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讓一種紅木的名稱成了這個地方的名稱，或者說，是什么讓這里成為巴西的？自從葡萄牙人來到這里，每一代人都問過自己這個問題。有些人得出的結論比其他人更積極。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歷史也不是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巴西的歷史很短，只有500年——至少如果我們堅持官方說法，那就是它始于葡萄牙人的到來——而且也是一段充滿困境的歷史。一旦被喚醒，歷史就會訴說一切，并且喜歡參與爭論。歷史改寫了概念和神話，質疑了許多關于巴西的假設，揭示了真正值得重新解讀的趨勢和反復發(fā)生的事件。歷史與時間博弈，糾纏、梳理并重組貫穿的主線。歷史一只眼睛審視過去，另一只眼睛則注視現(xiàn)在，甚至看向未來。
18世紀巴西種植園
自巴西紅木的產地被命名為“巴西”以來——這是該國首次確立其國家身份——巴西經歷了一段充滿國內沖突、暴力、自治企圖和平等要求的漫長歷史，這段歷史也伴隨著人權和公民權的逐步發(fā)展。巴西的故事很常見，但又很獨特。從遵循可預測的事實和數據的意義上看，巴西歷史并沒有任何演變的痕跡。一方面，這一進程與所有現(xiàn)代國家的進程非常相似，都在17-19世紀為個人自由而斗爭，而在20世紀為爭取集體自由而斗爭。此外，人們逐漸認識到一種新的權利，它既非個人的也非集體的，而是人們享有可持續(xù)環(huán)境和民族文化遺產的權利。但是，巴西的故事還有另一面。在巴西，爭取政治權利的斗爭遠遠落后于爭取社會權利的斗爭。直到1970年代，該國才開始積極捍衛(wèi)民權，開展了針對非裔巴西人、婦女和性少數群體（LGBT）以及環(huán)境的運動，即便如此，至少在最初階段，這些運動仍是試探性的。某些權利的行使并不一定導致其他權利的行使。然而，如果沒有公民權利的保障——公民權利的規(guī)范性原則是個人自由——如果不理解守法的人必須享有平等的權利，不管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同，就沒有公民權。
權利從來不是所有社會群體同時獲得的。這些權利的意義是不斷變化的，對民權勝利的反應也是如此。巴西歷史與爭取權利和獲得公民權利的持續(xù)斗爭密不可分。作為一個殖民地，該國經歷了一種基本二元性——一邊是大量的土地占有，而另一邊是奴隸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1822年巴西成為共和國大陸上唯一的君主制國家。盡管自我標榜為自由主義，但1824年由皇帝頒布的第一部憲法實際上只允許一小部分自由民直接投票，它導致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且以奴隸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未受任何影響。
如果歷史記憶是我們的使命，那么奴隸制那段根深蒂固、漫長的歷史就不容我們忽視。它的疤痕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甚至出現(xiàn)在我們的建筑中。住宅公寓樓有一個供用人使用的后門，并且仍然有為女傭專門建的很小房間。社會和種族歧視反映在我們的詞匯中——窮人，尤其是非裔，在當代巴西不斷成為歧視和不公正對待的目標。奴隸制的定義本身就意味著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權利的剝奪。在法律術語中，奴隸是沒有權利的人，“奴隸無身份”——根據羅馬人的經典定義，奴隸沒有名字也沒有過去。一個出身不明的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是外國人。當然，巴西的奴隸通過叛亂、激進主義和談判改寫了這一名言。但是，在我們社會的核心，這種觀念仍然存在，并且頑固地持續(xù)著，即有些男人和女人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因為他們的歷史、他們的生理條件和他們的地位而不同。巴西窮人和混血下層階級（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的命運遵循著大致相同的模式，他們陷入了一種強者對抗弱者的統(tǒng)治結構，即“上校主義”。這一制度維持了個人對權貴的依賴，而不是促進公民和社會權利的逐漸獲得。“恩惠”實際上是巴西的一種國家貨幣，實際上是對個人權利的剝奪。它賦予少數個人膨脹的權力，對合法政府造成巨大損害。
盡管在第二王朝時期建立民族認同成為優(yōu)先事項——以浪漫派印第安主義的形式，但直到共和國時期“巴西人”的思想才開始扎根,即歸屬于一個社會的感覺，一個認識到其團結源于身為巴西人的集體經歷的社會。巴西人不再是臣民，他們現(xiàn)在是共和國的公民——根據一項法律并由他們的集體存在而團結在一起的一群個體。首次引入一種次公民身份形式的進程始于第一共和國時期。1888年奴隸制被廢后，以前的奴隸不被承認是平等的，他們被稱為自由民或為貶損《黃金法》的頒布日期而被稱為“5月13日”。人們假設法律規(guī)定了自由而不是平等，這個假設被當時以科學的名義提出的種族理論所支持。然而，共和國的進程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的，首先是爭取平等、勞工權利和全部公民權利的斗爭。如果說這一政治時刻導致了由巴西人和移民領導的罷工和公眾示威，那么社會排斥政策也顯示了該政權的新面貌——而這才剛剛開始。
