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帆評日本人類學史近著兩種︱帝國主義之子的成長

坂野徹著，《帝國日本と人類學者　一八八四―一九五二年》，勁草書房，2005年版

中生勝美著，《近代日本の人類學史：帝國と植民地の記憶》，風響社，2017年版

相比于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等社會科學基礎學科，人類學在近代中國的成立更晚。這些學科的開創(chuàng)大多得益于更早學科化的日本學界——連名稱都是清一色的“和制漢語”，而人類學的起步之晚，要因不在學術。正如人類學家凱瑟琳·高夫（Kathleen Gough）所言：“人類學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孩子。（Anthropology is a child of Western imperialism.）”日本人類學會在1884年成立，這一學科在此后的進展便一直和殖民擴張緊密相連。人類學在中國的開端，一般被追溯到蔡元培在1926年發(fā)表的《說民族學》，而林耀華、費孝通等學者的實踐還要在十數(shù)年以后，且都以中國社區(qū)為研究對象，和日本的進路迥異。

然而，日本人類學的知識并未隔絕于中國，如鳥居龍藏對中國東三省、西南苗族的調查在當時已引起注意，又如明治日本的人種觀念對晚清中國也有深遠影響。更為關鍵的是，要理解給中國帶來沉重災難的日本帝國主義，人類學實為不可或缺的視角——相比于政治學、經(jīng)濟學等學科，人類學知識與近代日本的自我認識及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認知有更深的關聯(lián)，也因此觸及日本殖民觀念的深層邏輯。相比之下，國內對日本近代人類學史的研究仍顯不足（例如2022年出版、張明杰主編的《近代日本學者對華學術調查與研究》一書，仍以屬于日本“東洋史”知識范圍的調查為主，較少觸及人類學田野調查）。本文擬介紹日本學者撰寫的日本人類學史近著兩種，以供感興趣的同仁參考。

坂野徹的《帝國日本與人類學者：1884-1952》2005年由勁草書房出版，中生勝美的《近代日本的人類學史：帝國和殖民地記憶》2017年由風響社出版，是近年來日本人類學史領域最為翔實的著作，也都極具批判精神。坂野徹為日本大學經(jīng)濟學部教授，專業(yè)為科學史，而中生勝美為櫻美林大學教授，是研究農(nóng)村的人類學家。兩部著作也體現(xiàn)出兩人術業(yè)專攻不同的特點，因此形成很好的互補關系，值得一并介紹。

大體而言，坂野的著作以日本人近代的自我認同和他者意識互相影響纏繞的關系為線索貫穿首尾，通過解讀分析人類學者的理論，揭示其知識底層的權力機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剖開日本人身份認同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這是科學史的本色當行。也就是說，坂野所描繪的日本人類學史，是一部日本人如何認識“日本人”的歷史，無論是日本人種論爭還是“日鮮同祖論”“日琉同祖論”一類對其他民族的認知，都在這一脈絡中展開。與此不同，中生的著作則將考察重點從人類學的學說轉向了學者在殖民地的田野調查，且主張調查工作本身才是真正體現(xiàn)人類學特質的部分。其書在序章就批評坂野氏只是將人類學者的理論作為文本分析對象，反而忽略了文本形成的來源即實地調查。也正因此兩書對讀，更有收獲。

“日本人”同一性的建構

坂野徹在序章寫道，要揭示日本人類學與殖民主義的關系，不能停留于表面上人類學者是否將研究應用于戰(zhàn)爭或殖民統(tǒng)治——實際上這種直接聯(lián)系并不多——而要深入人類學所采用的概念（如“民族”“人種”“文明”“未開”等）和方法（如民族志書寫、體質測量、民族劃分等）所蘊含的意識形態(tài)，關鍵在于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殖民主義特征。

