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的遼東之困：最終“但當尋一散場耳”

天啟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前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御史、遼東經(jīng)略熊廷弼被當眾斬首。他的罪名有二：一是導致廣寧失守，敗壞遼東戰(zhàn)局；二是待罪之中賄賂東林黨，以圖脫死。從淪為階下囚到人頭落地，不知熊廷弼是否曾想起自己對同僚說的那句真心話：“遼事豈可為，但當尋一散場耳?！鼻逍讶缢冉?jīng)略遼東前已安排了后事，卻也未能預見如此散場：行刑時，熊廷弼遭受了劊子手的反復折磨；他死后，快馬傳首九邊，尸體被棄于街頭。

而這也是大明王朝散場的前奏。熊廷弼就戮兩年后，執(zhí)意取他性命的天啟帝病逝；十九年后，李自成攻入北京。究竟熊廷弼有無機會守住遼東、抑制女真，推遲明朝的分崩離析？文化學者唐元鵬在其新書《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中，將與熊廷弼相關的諸多歷史碎片搜羅起來，拼接出一幅令人驚心動魄的晚明政治圖景。在書中，熊廷弼的人生如同黨爭暗潮洶涌、利益盤根錯節(jié)的大明官場一個小小的切口；任他剛介耿直、運籌帷幄、大權在握，也從未真正有過機會，把握那個積重難返的王朝的命運……

湖北武漢，熊廷弼塑像。

一， 遼東之困

遼東，大明邊防的最前線，離京僅千里，被稱作“神靜左臂”。在明帝國的前200年里，遼東不算最為緊要之地，卻在大明最后的76年中躋身歷史舞臺。萬歷中期，遼東已顯現(xiàn)動蕩態(tài)勢。萬歷二十四年，紫禁城連遭兩次雷擊，修繕耗資巨大，而此時明朝財政相當吃緊，萬歷帝想借稅收渡過難關，向各地派出收稅太監(jiān)?！缎芡㈠鲋馈穼⑴赏|東的高淮視為遼東之亂的禍首。高淮層層攤派斂財任務，每個經(jīng)辦人除了要上交的部分，也都留出了自己的利益。萬歷帝每年從高淮手中拿到三萬兩白銀，其代價是遼東的民間財資被榨干，稅基毀壞，大量邊民逃亡他國，無人進行糧食生產(chǎn)，邊防失去支持。高淮的行徑引起眾人不滿，文官集團與其爭斗近10年，才得以抓住遼東邊關嘩變的把柄，將高淮查辦。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遼東的困頓，不止內(nèi)憂，也有外患。遼東“三面瀕夷，一面阻海”，西面是蒙古兀良哈諸部，北面是海西女真，東面為建州女真，東北隔鴨綠江與朝鮮相向。大明為遼東修筑了長達2000里的邊墻，朝廷相信，有了邊墻，領土自然可以高枕無憂。被邊墻阻擋視野的大明沒有察覺，墻外世界風起云涌，除了不斷侵擾邊境的蒙古各部，一個新的勁敵建州女真已暗中崛起。大明與其的宿怨要追溯到萬歷二年，明從其手中奪取了鴨綠江附近的800里土地及六個邊堡。然而，萬歷十一年，努爾哈赤帶領建州女真走上了崛起之路。萬歷二十二年，建州女真周邊盡被努爾哈赤削平；萬歷二十八年，努爾哈赤向遼東官府索要每年500兩的“六堡租金”；萬歷三十一年，努爾哈赤停止納貢，要求明朝歸還土地；萬歷三十四年，建州女真收回了明朝占據(jù)的土地。

面對內(nèi)憂外患，萬歷帝亟需一位得力人選去摸清遼東的狀況，收拾爛攤子。熊廷弼就這樣被推上了遼東的舞臺，他后半生的起落榮辱，也與那片土地的命運，纏繞在了一起。

