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皇權(quán)暗夜中的……人格光芒

《五代九章》，鄭也夫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3年10月版

著名社會學家鄭也夫的新著《五代九章》是一部結(jié)合史料闡釋、以述評為主體的五代史專著，所謂“九章”指的就是全書的結(jié)構(gòu)——共九章，分別論述五代的帝王、將士、文臣、馮道、忠臣觀、正統(tǒng)觀、天命觀、雅樂胡歌、宦官。這種敘事結(jié)構(gòu)與作者的史觀、史識和投向歷史的審美興趣緊密相關(guān)，“九章”其實就是九段不拘一格的述評體歷史故事?！白髡邘覀冞M入那段讓人眼花繚亂的走馬燈時代，評政治，評用兵，評道德，評時代命名和歷史寫作，評梁唐晉漢周的人物……寫法夾敘夾議，路數(shù)非驢非馬，觀點獨樹一幟，屢翻歷史大案，卻又高見迭出，視野開闊。書中對‘忠’討論頗多，讀來不免想到克羅齊那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保ㄒ姺獾淄扑]語）說得很對。既然是“評”字當頭，比起通常斷代史的主流敘事體裁，讀起來就更多了一份如目睹老吏斷獄般的快感。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當作者以強烈的個人興趣、深刻的問題意識轉(zhuǎn)向歷史寫作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雙在“專業(yè)”之外的另類的“異業(yè)”之眼，在平實的敘事中讀到的是作者敏感的疑惑、思考、判斷以及犀利的思想鋒芒。沒有任何的藩籬約束，有的是專、雜、通共存的天馬行空和出自個體生命體驗的歷史感與歷史想象。這樣的歷史閱讀文本在今天尤為難得。

還有就是，作者有意識地在本書行文中大量引用五代史料中的原文，意在與讀者分享理解中的可能出現(xiàn)的差異，同時與讀者共同進入古人的文字語境。

該書前言題為“真?zhèn)翁搶嵵g”，不僅是關(guān)于該書內(nèi)容很好的導讀，在我看來更是一篇很有意味和獨特見解的述學之文。作者首先很坦誠地談到從社會學轉(zhuǎn)向歷史學研究與寫作的心路歷程，其中關(guān)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學科性質(zhì)、研究面向和路徑取舍的論述雖然只是率性而談，卻是頗有理論見地。先講自己“其實是一個非典型社會學家”，特征分別是：一，一向借助多學科的思想資源；二，當下中國社會學的熱門課題基本不做；三，研究和寫作轉(zhuǎn)向太快、題目太雜。由此引出學者中的“匠氣”與“異類”的問題，“有的同行私下說我不是社會學家。匠氣足些的專家會這么看的，而當下學問做的稍好的學者中又是匠人居多”（前言，第3頁）。究竟何謂“匠氣”，沒有詳述。以我的淺見，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雖極盡雕琢鏤繪之工而全無創(chuàng)意、個性和巧思者，會被認為是匠氣之作。至于當下學問中的“匠氣”，恐怕意涵更廣；說“當下學問做的稍好的學者中又是匠人居多”，是耶非耶先不論，總之很值得思考。作者自稱是“異類”，前述的三個特征足證此言不虛。其實那三個特征合起來，正好解釋了這句話：“至于我做的東西是哪個學科的，我不關(guān)心，只要自己有興趣，對社會有意義，就行了?！瘪R上聯(lián)系到從社會學轉(zhuǎn)到五代史研究，“我心理上沒什么可糾結(jié)的。不過是，過去本學科視你為異類，現(xiàn)在兄弟學科笑話你是民科”。這里的所謂兄弟學科，指的是歷史學界。從“異類”到“民科”，看似更靠邊緣。但是，作者以對古典社會學發(fā)展歷程的精煉梳理說明，從杜爾凱姆研究的社會分工、教育、宗教、自殺等等到韋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倫理、世界經(jīng)濟史、統(tǒng)治形態(tài)、世界幾大宗教，從齊美爾開創(chuàng)了沖突論、交換論、符號互動論等研究到埃利亞斯研究文明進程、權(quán)力、知識社會學、宮廷禮儀、音樂家莫扎特、體育，認為“社會學奠基人的學風何以演化成今日專家占主導的學科”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捌鋵嵑茈y說是誰‘走偏’了。專家、雜家、通才，理當共存，各揚所長?！保ǖ?頁）因此對于什么“異類”“民科”，我相信在作者心中自是毫不介懷。

