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笈塵中游：西文古書的便攜裝具

書籍裝具幾乎與書的歷史同樣悠久。考古遺跡表明，泥板書的作者或收藏者會按照一定的順序?qū)⑵浔４尜A藏。從卷軸書到冊子本，西文古書的貯藏器具也是多種多樣。出于種種用途，西文古書會被長距離甚至遠途攜帶，這樣保護書籍的便攜裝置應運而生。關于西書便攜裝具的記載，至晚可以溯至卷軸書時代。

書盒：書藏在奩

英國考古學者約翰·克拉克（J.W. Clark）關于赫庫蘭尼姆（被稱為“時光凍結之城”，與龐貝古城都被公元79年火山爆發(fā)所掩埋）藏書的研究，就可管窺西方卷軸書時代便攜書籍裝具的情況。“當把卷軸從一處轉移到另一處時，會把書卷裝進一個盒子（scrinium或capsa）里。這種容器呈圓柱形，略像現(xiàn)代的帽盒。它通常有個活動的提手，固定在兩側的環(huán)上。盒蓋放下后，扣在鎖式結構上面。”

7世紀著名學者奧德海姆（Aldhelm of Malmesbury，639-709）的《謎》（Riddles）在中世紀早期的修道院學校常有所用，存世較多為9-10世紀版本。其中一節(jié)《在書盒上》（De arca libraria）記有：“靈府充盈圣語，吾心承載圣書?！蹦撤N程度上，書盒實際上與中世紀的圣骨匣、神龕或其他圣骨、圣物的容器有著顯著相似之處，那就是它們都承載著“圣物”。諸如一種被稱為“愛爾蘭圣匣”（the Irish cumdach）或“書龕”（book shrine）的書盒，往往就是用來盛裝小開本抄本圣書。

愛爾蘭皇家科學院（Royal Irish Academy）收藏著8或9世紀的書龕，15×12厘米大小。所盛裝的“圣禮書”（The Stowe Missal）在盒中相當“合身”，這也與此物的預期用途十分相配。“愛爾蘭圣匣”所裝書籍并不是用來閱讀的，而往往是被戰(zhàn)場前在軍隊前后的僧侶掛在脖頸上，以為戰(zhàn)事帶來好運。堅固的書盒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護內(nèi)部的“秘密武器”，也就是所裝之書。

書龕與所裝的圣禮書，愛爾蘭皇家科學院藏

著名的書龕還有圣哥倫布大教堂（Cathach of St. Columba）收藏的6或7世紀的《詩篇》（Psalter）。它常被認為可以為戰(zhàn)事帶來勝利，不過27×19厘米的大小明顯不太適于掛在脖頸之上，有觀點推測可能是將其夾在胳膊下在戰(zhàn)場上奔走。事實上，在西方近代早期歷史中，這種把書籍裝進書盒帶到戰(zhàn)場的行為非常流行，有觀點將其稱為“戰(zhàn)地圣經(jīng)”。瑞典皇家圖書館就收藏著瑞典國王查理二世曾帶到戰(zhàn)場上的1700年版“戰(zhàn)地圣經(jīng)”。

查理二世“戰(zhàn)地圣經(jīng)”，瑞典皇家圖書館藏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于2019年曾購買一件罕見的15世紀晚期的書盒。盡管博德利圖書館是世界上收藏中世紀抄本和早期印刷書籍最豐富的機構之一，不過這卻是該館收藏的首件書籍保管箱（coffer）。這款書箱規(guī)格為8.5×12.6×5.5英寸，在已知現(xiàn)存同期書盒中屬于體積最大的之一。書箱為皮面木質(zhì)，有紅色帆布襯里。書箱表面配有金屬箍、鉸鏈、鎖，以保護盒內(nèi)貴重之物。這種書箱也被稱為“信使盒”（messenger’s box），兩側配有吊環(huán)，用皮帶穿過就可以方便地扛在肩膀或掛在馬鞍上。這件書盒件兼具實用性和虔誠性，并保存了一幅極為罕見的木刻版畫。

