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有“神馬”

馬是云南著名的特產。根據司馬遷所言，馬、奴隸與公牛乃是滇西的財富來源。馬最初是隨著中亞草原的史前移民進入云南。經過千百年的適應，云南的馬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分布在氣候較涼的云南西北部，第二類分布在有著亞熱帶氣候的云南南部?？脊艑W證據顯示，畜馬一事早在公元前6世紀便已流行，馬匹同時也用于戰(zhàn)爭與運輸。

自漢朝開始，云南的馬便為中國人所熟知。據說在西漢初年時，云南的馬便輸出至四川。根據《華陽國志》與《后漢書》記載，傳說滇池有“神馬”，這也許暗示最早在3世紀時，云南的馬便為當地先民珍視。中文史料也顯示了云南畜馬之興盛，曾經一次獻給漢朝多達十萬頭的牛、馬、羊。3世紀以降，中文文獻當中便可以找到滇馬的記錄，騎乘滇馬或者川馬成為中原地區(qū)貴族人士的風尚；同時，馬也是地方政權的戰(zhàn)爭工具。

唐朝-南詔時期的史料記載著地方社會上馬匹的角色。舉例來說，南詔向唐朝進貢馬匹，《蠻書》和《新唐書》都曾列舉越賧馬為最上等的馬。越賧位于從前的哀牢區(qū)域，也就是今天的騰沖。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詳述了大理-兩宋時期云南的馬，他的結論是：愈往西北，馬的品質愈好。根據他的評價，滇南的馬不如滇北的馬持久耐勞；但他也承認，滇南最好的馬的質量勝過滇北的馬，價值幾十兩黃金。事實上，宋朝極為看重云南的馬，認為這些馬可與來自北地的馬媲美。

中國人長久以來便垂涎來自中亞的馬匹，因為中國境內多數地區(qū)并不產馬。馬的商業(yè)價值頗高，但更關鍵的是，馬的軍事價值更高。中國南方并不產馬，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中國南方的王國罕能對抗來自北方的入侵。云南雖位于長江以南，卻是個例外，這當然多虧了云南地處高原這個特殊的地理條件。此處不妨舉兩個經典的例子，第一個是三國時代，另一個是宋代的大理國。

滇馬的戰(zhàn)略性價值在3世紀時得以體現。當時正值中國的三國時代，也就是北方的魏國、江南的吳國以及四川的蜀國各自崛起之際。其中魏國較為強大，蜀吳兩國因此結盟，然而，蜀吳之間偶有沖突爆發(fā)。蜀吳雙方爭奪的地區(qū)之一是交州（越南北部）。控制交州對于吳國至關重要，因為交州不但能帶來南海貿易的豐厚利益，還可以通過滇越通道取得來自南中（云南）的馬匹。再者，交州乃是前往云南的跳板。蜀國雖然也企圖取得交州，但情勢相當不利，因為控制南中的當地首領雍闿與士燮互通，后者掌控了交趾并且投靠吳國。因此，蜀國的當務之急不是取得交州而是平定南中。此后，蜀國確實征服了南中，南中土酋也隨之歸順。

孫吳求馬孔急，可由下面例子得見。吳王孫權曾派使節(jié)渡海到達遼東太守公孫淵處，希望能獲得東北的馬匹。公孫淵卻背信殺死吳使，將其首級獻給魏國。雖然吳國能通過官方交流自蜀國與魏國那邊獲得一些馬匹，但主要是通過交趾從南中進口大量馬匹——因為交趾的士燮家族會向吳國進貢。根據記載，交趾每年向孫吳貢獻數百匹馬?？梢韵胍姡攨菄?26年最終吞并士氏并統(tǒng)治交趾之后，會有更多的滇馬被輸送到江南地區(qū)。

雖然缺乏其他西南絲路支線的市馬記錄，但滇越之間的市馬至少持續(xù)到唐朝。大理-兩宋時期的市馬貿易更是遠超前代，因為貿易是大理王國的經濟支柱，故大理渴望與宋朝進行貿易且經常向宋室請貢。宋室則有鑒于南詔與唐朝之間的紛爭，不再企圖伸張對大理的宗主權，尤其宋室首要得應付來自北方的巨大威脅。