二，收拾山河

《熊廷弼之死》巨細無遺地呈現(xiàn)了熊廷弼臨危受命，三次經(jīng)略遼東的經(jīng)過。治理遼東，向外部看，需要在女真各部、蒙古、朝鮮等諸多政權之間縱橫捭闔；向內(nèi)部看，則牽扯到大明的君臣關系、黨爭，甚至每一個文武官員的個體利益?？芍^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動輒得咎。經(jīng)略遼東之難，正在于此：遼東是政治、經(jīng)濟、民族、權力、黨爭、民生等等千頭萬緒糾纏在一起打得那個最死的結(jié)。

當后人回看這段歷史的時候，難免奇怪，危難關頭，為何萬歷帝會選擇把遼東交到熊廷弼手上呢？作者唐元鵬給出了答案：熊被萬歷帝看中的，一是性情，二是能力。

溯熊廷弼骨鯁、剛直性格形成于青年時代。熊廷弼家境貧寒，但從小展現(xiàn)出讀書的天賦，被父親送入私塾。萬歷十六年至十八年，持續(xù)的旱災令熊家險些全家餓死，親朋鄰里幾乎無人周濟，熊廷弼看透世態(tài)炎涼，除了通過在府里的歲考中獲取獎勵之外，別無謀生之法。他雖然成績優(yōu)異，在科舉中卻運氣不佳，多次鄉(xiāng)試落榜。直到萬歷二十五年丁酉科鄉(xiāng)試，他本已落選的考卷被主考馮上知看中，他才高中解元。

熊廷弼于次年通過會試，成為保定府推官。初登官場，他便展現(xiàn)出在底層社會和苦難之中淬煉出的過人能力。唐元鵬將熊廷弼稱為“實用型”官員，他刑名、關餉、稅收一把抓，樣樣辦得妥妥當當，在各地推薦能吏時拔得頭籌。此后，他進京就職工部，展現(xiàn)出了錙銖必較、鐵面無私的風格，唐元鵬推斷，或許他參與了棘手的紫禁城重修工作，因此獲得了萬歷帝的贊賞。萬歷帝終其一生，都給予了熊廷弼無條件的信任和支持。

初赴遼東

熊廷弼背負萬歷帝的期望，于萬歷三十六年以浙江道御史巡按遼東。巡按品級不高，責任又極龐雜，監(jiān)察、情報、糧餉、民事都歸他管。對于遼東的破敗凋敝，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唐元鵬在書中指出，熊廷弼當時對遼東抱有一種悲觀中帶有樂觀，絕望中帶著希望的認識。他以為，如果勉力為之，遼東尚且有救，但必須先整治幾大致命問題——軍隊糧餉延誤的問題；邊關防線崩壞、士氣低迷的問題；軍備松弛、大量逃兵擾亂部署的問題。熊廷弼針對上述弊病，一一破解。

首先是錢糧的問題，熊廷弼一再上書向皇帝哭訴，求皇帝早發(fā)內(nèi)帑補貼遼東軍事。萬歷帝雖沒自掏腰包，但也為他特事特辦，籌措了三十萬兩白銀。第二是彈劾辦事不力的官員，整治地方豪強，按《明史》的記錄，熊廷弼“杜饋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第三，熊廷弼整邊墻、修兵器、主張屯田，讓原本物產(chǎn)豐饒的遼東不必再依靠中央財政撥款。熊廷弼還恢復了早已廢棄的常平倉，屯糧幾十萬石，讓遼東實現(xiàn)了糧食的自給自足。

此外，熊廷弼敏銳地察覺到了努爾哈赤對明的威脅。赴任路上，他便與努爾哈赤有了交鋒，在遼東巡按任上的三年中，他所寫六十七封私信里有十三封談到努爾哈赤和建州女真。至于如何對付這心腹大患，他制定了兩個策略，一方面聯(lián)絡蒙古和海西女真制約建州女真，另一方面實施以守為主的邊境戰(zhàn)略。

熊廷弼發(fā)現(xiàn)，古往今來推崇的出塞搗巢、封狼居胥完全是“賠本買賣”。唯有放下一舉殲敵的妄想，才有出路。他指出，蒙古、女真發(fā)動的軍事行動，目的只是為了劫掠人口和財帛，如果實行堅壁清野，再加上用錢收買，收益要比出征大得多。熊廷弼的這一戰(zhàn)術思維，可以說是敢冒天下大不韙的創(chuàng)舉，它改攻為守，將對人員、錢糧的消耗大大降低，也讓前來挑釁的敵軍無計可施。

