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平成元年。昭和的大起大落已經隨風而逝，改元平成意味著日本國民向往“內平外成”的安穩(wěn)狀態(tài)。彼時，日本經濟欣欣向榮，大量的金錢涌向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甚至有傳言說當時東京23區(qū)的地價總和可以買下美國全部國土。這一年日本資本在大洋彼岸也狂飆突進，所有人洋溢著一種豪氣干云的狂熱。日本三菱地所斥資2000億日元買下紐約洛克菲勒中心。洛克菲勒中心位于美國紐約曼哈頓，是一個由19棟商業(yè)大樓組成的建筑群，由美國20世紀初最大的財團——洛克菲勒財團建造的，并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國家歷史地標。這一事件似乎象征著美國衰落、日本崛起。人們對未來懷著黃金版的期許，而不知道這已是強弩之末，“開到荼靡花事了，絲絲夭棘出莓墻”。櫻花即將零落。等待他們的將是“失去的十年”。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關注日本社會問題方面猶如一面犀利又深刻的鏡子，把日常中那些在陰暗逼仄角落里、那些如彩色泡沫背后的污垢、那些光鮮亮麗內村里的支離破碎都展現在我們眼前?！稛o人知曉》《小偷家族》《步履不?！范疾粍勇暽卣故局毡旧鐣腥藗儾辉敢饷鎸Φ膯栴}——從棄嬰問題、少子化現象、年輕人失業(yè)問題到養(yǎng)老問題，呈現在大家面前。魯迅有言：“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但面對種種社會問題，“必須敢于正視，這才可望敢想、敢作、敢當”。
黃粱一枕平成夢
昭和年間，日本經歷了戰(zhàn)敗，戰(zhàn)后重建，60年代迅速崛起進入發(fā)達國家的行列。而維持經濟高度發(fā)達地位的根基是一億總中流（いちおくそうちゅうりゅう，或稱一億總中產）。它是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出現的一種國民意識，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尤為凸顯。而這一億總中產恰是符合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典型表現，所謂“橄欖型”社會結構，顧名思義如同橄欖——“兩頭小，中間大”的似球狀體，它所表明的是社會階層結構中極富極窮的“兩極”很小而中間階層相當龐大。又被某些學者稱為“紡錘型社會”，取其形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認為貧富差距越小的國家經濟增長率就越高。至平成元年日本人口約為1億2000萬，正是這龐大的“一億總中產”締造了日本經濟增長的奇跡。
《社會為什么對年輕人冷酷無情》
經濟高速增長背后，反映普通日本人，或者說“一億總中產”的工作、婚姻、家庭、子女等日常生活的真實社會狀況是怎么樣的呢？日本著名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他的《社會為什么對年輕人冷酷無情》給了我們答案：如果說日本心理學意義上的近代開始于戰(zhàn)后的話，那么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孩子們都能在安定的家庭環(huán)境中成長并且年輕人都能容易地找到穩(wěn)定的工作，再結婚生子。失業(yè)率也低到讓人吃驚的程度，個體經營者的生意也相對安穩(wěn)，未婚率和離婚率都比較低。也就是說，很多孩子是在安定的家庭環(huán)境中長大，多數的年輕人不用費力就能在企業(yè)找到一份理想穩(wěn)定的正式工作，結婚生子。那是因為戰(zhàn)后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持續(xù)增長，企業(yè)運營狀況良好。在經濟形勢大好的前提下，組建家庭也相對容易。
《中年危機觀察：失意的一代》
作為民生之本的就業(yè)在平成之初又是怎樣一番狀況？在有日本央視之稱的NHK（日本放送協會）編著的《中年危機觀察：失意的一代》一書中，為我們展現了當時的就業(yè)狀況和企業(yè)爭搶人才的火爆場面：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的泡沫經濟時期，大學應屆畢業(yè)新生的求人倍率輕輕松松地超過2倍，1988年為2.48，1989年為2.68，1990年為2.77，1991年為2.86。那個時候，日經平均股指早已越過3萬日元大關，最高達到了38915日元（1989年12月）。日本的經濟總規(guī)模以驚人的速度不斷膨脹，幾乎所有企業(yè)都陷入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境況，因而就業(yè)市場完全成為賣方市場，不少企業(yè)為了吸引學生的關注，在電視上投放大量廣告，提供豪華的工作餐等，提前搶奪人才。當時手機剛剛開始普及，不像今天這樣人手一部，企業(yè)為了確保爭奪到學生，紛紛舉辦所謂的“隔離旅行”，以研修等名義將學生帶至國內甚至國外旅行，為的是不讓已經內定的學生被其他企業(yè)撬走。
