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后，經(jīng)過百余年儒風的熏染，至后漢儒家思想成為士人持身處世的主導思想。他們以經(jīng)術、德行相標榜，相互砥礪，以“風謠”形式對人物、時政進行品評，形成一股生機勃勃、積極向上的士林風氣。另一方面，士人們積極入世，勇?lián)鐣懒x，雖身處草莽，但心系朝政，品覆公卿，裁量執(zhí)政，“清議”成為在野士人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風謠與清議具有對社會時政品評褒貶的同質性，在后漢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二者自然地結合起來：清議往往以風謠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風謠又以其簡捷、易傳的韻文學方式使清議在士林乃至整個社會中的影響擴大和深化，最終形成與宦官等腐朽勢力相頡頏的強大輿論、政治力量。本文擬從風謠與清議角度透視后漢士人的品格。
后漢前期的風謠依據(jù)其流行的社會層次可分為民眾風謠和士人風謠兩種類型，其共同點是以儒學的標準品世衡人，說明儒家觀念已深入社會之中，也為后期士人清議風謠被社會接納準備了條件。
后漢荊州刺史劉表聘請龐德公的故事
民眾風謠反映了底層民眾對撫民愛民、品行方正的地方官吏的敬慕與懷念。南陽太守杜詩，“性節(jié)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于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nóng)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nèi)比室殷足”。當?shù)孛癖姲阉c前漢南陽太守召信臣相比，信臣興修水利，開通溝渠數(shù)十處，深受民眾敬重，南陽流行風謠說：“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睘槊裰\福利之士，民視之如父母，受到世代傳頌。延篤為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前任京兆尹為邊鳳，前漢京兆尹有趙廣漢、張敞、王遵、王章、王駿，他們都有嘉言懿行，為官一任，留名一方，京兆尹民眾風謠說：“前有趙、張、三王，后有邊、延二君?！?/p>
士人風謠流行于士林之中，對士人進行清議品評，內(nèi)容不外經(jīng)術才學和德行操守兩個方面，才德卓異者受到士人的推重，風謠一出，名播士林。見才思進、見賢思齊，蔚然成為士林風氣。
在后漢前期，政治尚稱清明，士人專注儒學。經(jīng)術成為品評士人的重要標準，風謠中以議經(jīng)術為最著。許慎學識極為淵博，著有《說文解字》，士人甚是推崇，稱曰：“《五經(jīng)》無雙許叔重?！保ㄔS慎字叔重）賈逵也以經(jīng)學著稱，很少有問題能難住他，身材高大，風流倜儻，士人中流行說“問事不休賈長頭”，形象而風趣。楊政（字子行）善說經(jīng)書，別具一格，京師士人中說：“說經(jīng)鏘鏘楊子行。”后漢學者常聚集辯論經(jīng)書，比試才學，并規(guī)定輸者讓席于勝者。戴憑（官任侍中）學識超群，舌克五十余人，因而獨坐五十余席，京師流行說：“解經(jīng)不窮戴侍中?！秉S香自幼家貧，但刻苦向學，大器早成，風謠贊之說：“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本ぃㄗ执蟠海┩〞越?jīng)書，辯才無礙，京師士人評之曰：“《五經(jīng)》紛紛（浩博意）井大春?！?/p>
修身養(yǎng)性是儒學的根本原則，后漢士人恪守、推崇儒家的道德修養(yǎng)準則，清議德行操守的風謠比比可見。楊震（字伯起）明經(jīng)博覽，品行高潔身處官位一塵不染，兩袖清風，士人把他比之于孔子，說“關西孔子楊伯起”。召訓（字伯春）以志義聞名于世，人們頌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崩琢x被舉茂才，他自感學識、德行不如同郡陳望，于是力薦陳望自代，但刺史不允，他就披發(fā)佯狂，堅辭不應命，刺史無奈，只得將他們二人一同舉薦，州中風謠說：“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表灷?、陳的禮、義、誠、信。范冉（字史云）因反對宦官被終身禁錮，攜家眷徙居僻壤，生計極為艱難，時遇斷炊之窘境，但心靜如水，桓帝征他做萊蕪長，他以母喪不任官，風謠評之曰：“甑中生塵范史云，釜中生魚范萊蕪。”稱頌他安貧樂道、志如磐石的節(jié)操。
后漢士人注重才學與德行的修養(yǎng)，他們并非如巖穴隱逸之士孤芳自賞、潔身自好，而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基礎，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目光時刻關注著政壇的風云際會，對董宣、胡廣等當政人物的清議風謠就是動于中而行于外的產(chǎn)物。
