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ex, A History of the: A Bookish Adventure from Medieval Manuscripts to the Digital Age, by Dennis Duncan, W. W. Norton & Company，F(xiàn)ebruary 2022, 344pp；丹尼斯·鄧肯《索引的歷史：從中世紀手稿到數(shù)字時代的書香之旅》
在費城有一位很霸氣地名為沃爾多·愛默生·納爾遜（Waldo Emerson Nelson）的雄心勃勃的兒科醫(yī)生，他在1941年成了美國最為知名的兒科教科書的主編。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本大部頭教科書及其后續(xù)版本的編撰工作推動了他的事業(yè)發(fā)展，耗費了他的周末，也嚴重地影響了他的家庭生活。每隔幾年，當新版準備付梓時，他都會動員全家人為他編制索引。他會通讀大約一千五百頁的校樣，念出要列出的單詞和概念，而他的妻子瑪吉和三個孩子——簡、安和比爾——則在索引卡片上寫下成千上萬的條目及其相應的頁碼。
雖然納爾遜是一位出色的醫(yī)生，但即使是最欣賞他的同事，也會震驚于他“樸素而嚴厲”的外表、“粗糲的表情”和“花崗巖般的是非信念”。他曾自豪地回憶自己對待年輕醫(yī)生的態(tài)度：“我每次與實習醫(yī)生談話時，他們都不知是該笑還是該哭。我就喜歡這樣?！币虼水斔侨齻€親生的童工抱怨繁瑣的索引工作時，他引用1950年版《納爾遜兒科教科書》開篇獻詞作為回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認識到兒童和成人一樣，在必須完成的任務的刺激和責任下才會成長，
故此我們鳴謝
本書通過向
簡、安和比爾
提供如此寶貴機會而為他們帶來的裨益，以及集體活動給家庭生活帶來的滿足感
我們?nèi)缃窭硭斎坏卣J為，無論編撰工作如何繁瑣，任何類型的學術書籍都應該編制索引。這項工具是如此寶貴，對我們思考和使用信息的方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多卷本的學術著作中，常常見到索引本身構(gòu)成了一整本書。然而這種檢索輔助工具的概念，在古典時代還不為人所知。對西塞羅來說，“索引”指的是貼在卷軸上標明內(nèi)容的標簽，就像書架上現(xiàn)代書籍印著書名的書脊或防塵套。丹尼斯·鄧肯（Dennis Duncan）在《索引的歷史》（Index, A History of the）中巧妙而生動地指出，如今我們所知的索引形式的興起源于許多相互關聯(lián)發(fā)展的故事，每個故事都有其自身的偶然性和歷史進程：手抄本取代卷軸、字母排序的勝利、新的教學方法和學習流派的興起、印刷術的發(fā)明、頁碼的采用以及閱讀本身不斷變化的特性。
以按字母排序為例。輔音字母表早在公元前二千年就已出現(xiàn)，但按照字母順序排序的最早應用實例卻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紀左右?，F(xiàn)已失傳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一百二十卷目錄中將部分作者按字母順序排列。其他的應用記錄包括魚販的價目表、納稅人記錄、以及劇作家的紀念碑（有一尊留存至今的歐里庇得斯大理石雕像，其背景板上按照字母從A到Ω的順序列出了他的劇作），古希臘人對字母順序的喜愛可見一斑。
之后的羅馬人在很大程度上蔑視按字母順序排序的原則，認為其武斷而不合邏輯，整個中世紀的歐洲人也是如此。盡管關于單詞的書籍，例如詞典、語法書和詞匯書等仍然采用這項原則，但并未得到廣泛的理解。當羅伯特·考德里（Robert Cawdrey）的《字母表》作為第一本印刷的英語詞典于1604年問世時，編者就必須在開頭向讀者解釋，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字母表，即字母的排列順序……以及每個字母的位置：如(b)在開頭，(n)在中間，(t)在結(jié)尾?，F(xiàn)在，如果你想找的詞以(a)開頭，那就在這張表的開頭找，但如果以(v)開頭，那就朝結(jié)尾找。同理，如果你的詞以（ca）開頭，請看字母（c）部分的開頭，如果是（cu），請看這個字母部分的結(jié)尾。
