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本文摘自《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美] 柯文 著 ，林同奇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甲骨文，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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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ethnocentric distortion）。產生這個問題的一個明顯原因是西方——我們這個西方——對中國近世史發(fā)生了直接的、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原因卻不是那么明顯，那就是中國史家，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過去的歷史時，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從西方借用來的詞匯、概念和分析框架，從而使西方史家無法在采用我們這些局外人的觀點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創(chuàng)造的有力觀點。這些局外人的觀點，直到不久之前往往不是夸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錯誤地解釋這個角色，從而歪曲了中國歷史。西方史家面臨的嚴重挑戰(zhàn)，并不是要求他們徹底干凈地消除種族中心的歪曲，因為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們把這種歪曲減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脫出來，從一種西方中心色彩較少的新角度來看待中國歷史，因為要做到這點是可能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的著作往往側重探討中國近世史中西方自身所最關切的問題：鴉片戰(zhàn)爭、太平軍起義、中外貿易、通商港口的生活與制度、義和團、孫中山、外交關系、傳教事業(yè)、日本侵略，等等。這種側重中國歷史與西方關系較密切的側面，一部分固然是因為大多數(shù)的美國學者都不會使用中文史料，而且也根本無法取得其中的重要資料。但是另一方面則由于思想上的偏見，這種偏見認為凡是近代的就是西方的，而西方的就是重要的。在這個時期中，許多美國人，甚至受過教育的美國人都認為西方化的中國就等于近代化的中國，兩者無法區(qū)分。

這一階段屬于美國論述中國的非職業(yè)史家階段，大部分工作是由傳教士、外交家、海關官員一類人物進行的。這些人很少受過學者的正式訓練，沒有一位是作為中國歷史專家受過培訓的。接著在二戰(zhàn)后的二十年中，一代新的美國中國史專家出現(xiàn)了，他們是在三十年代到中國學習并經過專門訓練的一小批歷史家所奠定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隨之，美國人研究中國歷史的精密化水平有了一次躍進。第一次一個真正的專業(yè)領域出現(xiàn)了。隨著語言訓練的改進（這部分是由于大戰(zhàn)的推動）；隨著研究工作越來越多地建立在中國文獻的牢固基礎上，美國學者可以逐漸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我們開始進入中國內部，開始了解中國人自己是怎樣理解、感受他們最近的一段歷史的。

盡管如此，在研究中國近世史中探討西方入侵如何左右中國歷史，仍然占壓倒優(yōu)勢。當然也有例外。例如，人們特別會想起何炳棣（Ping瞭i Ho）早年關于人口的著作（1959）以及關于社會流動性的著作（1962）；也會想起張仲禮（Chungli Chang）、蕭公權（Kungchuan Hsiao）、梅谷（Franz Michael）以及其他參加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開展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計劃的學者，他們在開創(chuàng)中國社會、政治與軍事歷史的研究方面貢獻卓著。

這兩種互相補充的取向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尖銳批評。但是這種批評的出發(fā)點并不是認為西方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是認為沖擊-回應與近代化這兩種取向似乎都以褒揚的口氣描述西方擴張，而以貶謫的口氣描述中國對西方的抵抗。這些批評者由于受到經典的帝國主義理論的強烈影響，同時也受到美國與中國作者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把這種理論應用到中國的強烈影響，認為美國史家不應過分側重中國內部發(fā)展的研究，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側重似乎意味著把中國過去一個半世紀所經歷的種種問題，主要都歸咎于中國社會與文化自身的弱點與不足。反之，他們要求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其目的是說明帝國主義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產生了阻滯作用，扼殺了這個社會的生機。按照這種說法，我們就得重新回到鴉片戰(zhàn)爭、不平等條約、通商口岸及義和團。不過這次觀察問題的角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們認為我們應該探討西方介入中國社會之后如何抑制并扭曲了中國歷史的自然進程。

本書將對這三種思想框架——沖擊-回應框架、近代化框架與帝國主義框架——逐一分析考察。在最概括的層次上，我的主要論點是，這三種框架以不同的方式使我們對19～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沖擊-回應框架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對“西方挑戰(zhàn)”之回應上，就很容易鼓勵人們把并不僅僅是，或主要并不是對西方做出回應的發(fā)展錯誤地解釋為是對西方做出的反應。此外，它還促使史家認為凡是和西方入侵沒有明顯聯(lián)系的中國近世史的各個方面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說只有當這些方面有助于說明中國對西方之回應時才是重要的。

作品簡介

《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美] 柯文 著 ，林同奇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甲骨文，2017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費正清與列文森為代表，認為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缺乏內部動力突破傳統(tǒng)框架，只有經過19世紀中葉西方沖擊之后，才能向近代社會演變。

相反，柯文則認為對中國社會的研究應避免以西方社會發(fā)展模式為標準，反對把非西方社會的歷史視為西方歷史的延續(xù)，倡導以中國本身為出發(fā)點，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國社會內部的變化動力和形態(tài)結構，并力主進行多科性協(xié)作研究。

柯文此書是美國史學界第一次對中國中心觀做出明確詳細的描述，也是對幾十年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三種主要模式進行批判性總結的第一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