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地理信息再現(xiàn)

劉滌宇王坤 2023-10-06 來源：

本文原刊于《文津?qū)W志》第17輯（2021年12月），原題為《格隆龍住刻地理信息再現(xiàn)方式研究》

本文原刊于《文津?qū)W志》第17輯（2021年12月），原題為《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地理信息再現(xiàn)方式研究》。

一、輿圖再現(xiàn)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

輿圖是中國古代以傳達和展示地理信息為目的制作的一類圖檔，其中山川名勝輿圖以名山大川、風景勝地等基于自然環(huán)境的人文景觀為表現(xiàn)對象。而厘清包括山川名勝輿圖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輿圖如何以圖像載體再現(xiàn)地理信息，是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之一。以往多基于科學技術史方法探討輿圖的“科學性”，且傾向于參照現(xiàn)代地圖標準考察其再現(xiàn)方式的客觀精準程度，甚至以之作為評價輿圖價值的核心標準[1]。近期已有學者對這種研究思路提出質(zhì)疑，并以輿地圖和城圖為例，試圖重新論證輿圖的繪制思路[2]。

筆者認為，理解包括山川名勝輿圖在內(nèi)的中國傳統(tǒng)輿圖的再現(xiàn)方式，需要在厘清其所依據(jù)的定位框架模式基礎上，考察其對地理信息的篩選和組織方式。

輿圖要實現(xiàn)其傳達和展示地理信息的功能，就必須基于輿圖生產(chǎn)者[3]和接受者共同認可的一套圖式共識確定的定位框架模式繪制。一張輿圖的定位框架模式由主要定位標志物及它們間的關系確定。以城圖為例，嘉靖三年（1524）纂修《嘉靖上海縣志》[4]中的《上?？h市圖》繪制于上海縣城城墻修筑之前，所以用黃浦江和與黃浦江垂直的方浜、肇嘉浜等多條河道作為定位標志物，這些定位標志物間呈現(xiàn)出一種方格網(wǎng)的關系。而在城墻修筑完成后歷代地方志中的上?？h城圖，如清嘉慶十九年（1814）纂修《嘉慶上?？h志》[5]中的《縣城圖》，就改以城墻為定位標志物，并將現(xiàn)實中不規(guī)則但無明顯轉(zhuǎn)角的城墻形態(tài)繪制為圓形，其它地理信息均依據(jù)其與定位標志物的相對關系繪制。由于定位標志物選擇和對定位標志物間關系的抽象方式不同，發(fā)展一脈相承的上海縣城被繪制為方形和圓形兩種完全不同的縣城輪廓。

輿圖還需要在上述定位框架模式的基礎上，將需要傳達的地理信息組織成一套主次關系明確且相互依存的系統(tǒng)。這套系統(tǒng)是輿圖生產(chǎn)者對信息整理后的結(jié)果。根據(jù)繪制意圖，對計劃繪入地圖的地理信息進行篩選和組織，不僅對傳統(tǒng)輿圖，即使對現(xiàn)代地圖也是適用的。然而，這種組織過程不是全然客觀的，其與輿圖生產(chǎn)者的主觀意圖和再現(xiàn)手段密切相關。除了繪制意圖外，以圖像方式對信息進行組織離不開圖像表達方式的傳承和流變，這種傳承不限于輿圖之間，也涉及到其他繪畫門類，如山川名勝輿圖與中國古代山水畫傳統(tǒng)之間的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本文試圖在上述學術思路指導下，對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進行詳細解析，以此切入對傳統(tǒng)山川名勝輿圖地理信息再現(xiàn)方式的探討。

圖1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B本）

二、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再現(xiàn)方式的基本問題所在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是表達清代五臺山全貌的重要圖像，初刻版由當時五臺山慈福寺喇嘛格隆龍住主持，完成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目前所見基于初刻版的印本有3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素印本1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損毀的素印本1本（以下簡稱A本）、手工上色印本1本（以下簡稱B本）。除了初刻版印本外，目前存世尚有多幅摹刻版印本。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基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摹刻版印本[6]（手工上色）、日本東洋文庫藏摹刻時間不詳?shù)哪】贪嬗”荆ㄊ止ど仙小柏S潤端家”于“光緒癸卯夏五月初六日”的題簽，可知裝裱時間不晚于1903年）。相較于初刻板，摹刻版明顯較為粗糙，且地理信息標注較初刻板少了很多。由于先前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B本為核心研究版本展開的研究相對充分[7]，故本文也以此版本為主要研究底本，此版本未盡之處參照國圖藏A本等初刻本，幷參考其他諸版本。