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為洛陽令，執(zhí)法嚴明，剛直不阿。光武姊陽湖公主的蒼頭奴白日殺人，匿身于公主府內(nèi)，逍遙法外。一次，該蒼頭奴為公主駕車外出，董宣于路頭截獲捕殺。公主告到光武處，光武要治罪于他，董宣平靜地說：“陛下圣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彪S即以頭叩楹，血流滿面。光武令小黃門將他夾持住，讓他叩頭謝主，董宣不從，小黃門使勁按董宣頭，董宣兩手據(jù)地，誓不低頭，由此獲得了“強項令”的美名。他“搏擊豪強，莫不震栗，京師號為‘臥虎’”，京師流行風謠頌他說：“枹鼓不鳴董少平。”枹鼓是公堂上用于擊打鳴冤的，風謠稱頌董宣任內(nèi)無冤獄，政治清明?！岸录笔饪勺⒁庹哂卸浩湟唬咳恕皣F君輕”的觀念，無疑承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而來。董宣不向光武叩頭，并非恣意犯上，而是維護國家秩序，維護法的尊嚴。其二，士人積極入世的政治品格，從董宣“以頭叩楹”已些許感到漢末士人的慷慨悲壯了。
對清正、耿介官吏頌揚，必然對尸位素餐、蠹政誤民官吏貶黜。胡廣并無突出政治才干，但精通權術，善于官場計較應酬之道，遇事不講原則，不顧君國利益，中庸無為，但仕途平坦，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士大夫風謠貶之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保ê鷱V字伯始）文獻中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中的歷史畢竟不是一回事，后者要比前者豐富得多，流行于后漢的風謠比我們現(xiàn)在能見到的也要豐富得多。不過，從上述清議風謠可以看出后漢士人的基本品格。一方面，他們恪守孔、孟儒家的持身處世之道，崇尚經(jīng)術，修身律己，相互激勵，蔚然成風。另一方面，他們積極入世，身處草野，心系朝廷，裁量人物，品評執(zhí)政，以整飭綱紀、澄清天下為己任。如著名“黨人”陳蕃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蕃登車挽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杜密“為人沉質，少有厲俗志”等。從后漢中葉開始，外戚、宦官操縱朝綱，左右政局，胡作非為，士人的這種品格決定了奮而抗爭、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決定了他們壯偉方正而又慘酷悲壯的人生歸宿。
風謠對黑暗政治的清議自外戚、宦官干政時起就開始了。外戚、宦官擅權，控制選舉，以致群小弄政，賢士報國無門，風謠揭露說：“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以想象，類似這樣簡捷、形象、易曉批評時政的方式，對當世社會產(chǎn)生了多么深刻的影響。
順帝時，外戚梁冀一手遮天，操縱權柄，在立嗣問題上受到朝中正直之士李固、杜喬的掣肘，多次發(fā)生沖突。為剪除異己，梁冀捏造罪名將李固下獄害死，并殘暴地曝尸路邊，引起士人們的極大憤慨，士人中流行風謠說：“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敝比缦?，指李固；曲如鉤，指梁冀。是非曲直、愛恨褒貶一目了然，婦孺可曉，很容易為社會接納。
桓帝即位后，利用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橫五位宦官誅滅了不可一世的梁冀，五人同日被封為侯，世稱“五侯”，各賜錢一千三百萬。單超不久死去，四侯把持朝政，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勢焰滔天，風謠描述說：“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墜。”“左回天”指左悺力能回天，喻其權勢之大；“具獨坐”指具瑗驕橫世罕其匹；“徐臥虎”形容徐璜像臥虎一樣貪殘狠毒；“唐兩墜”指唐衡隨心所欲，為所欲為。對四侯形象的刻畫極為生動，后漢學者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記載為“左旋天，徐轉日，具獨坐，唐應聲”，與上述范曄《后漢書》的記載略有不同，說明二者各有所本，是當時流行于不同區(qū)域造成的，由此可見風謠在當世流行之廣。
漢桓帝劉志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顧炎武用《詩經(jīng)》中的兩句詩描述后漢士人狀況是再貼切不過的了。漢末是風雨如晦的時代，外戚、宦官兩股勢力交替掌權，頻繁地廢立皇帝，以致后漢諸帝大都不及中年就夭折。他們敗壞朝綱，逞其私欲，草菅人命，誤國害民，這就使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忍無可忍了，范曄在《后漢書·黨錮列傳》序中描述這種情形說：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蕩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