15世紀晚期書盒，博德利圖書館藏

中世紀抄本和印刷本書籍有成千上萬冊存世，不過這樣的書盒被認為可能僅有100多件幸存于世。據(jù)考證，這件15世紀法國哥特式書盒，是用來存放和運輸宗教書籍的。博德利圖書館為此還舉辦了一場名為“負笈尋真”的展覽。展覽希冀透過這件書盒幫助人們深入理解在歐洲印刷的早前時期書籍是如何儲存、運輸或使用的。

從博德利圖書館以及其它機構收藏的諸多書盒，可以看出不同風格的書盒或承載著不同身份、不同用途的時代痕跡。

被迫流亡的書盒。15世紀晚期西班牙抄本書的原裝書盒，木質(zhì)，書盒六面都由無色壓印的交錯幾何紋案裝飾的山羊皮包裝。書盒規(guī)格：35.4×29.4×15.0cm，重量為2.7千克，加上抄本書合計9.4千克。盒中裝盛的珍貴書籍為1476年在西班牙北部的科羅納（Corunna）抄寫的《希伯來圣經(jīng)》（Hebrew Bible）。由抄寫員摩西·伊本·薩巴拉（Moses Ibn Zabara）為其贊助人布拉加的伊薩克（Isaac of Braga）抄寫。1492年西班牙驅(qū)逐境內(nèi)猶太人，伊薩克便帶著該本圣經(jīng)離開。裝著抄本書的書盒被保護在一個可以上鎖的木質(zhì)手提箱中，箱子由模壓雕花皮革裝飾，標記有伊薩克的名字。

15世紀晚期書盒，博德利圖書館藏

帶著去航海的書盒。繪制于約1400年威尼斯的地中海波特蘭型海圖，被粘貼在木質(zhì)封面的抄本冊子書上，封面上以象牙和彩色木頭鑲嵌裝飾。保存航海圖的書盒木質(zhì)，外層包裝著精美雕花和刻字裝飾的皮革，一側還有盛裝器械的側囊。已經(jīng)遺失的器械或許既可以充作插銷，打開書盒翻看書籍時又可作鎮(zhèn)紙之用。書盒規(guī)格為29.9×18.3×5.2cm，重量為582g，加上抄本書合計1.4kg。

約1400年書盒與所裝書籍，博德利圖書館藏

鄉(xiāng)村教堂風的書盒。1748年劍橋版《公禱書》(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s）書盒與書籍封面材質(zhì)、裝飾一致，書盒配備銀插扣，整體風格頗具鄉(xiāng)村教堂風。書盒規(guī)格為17.6×11.3×3.9cm，重量為78g，加上書籍合計456g。

1748年鄉(xiāng)村教堂風書盒與所裝書籍，博德利圖書館藏

帶著去行醫(yī)的書盒。大都會博物館藏有制作于15世紀意大利的書盒，材質(zhì)為硬皮甲（Cuir bouilli），規(guī)格16.2×16.5×4.4cm，書盒內(nèi)部沒有內(nèi)板。在十一世紀諾曼人統(tǒng)治期間，意大利南部，尤其是薩勒諾及其鄰近城市，在阿拉伯的影響下，發(fā)展成為一個主要的中世紀研究中心。到了十二世紀，大部分尚存的中世紀知識都被收入了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匯編中，成為中世紀后期幾世紀的知識基礎。雖然藥典、草藥等文本反映了相當多的科學意識，但醫(yī)療實踐仍然受到迷信、占星預測和傳統(tǒng)療法的影響。因此，中世紀晚期普遍使用的文本混合著科學和謬誤信息。廣為流傳的本草志Gart der Gesundheit就是典型例子，其中既有至今仍在沿用的具有藥用價值的草藥療法，還有頗為“神奇”的藥方，比如被認為是萬靈藥的磨碎的獨角獸角。盡管如此，這些書還是很珍貴，用合宜的皮套來保護它們并不罕見。顯然這個書盒太小，無法盛放一個完整的草藥書或綱要，但銘文“以藥謀生”（MEDIXINA VIRTU VIVE）卻是可以表明它是用來保存一些軟質(zhì)的醫(yī)學書籍的。當時的醫(yī)生到四處游走行醫(yī)時，經(jīng)常把這樣的書盒系在其腰帶上。

