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日本政治與暴力的百年史

“暴力”一題長期以來與政治密切相關。盡管政治家和政治哲學家常呼吁建立善政以預防暴力，但各國政府似乎仍在某種程度上掌握著對暴力手段的應用。多數(shù)執(zhí)政者普遍使用這些手段，以維護其所定義的公共秩序。然而，暴力議題在政治領域中常?；\罩在模糊不清之中。盡管暴力在某些政治運動中是一個經(jīng)常被研究和討論的現(xiàn)象，但暴力本身往往未受到深入審視與探討。

《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的作者是威廉姆斯學院歷史學教授英子?丸子?施奈華（Eiko Maruko Sinawer），其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亞洲問題，這本書是她的首部著作，聚焦于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此后她出版了有關日本社會文化史的相關作品。

《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

在一次訪談中，她提到在撰寫《流氓、極道與國家主義者：近代日本的暴力政治（1806—1960）》時，深切感受到在繁雜的歷史資料中尋找有用素材的難度。然而，她在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中的一天卻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份記錄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流氓被雇傭毆打政客，以及與毆打部位（臉部、手腳或軀干）相關報酬的文件。這份資料的詳盡記錄出乎她的意料，讓她體會到研究人類歷史的價值。她強調歷史在每一刻都在發(fā)生，并指出這一觀念在書稿創(chuàng)作過程中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施奈華教授指出，暴力這一元素始終貫穿于整個日本近代政治史當中，甚至可以說近代日本國家的形成本身就伴隨著暴力的元素。因此，這本書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將暴力置于日本政治史的核心，聚焦日本近代史中活躍于政治場域的各類暴力專家或職業(yè)暴力者（志士、博徒、壯士、大陸浪人、院外團等），探究其對日本政治歷史演進的影響。這種切入角度也向讀者傳達了一個觀點：日本政治往往比我們先前理解的更具危險性和暴力性。

一、暴力中誕生的近代日本國家

在描述日本近代國家時，作者使用了“暴力中誕生的近代國家”這一表述。在幕末時期，反對德川幕府的勢力被稱為“勤王派”或“志士”，如長州藩的吉田松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采取了暴力手段，暗殺外國人和被稱為“賣國賊”的本國人，以表達排外情緒和反對不平等條約的情緒。這些暴力行為逐漸被視為“愛國行為”，影響了后來的政治刺殺活動。最終，志士還是受到了圍剿，殘存的志士不是退出政治舞臺，就是加入了推翻德川幕府的軍隊當中。而日本歷史上也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shù)闹匾渭以獾酱虤?，例如，原敬參加政友會近畿大會來到東京火車站，在通過檢票口時被車站職工中岡艮一用匕首當場刺死，日本第27任首相濱口雄幸于1931年遭到暗殺，以及在“五一五事件”中被刺殺的犬養(yǎng)毅等等。特別是此類政治刺殺活動往往與刺殺者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訴求有關，在法院裁判中總能獲得一定的“從寬處理”，刺殺原敬的中岡被東京地方裁判所最終判處其無期徒刑，經(jīng)過三次減刑后，于1934年即保釋出獄。再例如，“五一五事件”中刺殺犬養(yǎng)毅的十一名兇手利用法庭作為宣傳舞臺，宣揚他們對天皇的赤誠與忠心，激起大眾更多的同情心后，最終以輕微的刑罰被處理，數(shù)年以后，全員獲得赦釋。