追本溯源，日本人類學者和歐洲同行的起點并不相同。后者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文明人去觀察野蠻人的生活與信仰，而被稱為日本人類學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在倫敦學習人類學時，是作為落后野蠻的一方。因此，航海并找到某個原始部落生活著的小島，潛入當?shù)亍W習語言，并非日本人類學初始階段的急務。最重要的反而是先弄清楚自己是誰，在人類學的知識體系中找到日本人的位置。

坪井正五郎的經(jīng)歷正體現(xiàn)出這種“落后”意識的影響。1884年，日本人類學協(xié)會的成立主要是受到在東京任教的歐美學者（如1877年主持了大森貝塚挖掘的美國動物學家摩斯）的影響，而當時坪井氏還只是在東京大學專攻生物學的學部生。1889到1892年，坪井到英國留學，數(shù)年間除了去聽過英國人類學泰斗級學者泰勒（Edward Tylor）的一次講座以外，從未上過任何人的課，而只是在圖書館、博物館中自行研究。坪井氏對此的解釋是，倫敦并沒有好的老師可以教他。而且，坪井氏也否認摩斯對日本人類學有開創(chuàng)之功，認為日本人種的問題必須由日本人自己解決，不能惟歐美人的意見是聽。與此類似，專攻植物學的白井光太郎決心研究人類學，也是由于讀到摩斯的著作中認為史前日本人有吃人肉之事而認為這是污蔑，出于憤慨而立志探明日本人的起源，以排斥歐美學者之說。

因此，坂野著作以日本人作為集體的“同一性”的構筑過程作為貫穿全書的線索。自我認同的同一性是以“他者”的存在為前提的，而正如上文所說，日本人類學者首先面對的是“文明”的歐美人，因此急于將自己“文明化”。要論證自己是文明人，那就需要找到野蠻人，于是有兩種選擇：其一是殖民擴張的對象，例如日本侵略中國的臺灣地區(qū)時即以將“蕃人”“文明化”為己任，且欲通過治理臺灣來向歐美展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躋身文明國的行列；其二，則是從過去尋找，這體現(xiàn)在人類學者對日本人種起源的解釋中。

在考察日本列島上的石器時代遺跡時，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留下這些遺跡的人種并非后來的日本人，而是比日本人更早生活在日本列島的居民。坂野氏把這種認為遠古日本和現(xiàn)代日本人種不同的觀點稱為“人種交替范式”。最早探討日本人種起源的歐美學者如摩斯及德國學者西博爾德都認為現(xiàn)代的日本人實際上是外來者，日本列島在石器時代有過一次人種的交替過程，而他們的依據(jù)主要是日本的古典文獻《古事記》《日本書紀》?！豆攀掠洝贰度毡緯o》即“記紀神話”所記載的“神武天皇東征”之事，被歐美學者認為是人種交替的歷史反映于神話之中。正如工藤雅樹在《日本人種論·研究史》一書所指出的，歐美學者采信“記紀神話”，實際上意味著對日本的文明程度的整體信任。這和他們對《尚書》等中國經(jīng)典的理解相類似，是對遙遠神秘的東方文明懷有“不理解之同情”。

但是日本人類學者采納這一論述之后，賦予其新的色彩。留下了史前遺跡的居民是“未開”民族，而外來的日本人則是擺脫了野蠻的征服者，人種的交替實際上是優(yōu)勝劣汰的過程，這既和“記紀神話”的“神武東征”對應，也與當時風靡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密切結合。同時，將日本人與更早的居民割裂開，也就是將古老的野蠻人作為“他者”，樹立起新的自我。坂野徹認為，正是在人種起源的討論中，“日本人”的含義從明治初期意義曖昧的狀態(tài)變成了一個具有明確同一性的“日本民族”（例如當時廣為流行的“天孫民族”一詞），無論其體質、語言、民俗等在歷史和地域上有無差別，這種同一性已經(jīng)從起源階段被規(guī)定，成為共識。