15世紀書盒，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此外，還有一種被稱為“彌撒書盒”（missal box）的盛放祈禱書的盒子。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紐約公共圖書館、V&A博物館都收藏有這種“彌撒書盒”。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有兩件彌撒書盒。一件為15世紀晚期法國制造的哥特晚期花格紋雙層鍛鐵套盒（規(guī)格10.2×18.5×12.2cm，不含鎖），內(nèi)置木質(zhì)支架，紅色天鵝絨襯布為現(xiàn)代配置。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指出，這樣的套盒曾被大量生產(chǎn)，所以存世數(shù)量較多。在法語中，因其花格紋裝飾還被稱為花格套盒（coffret à mailles）或西班牙風套盒（coffret à la manière d’Espagne）。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資料認為，有時候只有這種套盒才被稱為“彌撒書盒”，它們可能被用于保存諸如珠寶或小開本飾彩祈禱書之類的珍貴物品。

彌撒書盒，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另一件類似彌撒書盒（規(guī)格7.0×9.6×7.9cm，不含鎖和吊環(huán)），基本特征基本一致，只不過多了兩個吊環(huán)。據(jù)推測，在中世紀可能是用于系在腰帶上，便于攜帶。

彌撒書盒，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紐約公共圖書館藏的“彌撒書盒”（規(guī)格17×10×9cm），同樣是制造于15世紀晚期的法國，風格類似，帶有兩個吊環(huán)。紐約公共圖書館資料同樣認為，盒外的吊環(huán)是便于把較輕的盒子掛在腰帶上；此外，還可能將其掛在馬鞍上，或者掛在其他更大的箱子里以保證安全運輸。

彌撒書盒，紐約公共圖書館藏

V&A博物館藏的“彌撒書盒”（規(guī)格5.7×10.3×6.3英寸，不含把手）亦是生產(chǎn)于15世紀的法國，風格類似，不過形制略有不同，盡管同樣是方形，不過頂部卻是拱形，還有一個方便提攜的把手。V&A博物館資料指出，這種書盒后期演變成為存錢箱（money box）。

彌撒書盒，V&A博物館藏

書袋：緗帙盛縹囊

在中世紀，書袋也是常見的便攜書籍裝具。書袋往往是皮質(zhì)，常常有所裝飾。比如收藏于都柏林圣三一學院的《阿馬之書》（Book of Armagh），裝著這本9世紀抄本書的書袋被稱為“阿馬書袋”（The Armagh Satchel）。書袋內(nèi)部容積為30.0x25.0x4.0cm，可以輕松裝進《阿馬之書》。

“阿馬書袋”，都柏林圣三一學院藏

“阿馬書袋”的裝飾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早期愛爾蘭藝術的“黃金時代”，厚厚的牛皮表面裝飾著交錯的動物形和十字架紋案。相關研究指出，這種制作工藝被稱為“硬皮甲”，把浸透的皮革在一個模型上進行加工，甚至可能用到潮濕的沙子，使用骨質(zhì)或木制工具來塑印紋案。書袋上的一把黃銅鎖和一排黃銅環(huán)，有觀點認為或是后期補加的。書袋由同張厚牛皮制成，圖案成型和縫合非常精巧，邊緣內(nèi)翻，接縫處頗有“天衣無縫”之感。

雖然這樣的書袋鮮有存世，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中世紀的文獻對它們的用途和流行程度有所了解。一本七世紀的小冊子導引僧侶，“煩請把白色書袋掛在墻壁上，并將其擺放整齊”。（Hang your white booksacks on the wall, set your lovely satchels in a straight line.）這表明中世紀僧侶們應該都會配有書袋。該文獻還解釋了使用何種皮革（羊皮）以及如何將皮革制成書袋：取一塊方形皮革，三面縫合，留出一側作開口，開口裝設旋鈕以便開合書袋。

或成書于7世紀的《西方名言》（The Hisperica Famina）中，也記有相關內(nèi)容：“一眾學者齊聚，調(diào)整紫色法衣，戴上黃色僧帽，撫平發(fā)卷，攏起黃色發(fā)辮，然后在脖頸佩戴鮮亮的書袋?！睈蹱柼m僧侶阿德曼（Adomnán，624-704年）所著的《圣庫侖的一生》（Life of St.Columba）記載了“書袋”的逸聞：裝有圣庫侖手抄本的皮質(zhì)書袋掉進了河里，后來撈起時，圣庫侖的抄本奇跡般地完好無損。