從社會學轉(zhuǎn)向歷史學，其實與這兩門學科的緊密聯(lián)系有很大關(guān)系。“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就是一門歷史學與社會學的交叉學科，起源于對社會學研究中忽視時間因素和歷史研究成果的傾向的糾正，同時也受到歷史學中的社會史研究的影響。正如E.H.卡爾說的：“歷史學變得越來越社會學化，社會學變得越來越歷史學化，這樣對兩者都有更多的益處。讓社會學、歷史學之間的邊界保持更加廣闊的開放態(tài)勢，以便雙向溝通?！?（E.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161頁）這種雙向的學科化使學科邊界保持開放性，這是復合型學科的特征與優(yōu)勢。但是，歷史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意識仍然落腳在社會學問題之上。英國歷史社會學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認為，“歷史社會學是對過去進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丹尼斯·史密斯《歷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頁）。因此從嚴格的學科分類來說，“歷史社會學”仍然被認為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分支。

作者自己并不諱言“敝人是歷史研究的素人。素人讀史有專業(yè)人士沒有的新鮮感。這感覺寶貴，因為帶有個性。個人的感覺后面是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知識結(jié)構(gòu)”（78-79頁）。在第二章“用兵之道”談“賞錢”問題，作者的問題意識就是來自這種寶貴的感覺：讀史書，看到打了勝仗之后賞賜將士，感覺是很自然的事，否則日后誰還會出力；但是在五代史中一再看到在出征之前就要發(fā)錢，感覺就不同了。于是把幾條《舊五代史》中關(guān)于在大戰(zhàn)前賞錢的記載都拿來分析一下，結(jié)論是“筆者高度懷疑帝王平時虧欠軍餉，起兵時至少須補發(fā)軍餉”（97頁）。要在新鮮感中發(fā)現(xiàn)有意義的問題，還是要有建立在生命經(jīng)驗基礎上的敏銳的歷史意識，以及要有與古人共同進入生活語境的自覺意識。

另外有一個小問題順帶要說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談道：“‘歷史’一詞很晚才在漢語中流行，筆者猜想是日本人以‘歷史’翻譯history所致。此前國人使用的是‘史’字?！保?2頁）應該補充說明的是，在中國古漢語中，“歷”與“史”均在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現(xiàn)，在很長時期以來確實是分開使用的。但是“歷”“史”兩字連用，最早已見于《三國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有“博覽書傳、歷史”之語。此處“歷史”的含義僅指對過去事實的記載。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大量引入西方的科學概念，首先用漢語古籍中的“歷史”二字譯西方概念的history，后被梁啟超、黃遵憲等游歷日本的中國人引進介紹回來。

該書第一章“帝王點評”，開頭就說“評價他們不是我們偏愛，而是因為在我們所能讀到的史冊中他們占了更大的戲份”。另外一個原因是要與那些評價過帝王的“那幾位史家——薛居正、歐陽修、司馬光之流對話”。因為這些史家的文化、歷史地位至少高于這十幾位帝王的平均值，而且他們對帝王的評價反映了那個時代士階層的思想（第1頁）?？雌饋硪呀?jīng)說得很明白，但或許還有值得思考的地方：除了對帝王中心史觀表示了某種蔑視以及對史學思想史研究的興趣之外，似乎還有一種弦外之音——對史家如何評價帝王的評價甚至是質(zhì)疑，不也是一種“與前賢對話”的動力嗎？