1930年代熱圖利奧·瓦加斯
隨著1930年代熱圖利奧·瓦加斯的崛起，廣泛的社會立法出臺以保障對工人的法律保護。但也存在一個悖論：它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熱圖利奧·瓦加斯的獨裁統(tǒng)治促進了社會權利，同時壓制了政治權利。1946年的憲法標志著巴西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時期的開始。這一時期保持了瓦加斯時代的社會進步，同時重新引入個人和政治權利作為行使公民權的基礎。
后來，又出現(xiàn)了一個獨裁政權，這次是由1964年政變導致的軍事獨裁，它再次成為實現(xiàn)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阻礙。從那時起，巴西人就傾向于認為獨裁政權全然就是軍事獨裁，但瓦加斯總統(tǒng)的“新國家”顯然駁斥了這一觀點，“新國家”鎮(zhèn)壓了一切政治權利，并以武力維持統(tǒng)治者的專制統(tǒng)治。直到1988年憲法——恰當地被稱為“公民憲法”——之后，穩(wěn)固的民主體制和充分的公民自由持續(xù)而持久的時期才開始。在1987年制憲議會的開幕式上，尤利西斯·吉馬良斯毫不含糊地宣稱：“這個國家想要改變，這個國家必須改變，這個國家將會改變?！彼菍Φ?，巴西變了。30年前，沒有人能想象這個國家會選出像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這樣有教養(yǎng)的學者、像盧拉這樣的勞工領袖，或者像迪爾瑪·羅塞夫這樣的女性和前游擊隊員擔任巴西總統(tǒng)。
但是，1985年，在軍事統(tǒng)治21年后的第一位文人總統(tǒng)就任時，沒有人能預見這個國家再民主化的未來方向。當代巴西的創(chuàng)立是一項艱苦的重建任務。政治體制得到鞏固，三權分立，選舉自由且定期，人民可以自由表達政治觀點。民主不再被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本身就是目的。平等權利現(xiàn)在是公眾辯論的中心，在社會不平等的背景下申明所有公民的權利，同時納入平等對待少數群體——老年人、LGBT群體和兒童——的新的個性化權利。
盡管如此，在巴西，極端的社會不公仍然與民主并存。盡管該國目前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但從教育、工資和預期壽命方面衡量，該國是拉丁美洲社會不平等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該國制度遠非真正的共和制度。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任人唯親的基礎上，無論是在政治體制內還是在國家公共機構內。盡管選民人數呈指數級增長，但選舉制度和政黨運作所特有的不道德程序并未隨之改變。由于公共資金不斷被挪用以及對政府政策缺乏控制，腐敗之風有盛行的風險。
巴西進入21世紀時有一點是肯定的，即鞏固民主是我們留給子孫后代的最大遺產。沒有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一個不斷變化、不斷調整和擴大的概念。如果巴西想與世界上其他現(xiàn)代民主國家并肩前進，其主要的挑戰(zhàn)就在當下。接下來的議程是什么？巴西將選擇哪條道路？
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于1995年至2002年執(zhí)掌巴西，在連續(xù)兩屆總統(tǒng)任期內，他成功地抗擊了通貨膨脹，重組了政府基金，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他還是巴西社會民主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并為其鞏固和壯大做出了貢獻。除其他原因外，他的政府因投資于戰(zhàn)略性公共部門領域脫穎而出，與瓦加斯總統(tǒng)的計劃截然不同?？ǘ嘧粽畬嵤┝说谝粋€財富再分配計劃，該計劃讓貧困家庭受益，讓他們的孩子可以繼續(xù)上學。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總統(tǒng)的政府也積極參與社會領域，實施了食品補助計劃和消除童工計劃。第一夫人、人類學家魯特·卡多佐與她的丈夫一起工作，并參與了許多關注貧困人口的社會項目，例如“團結社會”、“團結一致培訓”和“團結一致掃盲”。
隨著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達·席爾瓦2002年當選，巴西工人階級首次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權力的平穩(wěn)過渡中，一名在孩提時代離開飽受干旱之苦的伯南布哥內陸地區(qū)前往圣保羅的工人階級男子，在他不識字的母親和七個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成了巴西總統(tǒng)。盧拉是一位擁有工會背景的左翼領導人，他贏得了勞工黨主席的選舉，而正是他在1970年代的鎮(zhèn)壓年代幫助建立了該黨。