2006年，在愛爾蘭蒂珀雷里北部的法丹莫爾村（village of Faddan More）附近的沼澤里，發(fā)現(xiàn)了溯至8世紀的抄本《法丹莫爾詩篇》（Faddan More Psalter），現(xiàn)收藏于愛爾蘭國立博物館。特殊的環(huán)境使得抄本的書袋（有觀點認為書袋為抄本封面，至于是封面還是書袋在后文再做討論）幸存。大多數(shù)存世的中世紀抄本書籍鮮見保有原裝“封面”的，這也使得《法丹莫爾詩篇》成為研究西方書籍裝幀、裝具，管窺西方早期書籍制作的珍貴實物資料。

復原前后的《法丹莫爾詩篇》書袋，愛爾蘭國立博物館藏

翻蓋上的三個角質(zhì)鈕可能是被用來固系裝設在封面上的皮帶。值得注意的是，抄本書并沒有黏著在封面上，這也是稱之為書袋的原因之一。書袋內(nèi)側襯有紙莎草紙，很可能是起到撐固作用。同期抄本書中常會描繪類似的書袋，這也表明這種書袋在當時的流行程度。中世紀早期的《卡德姆格福音書》（Cadmug Gospels）和《麥克杜南福音書》（Mac Durnan Gospels）以及《迪馬之書》（the Book of Dimma）都描繪了類似的書袋。沒有皮帶的話，看上去很像現(xiàn)在的平板電腦保護套。

《麥克杜南福音書》，9世紀晚期或10世紀早期，倫敦蘭貝斯宮圖書館藏

存世書袋數(shù)量盡管不多，不過除了存世實物，在文獻里也能發(fā)現(xiàn)書袋的蛛絲馬跡?；谙嚓P文獻以及中世紀抄本彩繪，有研究指出，有的書袋是可以掛在脖頸上的；這種行為或是同樣來源于中世紀把裝有圣物（骨）的容器掛在脖子上（作為護身符）的傳統(tǒng)。

書套：書在瑯函香在衣

提及中世紀便攜書籍相關話題，“腰帶書”（girdle books）是繞不開的典型書籍裝幀結構。有觀點將裝載“腰帶書”的封面稱之為書套（book wrappers）。腰帶書，是一種帶有“書尾”結構，可以掛在腰帶上隨身攜帶的皮裝書。整體來看，腰帶書的開本較小，但都很厚，方便攜帶及攤在手掌上閱讀。腰帶書往往多為僧侶和神職人員使用，可以方便他們隨時背誦、吟誦祈禱詞。16世紀晚期，腰帶書的制作減少，形式也逐漸發(fā)生了改變：書芯不再被完全包裹起來，以瑞典皇家圖書館收藏的16世紀末的腰帶書為例，其前書口、下書口已完全暴露出來，而且書籍開本開始變大，不再適合隨身攜帶。腰帶書裝幀形式主要分為兩種，區(qū)別在于有無額外的書衣。書衣有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之分，可拆卸的書衣可以滿足同樣尺寸大小的書籍的換裝。書衣有助于保護書籍不受雨雪灰塵浸污。

腰帶書，15世紀《哲學的慰藉》，耶魯大學圖書館藏

如果腰帶書的封套被認定為“書套”，那么跟它乍看只有“一個尾巴”之差的“書衣裝幀”（chemise binding）的封套也應屬于“書套”的范疇。倫敦大學圖書館的托馬斯認為書衣裝幀和腰帶書系出同源，唯一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的“書尾”被人為截去了。不過，根據(jù)大英圖書館、荷蘭國家圖書館等的相關觀點，書衣裝幀本身就是獨立存在的一種裝幀形式，其罩衣（chemise）為現(xiàn)代書衣的前身，是由皮革或天鵝絨、亞麻等織物做的插套封皮，可以保護書芯和書口。書衣裝幀既有裝飾華麗的風格，如時間之書和祈禱書，也有樸素實用的風格。