隨著政治腐朽程度的加劇，士人對政治關切的程度愈益強烈，風謠式清議直接充當了與外戚、宦官斗爭的工具，所謂“名行善惡，托以謠言”，“謠言”即風謠。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后的時代里，風謠無疑是大眾信息傳播行之有效的方式，它一經(jīng)產(chǎn)生迅即流布天下，左右著整個社會的輿論方向?！帮L謠”在輿論的壯大及“黨人”的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桓帝將其師傅甘陵（今山東臨清）人周福（字仲進）擢為尚書，此人并無政治才能，而同郡素負盛名的房植（字伯武）無緣仕進，于是郡中士人流行風謠說：“天下規(guī)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庇行┱撜哒J為這則風謠系房、周兩家門客相互攻訐之語，顯然失之偏頗，就事件及風謠內(nèi)容看，其中是非曲直皎然，無疑是士人對桓帝用人不公的譏諷品評。范曄說“黨人之議，自顧炎武更痛切地感到：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史家稱為“黨議”。陳蕃、范滂、李膺等一批士林精英在黨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是時太學生三萬余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zhí)政，下議卿士。”士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政治意識空前高漲。
汝南太守宗資任用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任岑晊，范、岑皆為黨人領袖，士人對宗、陳兩位太守的知人善任交口稱贊，風謠說：“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弘農(nóng)成（成瑨）但坐嘯?！碧珜W中流行說：“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暴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暢）。
正因為士人“雞鳴不已”的品格，政治處于士人的監(jiān)視之中，社會中形成以士人為中堅的對抗宦官、外戚腐朽勢力的強大社會政治力量，接踵而來的便是宦官、外戚對士人的兩次迫害和鎮(zhèn)壓。陳蕃被害之后，宦官還不肯罷休，要斬草除根，搜求陳蕃之子。時為铚（今安徽宿縣西南）令的朱震（字伯厚）舍官為其收尸，并匿藏其子，宦官得知后將朱震收捕下獄，嚴刑迫令他交人，朱震誓死不吐一言，風謠贊他說：“車如雞棲馬如狗，嫉惡如風朱伯厚?！币庵^官僚如雞窩和狗一樣多，頌揚朱震嫉惡如仇、毀身仗義的節(jié)操。
兩次黨錮之禍特別是第二次黨禁，死者百余人，受牽連而死、徙、廢、禁者達六七百人，作為社會中堅的士人被摧殘殆盡，風謠式清議當然不復存在，后漢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了。
風謠式清議是后漢士人勇?lián)鐣懒x、主天下之沉浮的體現(xiàn)，士人們指點江山社稷，以天下自任，慷慨赴難，其壯偉方正的人生足為后世楷模。自順帝至漢亡百余年間政治混亂，但大一統(tǒng)王朝危而不亡、傾而未顛，士人的砥柱中流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誠如范曄所說：
漢世亂而未亡，百余年間，數(shù)公之力也。
在朝者以正義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而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正是后漢士人前赴后繼、成仁取義的可貴品格。
但是另一方面，后漢末的歷史教訓也是極其深刻的，士人們赤心報國得到的回報卻是殘酷的迫害、鎮(zhèn)壓，兩次黨禁對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響，忠而見疑、忠而被棄是對士人心理的極大傷害，從此他們開始疏離政治，走入自我，走向玄學，風謠式“清議”轉入玄妙高遠的“清談”，內(nèi)容由標榜名節(jié)、品評時政轉入形而上的玄學命題，這對中古社會不能不產(chǎn)生影響，晉學者傅玄說：
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fā)于今。
顧炎武更痛切地感到：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于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魏晉南北朝幾百年政治分崩離析的狀態(tài)固然有諸多原因，士人以自我為中心，無關時務，政失準的，士無特操，隨遇而安，縱欲享樂，語虛談玄，一句話，士人品格的變化無疑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當我們今天高談魏晉人的主體性發(fā)現(xiàn)的時候，不能不想到歷史為瀟灑的“魏晉風度”而付出的沉重代價。宋代理學興起，以復興孔、孟儒學為要務，故又稱“新儒學”，于是才有宋抗金派的“壯懷激烈”，才有文天祥《正氣歌》，才有明末東林黨人的“事事關心”，才有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才有近代志士仁人的“橫刀向天笑”。世之論理學者多矣，其救玄學之失、復興孔孟儒學、綱維人倫、收拾人心，一句話，重塑世人品格之功不可不察也。
（本文選摘自《前四史解讀》，王保頂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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