在全書之中，點評帝王與“亂世君子”占了“九章”中的三章，“馮君可道”實際上是從“亂世君子”中延伸出來的一個部分。作者基于人性的立場、對史料的重新闡釋和批判性的視角，對所評人物的真實面目、歷史作用以及在皇權(quán)政治與個人命運之間是否存在人性的可能提出了許多獨到見解。至于“點評”，可以有很多角度和方法，而“比壞”卻是較少出現(xiàn)的史家之言。比如對于后梁太祖朱溫，其人能從勸、能決斷、能殺伐，殺人如兒戲，治軍粗暴，稱帝后行事全無任何規(guī)矩。“但讀罷五代史，敝人的感覺是朱溫還不是這七十年中最壞的人?！吕掀烹y稱美德，但十惡不赦的惡棍中怕老婆的少，故這也是他非最壞的一個反證”（第4-5頁）。在這里可以發(fā)現(xiàn)，“比壞”作為臧否人物的一種方法，需要講證據(jù)，更要靠感覺，而后者應該是來自個體生命的體驗。另外，從“比壞”中還可以對過往史家的評價再作評價。因而對《舊五代史》以洋洋七節(jié)講述朱溫，最后卻沒有一句評語略感奇怪；《新五代史》朱溫本紀后只給了一句評語：“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憋@然也是感覺不爽?！氨姸嘧x者心目中，亂世五代壞人甚多，其中招牌人物是朱溫。筆者曾對朋友說：朱溫不是最壞。問誰最壞，筆者以為劉守光、莊宗后劉氏、張彥澤、郭允明，都比朱溫有過之。五代以壞人眾多著稱，筆者無意復述眾多壞人?！保?58頁）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點評皇權(quán)專制政治中的帝王，“比壞”這一視角是必需的，而且結(jié)果往往會發(fā)現(xiàn)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下面重點談談讀第六章“馮君可道”的一些感想。因為作者說了，“如果我著迷的不是馮道，而是魏征，大概不會有寫一本書的打算”（前言，第5頁）?！拔遗c五代史的緣分起自馮道。這章的廣度深度，還算對得起這緣分?！保ㄍ希?頁）先不說作者的主要觀點如何如何，光是這“緣分”就可以先說道一下。作者在“前言”一開始講述寫作本書的“緣起”，說是當在閱讀中遇上了馮道的時候，被他在那個特異時代的行狀，以及歷代圍繞他的無休止的爭論所深深吸引和打動，于是想到要寫個馮道的話劇本子，后來又想到應該寫成一部電視劇，最后還是路徑依賴，決定先完成一部五代史的學術(shù)著作（同上，第2頁）。那么，馮道為什么這么有吸引力？作者自言，“閱讀五代史前，筆者以為一個權(quán)力頻繁更迭、殺戮家常便飯的時代，官吏一定都是奴顏婢膝，猥瑣阿諛。讀后驚異欣喜，見識了眾多精彩多樣的人格”（同上，第7頁）。在五代皇權(quán)的暗夜之中，尚能存在精彩多樣的人格，這種反差的確能給人帶來某種驚喜，最后引申出來的就是關(guān)于專制皇權(quán)之下的人格問題的深刻思考。

因此作者在“亂世君子”之外特辟一章專門談馮道，認為“馮道是真君子，五代五十多年歷史中第一人”（196頁）。馮道（882-954年）“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其先為農(nóng)為儒，不恒其業(yè)。道少純厚，好學能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馮道傳》）。出生耕讀之家，農(nóng)事之余瘋狂讀書，可以說是靠讀書改變了命運，于是才有了日后漫長仕途中的文人兼知識分子的形象。終其一生，底子還是讀書人。因此馮道“面對五代時期的四位強悍君主，諫言無畏”（219頁）。但是歐陽修說馮道“未嘗諫諍”，司馬光更說他“依違拱嘿，竊位素餐”，作者斥之曰“二位罔顧事實”（215頁）。

馮道在一生中做過三朝五帝的宰相、三位開國君主的山陵使，身處亂世而任官歷朝，確乎是史上罕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馮道官運持久？作者的觀點是：“馮道的為官之道不是阿諛逢迎，而是刻意不卷入權(quán)力利益之中。但在持久不墜的因素中，這是次要，首先要靠運氣。做官的風險尤其發(fā)生在皇位變更之際。其時，運氣與為官之道合一，決定一個人的存亡，而運氣占大頭。”（225頁）談到運氣，作者列舉了馮道遭遇的七次權(quán)變，可見所謂運氣其實并非就是偶然性，而是更多包含了刻意不卷入利益漩渦之中的明智。后世自宋以后對他最大的非議也在于其任官歷朝，被譏為“無廉恥者”（歐陽修語）。而作者則指出：“侍奉多朝者不乏其人，討伐貳臣拿馮道開刀，是因為其中馮道官職和聲譽最高。其實馮道成為不倒翁的一大原因是他不掌實權(quán)，五代的權(quán)臣和高風險的官職是樞密使，不是宰相。有多個扎實的例子證明馮道是敢諫之臣。馮道為官的主要作為是，為君主講治國之道，主持雕版九經(jīng)的刻印?！保ǖ?頁）