另外，19世紀后半葉有一種被稱為“雅普裝幀”（Yapp binding）的書籍裝幀形式，它們的封面有時候并不與書芯綴合或黏合，而是可拆卸或半活動的，甚至有時候會裝配拉鏈，這種結構也與上述“書套”的理念一致。雅普裝幀的名稱來源于19世紀后期的英國裝幀師、書商威廉姆·雅普（William Yapp），其將所謂“雅普裝幀”工藝引用在裝幀“口袋圣經(jīng)”上。雅普裝幀的封皮材質(zhì)通常為皮質(zhì)，典型特征是封皮的三側書口下翻形成護邊，以有效減緩書芯書口處的磨損，后期發(fā)展出拉鏈結構的雅普裝幀形式。基于環(huán)形護邊結構，這種裝幀風格也被稱為卷邊裝幀（circuit binding）。此外，從特征上看，雅普裝幀的環(huán)襯往往采用黑色涂料紙；書口有時會燙金，不過常常是紅色，或者其他顏色；文本往往是《圣經(jīng)》《贊美詩》等宗教內(nèi)容。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或許只有上述三種裝幀結構的“封套”不與其裝載的書芯相綴合或黏合時，才能被稱為“書套”，否則更應該稱其為封面。

雅普裝幀《圣經(jīng)》

書盒還是書殼：書盒之辨

西書裝幀往往把所謂“硬殼書”的封面與封底內(nèi)板以及書脊所形成的結構稱為“盒形”（case），因此國外有觀點把這種類似于中國傳統(tǒng)夾板裝具的“書夾”結構稱之為“書盒”。誠然，這種所謂“盒形結構”應是保護書籍免受環(huán)境和其他危害的最直接有效的舉措，不過如果簡單地將其等同于函套之類的書盒，則容易產(chǎn)生概念的混淆。

圣加侖修道院圖書館（Stiftsbibliothek）藏有由精美“書盒”包裝的11世紀《贊美詩集》（A Book Of Hymns）。此“書盒”為木質(zhì)，以寶石甚至象牙雕刻裝飾，有釘子固定?！皶小毙沃婆c所裝書籍一致，呈“狹長”狀。有觀點認為，窄長的設計便于在修道院內(nèi)和附近的圣加侖市游行時隨身攜帶。事實上，中世紀抄本書中不只是厚重的大開本，這種窄長的抄本書也非鮮見。至于導致開本窄長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為了與書籍的裝幀，或者更為準確地說是封面上的裝飾因素配搭，常被當做裝飾元素的象牙飾板往往即是窄長形制；另一方面，窄長的書籍往往也會比較薄，便于攜帶，甚至是方便單手長時間持舉。書盒外面的裝飾不僅起到美觀作用，還會讓其添加莊重肅穆之感。事實上，象牙飾板和寶石的裝飾，也凸顯出其在修道院或教堂中的重要性。

11世紀《贊美詩集》“書盒”，圣加侖修道院圖書館藏

從上述關于“書盒”的實物圖片與文字看得出，它與本文“書盒”部分所提及的書盒有明顯的區(qū)別，或許更接近于我國傳統(tǒng)古籍裝具中的“夾板”（盡管沒有系帶）。當然此“書盒”的內(nèi)側有凹槽，也是值得注意的。不過，在古軟裝幀（limp binding）、犢皮裝幀（vellum binding）中，這種凹槽已不存在。古軟裝幀、犢皮裝幀中，如果書芯或散頁沒有與封面綴合或黏合，往往配著系帶，以防止書芯或散頁脫落，這樣它們更接近于“夾板”，只不過古軟裝幀的“夾板”是沒有硬質(zhì)內(nèi)板的。它們也沒有類似于珠寶裝幀那般華麗的裝飾，往往比較樸素清雅。

西文古書的裝具歷史悠久，即使是便攜裝具也不止于上文所述。每一種裝具都有著獨特的歷史，反映著不同的書籍貯藏方式和文化語境。盡管西文古書裝具的主要使命是收藏和保護其中的書籍，可是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裝具與西文古書是相互形塑的，裝具亦有其生命演化史。

（作者系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傳統(tǒng)文化傳播、中外出版?zhèn)髅疆a(chǎn)業(yè)、西方裝幀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