日本政友會總裁犬養(yǎng)毅在黨員大會上發(fā)表講話

這些早期的暴力行為為后來的政治暴力埋下伏筆。雖然與法律的漏洞以及全球民族主義興起不無關系，但早期的暴力不僅為政治刺殺的法律處理提供了范例，還在法律體系中引發(fā)了對政治暴力的考量。志士雖然在明治維新之前逐漸式微，但為反抗者的行動提供了先例，并為后來的政治暴力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另外的群體則是博徒，他們是以賭博為業(yè)之人，或稱“賭徒”。他們是德川幕府時代形成了一股有組織的武裝力量，博徒內(nèi)部有明確的階級劃分，有著團結一致的行事風格，他們的歷史隨著賭博業(yè)的興衰而起伏。幕府勢力衰退的幕末時期，志士與博徒無不涉足政治。然而，與志士不同的是，博徒并非出于對國家社稷的關心，或是對西方勢力鯨吞蠶食的恐懼，而是因為他們是地方上以暴力聞名的人，所以注定被卷入政治當中。他們被幕府勢力縱容，參與幫助幕府勢力實施暴力鎮(zhèn)壓的工作，一方面有一批博徒群體積極參與倒幕運動，并受到藩主的征召，參與了舊德川幕府頑固勢力與明治勤王派之間的一連串戰(zhàn)役，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的傷亡。

隨著1868年1月新登基的明治天皇宣布廢除舊的幕藩體制，最后一位德川將軍也在4月宣告投降，德川幕府的覆滅則被許多歷史學家稱為和平的政權交接。作者認為，1868年的明治維新不如法國大革命般血雨腥風，但我們不應忽視戊辰戰(zhàn)爭，這場德川政權的擁躉與明治天皇勢力間持續(xù)了一場直至1869年6月底的內(nèi)戰(zhàn)，而該內(nèi)戰(zhàn)奪去了數(shù)以萬計的生命。諷刺的是，隨著明治時代的大幕拉開，先前加入明治政府一方戰(zhàn)斗的博徒們不再受西化政府的青睞，此時的新政府正計劃透過現(xiàn)代化軍事和警力強化自身的武裝力量，而不是與這些非法之徒結盟。當博徒再次活躍于政治舞臺時，就已經(jīng)站在了明治政府的對立面，因為他們在19世紀80年代時參與甚至領導了自由民權運動里最暴力的那一部分。

我們不應該出于對明治維新進步性的認可，就否認明治政府的建立實際也是一場暴力四起的劇變。明治維新之后有明治政府官修的史書秉承著“王政復古史觀”問世，這種以天皇的正統(tǒng)性和絕對性作為價值判斷標準來解釋維新歷史的歷史觀點也成為1945年以前除唯物主義史觀學者外的最大前提。這種歷史觀念給日本人一種“明治政府=進步”“幕府勢力=落后的”的印象，這種印象也在小說、電視劇、電影之類的文藝作品的推波助瀾下灌輸給了日本民眾。所以本書從暴力的角度批判性地審視了明治維新的歷史，給讀者一個全新的視角重新認識這段歷史以及歷史中出現(xiàn)的人物，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二、暴力與民主的糾葛

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頒布了《明治憲法》作為其第一部近代憲法，標志著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進一步突破，也推動了法律近代化進程。然而，《明治憲法》存在漏洞，對公民權利的規(guī)定有限且可被剝奪，其制定過程受到政治精英的操控，對于投票權的限制等都是政治元老操弄的結果。這導致許多人被排除在政治中心，他們要么消失在政治舞臺，要么選擇采取暴力行動。暴力仿佛讓這群被政治邊緣化的人群產(chǎn)生了路徑依賴，因為依以往經(jīng)驗，暴力是最便捷且有效的。

19世紀的一所日本擊劍學校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xiàn)了“壯士”一詞，最早指的是參與政治的年輕人，他們自認使命是擴大人民權利。他們一定程度上和幕末那一群人很相似，持續(xù)被壓抑的政治參與也助長了壯士的暴力行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均存在限制，這意味著政治人物的整體人數(shù)雖然較過去增多，但絕對數(shù)量還是少的。此處，就有壯士發(fā)揮其影響力的余地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限制反而創(chuàng)造了一批希望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但被排除在正式政治之外的年輕人。那些政治能量來源有限的青年可能會被誘導成為壯士，通過暴力表達他們在投票箱中無法表達的東西。這種暴力不僅在1880年代初就已出現(xiàn)，甚至在1889年明治憲法頒布后仍持續(xù)存在。學生加入其中，仿佛成為當時的潮流。壯士不僅逐漸成長為優(yōu)秀的暴力專家，人數(shù)還在不斷增加。諷刺的是，正是不斷擴大的政治參與者人數(shù)持續(xù)助長了暴力行為的興盛。隨著議會政治的到來，有越來越多人需要，也促使著壯士提供服務。

