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號相較于沉寂，也是一種搏斗”——《百年銳于千載》自序

《百年銳于千載：清末民初的世局與士議》，沈潔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沈潔，現(xiàn)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知識、政治、族群研究。著有《1912：顛沛的共和》《民國的“失傳”——清末民初中國革命再闡釋》。最新出版了《百年銳于千載：清末民初的世局與士議》。辛亥前后，是變革的時代，也是脫序的時代。以短短數(shù)月終結兩千余年帝制，新舊人物、新舊觀念、新舊制度，等等，都處于碰撞、沖突、融合、變動之中。中國現(xiàn)代轉型起于外力威迫，一切都期望迅捷和徹底。而徹底，往往帶來的就是不徹底；結果也往往會在迅捷的過程中變形。由此，晚清、民初的一系列矛盾其實都可以獲得解釋?？此品?、對峙，實則緊密關聯(lián)，并且始末相繼、相互纏結。因而在革命之后，共和未盡，破碎感仍在久久蔓延。貫穿本書始終的便是這種“大歷史”背后的破碎感，也是作者極力想要觸及的歷史真實。本文為作者所作自序。

這本小書是近十數(shù)年間，我關于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與社會變遷的散碎思考。各篇架構與文字并不勻一，但圍繞的問題卻是相對集中的——百年前的國人，在惶恐什么又在希冀什么？讀那個時代的文與論，可以明確感受到新派內部也在兩方對壘：一方哀中國之淪胥以亡，之甘居奴隸、聽人驅策、受人牢籠，“吾國滅亡風潮誠達于極點”；一方振奮“二十世紀之中國，將氣凌歐美，雄長地球，固蹻足而待也”“中國雖微弱已甚，將來或能冠冕五洲，亦未可知”。這種對壘，既為精神圍困，同時意味著盛大的力量。哪怕是像林紓這樣聲稱無權與時勢相抗、絕然返身向后的典型遺民，他說，仍愿意發(fā)為悲號以警覺世士。悲號相較于沉寂，也是一種搏斗。

我想要回看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所謂“近代”，為“古”，卻未遠，今天的我們仍然在它的延長線上。

本書收錄的文章，最早一篇為2008年，最晚為2021年，多數(shù)是在《讀書》雜志和《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文匯學人》上發(fā)表的小文。將這些文章收錄進入本書時，基本未作內容改動，僅補入注釋及在少數(shù)地方微幅調整。收錄的文章，大體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寫思想與文本，集中在甲午到五四。講近代，主要是落在中、西、新、舊交錯，堅船利炮，萬國梯航，西力東侵，這都是熟知概念。傳統(tǒng)分界落定在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但實際上我們知道，這是非常事件性、政治史意義的開端。除了少數(shù)先覺者，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痛切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存在和壓力，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意識、意志力的侵入，自甲午始，日本這個東方國家，攜帶著一種“西方”式的先進，擊敗中國。朝野之間對于“變法”，終于達成某種共識。從前討論共識，主要緣政治路徑——從洋務到維新，從器物到政制；印刷、閱讀、思想是另一條更內在的理路。中國被納入世界體系，晚清士人開始“知道國家是個怎樣的東西”，肇端于列強兵臨城下、條約口岸這些撲面而來的外力逼拶，而外力逼拶要催生共識、達成行動，則仰賴內在焦慮和自我覺醒。我用細碎的個案，諸如晚清士人對嚴復、梁啟超的閱讀，編譯時務新書之云涌，對顧炎武著作的“重新發(fā)現(xiàn)”，去討論啟蒙的先聲。

伴隨科舉制度改革，閱讀世界、知識倉庫更新，由此產(chǎn)生的“世界知識”及其逐漸內化而成的世界觀與傳統(tǒng)的四裔概念迥然有別。“現(xiàn)代”包含時間、空間、觀念等多重意味，國家觀念的出現(xiàn)、嬗變導源了“排滿”與近代民族主義、族群觀念的紛爭；閱讀世界的更新也導源了有關前途與命運選擇的不同方向，因此我也討論了后五四時代，經(jīng)歷激進反傳統(tǒng)之后，讀書人對倫理與文教問題的反省，那時候的政論家、思想家以及底下一層的普通讀書人，在什么樣的意義結構和意義網(wǎng)絡中，定義人的解放，定義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我所關注的思想與文本就產(chǎn)生于這些紛爭中，指向國人自我定位的邏輯工具；邏輯工具框定思維模式，工具和模式深刻影響和塑造了百年間的中國歷史。

第二部分寫民族精神與人格、國格，涉及族群、身份認同、政治行動的思想資源等問題。在曾靜、呂留良的時代，明、清是一種華、夷分界，到了晚清，華、夷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意義，并使文明與野蠻有了新的指向——中國進入世界，中國成為了世界中的野蠻，歐西則是文明之表征，從立憲派到革命派，都在認定這一點。而革命派走的更遠，他們又加入了滿與漢的維度，邊界的確認和界分，變得更加多光譜，關于身份認同和政治認同也變得更加多光譜。