在英語中，“索引”一詞直到近代才有了現(xiàn)在的含義。考德里的詞典中并沒有這個條目，而約翰生（Samuel Johnson）1755 年的那本《英語詞典》將其定義為“一本書的內(nèi)容列表”。幾個世紀以來，“列表”“登記冊”和“課題”等詞被交替用于指代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索引和目錄頁：一直到最近的兩百多年里，它們才逐漸被視為本質(zhì)上不同的兩種形式。（與此相關，在英語國家通常將索引放在書籍最后，而目錄頁放在前面的實踐，似乎也是在兩者得以區(qū)分的類似過程中，于時間上相對較近的一部分。）不過，撇開名稱不談，以字母順序編撰索引作為一種文本技術，其歷史要悠久得多。
索引有兩種基本類型，在現(xiàn)代書籍中通常合并為同一列表。一種羅列詞匯，另一種是概念。前者被稱為詞匯表，后者是主題索引。前者是一種字面意義上的具體條目列表，您可以在電腦上對文本中的任何單詞或短語使用CTRL+F來生成；后者則是更主觀、更人性化的嘗試，旨在捕捉作品的含義和共鳴?？梢岳斫獾氖?，鄧肯主要關注的是后一種類型的演變——盡管由于基于詞匯的在線搜索引擎的發(fā)展壯大，我們?nèi)缃裆钤谝粋€詞匯表的黃金時代。但他認為，這兩種形式需要放在一起處理，因為它們是在同一時間相同地點被發(fā)明的——1230年前后的歐洲西北部。
事實上，索引是人們在十三世紀構(gòu)建的一整套組織和閱讀工具的一部分。（其他工具還包括將《圣經(jīng)》劃分為標準章節(jié)和“經(jīng)文匯編”，一種為傳教士創(chuàng)造的新型搜索輔助工具，將關于同一主題的《圣經(jīng)》摘錄集中在一起。）這一時期社會上出現(xiàn)了兩項新興發(fā)展，對組織信息以快速查取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這兩項發(fā)展分別是歐洲第一批大學的成立，與新修會的興起，這些修會強調(diào)傳講上帝語錄。在牛津，學者兼教士羅伯特·格羅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據(jù)說因其巨人般的腦袋而得名）編制了一個龐大的主題索引，囊括了當時世界上所有的知識，以幫助他和他的學生瀏覽。他的《索引》（現(xiàn)僅存片段）涵蓋了整部《圣經(jīng)》、各位教會神父的著作、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等古典時代作家的作品，以及包括阿維森納和阿布·哈米德·加札利（al-Ghazālī）在內(nèi)的伊斯蘭名家的著作。
與此同時，在巴黎，多明我會教士圣歇爾的休（他在不久后將會成為第一個戴著老花鏡入畫的人）主編了一部更加龐大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單詞索引。這是《圣經(jīng)》的第一部經(jīng)文匯編，列出了一萬多個關鍵詞及其所在位置，從感嘆詞“啊、啊、啊”（現(xiàn)在通行版本通常只保留“啊！”）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紀的猶太省長“所羅巴伯”。
很快，中世紀的讀者開始為自己擁有的書卷制作索引。印刷術的發(fā)明帶來了進一步的改進。此前在個別手稿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頁碼編號，但印刷書籍的統(tǒng)一性賦予了頁碼另一種用途，即在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中標注同一位置。這種想法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流行起來。第一個印刷頁碼直到1470 年才問世；即使到了 1500 年，也只有少數(shù)書籍采用了這種做法。相反，早期印刷的索引所指向的是文本位置或頁面底部的標記（“Aa”“b2”等），印刷廠和裝訂者用這些標記來保持成品頁面的正確順序。但到十六世紀，頁碼的使用得到了推廣，同時學術著作的索引也越來越復雜。