這種人類學的共識也通往其他學科，如考古學者濱田耕作從文化考古學的角度反思人種交替范式，認為遺跡遺物不能直接對應人種歸類，而是反映了“日本文明”形成的不同階段，其思路是否定單一的“人種”而肯定單一的“文明”，作為單一“民族”的基底。而對一般民眾有極大影響的民俗學者柳田國男，對人類學、考古學矻矻于史前遺跡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日本不同于歐洲有長期的人口流動，因此自古以來就形成“常民”，而更早的居民則變成“山人”，和濱田氏一樣是從另一角度構建“日本人”。

同一性的理論建構在激變的現(xiàn)實面前難以保持穩(wěn)固，尤其隨著迅速、后發(fā)的殖民擴張，對“日本人”的理解因“日本人”的界限而變化甚至動搖。人類學者們?yōu)榇私嬃烁鞣N理論，以維持同一性的牢固。坂野著作中分章討論了阿伊努、朝鮮、密克羅西尼亞從他者到變成日本帝國的一部分時，大量新的人類學知識被生產(chǎn)出來，反映出“日本人”概念的調適。

以朝鮮為例，主張日本、朝鮮人擁有共同祖先甚至為同一民族的“日鮮同祖論”，現(xiàn)在看來匪夷所思，在戰(zhàn)前日本，尤其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后卻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同祖主張的根基實際上仍是“記紀神話”中“神武東征”一類的模糊信息，但是人類學者的工作為其添加了大量的“證據(jù)”。最早在朝鮮作田野調查的鳥居龍藏，就是在吞并后成立的朝鮮總督府的派遣下，從1911年開展了幾乎每年一次、一共六次的考察。鳥居在著作中明確提出其研究目的是為朝鮮人作“人種學的證明”。1920年的一篇文章表明了其結論是：“朝鮮人決非異邦人，而是與我們有共同祖先的同一民族?！庇纱诉B接到日本人起源問題上，鳥居甚至提出在遠古，日本才是朝鮮的殖民地。而此文發(fā)表的前一年，朝鮮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三一獨立運動”，鳥居的結論乃及時呼應現(xiàn)實，即讓朝鮮人放棄反抗，與日本同為天皇的子女而成為和睦一家。

坂野氏指出，當時研究朝鮮的人類學者有一種共通的知識框架，即認為朝鮮文化是儒教和巫俗的“二重構造”，儒教是后至而外來的影響，只有巫俗才體現(xiàn)出其與日本同祖同源的民族精神。研究朝鮮薩滿信仰的人類學者秋葉隆，就在二戰(zhàn)時提出所謂“國民信仰”的說法，認為朝鮮的精神還停留在原始、混亂的階段，應當使其生長為“日本的國民信仰”，和日本實現(xiàn)“精神的統(tǒng)一”，以皇室為國民的總家，以皇祖為國民的總氏神，“凈化”“統(tǒng)一”“強化”朝鮮的信仰，實現(xiàn)內鮮一體。以天皇為大家長的天皇制國家觀念，和討論血緣與信仰的人類學可以如此深刻地契合。

坂野的書還有極具價值的一點，即揭示日本人類學與被視為前近代的本土知識之間的關系，換言之，作為舶來品的人類學如何受到日本原有的知識與觀念的影響，從而形成其特質。除了上述的“記紀神話”與人種觀外，還有人類學與江戶時代古物學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藤貞干、木內石亭、木村蒹葭堂等江戶時期的學者，都有搜集奇石、陶瓷、古錢等的愛好，且加以研究。所謂奇石，大多數(shù)是史前石器，如石斧、石刀、石鏃、石針等。江戶古物學的主流觀念認為這些石器是“神代”的遺物，即為神話時代的日本諸神所使用，由此具有神道色彩。日本各地的學者大量搜集當?shù)爻鐾潦?，加以命名、編目，為此探訪古墳，成為江戶時代重要的學術現(xiàn)象。日本人類學會的第一代會長神田孝平著有《日本大古石器考》，仍沿用江戶古物學的術語體系。人類學會早期出版的雜志中討論古器物、古墳的文章，觀念和寫法還相當接近江戶古物學?？梢哉f日本近代考古學的起源也蘊含其中。這一點和中國的清代金石學與近代學術的承接頗值得比較。