晚清中國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思想攪動社會：啟蒙、“革政”、排滿匯流，觸發(fā)了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國體變更。共和取代帝制當然是一種勝利，但民國與國民非同構，思想、社會、制度設置、管理成本沒有相應配套，又在事實上制約了這種勝利。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人的感覺都是“亂”，心無歸處。這個“亂”，于個人，就是身份認同上的各執(zhí)一端。我們可以看到清遺民劇烈地排拒民國、申斥共和，也可以看到旗人金梁如何用歷史書寫進行身份表達和政治抗爭；可以看到塾師、舊儒坐困愁城，被時代車輪無聲碾過，也可以看到科舉時代的功名與身份仍然在清朝結束之后長久籠罩世道人心。這些對立，很具體地呈現(xiàn)現(xiàn)代早期的政治與社會狀況。

身份認同指向個體的人格確立，向上推衍便是國格問題，國家在實際上也是四分五裂的，時人多稱“躐等”“失序”——清末民初有關國體、政體的擾攘即是明證。民初無休無止的政爭可以說是晚清思想史上古今中西之爭的政治性外化和激化。思想紛爭與政治淆亂到底哪個是因哪個是果，這不是關注重點，我是希望本真地描述這些爭端，從中觀察1910、1920年代中國政治的各種可能性。這部分的收尾是一篇關于抗戰(zhàn)時期中國學術的討論，時間不在本書主體討論時段之內。南京政府成立從形式上結束了北洋的分裂，然而思想與政治爭執(zhí)并沒有停止，抗戰(zhàn)才真正實現(xiàn)了民族精神的聚攏，從道出于二回到道歸于一，從眾聲喧嘩回到單音獨鳴。學術與政治之間復雜的形塑與反形塑，也使我們在學術脈絡的隱微變化中，看到社會經(jīng)濟的流動與政治路途的轉折。

第三部分是幾個訪談，串聯(lián)關于20世紀中國革命的長線思考。我關注的重點，在中國革命的都市性。中國革命被賦予鄉(xiāng)村革命的性質，這是比較狹義的理解。辛亥年，惲毓鼎講“清室之亡，實亡于上?！?，莫理循講“幾百個新聞記者，最后葬送了清國”，都是對報刊、輿論、思潮啟動革命的描摩。辛亥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起點，我所關注的“都市性”從上海出發(fā)，一路可觀測印刷資本主義溢出思想啟蒙，對行動意義的革命產(chǎn)生巨大啟動意義。再向后延展，左翼文化是在都市中孕育的，由工運帶動的黨的組織力量，也是在都市中萌發(fā)的。至于宣傳，更以都市為樞紐。此外，我們還需要厘清一整套關于革命的認知、革命的情感框架，或者說，一套關于革命行動的技藝，到底是通過什么來營造、表述、再現(xiàn)、培訓、學習、傳遞和記憶的；是什么動員、裹挾了成千上萬的人，投身革命？個體的人是怎樣納入組織、化身集體，最終凝結成一股磅礴的力量的。這些問題并不能全部包括在“都市性”范疇內，但是能幫助我們重新觀察20世紀中國革命的源點及其傳播過程。

20世紀對中國，是一個急速的世紀。幾十年一百年時間，走完了西方數(shù)百年歷程，不到十年時間即推翻了幾千年的帝制。這是本書取名的因由，孫中山的話，“百年銳于千載”。在20世紀的開頭，這么劇烈的變化，那時候的國人，非常愴慟，英斂之在1903年《悲中國之前途》一文中說：“嗚呼悲哉，我中國也，去路茫茫。因循僨事之愆不能復贖，而前途迢遠，更不知作何景象，其結果究竟何如，興耶？亡耶？滅國耶？滅種耶？抑更勃然而起以稱強于大地耶？思想萬端，莫能自決。忽而喜，忽而懼，忽而腸欲斷，忽而淚欲流。我中國之將來可以為英吉利，可以為美利堅，亦可以為波蘭，亦可以為印度，或生或死，或主或奴，惟在我中國之擇耳?！边x擇如此急迫，就不免方藥雜投，急迫的想要告別舊世界，徹底打碎舊世界，把廢墟統(tǒng)統(tǒng)清理掉，建立一個全新的祖國。讀他們關于“中國”和“現(xiàn)代”不同的打開方式，他們的爭吵和憤怒，其實有非常多感動。正如康德的“Sapere aude！”，“要有去知的勇氣和決心”——本書講述種種，確能勾勒啟蒙的批判性，人們關于是非曲直尚無確切的、標準的答案，人們尚有許多天真、想象力、憧憬，關于中國前途、關于什么是好制度好社會。爭吵和天真都令人感到無窮的希望。尤其是站立在今天。一個似乎什么都確認了、什么都確定無疑的今天。只是，任公說，“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梁啟超《劫灰夢傳奇》，1902年）。那么，就做一點回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