早在 1532 年，伊拉斯謨就以索引的形式出版了整本書，因為他打趣說，如今“很多人只讀索引”。幾年后，他的同事康拉德·格斯納（Conrad Gessner）——當時最偉大的索引編撰者之一——大肆贊美這種新的搜索工具如何改變了學術研究：
它為學者們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僅次于活字印刷術這一真正神圣的發(fā)明……在我看來，人生短暫，無論對于從事何種研究的人來說，書籍索引都是絕對必要的。
與閱讀和學習習慣從古至今被廣泛認知的每一次變革（文字的發(fā)明、互聯(lián)網(wǎng)搜索引擎的推出、ChatGPT的誕生）一樣，索引的傳播也與人們的焦慮相伴，擔心浮躁、膚淺的信息獲取方式正在取代“正確的”閱讀和理解習慣。十六世紀的伽利略就曾抱怨說，科學家在尋求“自然效應的知識時，并未親身去接觸船舶、弓弩或大炮，而是退到書房里，翻閱索引或目錄”。喬納森·斯威夫特在 1704 年調(diào)侃道，“通過瀏覽索引來假裝理解一本書，就好像一個只看到了花園角落里的廁所的旅行者要去描述一座宮殿那樣”。然而，正如鄧肯明智地指出的那樣，我們獲取知識的習慣一直在變化，而且這是有積極意義的。社會和技術的每一次變革都會影響我們的閱讀方式——而且我們的閱讀方式也千差萬別。推特、小說、短信、報紙：每一種都需要不同的關注。年齡越大，我們對自己熟悉的閱讀方式就更加投入，而對那些似乎有可能顛覆這些閱讀方式的技術就更加疑心重重。
十八世紀出現(xiàn)了大量新奇的索引形式，包括搞笑之作和實驗創(chuàng)作，《索引的歷史》對此類編目頗有興趣。在某一段歷史時期，索引似乎可能成為幾近所有寫作體裁的一部分，包括史詩、戲劇和小說；包含索引已成為一種文學地位的象征，是作品聲名顯赫或書籍制作豪華的標志。亞歷山大·蒲柏翻譯的篇幅浩繁、暢銷不衰的《伊利亞特》為他賺取了一大筆財富，其中包括幾張宏大、詳盡、復雜的表格和索引（其中一張列出了荷馬作品中從“焦慮”到“溫柔”的各種情緒）。
1750 年代，塞繆爾·理查森為他的小說巨著《克拉麗莎》編制了長達八十五頁的索引（還包括索引本身的索引）。這其實并不是正文的參考資料，而更像是對這本分為七卷、數(shù)百萬字的鴻篇巨著中所包含的道德訓誡的總結(jié)。他將其稱為“情感列表”或（全稱）“《克拉麗莎》創(chuàng)作歷程中所包含的道德和教誨性情感、告誡、警句、思考和觀察的合集，據(jù)推測具有廣泛效用，并在適當?shù)臉祟}下進行了摘錄”，甚至想過是否要將其作為一部作品單獨出版。印刷起家的理查森雖然對編制“抽象”索引情有獨鐘（他后來還為自己的三部小說編制了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統(tǒng)一索引），事實證明這終究是文學發(fā)展道路上的一個夭折的分支。畢竟，與思想和情感相比，名字和事實更容易檢索。
與這個夭折的分支相對照的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紀，虛構(gòu)文學作品與非虛構(gòu)作品的體裁日益分化。非虛構(gòu)作品的索引編撰也更加活躍，給人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雅克·保羅·米涅（Jacques Paul Migne）在1850年代編撰不朽的《教父著作全集》（二百一十七卷）的同時，同樣龐大的四卷本索引也一同問世。五十余人用了十年時間來編撰這套高達二百三十一個分部的索引，按作者、主題、書名、日期、國家、等級（教皇排在紅衣主教之前、紅衣主教排在大主教之前，如此等等）、體裁以及其他數(shù)百個分類——包括天堂和地獄的單獨索引。
在二十世紀末，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工作者聯(lián)合起來，編撰了一部包含所有現(xiàn)存最重要書籍和知識的國際通用索引——與此同時，還有第一部規(guī)模較小但仍非同尋常的全球期刊出版物索引。另一方面，在現(xiàn)代小說中，索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為一種文學構(gòu)想出現(xiàn)：對體裁、虛構(gòu)性和事實性的玩味。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和J. G. 巴拉德都曾以索引形式創(chuàng)作過小說（在這兩部小說中，Z結(jié)尾的最后一個條目揭示了情節(jié)的最終轉(zhuǎn)折）。