在熊廷弼的治理下，遼東暫時煥發(fā)了生機。三年任期結(jié)束后，朝廷特意把他調(diào)到了鶯歌燕舞的江南作為犒賞，誰知，他卻因此陷入一樁文壇公案的泥沼，再赴遼東已是十年之后。

二赴遼東

在塞北苦干多年，熊廷弼調(diào)任南直隸督學御史，想不到卻因此與東林黨交惡，引發(fā)了“荊熊分袒”的公案。萬歷四十年，此案告一段落，熊廷弼被趕回老家待勘，兩年后他母親去世，又居喪三年。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卻一直未停下擴張的腳步，萬歷四十四年，他建立后金，兩年后，發(fā)動了對大明的全面戰(zhàn)爭。其后一年，后金在遼東攻城略地，并于薩爾滸戰(zhàn)役中獲得了碾壓性的勝利。

后金騎兵在薩爾滸向明軍步兵推進

遼東精銳盡失、千瘡百孔，朝堂上官員們亂作一團，只能再一次搬出熊廷弼這個早已棄置不用的擋箭牌。

熊廷弼被皇帝急召進京。出發(fā)前他做了最壞的準備，向親朋托孤，但實際情況比他最壞的打算還壞。遼東糜爛不堪，軍伍空虛，調(diào)去支援的軍隊還未到達便嘩變了……熊廷弼日夜兼程半個月，一路上還不忘四處尋兵點將，趕到京城時，他勞累過度導致熱毒發(fā)作，渾身長瘡。

然而，皇上似乎又變卦了，他苦等兩月沒得到召見。原來，官員們正為了遼東的軍政全權爭論不休。有人認為，一旦熊廷弼手握重權，不僅巡撫、總督要聽命于他，十幾萬兵馬、數(shù)百萬錢糧也要歸他調(diào)度。因此是否啟用熊廷弼，是否安排其他人來制衡、分權，成了各派爭執(zhí)的焦點。拖拖拉拉中，后金攻陷開原。開原失陷，從地理上終結(jié)了大明聯(lián)合葉赫部抗擊努爾哈赤的幻想。至此，朝廷終于頒下明詔，任命熊廷弼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員右僉都御史經(jīng)略遼東，賜先斬后奏的天子劍和便宜行事的特權。熊廷弼剛剛出發(fā)，又收到鐵嶺失守的消息，沈陽也處于后金的兵鋒之下。

熊廷弼火速趕到沈陽。他使出雷霆手段：整肅文武官員，逼逃跑的富戶把家眷遷回；整理軍伍，將逃將斬首，撤換敗兵，讓當?shù)孛癖匦l(wèi)城池；與眾將繞城巡視，為守城軍民分發(fā)賞銀。最后還召集軍民設壇，悼念死難群眾，發(fā)表鼓舞士氣的悼文。就這樣，幾天之內(nèi)士氣低迷的沈陽逐漸安寧，事態(tài)得到了控制。

身為文官，帶兵打仗不是熊廷弼的強項，但是他善于無為而治，從不瞎指揮，去做耗費人力、財力做無用之功。此外，他樂于聽取意見，能協(xié)調(diào)上下需求，絕不貪功冒進。熊廷弼還創(chuàng)造了一套戰(zhàn)術，提出“以固守為正，以短促突擊為奇”，在遼東劃分了東南西北四路防守重點，每一路設兵三萬，主帥一人。如一路被襲，則其他三路出奇以擊敵。他還另外設置六路隊伍，分別用來作為外援、掩護朝鮮通路、防護海運。各路兵將畫地而守，互相支援，組織游擊戰(zhàn)，攪得敵方不得安寧。這個“守、困、擾、攻”四位一體的戰(zhàn)術，目的是將后金軍隊困死，失去戰(zhàn)爭資源。