正當日本國民躊躇滿志，力爭在平成再創(chuàng)輝煌之時，日本極速膨脹資產價格上升無法得到實業(yè)的支撐，日本大藏省發(fā)布《關于控制土地相關融資的規(guī)定》，形勢急轉直下，導致作為日本經濟核心的支撐點的長期信用體系陷入崩潰，股市連番暴跌，金融行業(yè)和地產、大興實業(yè)企業(yè)巨額虧損，土地價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擔保的貸款也出現了極大風險。地產企業(yè)資金鏈斷裂，引發(fā)房產巨震，房價暴跌，最終導致經濟危機。
隨之而來就是整個社會狀況的大轉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是櫻花綻放時那迷人的模樣。山田昌弘對此進行了準確地描述：90年代中期開始的經濟狀況惡化并非只是一時的惡化，同時伴隨著社會結構巨大的轉換。在工作上，即便是男性，也面臨就業(yè)難，只能作為非正式職員被雇用，即使是正式職員也有可能被裁員，如此種種，讓人覺得自己在工作中不被人需要、不被人重視的負面情緒不斷蔓延。此外，在家庭層面，想結婚也無法如愿，即便結婚了也有可能離婚，讓人無法體會到自己被家人需要、被重視，甚至可以說連成家都是一種奢望，這種情況在社會中愈加多見：30-39歲的未婚率男性占比為47.3%女性是34.5%（根據2010年的國勢調查），離婚率是36%，已然是這樣的狀況了。
塞·埃米利奧·帕切科在他的詩歌《不要問我時間如何流逝》中感慨：
老友重聚
我們已經完全變成
二十歲時我們與之抗爭的東西。
日本經濟在泡沫經濟破裂之前，以高速與高質量發(fā)展讓世人歆羨。然后總體樂觀的發(fā)展被打斷，陷入曠日持久的滯漲。美好的理想漸行漸遠，那些繁榮和增長歲月里不曾想象的嚴峻現實開始如厚重的陰翳，沉沉地壓在每個人頭上。正如帕切科的感慨，美好、自由、無拘無束正在遠去，艱難的世事、明天的面包、垂老的無力正揪住每一個人心。日本社會乃至整個世界將走向何方，值得我們深思。
就業(yè)冰河入夢難
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清在《東京奏鳴曲》中構建了一個真實又充滿內在沖突的家庭空間。佐佐木龍平是一個按部就班的正式員工，在工作中小有成就，是一家健康器材生產商的總務課長。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公司基于生產成本考慮把大部分業(yè)務轉向勞動力價格更為低廉的欠發(fā)達地區(qū)。龍平隨之失業(yè)，并且在47歲的年紀上難以再就業(yè)，終日混進與排隊領救濟餐的隊伍，靠他這個頂梁柱維持家庭開支的一家也搖搖欲墜。影片反映了這樣的社會現實：泡沫經濟崩潰，令雇傭環(huán)境惡化的經濟事件相繼發(fā)生，出現了金融危機。經濟不景氣、通貨緊縮，以及經濟衰退加速不僅中老年員工被裁員，在就業(yè)市場具有優(yōu)勢的應屆生招聘也被縮減，結果就是就業(yè)冰河期的到來。
在日本，出生于1970-1980年的一代就正好趕上了就業(yè)冰河期。冰河期一代的大學生從1993年開始走向社會。雖然大學生就業(yè)率在1980年開始一度保持在70%以上，但在1993年達到76.2%這一高點后加速下滑。到“失去的10年”剛結束的2000年，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率降到了55.8%，此后5年，日本進入了就業(yè)超級冰河期。
平成時代（包含就業(yè)冰河期）年輕人是一種怎樣的境遇呢？山田昌弘在《社會為什么對年輕人冷酷無情》中做了一個有趣的類比：戰(zhàn)國時代有“下克上”的社會風潮，是一個倡導能力主義的社會，然而到了江戶時代，各階層身份被固化，無論多有能力也不能從事與父母不同的職業(yè)，階層上升的機會幾乎為零。人們擔心階層的固化，一旦作為非正式職員被雇用就很難成為正式職員；而成為正式職員后就能徹底安心，很多人不愿意去國外，希望維持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薪金體制。從這些層面來看，現在年輕人的境遇與江戶時代確實存在共通的情況。
日本勞動與經濟方向的資深記者小林美希在她的《就業(yè)冰河》中，對日本“就業(yè)冰河期”年輕人職場狀況進行了立體深入又飽滿的記錄。她不僅對年輕人職場狀況，諸如過勞、工資不增長、沒有成就感、勞務派遣制度進行了全景掃描；而且對就業(yè)冰河期中30余位來自各行各業(yè)年輕人的婚姻、家庭、育兒、社會關系等不同角度做了深入而細致的發(fā)掘，是我們了解就業(yè)冰河期，非常具有現場感和參與度的第一手資料。