北宋在北方邊疆面對強大的王國，遼國、西夏與金國都對北宋造成偌大的壓力；最后北宋無力守住黃河流域，于是撤至長江流域，這就是南宋之開端。遼、西夏、金以及后來的蒙古人，都握有騎兵方面的優(yōu)勢。為求有效作戰(zhàn)，宋朝急需良馬。雖然宋朝曾經努力繁育戰(zhàn)馬，但養(yǎng)出來的馬無法符合戰(zhàn)事要求。西北地區(qū)的馬本來是北宋市馬的主要來源。宋神宗熙寧年間，朝廷遂將以絲茶市馬定為國策。然而，失去黃河故地之后，西北馬匹已無法抵達，這就迫使宋室轉而向西南的大理國買馬。

滇馬與北地的馬相比，體型較短小。滇馬或許不利于北方邊疆作戰(zhàn)，但若是在淮河、長江流域，滇馬應當會有某些優(yōu)勢，因為此地氣候適宜滇馬這種亞熱帶的動物。此外，云南有一些馬其實是西北高原區(qū)的產物，這也是為什么馬可·波羅論斷：“（南中國）最好的馬，就是在這個省養(yǎng)育的。”最后，姑且勿論滇馬之優(yōu)劣，宋室其實沒有多少選擇，尤其因為它與“西北蠻夷”的市馬已在11世紀末受阻。

因此，宋朝在四川與廣西開辟了十多個市場。北宋年間，四川是主要的市馬貿易重心，黎州（漢源）、雅州（雅安）、嘉州（樂山）、戎州（宜賓）、瀘州、長寧軍（珙縣）都設有官方市場。來自大理的商人趕著馬匹，帶著其他地方產品，通過西南絲路往北到達四川。除了鼓勵所謂西南夷趕馬到四川以外，北宋還征募人員進入云南。四川峨嵋的進士楊佐，就帶上了全部家當，率領數十人攜帶絲綢以及十日的補給，穿越山脈叢林，最后終于見到當地酋長并向他們表達宋室買馬的意愿。

宋代扶馬浮雕磚

然而，在喪失黃河流域之后，四川遂成為邊疆區(qū)域，宋室同時要應對北方的威脅以及南方大理國來犯的可能性。于是，南宋更加嚴格控制市馬，關閉了四川的幾個市場。市馬之重心隨即轉移至廣西。廣西的市馬貿易始于北宋，盛于南宋。如同四川，廣西設立了數座市場，由官方的買馬提舉司管理。在馬市當中，廣西的橫山寨最為著名，持續(xù)最久，從宋神宗元豐年間一直延續(xù)到元朝征討云南為止。

宋室在廣西將市馬額度設定為每年一千五百匹，然而有些年份則高達三千至四千匹。市馬是南宋朝廷的重大事件。官員向皇帝提出建議，朝廷為此進行辯論和討論，并且頒布相關的規(guī)章。此外，朝廷也為市馬設有特殊的部門與官員，地方官員必須加以協(xié)助并且承擔部分責任。

與此前的貿易不同，大理與南宋之間的市馬規(guī)模大致可以推算。方國瑜估計，廣西市馬的平均貿易規(guī)模是七萬兩白銀，這是從每年一千五百匹馬、每匹馬價格從三十至七十兩不等的數據中計算的結果。方國瑜的估算僅僅納入了大理國與宋朝之間的官方貿易，而排除了四川的貿易以及市馬之外的貿易。此外，讀者不能忘記，某些年的馬匹貿易數可能高達定額的兩倍。

1253年，元朝統(tǒng)一了大理王國，這也許標志著市馬的終結。缺乏戰(zhàn)馬或許是宋朝落敗的一個原因，雖然其影響實在難以估算。不過，我們確實知道，云南馬匹對于南宋的防御非常重要，而且對于南宋某幾場軍事勝利也有所貢獻。數度擊敗金國騎兵的名將岳飛，其軍中便有來自云南的戰(zhàn)馬。另一方面，市馬對于大理國來說也非常重要，它借此獲得了諸多重要物資以及奢侈品。