格隆龍住刻輿圖全景展現(xiàn)了五臺山的基本地貌和相應景點，幷在其中穿插了帝王巡行、宗教儀式和日常生活場景，以及部分超自然的宗教圖景，除具有輿圖屬性外，也兼具宗教畫、紀行畫和風俗畫的特征。圖中所標注地理信息已得到學者重視，但相關研究由于缺乏對其地理信息再現(xiàn)方式的深入探討，以至于對一些局部矛盾之處難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如田萌認為：“從測繪角度來說這幅圖的方向幷不明確，也不像其他輿圖那么好確認，……圖的最中心為臺懷鎮(zhèn)塔院寺，……圖上部最左為‘南臺’。同時有一個很小型的用城墻圈起來的城，注文為‘五臺縣’，而現(xiàn)實情況是臺懷在今天五臺縣東北?！盵8]賈富強對這種構圖方式解釋如下：“除南臺外，其余4座臺頂?shù)捻樞蚣胺轿慌c五臺山地理環(huán)境大致相同。即便南臺的實際方位與現(xiàn)實不符，也不會對圖的實用性產(chǎn)生太大影響，這是因為制圖者將南臺與其余4臺幷列是有意之舉，一來可以突顯5個臺頂，增強讀者觀感；二來可以處理南臺方位偏遠問題，保證臺懷寺廟群處于地圖中央位置?！盵9]賈富強的討論涉及到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再現(xiàn)方式，認為作者基于圖像表達的原因，調(diào)整了南臺的位置。但既言“調(diào)整”，應默認此輿圖繪制存在初始的觀察位置，也就是從臺懷佛寺建筑群南側(cè)北望的俯瞰視點。而田萌對“五臺縣”標注位置的質(zhì)疑，實際也是基于與賈富強相似的觀察位置認知提出的。

這種觀察位置認知的來源是占據(jù)輿圖核心位置的臺懷佛寺建筑群畫法：塔院寺的大白塔位于畫面中部偏左下方，是輿圖畫面的視覺焦點。塔院寺后為顯通寺，再后為菩薩頂。在這一系列佛寺的右側(cè)從前至后分布著羅睺寺、圓照寺、廣化寺和慈福寺。由于臺懷佛寺建筑群是輿圖的核心部分，所以各佛寺的布局都刻畫詳盡。這些佛寺今天大都保存完好，從圖中布局可以判斷，輿圖采用從臺懷南側(cè)北望的俯瞰視點繪制臺懷佛寺建筑群，并無異議。然而，繪制臺懷佛寺建筑群所用的觀察位置一定是整幅輿圖所選用的定位框架模式嗎？這一點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確定。而這實際是理解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再現(xiàn)方式的基本問題所在。

三、輿圖定位框架模式再探討

由于臺懷佛寺建筑群在輿圖中的中心地位，其作為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定位標志物無可爭議。但關鍵是，整個輿圖的定位框架模式是否只依靠臺懷佛寺建筑群這一個定位標志物確定？是否還有其他定位標志物的存在？

五臺山之得名是因為以方位命名的五座臺，即東臺、北臺、中臺、西臺和南臺，從中唐莫高窟159窟壁畫開始[10]，五座臺（部分圖像簡化為三座）就是五臺山圖像的標配。在現(xiàn)存五臺山圖像中，既有五座臺依各自方位排列的圖式，如《永樂大典》中取自早期方志的《五臺縣圖》中所繪五臺山示意圖像[11]；也有五座臺從右到左接近平行排列的圖式，如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代壁畫《五臺山圖》[12]。但兩類圖式方式均賦予五座臺突出的地位。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中五座臺的圖式與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臺山圖》類似，雖稍有位置錯落但基本為從右往左平行排列的方式，其在整個與圖中的可辨識度僅次于臺懷佛寺建筑群。然而，突出并不一定意味著其為定位標志物，還需要考察其與臺懷佛寺建筑群乃至其他地理信息的關系。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中五座臺從右到左的排列順序是東臺、北臺、中臺、西臺和南臺，恰恰與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臺山圖》中五座臺的排列順序相同。中臺居中體現(xiàn)了一種中軸對稱的紀念性構圖，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中臺下面是臺懷佛寺建筑群，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紀念性，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臺山圖》作為窟中文殊菩薩像的背景，直接以“萬菩薩樓-大圣文殊真身殿-中臺之頂”形成具有強烈對稱感的中軸線。然而，簡單將輿圖中五座臺的排列方式當成為了圖面儀式感而對現(xiàn)實場景的扭曲也是不合適的，因為從名稱上可以對應的東臺與西臺，以及南臺與北臺，都不處于以中臺為軸的對稱位置。而五座臺從右到左排列順序的原因，恰恰需要從五座臺在五臺山的現(xiàn)實地理位置關系中尋找。

