿上酒三行，行茶、行希、行膳。酒五行，候曲終，揖廊下從人起，贊拜，稱萬歲”。

可見遼對飲茶文化與禮儀十分重視，但圍繞茶這個問題，遼與宋之間卻在立場和心態(tài)上有著近乎微妙的關系。雖然在澶淵之盟簽署后，遼宋保持著相對穩(wěn)定的關系，然而當宋使入遼，接受著遼人用宋地之茶、以本于中原之茶禮的遼人禮制規(guī)范限制時，雙方的心態(tài)博弈借由“一杯茶”逐漸上升到有關立場、地位甚至王朝正統(tǒng)的政治層面。由此，遼文化與宋文化的這種“融合與對立”，對于遼與宋都有著非凡的意義。

四 結語

遼繼承了唐文化，又與宋文化融合互動，甚至是遼宋間立場的沖突，在茶事上都有著明確的表現。這也提示我們重新審視遼代在以中原王朝為本位的史學觀中的位置。其中，朝代正統(tǒng)性是一個無法避開的問題。宋與遼南北對峙，自然也成為了自古以來正統(tǒng)性爭論的焦點之一。這一爭論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以草原為本體的遼人，其統(tǒng)治者的立場發(fā)生了由夷到華的改變。早在遼太宗時期，已略見此趨勢。會同元年（938）“六月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于兩廡”。同年十一月，“晉復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幽、薊、瀛、莫、涿、檀、順、媯、儒、新、武、云、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來獻。于是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改新州為奉圣州，武州為歸化州” 。此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勢所趨。蒙古人入關以后，隨著大一統(tǒng)格局的形成，在修遼、金、宋三史之時，修史總裁官脫脫已明確表示“三國各與正統(tǒng)，各系其年號”，此舉不僅順利完成了三史的纂修，也暫時擺脫了遼宋正統(tǒng)爭論的束縛。

正統(tǒng)問題是一個政治文化問題，然而爭論的本質仍是基于文化的認同與傳承。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據已經表明，在大的歷史進程中，始終經歷著先進文化不斷被保留與繼承，不同文化間不斷地融合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遼與宋均繼承了前代“正統(tǒng)”，彼此間又形成文化互動，并在不斷交流、融合的過程中趨同。這也為后來元明時期的統(tǒng)一、以及多元一體文化內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本文作者單位為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原文標題為《遼人茶事源流的考古學觀察》，全文原刊于《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注釋未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