然而，即使是熊廷弼，沒有糧餉也無計可施。遼東軍隊總是處于缺錢少糧的狀態(tài)，即便籌措上了，如何運輸也是個問題。陸運路程長、消耗大、一路上盜匪橫行，運費與貨物價值的比例有時會高達一比一、二比一。熊廷弼因而建議改走耗時短、花費小、風險低的水路。這卻引發(fā)了戶部上下的不滿，因為，所謂的運輸損耗，有一部分是被相關人員裝進了自己的腰包。就算是能走水路，后方的配合程度也非常低下，根本無法滿足前線的需求。熊廷弼在中間斡旋、協(xié)調(diào)，把人得罪了一個遍也于事無補，氣得他上疏大罵：遼東遲早完蛋，等遼東完了，北京還遠嗎？

所幸萬歷對他百般容忍、萬般支持，無所不允。但是，萬歷四十八年七月，萬歷走到了人生的盡頭，熊廷弼最大的靠山倒了。一個月，泰昌帝也匆匆離世，天啟帝繼位。政壇風云突變，對熊廷弼的彈劾四起，他反復提出告病歸鄉(xiāng)，引起天啟帝很大反感。此后，朝廷派出了朱童蒙奉旨勘查，朱的結(jié)論是：熊最大的問題在于愛鬧脾氣，但其成績大于問題，得到了民士庶的交口稱贊。

熊廷弼被劾去半年之后，得到了平反。然而，形勢不等人，遼東再一次發(fā)生了劇變。

三赴遼東

天啟元年三月，后金軍傾巢而出，進攻沈陽，沈陽淪陷，支援的川浙兩軍全軍覆沒，遼陽旋即被攻破，遼東全面淪陷。天啟帝催促熊廷弼復出，熊繼續(xù)稱病，逼得天啟帝下了一道催促敕諭，降低姿態(tài)，承認錯誤，熊廷弼才不得不出山。只是，這次他已經(jīng)清楚地預感到自己是抱薪救火，恐怕有去無回，再度向朋友交代了后事，言辭之間都是悲涼。

依據(jù)現(xiàn)狀，熊廷弼提出了一個新的戰(zhàn)略，“三方布置、兩線進逼”。簡言之，就是將遼西的廣寧設為主戰(zhàn)場，與后金對峙；遼東半島的旅順、金州等地作為次要戰(zhàn)場，牽制敵人；天津、登萊作為后援，再在山海關設立經(jīng)略節(jié)制三方。以守衛(wèi)為正，又要不斷出奇兵騷擾后金側(cè)背，令其陷入兩面作戰(zhàn)。只是，該戰(zhàn)略需要耗費巨大的國力，而此時的大明，已是有心無力。

此外，熊廷弼與遼東巡撫王化貞的矛盾也是“三方布置”不可能達成的原因之一。王化貞為人冒進，主張主動出擊，熊、王二人因“守還是攻”鬧得不可開交，凡事必爭。此時朝廷已被遼事拖得精疲力竭，人人希望盡早結(jié)束戰(zhàn)事，王扶植的將領毛文龍又取得了鎮(zhèn)江大捷，王逐漸占據(jù)上風。天啟二年一月，九卿科道會議決定賜王化貞尚方寶劍，熊廷弼聽其調(diào)遣，王化貞信誓旦旦，要實踐他“以六萬軍平遼”的宏愿。他暗中聯(lián)絡了投靠后金、已經(jīng)當上努爾哈赤孫女婿的叛將李永芳，李永芳假意逢迎，王信以為真。然而，會議后不到十日，后金大舉進犯，直取廣寧。與此同時，熊廷弼率五千兵馬抵達距廣寧不到20里的閭陽驛。是進？是退？保廣寧還是棄廣寧？熊廷弼決定棄守廣寧，即便與金軍硬碰硬，也不過是螳臂當車；再者，部下士氣已喪，不愿一戰(zhàn)。

至此，遼東、遼西皆失守。熊廷弼也將迎來人生最后一程。

三，置身事內(nèi)