隨著盧拉當選總統(tǒng)，巴西的民主擴大到許多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人口階層。盧拉總統(tǒng)的政府減少了貧困、不平等和社會排斥。工作條件的改善包括登記就業(yè)、增加信貸和提高最低工資，其中最低工資在2000年至2013年間增長了近60%。制定于2004年的“家庭補助金計劃”允許將財富直接再分配給貧困者和極端貧困者。2013年，5000萬人（占總人口的26%）獲得了補助金。民主程序繼續(xù)保持不變，并實施了大規(guī)模政策，擴大社會保護措施網絡以覆蓋廣大巴西人。
盡管民主已經向前推進，但共和國仍停留在繪圖板上。共和國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它還是屬于公眾、屬于公共領域、符合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黨派利益的“共和國”。共和國的主要優(yōu)點是它肯定政治自由、公民平等及其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的價值。它最大的敵人是腐敗。
2017年5月18日，巴西圣保羅，報紙的頭版報道巴西總統(tǒng)特梅爾向前議長支付“封口費”的丑聞
腐敗絕不是巴西獨有的，它當然存在于大多數國家。但無論以何種形式，它始終是巴西歷史的一部分。這也許就是為什么在巴西國內，腐敗通常被視為該國的一個固有特征，就好像它是一種地方病、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這種觀念在一些常見做法中被重新確認，例如，盡己所能逃之夭夭、從政以挪用公款，這些做法大概已成為巴西性格和國家“腐敗文化”的一部分。這種觀點不僅有害，而且過于簡單化。這是一種刻板印象，實際上阻礙了與這一高度復雜的現(xiàn)象做斗爭。最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大多數巴西人對此類做法的憤怒。
巴西一直在改變其在腐敗問題上的公共和私人行為。該國在起訴政府雇員和私營部門中的個人方面取得了進展，并實施了多種管制做法。該國現(xiàn)在有一個獨立的聯(lián)邦檢察官辦公室，其行政和職能自主權得到保障，還有負責監(jiān)督公共資金籌集和分配的審計法院，以及將高于共和國其他權力和社會本身的立法權力制度化的國會調查委員會。此外，聯(lián)邦總審計長調查違規(guī)行為并監(jiān)督政府雇員的活動，以保持合法性。它還使“隔離期”（Quarentena）標準化，即一套限制正式公務員參與管理他或她可能從中受益的事務的規(guī)范。
然而，有不可否認的證據表明，腐敗深深植根于巴西的公共生活。最近對政府高官牽連腐敗的譴責表明，腐敗現(xiàn)象仍在繼續(xù)，而且歷屆政府都未能有效打擊這種做法。這些例子在近代史中比比皆是。在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兩個任期內，有人指控他操縱數字和挪用資金，尤其是在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期間——這些企業(yè)有巴西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銀行、巴西電信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以及賄賂國會議員以通過允許總統(tǒng)連任（以及所有未來總統(tǒng)連任）的法律。在盧拉總統(tǒng)的第一個任期內，暴發(fā)了“按月付款”的丑聞，即有系統(tǒng)地向各政黨議員付款，“感謝”他們在國會中對政府的支持。這起丑聞涉及勞工黨的最高層，并導致該國政治和經濟精英成員鋃鐺入獄。
經過4個月的現(xiàn)場直播辯論，那些在丑聞中被指控的人被最高法院裁定有罪。巴西人民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興趣，他們同意法院做出的有罪判決。隨后，在迪爾瑪·羅塞夫第一個總統(tǒng)任期結束時，巴西石油公司的丑聞暴發(fā)。這起丑聞涉及巴西最有價值的國有公司的共謀、腐敗、洗錢和管理無能，而這家公司曾是巴西經濟獨立的驕傲象征。這些調查仍在進行中，調查已導致該國家最大公司——卡馬戈·科雷亞控股公司、UTC 工程公司、OAS公司、小門德斯工程公司、Engevix公司和加爾旺工程公司的主要高管入獄，所有這些都是建筑公司。這些高管被判涉及數百萬美元的秘密交易以及向所有政黨的政治人物行賄的罪名。聯(lián)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聯(lián)邦警察首次對雙方——行賄者和受賄者——進行調查，事后看來，這可能被視為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如此大規(guī)模的腐敗已經成為家常便飯，公眾對此十分憤怒。由于這些行為仍然是國家政治舞臺上的一部分，人們的憤怒與日俱增。然而，對腐敗的憤慨有可能成為政治參與的存在理由。人們可能會遠離政治、不再參與公共生活，這將導致民主機構的信譽受損。只有通過嚴格的公共控制、政府透明度和教育過程才能打擊腐敗。普通巴西人需要吸收共和的價值觀。我們需要清楚地了解公共權利的定義。這意味著要尊重他人——尊重任何人和每個人。