圖2 五臺山主要地標間關系示意圖（王坤、劉滌宇以谷歌地球衛(wèi)星圖為底圖繪制）

從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中的五臺山衛(wèi)星圖（圖2）可以看出，五座臺呈環(huán)狀圍繞著作為其核心地帶的臺懷佛寺建筑群。而從東臺開始逆時針方向?qū)ξ遄_進行連線的話，順序恰好是“東臺→北臺→中臺→西臺→南臺”，與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乃至更早的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臺山圖》排列順序相同。所以，輿圖中呈現(xiàn)的五座臺的位置，可以理解為從臺懷方位向五座臺環(huán)視所得之展開圖景。

當然，這并不是否定其對于輿圖構圖紀念性的考慮，因為既然五座臺呈環(huán)狀排列，從哪座臺開始逆時針連線都可以。選擇從東臺開始，既有南臺距東臺實際距離較遠的現(xiàn)實地理情況影響，也有將中臺作為五座臺的中軸線之考慮。

如果五座臺在畫面中的順序體現(xiàn)了以臺懷為中心的環(huán)狀展開的話，分別在輿圖和谷歌地球衛(wèi)星圖上將臺懷與五座臺進行連線，有可能構成一個完整的輿圖繪制定位框架模式（圖3）?？蛇x擇適當?shù)膱D中標示地點，驗證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是否采用此定位框架模式。

輿圖中大多數(shù)地點與道路等要素依存度較高，相對單純的地點或為圖面盡端地點，或為孤立地點。這些地點多位于圖面的端部或角部。筆者選擇了以下四個地點：五臺縣，圖中最重要的城市，同時是一條道路的盡端；虒陽嶺，一個相對孤立的地點；長城嶺，一座具有鮮明標志性的雄偉關隘；石咀，五臺山地區(qū)的重要集鎮(zhèn)，占據(jù)圖的右下角。

圖3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定位框架模式示意圖（王坤、劉滌宇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B本為底圖繪制）

將圖3中可能的五個定位框架要素以及要素間關系繪制在衛(wèi)星圖上，并在圖上標示出上述四個地點。結(jié)果證明，四個地點在輿圖中的位置均符合上述對定位框架模式的假設（參見圖2）。

五臺縣在衛(wèi)星圖中，從臺懷的位置望去，位于西臺和南臺之間，并在兩臺連線之外。輿圖中的五臺縣也正好在這個位置。所以，圖中五臺縣繪制于左上角，正由此輿圖選擇的定位框架系統(tǒng)決定，而不是如田萌所說“從測繪角度來說這幅圖的方向幷不明確”。

虒陽嶺在衛(wèi)星圖中位于茹村盆地和蔣坊盆地交界處，比五臺縣更靠近臺懷與南臺的連線。其在輿圖中的位置也符合定位框架系統(tǒng)的設定。

長城嶺位于臺懷與東臺連線之外，但距離五座臺都很遙遠，與東臺也并無直接關系。輿圖中主要使用臺懷佛寺建筑群的北望俯瞰視角來定位，并未利用五座臺之間的連線。石咀鎮(zhèn)與長城嶺和臺懷的關系，衛(wèi)星圖與輿圖完全一致，也是由臺懷佛寺建筑群的定位決定的。

綜上所述，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定位框架模式可表述為：以臺懷佛寺建筑群和五座臺作為主要定位標志物；臺懷佛寺建筑群采用北望俯瞰視角，五座臺采用以臺懷為中心的環(huán)視展開視角；從東臺直到南臺的五座臺間連線，配合臺懷與五座臺間分別的放射形連線，成為圖中主要地理信息標示位置的參照；在從東臺順時針到南臺之間區(qū)域之間的地理信息標示位置與五座臺不發(fā)生關系，主要由臺懷佛寺建筑群的北望俯瞰視角確定。

四、輿圖對地理信息的組織方式

（一）道路與輿圖中地理位置的標示

圖4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的道路系統(tǒng)示意圖（王坤、劉滌宇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B本為底圖繪制）

古人對于如五臺山那樣的山地環(huán)境之認知，除了直接的視覺感知之外，沿主要路徑行進過程中的感知也很重要。所以，在確定了輿圖繪制的定位框架模式之后，為了解輿圖對地理信息的組織方式，筆者將與圖中所繪各種道路特別標示了出來（圖4）。由于山地道路常遇到山峰的遮擋，所以特地把道路動勢首尾呼應之處用虛線標示出被遮擋道路的可能性。從圖中可知，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所繪交通路線多匯聚于臺懷，考慮到與圖本身就以臺懷佛寺建筑群為中心，這不足為奇。