滇馬不只輸入中國，也輸出至中南半島。交趾及占城是位于今日越南的兩個當地政權，雙方經常彼此交戰(zhàn)。雖然兩方境內都產馬，可是所產之馬太過矮小，不足以上戰(zhàn)場廝殺。起初，兩國均仰賴宋王朝的馬匹，其實當中有許多馬匹源自大理。宋朝疲于北方戰(zhàn)事，企圖讓交趾及占城這兩個南方政權維持均勢，避免一方獨大而成為另一個麻煩，因此，宋室管控了對兩國的馬匹輸出。到后來，交趾獲取了更多馬匹，在戰(zhàn)場上取得了勝利。事實上，交趾及占城擁有的馬匹主要來自大理國，中間可能由宋王朝經手。幾乎在同一時期，宋朝的騎兵撲滅了廣西儂智高的起事。這些狀況都推動了騎兵兵種和滇馬在中南半島東部的傳播。因此，在中南半島權力斗爭中，馬匹與騎兵的重要性不可忽視。

簡而言之，說滇馬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喜馬拉雅山以東地區(qū)的權力斗爭格局，并不夸張。拉納比·恰克拉瓦提（Ranabir Chakravarti）對孟加拉早期馬匹貿易之研究，也顯示了來自云南的馬匹如何影響了印度大陸的政權。

與印度大陸的許多地區(qū)類似，古代及中古初期的孟加拉并沒有土產的優(yōu)良戰(zhàn)馬。中古初期，孟加拉地區(qū)的政治實體，例如波羅王朝（Pala）與塞納王朝（Sena）的出現，必然導致戰(zhàn)馬需求之增加。孟加拉北部區(qū)域——有時稱作烏特帕沙（Uttarapatha）——有產馬的傳統(tǒng)，為波羅這個東印度地區(qū)的強國提供優(yōu)質的戰(zhàn)馬。塞納王朝接續(xù)波羅而成為中古早期孟加拉與比哈爾（Bihar）地區(qū)最強大的王朝，其境內也有貴重的戰(zhàn)馬。這一情形反映在塞納統(tǒng)治者的頭銜之中，除了是大象之王“蓋賈帕帝”（gajapati）與萬民之王“馬拉帕帝”（marapati）之外，還是眾馬之王“阿斯帕帝”（asvapati）。

拉納比·恰克拉瓦提辨別出“塔塔特里”（Tatatri）與“巴卡塔爾西提”（Bakadasti），也就是來自北方與西北的馬匹以及來自不丹或西藏的山地型馬匹，后者屬于“科?！保╧ohi）品種；拉納比還指出，云南也是山地型馬匹的另一來源地，一如馬可·波羅的觀察。馬可·波羅很清楚滇馬的優(yōu)良與強壯，他說，“阿穆（Amu）出產許多馬匹與牛只，商人收購牛馬之后再運送到印度”，一趟旅程需要四十五天，途中會經過蒲甘及孟加拉。阿穆有可能位于今日的云南南部。

孟加拉不是馬匹貿易的唯一目的地；事實上，它也是轉運中心。馬匹抵達孟加拉以后，會經由德干高原（Deccan）東部轉運至中國。根據中國文獻記載，孟加拉蘇丹往中國派遣朝貢使團不下十四次，在貢品清單之中，馬是各種禮物中最為昂貴者。再者，拉納比追溯孟加拉馬匹貿易至公元3世紀，并斷定在3世紀以及13世紀以降，孟加拉地區(qū)的馬匹來自各地（包括云南），其中一部分還經海上貿易出口。拉納比所論及的時代與云南市馬的時代契合，這絕對不是一個巧合。我們不知道有多少馬匹從云南被賣到孟加拉地區(qū)，也不知道滇馬與藏馬或者西北邊疆的馬匹相比之下如何，但我們依然可以總結說，滇馬在印度社會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本文摘自楊斌著《季風之北，彩云之南：多民族融合的地方因素》，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