小林美希敏銳地觀察到，就業(yè)冰河期甚至對日本的生育率、孩子的健康問題、家庭的和睦、以及下一代的教育等諸多問題產生了重大影響。由收入差距以及懷孕、生產的問題引發(fā)的悲劇，從2007年8月奈良縣發(fā)生的“孕婦被踢皮球”而死亡的事件當中，就可以看得到。孕婦沒有進行產檢，沒有專職醫(yī)生，沒有健康手冊，都是應對延遲的原因。但是，不少夫婦都陷入了不寬裕的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接受一兩周一次5000-1萬日元的產檢。社民黨黨首福島這樣說“不僅是分娩，產檢也應該免費。在今天，年輕人的就業(yè)產生差距并且固化，不論是正式員工還是非正式員工，都有人甚至站不到組成家庭的起跑線上，國家不僅要糾正差距，還必須要考慮制度，讓已經萌芽的生命平安降生。
身處就業(yè)冰河期，個人的努力難以撼動整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帶來的就業(yè)和收入增長停滯的困境。小林美希對此有清晰又充滿無奈的認識：筆者幼時就被父親教導“不能以學歷、職業(yè)判斷一個人，職業(yè)不分貴賤，重要的是成為社會人后做什么”，也被母親教育說“我們絕不允許有機會不平等的社會。不要錯判時代”。正因如此，筆者指出，有些結構性問題通過個人努力無法解決，并一直認為，如果政治家、行政機構、經營者等明知這樣的現場問題卻置之不理，必須要被嚴厲地追究。
《中年危機觀察：失意的一代》節(jié)目組則對就業(yè)冰河期中員工的職業(yè)選擇以及收入增長乏力做出了如下的描述：在冰河期展開求職活動的人，由于大企業(yè)大多不錄用新人，所以他們中的很多人不得不進入中小企業(yè)就業(yè)，或者以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形式就業(yè)，雖然中小企業(yè)也有其好的地方，但是和大企業(yè)比起來，往往有一個突出的不足，就是在能力開發(fā)以及入職之后的持續(xù)的在職教育培訓方面做得不夠，至于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場合，這方面的機會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大多是很長時間單調地只從事同一種工作。隨著年齡增長，缺乏能力開發(fā)的訓練的這一世代的人，與接受過這種專門訓練因而不斷地在成長的人相比，自然就相形見絀了。
就業(yè)冰河是平成時代投下的一道長長的陰影，個人的努力在歷史的巨大下垂帷幕降落中顯得微不足道，平成年開始時那些高歌猛進的夢想已經褪去了昔日的光輝，一代人揮淚作別，掙扎于生活的泥潭之中。
思索工作的意義
無獨有偶，在1929年至1933年之間發(fā)源于美國那場波及主要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仿若日本經濟泡沫的翻版。而危機過后，人們在無奈、彷徨、恐懼和心有余悸之際，又對工作、對未來有著怎樣的觀察和體悟。來自法國的天才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社會活動家西蒙娜·薇依，在1934到1935年放棄了自身作為希臘語和哲學老師的穩(wěn)定環(huán)境，投身工廠，深入觀察、親身工作，經歷了疾病、事故和解雇，凝結了她的哲學思考的《工廠日記》也許能給人們一些對照和啟示。
《工廠日記》
薇依進入工廠，分別從事了切割工、包裝工和銑床工等不同工作。身心俱受到了極大的壓力和折磨。而平成的時代的工作強度和工作時間相比60年前似乎也沒有大的改觀。薇依認為：（人）被局限在一個完全機械化、只求速度的工作中。當我提到機械化的時候別以為我們做此類工作的時候還能想別的東西，更別提思考了。不，這種情況的悲劇在于工作太過機械化，無法提供任何可思考的材料，而它又禁止其他一切思考。思考，就會使工作變慢；還存在著由無情官僚制定的速度標準，工人們必須滿足這些標準，才能避免被解雇，同時賺取足夠的錢（工資是計件的）。
在《工廠日記》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瞬間：一個被解雇的女工——患有肺結核——曾多次做壞數百個零件（但有多少？）。有一次就發(fā)生在她病重之前；所以她被原諒了。這一次，她做壞了500件。但是在晚班（凌晨2點半到10點半），當時除了手提燈（根本不能照亮任何東西），所有的燈都關了?！渲幸粋€說：“我們在為生活掙錢時，就得更加小心?！币粋€患病的女工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帶病堅持工作，卻得不到資本的絲毫同情，她隨時會為自己的失誤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和平成時代有名的“過勞死”如出一轍。
工作帶來的身心疲憊和思考的停滯，讓人懷疑起了工作的意義。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詩人米沃什在他的《西蒙娜·薇依的重要性》中強調：《工廠日記》是對殘暴、冷酷、肉體和精神慘況的可怕控訴。她自己也承認，工廠的一年摧毀了她的青春，并永遠在她身上留下了無法消除的奴隸的烙?。ā叭缤`被古羅馬人烙在前額的烙印”）。
薇拉對工作的意義的思考是獨到而深刻的。她認為：人不僅應該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話，他應該去感知自己所做事情的用途，他應該去感知被自己改變的自然。于每個人而言，他自己的工作都是一個沉思的對象。