縱觀熊廷弼的一生，他主要的功業(yè)都建立于邊遠苦寒的遼東，但朝堂上的斗爭卻與他如影隨形，他從未有片刻置身政治漩渦之外，皇帝身邊一直不乏想扳倒他的人，也不乏支持他的人。正如唐元鵬指出的那樣，我們今天說東林黨、閹黨、浙黨、齊黨、楚黨等等，并不是一個個整體，它們都是由利益、想法各不相同的個體組成的，哪個“黨”的成員都不是絕對善或惡的。因此，每一次圍繞熊廷弼的沖突，都是許許多多種利益、私心和恩怨的劇烈碰撞。

在熊廷弼生命的最后幾年里，這種沖突發(fā)展得尤為激烈，甚至成為東林黨和閹黨的生死存亡之斗。

廣寧失守后，朝廷一度放出要讓熊廷弼戴罪立功的風聲，但熊深知，在明朝歷史上，但凡喪失土地，沒有一次不是封疆大吏頂罪的。果不其然，風向很快變化，朝廷為了處理熊廷弼和王化貞，“專案組”，熊廷弼被判死刑。這個判決引起很大爭議，朝臣各持己見，東林黨中為熊廷弼求情者甚多，熊的死刑何時執(zhí)行也還是個未知數(shù)。

案子一拖三年，東林黨和閹黨的斗爭日趨白熱化，閹黨在其中看到了打擊對手的機會。天啟四年十月，內(nèi)心天平已倒向閹黨的皇帝找了個由頭，要查辦幾位東林黨官員，魏忠賢及其黨羽旋即有了羅織罪名的法子——這幾人曾為熊廷弼說情，必然收了賄賂，要袒護營救。由此，一大批官員被拖下水，東林黨幾乎被一網(wǎng)打盡，熊廷弼也再無生路。天啟五年，天啟帝頒下絕命詔書，命人去獄中提熊廷弼，熊衣冠齊整、神色從容，至死未失氣節(jié)。

四，囚徒困境

今天回看這段歷史，難免感到迷惑不解。何以在大廈將傾之際，從皇帝到朝堂上的眾臣想的不是合力攘外，而是丟出去一個熊廷弼獨自去支撐，還要對他不斷掣肘、百般詆毀？為什么眼看國家不保，諸君依然勾心斗角，卻看不到一旦大廈傾覆，爭奪追逐的都是泡影？或許眾人并非無知，只是不愿去看罷了。人人都知道要散場，能多茍且一陣便是一陣。

對于明末這種局面的形成，唐元鵬在書中做了深入的解析。他認為，縱觀晚明歷史，大明朝的文官團體與皇帝，構(gòu)成了博弈論中的經(jīng)典模型——“囚徒困境”：假設警方逮捕甲、乙兩名嫌犯，但沒有證據(jù)指控二人。于是，警方分開囚禁他們，并提供以下選擇：若一人認罪并檢舉對方，另一人沉默，則前者獲釋，后者判監(jiān)10年；若二人都沉默，則同樣判監(jiān)半年；若二人互相檢舉，則同樣判監(jiān)5年。理所當然的，如雙方都沉默，就能得到只判半年的次好結(jié)果；但是，假如挑動雙方不信任，引導他們出賣對方自保，情況就大為不同——只要檢舉對方，最差被判5年，最好無罪釋放，但保特沉默則可能獲刑10年。我們可以將大明的皇帝看做警察，文官團體就是囚徒。如果大部分文官都與皇帝唱對臺戲，士權就會獲得最大利益，這是皇帝最不愿看到的。終明一朝，實際上就是皇權打破士權，讓文官團體陷入“囚徒困境”的過程。文官系統(tǒng)一旦分成不同派別，皇帝就能以“警察” 的角色，讓他們彼此猜疑，爭斗不止，坐收漁利。

此法看似好用，但前提是利用人性中的自私和惡意，并將其發(fā)揮到極致。這種懲善揚惡的治理模式，最終也把大明帝國帶入了深淵。朝堂上到處是明槍暗箭，無人能將精力放到國事上。熊廷弼這類能臣，即便不參與黨爭，依然被無數(shù)人當作假想敵，被一再構(gòu)陷。

大明之亡，是一種必然。熊廷弼豈能拯救大明帝國？他的悲慘命運，不過是國運的寫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