壯士滲透進政治的原因目前有多種解釋。其中一種思維是，肢體暴力是政治游說的有效工具；確實，由于議會政府中的參與者（目標）人數(shù)相對較少，暴力便極具影響力。這種情況衍生了一種保護需求，而且也創(chuàng)造了一項事實：一旦壯士成為政治角力中不可或缺的一環(huán)，刻意回避他們反而危險，甚至不利。如此形成的政治暴力文化，使得肢體暴力被廣泛接受為普遍行為，又因缺乏系統(tǒng)性的問責機制，這樣的文化便被延續(xù)了下來。此外，由于全國僅1％的人能在投票所表達他們的聲音，政客根本不必向廣大民眾解釋他們的行為。即使選民基礎擴大，人們也不清楚要如何利用選票抗議這種全面展現(xiàn)的政治行為。

面對這種局面，政治元老決定以國家暴力回擊壯士，然而這種做法無疑是雪上加霜，反而助長了日本當時的政治混亂，使暴力在政治中成為常態(tài)。作者將19世紀80、90年代日本政治體制與文化最恰當?shù)孛枋鰹椤氨┝γ裰鳎╲iolent democracy）”，即暴力與民主在不穩(wěn)定且時而矛盾的關系中共存。據(jù)作者所言，日本近代史的大部分時期，暴力與民主一直以不安、復雜、緊張的關系相互交織。就像其他地方一樣，日本也將暴力和民主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相互滲透，相互威脅，卻又無法完全摧毀彼此。暴力并未徹底摧毀民主政治，而民主也不能完全消除暴力，甚至可能助長暴力。

此外，這種被抑制的政治參與渴望還表現(xiàn)為另一種形式，即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擴張的前鋒。這群人被稱為“大陸浪人”。例如清末時期的頭山滿、內(nèi)田良平，他們對日本國內(nèi)政局不滿，然而由于社會地位較低，無法在日本國內(nèi)實現(xiàn)其政治抱負，于是紛紛前往中國謀求發(fā)展。他們的目標是成為日本對外政策的開拓者，獲得政府和財閥的支持，同時也為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奠定基礎。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后，許多日本的大陸浪人期望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強化對中國的影響力，在貿(mào)易、文化和政治各個層面實現(xiàn)這一明顯目標。

當時著名的東亞同文會渴望介入中國內(nèi)政，而黑龍會則更直接地追求將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辛亥革命前后，中國陷入動蕩，日本政府在對待中國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日本政府需要在其對華策略中涌現(xiàn)各種不同的角色。大陸浪人和一些民間團體充當了這些角色，他們有的支持改良派和革命黨，有的支持清政府，隨后又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保持聯(lián)系，之后又支持袁世凱和張勛。無論未來哪一派掌權，他們都能為實現(xiàn)日本的侵華野心提供便利。這種多面手的活動方式是西方列強當時所無法做到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大陸浪人最初對明治政府的敵意逐漸消退，因為他們已成為擴張主義急速增長的紐帶，將自己的暴力與國家的暴力融為一體，以戰(zhàn)爭和帝國的名義。