考察輿圖再現(xiàn)方式，最值得關注的兩條路線分別是從五臺縣和南臺進入臺懷的道路。在現(xiàn)實中，兩條道路都偏西南-東北走向，雖然因山路的原因有若干曲折之處，但轉(zhuǎn)折幅度不大，道路走向的大方向大體保持。但在輿圖中，兩條路都呈現(xiàn)折返式的U型走向。究其原因是輿圖定位框架模式的矛盾性造成的：五座臺的環(huán)視展開與臺懷佛寺建筑群北望俯瞰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視點，從臺懷佛寺建筑群的視角看去，道路從南側(cè)進入臺懷，需要從圖中臺懷佛寺建筑群的下方與臺懷連接，但南臺在圖中的位置依賴環(huán)視展開視角，五臺縣的位置也是根據(jù)“臺懷-南臺”連線和“南臺-西臺”連線限定的坐標系決定的，它們位置都在臺懷的西南側(cè)，但卻都位于圖的左上方。所以，由于輿圖定位框架模式的矛盾，讓兩條無太強烈轉(zhuǎn)折的道路都被拗成U形折返式。

這兩條路在輿圖中長度類似，但在現(xiàn)實中卻有數(shù)倍的路程差別。值得注意的是，從五臺縣進入臺懷的道路靠五臺縣一側(cè)的一座山標注有“佛光”二字，這就是現(xiàn)在聞名遐邇的佛光寺所在之佛光山。由于佛光寺在山的陰坡，在輿圖中處于被佛光山遮擋的位置，所以沒有繪出，僅“佛光”二字對寺有所暗示。

而南臺到臺懷的道路出現(xiàn)了地理信息關系不準確的情況?，F(xiàn)實中南臺經(jīng)金燈寺，在白云寺附近與砂石線相接，然后沿砂石線經(jīng)普安寺等寺院位置進入臺懷。砂石線是從石咀鎮(zhèn)經(jīng)由臺懷到砂河鎮(zhèn)的路線，輿圖中畫出了砂石線在“東臺-華嚴嶺”一線以南的部分。然而，圖中南臺到臺懷的路線與砂石線只有很少的一點交迭，且交迭處未標示任何地理信息，普安寺等位于南臺到臺懷道路上的地點被標到砂石線尚未與南臺到臺懷的路線交迭的位置（圖5）。考察這些標示不準確處，可以發(fā)現(xiàn)，主要原因是南臺到臺懷的路線與砂石線在輿圖中占據(jù)左上、左下、右下三個角部位置，導致未交迭處圖面路線過長，而交迭處路線過短，可能為了地點標示不致過于擁擠而犧牲了標示的準確性。而在不準確的情況下，輿圖生產(chǎn)者更偏向于砂石線的標示，而不是南臺到臺懷道路。

圖5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中南臺、臺懷、石咀間各地點拓撲關系（上）與現(xiàn)實中的拓撲關系（下）之比較（王坤、劉滌宇繪制）

然而，除了這一處標示不準確外，其余主要路線，如臺懷經(jīng)碧山寺、光明寺，從東臺與華嚴嶺之間向北的砂石線“臺懷-砂河”段，臺懷經(jīng)鐵瓦寺、廟頂庵至中臺段，臺懷經(jīng)王子寺、鳳林寺至西臺段，東臺經(jīng)華嚴嶺到北臺再到中臺、西臺段等，輿圖中的標示與現(xiàn)實情況基本對應（圖6）。

圖6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所標示部分道路和地點在衛(wèi)星圖中的對應位置和形狀（王坤、劉滌宇以谷歌地球衛(wèi)星圖為底圖繪制）

因此，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在定位框架模式確定后，道路成為定位具體地點在圖中位置的關鍵因素。為了解決定位框架模式中包含的五座臺之環(huán)視展開與臺懷佛寺建筑群之北望俯瞰兩種不同視角的矛盾，將從五臺縣進入臺懷和南臺到臺懷兩條道路扭曲為U形。而南臺到臺懷道路和砂石線的石咀鎮(zhèn)到臺懷部分的三岔道路關系因為再現(xiàn)方式的矛盾性，其現(xiàn)實地理信息并未被準確傳達。除了此三岔道路外，其余道路在此定位框架模式中均得到了相對恰當?shù)谋硎?，基本實現(xiàn)了輿圖標示地理信息的作用[13]。