人生是不是只有工作？還是說，人不得不工作？從早到晚工作，晚上回到家只有睡覺，基本沒有個人的時間即使是正式員工，不管對現在還是未來，不安感都在增加。平成年間人們面對競爭激烈的工作環(huán)境幾乎都處在這樣的高度緊繃的狀態(tài)下。而在日劇《我，到點下班》中，卻處處洋溢著對工作壓迫人性的反叛和溫暖的自我療愈。女主角東山結衣那振聾發(fā)聵的臺詞：“比起升職，還是朝九晚六吃小籠包比較幸福了。我想準時下班，喝啤酒，看電視，跟喜歡的人聊天，能夠享受這樣的時光，我就覺得滿足了?！币苍S就是對嚴酷工作環(huán)境最好的反抗和對人生與工作意義最好的反思了。
人生朝陽露，勠力競逐之
日劇《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中：新垣結衣飾演的森山實栗在碩士畢業(yè)之后艱難地從事派遣合同工工作卻很快遭到失業(yè)打擊，轉而成為一名家政工作者，然后與上班族津崎“契約結婚”，成為帶薪的全職主婦，最后尋找到了工作與生活的意義，更是收獲了甜美的愛情。這部看似輕松詼諧的喜劇其實并不輕松。它深入的探討了日本當代社會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年輕人的生存困境。不婚化、失業(yè)、啃老、單親母親、性少數群體等，但是傳達了一種充滿陽光、人人平等、博愛而自由的價值觀。正是這些最珍貴的品質才讓人感覺人間值得。
《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劇照
平成年間的2002年2月至2007年10月日本經濟迎來了長達69個月的擴張期，經濟逐步復蘇，2012年到2018年又迎來了第二次穩(wěn)步增長。但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不足和公共債務問題等如影隨形，依然嚴重。但是人的信念和對未來的不懈努力地追求仍然值得看重。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玄田有史就認為：在此想特別強調的是，希望不是誰給予的，而是靠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現代人的希望，已經不再是前提，希望本身已然成為需要我們用雙手去創(chuàng)造的對象了……希望不能等著誰來給予自己，不要指望說“謝謝你給予了我希望”。希望要靠自己探尋、自己創(chuàng)造，別人給予的希望不是真正的希望。當然，創(chuàng)造希望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一個冷酷的事實是，因身處的環(huán)境狀況不同，有的人更容易充滿希望，有的人就不那么幸運。但并不能因此而斷言，身處不利環(huán)境的人就可以不必追尋希望了，每一個人都可以依據自身的情況，書寫自己獨特的故事、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希望。
當然，個人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層面的支持。政府、企業(yè)、工會組織、個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們之間緊密聯系、相輔相成才能找到走出困境之道。而“一億總中產”的遠景依然值得去追求和奮斗，因為只有守住中產這條“護城河”，才能讓社會結構穩(wěn)定，才能促使經濟平穩(wěn)增長，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沙掷m(xù)發(fā)展而不是竭澤而漁用后即棄的人力資源使用方式；政府在政策面的積極介入，建立抵御風險就業(yè)安全網，多方共同推進職業(yè)技能再培訓以提高自身競爭力；提升非正規(guī)雇傭的待遇，推進派遣制與正式員工的同工同酬等是日本有識之士之間的共識。
宋代詩人陳著有詩云：人生朝陽露，物變水上波。說的是人生短暫如清晨之露水，轉瞬即逝；事物變化無常，如水上的波紋讓人難以捉摸。日本平成年號寓意“內外、天地能夠和平”，是一種美好的寄望，殊不知風險一來，掀起滔天巨浪，世事無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山田昌弘認為：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應對風險狀況有兩種處置方法：一是防患于未然；二是事前制定風險發(fā)生時的應對之策。而在他看來，日本社會只擅長第一種。人人皆有權利追逐朝陽，而整個社會達成共識、追求多元、尋求更健全更穩(wěn)固的發(fā)展道路才是經濟、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解決之道。而日本和整個世界，必將為了我們更加美好的未來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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