在索引這一多樣化領域中，鄧肯堪稱是一位全面而極具啟發(fā)性的領路人，但他筆下的人物仍以男性居多。他指出了自1890年代以來，隨著秘書事務所的出現(xiàn)，索引編撰者逐漸由女性主導，如今這個領域的絕大多數(shù)從業(yè)者都是女性——包括他自己這本書中精美索引的編者寶拉·克拉克·貝恩。遺憾的是，他并沒有對這一點進一步深究。那個時代無數(shù)書籍的序言都能夠深入地引發(fā)人們對二十世紀學術索引編制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性別化、父權(quán)制、等級制勞動的反思。
1983 年，羅伯特·萊瑟姆（Robert Latham）在完成編輯意義重大的十一卷《塞繆爾·佩皮斯日記》后，編撰了一份通常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優(yōu)秀的英文索引。十三年前這套叢書的第一卷問世時羅伯特遭遇了家庭不幸：就在書即將付梓之時，與羅伯特相伴三十年的妻子艾琳突然去世。滿懷痛苦的編輯在鳴謝部分的末尾以上世紀中葉男性學者的標準措辭寫道：“已故的羅伯特·萊瑟姆夫人閱讀了許多校樣，除此之外，她也給予了無法衡量的幫助?！?/p>
等到他要為全書索引卷撰寫鳴謝時，萊瑟姆已經(jīng)再次幸福地開始了婚姻生活，性別運動甚至也已席卷劍橋。他此時的言論讓人聯(lián)想到一個更加輕松、不那么明顯的沙文主義世界，同時也為家庭式編撰索引工作的實踐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
我的妻子林內(nèi)特也參與了本索引的編撰過程。我制定基本計劃，但她參與了編制的每一個過程。她大聲讀出日記全文，我同時記下注解——我們一邊讀一邊討論，到底用什么詞匯來引出各組參考資料最為合適，這樣就把本來可能是件苦差事的工作變成了紙上游戲。她在后期階段對細節(jié)進行了無數(shù)次核查，并從文本中核對了排印稿中的每處參考資料。
作為萊瑟姆家的共同事業(yè)，他的妻子精力充沛，組織能力強，而且文筆風趣。他曾向索引編纂者協(xié)會詳細介紹：
實際上，這項工作常常讓人捧腹大笑，成為一種游戲而非職務。事實上，索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文字游戲，為一系列相關主題的綜合標題或口頭說法尋找合適的代表詞匯；萊瑟姆夫人在文字游戲方面頗有專長，許多解決方案都歸功于此。
在這個時代，并非每次這樣的基于婚姻的合作都如此和諧。1970年代中葉，美國標準產(chǎn)科教科書的新任主編杰克·普里查德（Jack Pritchard）請妻子西格妮幫他編索引。他們已經(jīng)結(jié)婚三十年了。她是一名護士、母親、女權(quán)主義者，不久前她把自己的頭銜改成了“Ms.”；他的教科書中充斥著對女性及其身體的種種男權(quán)態(tài)度顯然激怒了她。在索引完稿后，讀者可以發(fā)現(xiàn)她列入了“沙文主義，男性，數(shù)量不等，1-923頁”（也就是書的每一頁）。在四年后的更新版中，她把這個條目改為“沙文主義，男性，數(shù)量巨大，1-1102頁”，她還附加了一句對此工作的整體評判：“很難說這是用愛發(fā)電，1-1102頁?！?/p>
也許她聽說過《納爾遜兒科教科書》。在第六版問世幾個月后，安·納爾遜考上了大學。她在1954年畢業(yè)后，與一位有抱負的律師理查德·E.貝爾曼（Richard E. Behrman）成婚。據(jù)他后來回憶，在同意結(jié)婚之前，“安讓他保證，如果要寫教科書，永遠不會叫她來打下手”。但沒過幾年，在第七版教科書即將完稿時，她專橫的父親再次要求安（此時已經(jīng)是“理查德·E.貝爾曼夫人”了）和姐姐弟弟一起幫他編索引。她屈服了——但報復性地夾帶了私貨。在“毫無價值”（Birds, for the）條目下，她列了整本書，從第1頁到1413 頁。
永遠不要和索引編者作對。
（本文英文原文刊于2023年6月23日《紐約書評》，獲作者授權(quán)翻譯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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