公共權利的行使在2013年中得到充分展示。6月的一個早晨，許多巴西人醒來后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圣保羅市公交車票價的上漲引發(fā)了全國公眾的憤怒。成千上萬的人，大多數是年輕人，在最大城市的街道上抗議，他們的議程遠遠超出了公共交通費用的問題。他們強烈表達了他們普遍的不滿，盡管沒有重點，但他們渴望改變。在這些被稱為“6月抗議”的活動中，沒有領導人，也沒有政治演講。他們是由各種獨立運動在社交網絡上組織起來的，與政黨沒有關聯(lián)。他們引發(fā)了連續(xù)的抗議浪潮，雖然持續(xù)時間很短，但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們透露，政府和政治制度與全民情緒脫節(jié)。游行隊伍要求改善教育、衛(wèi)生和基本服務，并大聲譴責政府腐敗?？棺h活動重申了公共空間作為公民要求直接參與的場所的重要性。
但最重要的是，“6月抗議”清楚地表明，再民主化時期已經結束。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進一步增強巴西的公共機構并擴大其民主——其中包括對性別、性、種族、地區(qū)和世代平等的新主張。這是獲得全部公民權利的唯一途徑。最近最大的發(fā)展之一是對公民權利的要求，對“與眾不同的權利”的要求，而這些運動的發(fā)聲者有女權主義者、黑人、逃奴堡堡民和LGBT群體成員。對于許多巴西人來說，公民權不再被定義為平等權，而是包括在平等中的“與眾不同的權利”。
2011年1月1日，迪爾瑪·羅塞夫宣誓就職巴西總統(tǒng)
2011年11月，國家真相委員會（CNV）成立，目的是調查1946年9月18日至1988年10月5日政府特工侵犯人權的行為，這是民主道路上的重要一步。2014年12月10日，國家真相委員會向迪爾瑪·羅塞夫總統(tǒng)提交了最后報告，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行為。這份報告現(xiàn)在是巴西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它證實了巴西公民有權處理軍事獨裁期間所犯下的嚴重侵犯人權行為。國家真相委員會對《大赦法》中的互惠條款提出質疑，并建議懲罰施刑者，因為酷刑不屬于符合大赦條件的罪行。然而，這份報告沒有觸及中心點，沒有揭露事實和事件的真相，這本可以揭示軍事獨裁統(tǒng)治下政治的真相。檔案一直由武裝部隊保管，特別是從1972年開始轉成微縮膠片的檔案。該計劃是由三軍情報和鎮(zhèn)壓機構進行的。獲取這些材料實際上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巴西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這一損失導致的挫折影響重大，因為它加劇了自1985年以來擔任政府職務者本已面臨的挑戰(zhàn)。這些領導人中有總統(tǒng)迪爾瑪·羅塞夫，她曾是一名游擊隊員，曾遭逮捕并遭受酷刑。由于缺乏透明度，巴西領導人很難在民主政府中維護文官統(tǒng)治的卓越地位。
歷史不是根據事實推斷的，歷史學家也不是千里眼。歷史與數據積累關系不大，也不是線性過程，當然也不可預測。過去的特征仍然交織在當今社會的結構中，無法通過善意或法令消除。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赤貧之中，盡管取得了進步，巴西在社會不平等問題上的排名仍居世界前列。在該國許多地區(qū)，從事同樣工作的女性掙得比男性少，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仍然高發(fā)，這通常被委婉地稱為“激情犯罪”。由單身母親或同性伴侶組成的新型家庭與普遍存在的性別歧視和恐同癥并存，表現(xiàn)為對婦女和同性戀者的暴力攻擊。盡管有新的平權法案政策，非洲人后裔——無論他們的膚色多深或多淺——仍然受到種族歧視，這在勞動和教育統(tǒng)計、死亡率和刑事定罪方面都非常明顯。比賽場地仍然不均衡，餐館、俱樂部、劇院和足球場等公共場所普遍存在種族偏見，更不用說私人場所。土著居民享有差別待遇和土地所有權的權利正在逐漸得到承認，但當經濟利益介入時，這些來之不易的權利就會被擱置一邊。
最后，盡管自1980年以來，酷刑不再是國家的一項官方政策，但警察仍然廣泛實行（并加以掩蓋），特別是在貧民窟和最貧窮的居民區(qū)，那里的暴力和對民眾的羞辱——特別是針對年輕黑人——最為嚴重。這些情況表明，某些社會群體的公民權岌岌可危，他們仍然受到區(qū)別對待。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民主。巴西的奴隸制歷史和20世紀的獨裁統(tǒng)治似乎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個人成績仍由雇傭的“走狗”或在當局的“幫助”下決定，而且這種做法絕不限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或群體。
（本文摘自莉利亞·莫里茨·施瓦茨、埃洛伊薩·穆爾熱爾·斯塔林著《巴西：一部傳記》，熊芳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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