田野調查與軍事情報

中生勝美的著作將關注點從學說轉向田野調查，因此相比于坂野氏將目光集中于任教大學的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的學者，中生氏的討論則偏重于為殖民服務的、專業(yè)人類學家以外的以調查異文化為職業(yè)的大量人群，如滿鐵會社、朝鮮總督府所雇用的調查人員，如在殖民地為維護治安而需作調查的警察等。中生氏以大量的篇幅梳理各類調查機構的成立和沿革、人員和經(jīng)費的狀況、實地調查的次數(shù)與內容、創(chuàng)辦雜志及撰寫報告的情形等，反而對坂野精細分析的日本人種論爭等理論幾乎完全不提，連被視為日本人類學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在其書中也沒有位置。這種寫法和此前幾乎所有日本人類學史的著作形成差別。全書分前、后篇，前篇按不同的地區(qū)分章討論，后篇則研究戰(zhàn)時的研究機構，以民族研究所、西北研究所和伊斯蘭研究相關機構為案例。

雖然戰(zhàn)后日本學者用“文化人類學”的術語來替代戰(zhàn)前的“民族學”，而中生氏仍然強調戰(zhàn)前民族學并不能為文化人類學所簡單涵蓋，且問題也不在于這兩個術語所對應的ethnology和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理論上的區(qū)別，而在于實踐上，戰(zhàn)前民族學研究的是“作為民族對立或民族獨立的原因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要素”，“靈活運用從居住在邊境的民族那里得來的具體軍事情報（intelligence）”而對民族志的知識加以體系化。中生氏將這一特征成為“人類學的地政學化”。即是說，戰(zhàn)前民族學具有情報機構的特點，一方面隨著帝國擴張而研究邊境或殖民地民族，工作方式也類似情報調查，另一方面所生產(chǎn)的知識也有情報屬性，在此基礎上加以學理化。

中生氏揭示出情報與學科知識之間的密切關聯(lián)，是其書非常出彩的一點，超越了單純的“知識服務于政治”的單向框架，深入了知識生產(chǎn)的機制去揭露人類學與殖民的關系，且由于有翔實的制度層面的資料與分析，也顯得比坂野氏的文本話語批判更具有實證的力量。

例如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機構朝鮮總督府從1924至1941年間，刊行了四十一冊《調查資料》，內容涵蓋朝鮮的人口、物產(chǎn)工業(yè)、商業(yè)貿易、風俗習慣、民間信仰、生活狀態(tài)等，除此以外還有一些介紹其他殖民地如埃及、印度、波蘭情況的小冊子。這套龐大的資料大部分是由村山智順（負責治安與宗教）和善生永助（負責經(jīng)濟相關）二人所編纂。

絕大部分習俗、信仰相關報告的編者村山智順，實際上使用了大量朝鮮各地警察部門的調查資料，且不加批判而隨意采納，這一點已經(jīng)被孫晉泰等朝鮮民俗學者所指出。中生氏更進一步考察當時警察所行宗教調查的情況，指出由于1919年朝鮮爆發(fā)“三一獨立運動”后，日本當局意識到基督教、東學黨派系的民間宗教團體等都深度參與了獨立運動，因此開始重視對朝鮮社會宗教信仰的掌握，并依托警察機構一面調查，一面統(tǒng)制（如取締巫醫(yī)）。1908至1925年一直在朝鮮各地擔任警察長官的今村鞆，就是以警察身份調查朝鮮民俗，出版了多種著作，其中包括《韓國警察一斑》一書，花費最大篇幅寫的警種是“風俗警察”。