（二）圖中標示地點的類型

將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可識別的標有文字的地點提取出來（圖7），發(fā)現(xiàn)所有標示中，佛寺占有壓倒優(yōu)勢，其次是風景名勝點。風景名勝點情況比較復雜，部分如佛光（山）、白云洞等，本身也與佛寺相關，另有一些如金閣嶺等是主要的地理參照點。除了五臺縣、石咀鎮(zhèn)等較大聚落外，如褚家莊、甘和村等中小村落也有標示。

圖7 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標示地點示意圖（王坤、劉滌宇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藏B本為底圖繪制）

由于輿圖中重要的人物場景除宗教場景外，也有康熙皇帝巡游、射虎等體現(xiàn)世俗帝王威嚴的場景，所以，圖中標示幾處皇家建筑，如位于石咀附近射虎川的臺麓寺處標有“行宮”、臺懷塔院寺下面標有“官廳”，另有“營房”“馬房院”等附屬建筑的標示，并不令人意外。除此之外，部分民間信仰建筑也在圖中有所標示，如火神廟、奶奶廟、諸山龍王廟等。

圖中部分標示地點配合明顯相關的場景，除了臺懷部分的康熙皇帝巡游和喇嘛跳布扎外，臺麓寺行宮的康熙皇帝射虎、蛇溝寺的蛇出沒使路人驚怖、羅漢平（坪）的僧人打坐等都直觀地與文字標示互相映襯。而各種佛、菩薩顯靈的圣像穿插于期間。配合圖下方題記中宣揚佛法，明示“如有大發(fā)愿印此山圖者則功德無量”的內(nèi)容，提示著此圖除了輿圖外，也有宗教畫的功能。

五、結(jié)論

上述對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再現(xiàn)方式的分析，試圖從對個案的深入探討出發(fā)，提供研究中國傳統(tǒng)與圖，尤其是山川名勝輿圖的一種有效思路。

無論按照現(xiàn)代人的視角，中國傳統(tǒng)與圖是“科學”還是“非科學”，其作為地理信息傳達和展示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信息的有效傳達依賴信息生產(chǎn)者和接受者之間的共識。所以，從上述共識出發(fā)探討中國傳統(tǒng)輿圖中的地理信息傳達何以有效，是比科學與否更有價值的問題。

本文將中國傳統(tǒng)輿圖的再現(xiàn)方式拆解為定位框架模式和地理信息組織方式兩部分。并得出結(jié)論，認為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定位框架模式可概括為臺懷佛寺建筑群北望俯瞰視角和五座臺環(huán)視展開視角的混合。由于兩種視角存在內(nèi)在矛盾性，所以圖中部分道路方向有所扭曲，部分道路出現(xiàn)了拓撲關系與現(xiàn)實不符的情況。然而，輿圖的信息組織通過將犧牲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nèi)，保證了大部分信息傳達的有效性。

而這種造成局部不準確的定位框架模式之所以能夠被接受，正是由于輿圖生產(chǎn)者和接受者之間圖式共識的存在。格隆龍住刻《五臺山圣境全圖》中五臺山的五座臺從右到左接近平行排列，而中臺與臺懷形成圖面中軸線的定位框架模式，與莫高窟第61窟西壁壁畫《五臺山圖》基本同構，就證明了這一點。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編號19ZDA192) 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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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王庸：《中國地圖史綱》，三聯(lián)書店，1958 年，18頁。

[2] 成一農(nóng)：《“科學”還是“非科學”——被誤讀的中國傳統(tǒng)輿圖》，《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20-27頁。

[3] 輿圖一方面體現(xiàn)輿圖制作決策者和贊助人的意圖，一方面與輿圖繪制者密切相關。由于雙方共同決定了輿圖的生產(chǎn)過程，所以這里將雙方統(tǒng)稱為輿圖生產(chǎn)者。

[4] 《嘉靖上海縣志》，明嘉靖三年（1524），載于《松江府屬舊志二種》，傳真社景印明刻本，中華民國二十一年（1932）。

[5] 王大同主修、李林松主纂：《嘉慶上?？h志》，清嘉慶十九年（1814）刻本。

[6] 吳寒：《世俗與神圣之間: 國圖藏佛教名山輿圖的時空構建與人文意蘊》，《文獻》2020年第3期，180-191頁。

[7] 田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五臺山圣境全圖〉略述》，《五臺山研究》，2008年第2期，31-33頁；賈富強：《清代五臺山的關隘與營汛——以美藏〈五臺山圣境全圖〉為線索》，《五臺山研究》2020年第3期，58-64頁。

[8]田萌：《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五臺山圣境全圖〉略述》，《五臺山研究》2008年第2期，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