三、暴力的蔓延與收斂

如前所述，長期以來，政黨的政治家與暴力專家合作，甚至有些暴力專家被納入組織中，這可能使政治家更容易接受與軍人共同治理的情況。嵌入政治結構中的暴力也引發(fā)了人們對政黨是否能夠維持秩序的疑慮。來自日本暴力民主的擔憂在于，類似國粹會和正義團等法西斯團體的存在加劇了現(xiàn)有的政治暴力文化。他們強化了對使用暴力的接受和認同，甚至將暴力美化為愛國行為。在30年代，掌握日本政治領導地位的軍政府已經(jīng)不再需要壯士，因為這種異質政治需要非國家暴力專家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相反，他們由正規(guī)的國家武力，如警察和軍人，取而代之。隨著活躍的政治爭斗被撲滅，民主與暴力的緊張關系被削弱，暴力專家的戰(zhàn)略被國家采納，暴力表現(xiàn)出最為系統(tǒng)、支配和強有力的一面。

進入20世紀60年代，隨著民眾反對戰(zhàn)爭情緒的高漲，原本在二戰(zhàn)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極右翼團體開始衰落。由于民眾對肢體暴力的難以容忍以及警方更大規(guī)模的打壓，暴力逐漸退至政治非正常手段，并逐步淪為地下活動。然而，這種轉變是逐漸而來的，暴力并沒有突然停止。極右翼團體的極端暴力受到警方的壓制，其他政治團體自然不愿涉及其中。大眾對民主理念的高舉已不再是戰(zhàn)前帝國主義那種民主，而是更為真實的、不伴隨侵略性帝國主義的民主。于是保守派發(fā)現(xiàn)，金錢這種持久的政治動力通常比暴力更加有力，而且更加低調。

當?shù)貢r間1960年7月14日，日本卸任首相岸信介參加自民黨慶祝池田勇人當選的招待會上，在餐廳被右翼分子荒牧退助刺傷。刺殺未遂后，日本首相岸信介被送往醫(yī)院。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日本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暴力的民主國家。即使進入20世紀60年代，暴力仍然是民眾抗議和工人斗爭的焦點之一，即使極道退出政治舞臺。甚至到了70年代，那些感覺被排除在政治體制之外的人也轉向使用恐怖主義的暴力和暗殺，以此來傳播他們的觀點、表達失望，并展示他們是政治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暴力是民主的障礙。雖然缺乏民主確實會導致暴力的蔓延，但在日本的情境下，這種觀點存在著一些矛盾。例如，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博徒成為了推動民主改革的基層力量，而壯士則被整合到民主政治體系中。類似日本國粹會和日本正義團等組織試圖確保日本在資本和工業(yè)方面的權益，盡管在某種程度上為當時的日本帶來了短暫的好處，但實際上，他們的政治暴力與近代國家的建立、議會與憲政民主、國家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等方面緊密相連。因此，作者認為，民主并沒有消除暴力，反而可能助長了暴力的存在。

迄今為止，對暴力的探討從未停止，作者也表達了對國家暴力機構的研究興趣。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蒂利多次強調，專門維護和平的專家能夠在暴力與非暴力之間快速切換，實際上，維護和平的專家也具備暴力專家的能力。作者也認為，無論是非國家暴力機構還是國家暴力機構，所有民主國家都必須直面涉及國家權力機構（如軍隊和警察）的問題。這包括判斷國家暴力何時是公正和合理的，討論其使用的限度和超越情況，以及審慎地考慮國家企圖通過法律手段來合法化武力擴張的問題。國家暴力專家和非國家暴力專家一樣，最終必須受到人民的監(jiān)督和規(guī)范。他們的行為必須受到透明度、法治和社會價值觀的制約。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確保國家的武力權力不被濫用、不侵犯人權，是至關重要的。這需要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持續(xù)對話，以確保國家暴力的行使是在合法和道德的框架內(nèi)進行的，以維護公平、正義和社會秩序。

總之，本書以全新的視角探索了日本近代政治史，通過對政治領域中的暴力專家和職業(yè)暴力者的深入研究，還原了糾纏不清的暴力與民主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中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