村山智順的調查一方面是受朝鮮總督府雇用，其目的自然是為了鞏固殖民統(tǒng)治，另一方面也依賴警察提供的材料并加以學理化、體系化。這樣的知識生產(chǎn)方式影響所致并不止于殖民機構內部，也進入了學院。例如坂野氏的書也涉及的秋葉隆，從1924年至戰(zhàn)敗一直在朝鮮的最高學府——京城帝國大學任教、研究，其著作的重要參考文獻也是今村鞆和村山智順的書。而且，秋葉和村山兩人關系密切，秋葉曾在歐洲留學，熟悉馬林諾夫斯基等當紅人類學家的理論，也為村山的撰述提過例如薩滿如何分類的建議。

秋葉隆和他的同事赤松智城，隨著日本的殖民政策目標，坐鎮(zhèn)朝鮮而深入“滿蒙”。1933年至1938年，兩人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yè)部委托，進入“滿蒙”各地調查，繼續(xù)研究薩滿教。其研究成果中有關于鄂倫春族的民族志，而隨著日本占領東三省、偽滿洲國的建立，日軍特務機關也開始對鄂倫春族居民及其生活地區(qū)開展情報搜集、人員滲透，結果正如中生氏所指出的：日軍的情報和人類學者所著的民族志，使用著同樣的資料來源，甚至互相引用，民族志的精確度也因此而提高。

可見，日本近代對中國的調查資料之所以相對準確可靠，與軍事情報的要求密不可分。中生氏的著作分析了這些大宗調查資料的生成過程，有利于在繼續(xù)使用資料時采取更審慎、批判的態(tài)度。尤其是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的滿鐵調查資料，已經(jīng)為學界耳熟能詳?shù)囊恍┲卮髮W術判斷（尤其來自美國漢學家的成果），實際上都建基于這批資料。中生氏指出，滿鐵的舊慣調查繼承了后藤新平在臺灣推行的舊慣調查的形式，但是不同之處在于臺灣地區(qū)當時已是日本殖民地，可采取行政權力強制推行調查，且調查土地制度本身就伴隨著土地所有權的重組，而滿鐵雖然是“國策企業(yè)”，但畢竟權力相對有限，且其調查以鐵路鋪設所需土地為首要目標，因此形成的調查資料在內容、形態(tài)上都和臺灣舊慣有所不同。

雖然日本的人類學和歐洲一樣是帝國主義之子，但中生氏在書的最后通觀日本近代人類學史，分析了兩者的不同。從人類學的學科化、制度化來看，日本的進程和歐洲相比并沒有遲太多，都在十九世紀中后葉。但是此時歐洲已有數(shù)百年的殖民擴張史，積累了各式各樣的關于異民族的知識，在此基礎上發(fā)展出人類學。日本人類學則相反，是先引進了歐洲知識，再往外擴張，人類學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領導作用。作為后發(fā)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派駐往殖民地的官員受教育水平比歐洲更高，可以說都是帝國精英，換言之即對歐洲式人類學掌握程度很可能比歐洲官員還要深，這使得日本人類學與殖民地統(tǒng)治的互相影響程度高到密不可分的地步。

因此，日本近代人類學史是繼續(xù)深入理解日本帝國主義不可或缺的研究課題。坂野徹與中生勝美的兩部著作，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的深耕程度，但并非沒有拓展的空間。中生氏在書中多次提及，日本從人類學到殖民政策都受德國影響甚深，只是限于撰述主題尚未繼續(xù)分析。日本人類學與英、法、德等國的橫向比較，以及其異同之處與殖民政治、國家形態(tài)之間的關系，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作為在這套人類學知識體系中曾是被貶低的他者的國家，而今重審歷史，如果只停留在控訴，未免錯失更深刻的批判的機會。日本近代人類學與殖民侵略的共謀，正如兩部著作所揭示的，其方式是借由共通的術語、概念、制度來生產(chǎn)知識，要害在于過程而非結果。也就是說，即使學者的具體觀點和當局所提倡的并不相同，然而沒有意識形態(tài)根本上的斷裂的話，依然助推了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未參與戰(zhàn)爭者，也可能要承擔戰(zhàn)爭責任，是這段歷史留給全人類的沉痛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