放眼五代的官場，馮道是少見的有真才實學之士。除了為君主講治國之道，他撰寫的文誥章表“其文渾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馮道傳》）。文化精英的貢獻在于為皇權(quán)增添一種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但是五代歷史的殘忍在于，宰相一直屈居于樞密史之下。作者專門論述了樞密史在五代政治高層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的地位，就如清人王鳴盛所言，“五代必兼樞密使方為有相權(quán)”（224頁）。由此而產(chǎn)生了一種權(quán)力的混亂，五代頗多一身而兼任樞密使與宰相者。而馮道在五代時期是任宰相時間最長的人，但是從未兼任樞密使。因此他被邊緣化是常態(tài)，他的權(quán)力是名正言順地被架空的，歷史沒有給他提供多少真正發(fā)揮真才實學的機會。不過話說回來，馮道名聲顯赫而無實權(quán)，這也是雙向選擇的結(jié)果：“在帝王眼中，馮道不是親信，不懂陰謀，缺少干才，不是樞密使的材料。馮道也刻意回避這一職務。石敬瑭曾取締樞密院，那是宰相馮道一生中權(quán)力最大的短暫時刻。他幾次請奏恢復樞密院，動機是減少繁務，遠離權(quán)力利益，此其性格使然。”（224頁）

作者在這部分最后還談到一個問題，就是在專制皇權(quán)之下的樞密使與宰相的生命安危的不同。據(jù)統(tǒng)計，五代宰相與樞密使的非正常死亡率是1 : 2.3，身兼樞密使與宰相者九人，其中一人情況不清，七人非正常死亡，占八人的百分之八十七點五。即樞密使風險高，樞密使兼宰相風險超高?？梢姍?quán)重位高者的安危風險甚高。道理很簡單：“樞密使是帝王的心腹，牢牢地捆綁在帝王的戰(zhàn)車上，宰相是講大唐故事、寫官樣文章的人，沒上戰(zhàn)車。”（225頁）這樣看來，馮道位高而無實權(quán)，反而是命運對他有所眷顧。那些更倒霉的是，雖然沒有實權(quán)卻仍然遭皇權(quán)所忌，所有敢言、善待同僚、體恤百姓等為官之道均成為專制皇權(quán)暗夜中刺目的人格光芒，因而時刻仍有性命安危之虞。

前面談過馮道敢諫，或有人會說，對于政治家而言，即便算他諫言無畏，但是更要看其實績?nèi)绾?。如果乏善可陳，那么諫言豈不是變成空言？但是歷史學家樊樹志從當時的君主對馮道的看法中，看到他一定有才學與功業(yè)令人景仰的地方。“簡而言之，一是沒有使已經(jīng)混亂不堪的五代政治朝更加混亂的方向發(fā)展，二是忍辱負重地阻止了已進入汴梁的契丹軍隊的一場大屠殺。他的作用在當時是無人可以替代的?！蓖瑫r引述了王賡武在《馮道——論儒家的忠君思想》一文中所說的：馮道在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心目中是一個有操持的儒者，一個有節(jié)制的人，甚至是一個“模范丞相”（樊樹志《國史概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198頁）。這是很值得參考的評議。

馮道寫良臣劉審交的墓志，今天讀來更令人別有感慨唏噓之情：

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誠以不行鞭樸，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jié)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舊五代史》卷一百六十《劉審交傳》）

兩個月之后，他寫了一篇《長樂老自敘》。作者說他可能是因故交清白為官的一生而想到自己也來日無多，故這幾乎是其自撰的墓志。文中有言：“……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隙詷?，何樂如之?！保ā杜f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馮道傳》） 并錄詩詞兩則，其一：“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弊髡哒f于此可見馮道在亂世中的定力與達觀（204頁）。

回頭屈指一算，馮道活了七十三歲，在古人已是古稀，在那個動蕩戰(zhàn)亂的時代更是難得。

全書最后一章“閹人宦官”，作者自言是“放得最高最遠的一只風箏”。“前言”中說是朱溫通令盡殺大唐太監(jiān)，并且他在稱帝后不設太監(jiān)，在認知上刺激了作者的思考。在這一章歷，五代的宦官不再是主題，討論了秦、漢、唐、明代的宦官。作者指出：“宦官是帝制肌體上的毒瘤。古代史家對宦官的批評充滿歧視與偏見，既是因為他們不敢批評皇權(quán)，也是因為朝臣與宦官的權(quán)力之爭?！鹿偈且粋€需要重新審視的問題，它是透視皇權(quán)的特異的視角?！保ㄇ把?，10頁）在全書最后的這段話既是對宦官問題的小結(jié)，也是對專制皇權(quán)及其所有奴才的有力批判：“最壞的宦官也壞不過宦官制度，那些罪惡幾乎都是宦官制度及其背后的皇權(quán)帝制的題內(nèi)之意。……宦官是帝制肌體上的毒瘤。中國兩千余年中，對宦官的討伐史不絕書。但討伐聚焦于宦官，統(tǒng)統(tǒng)無涉皇權(quán)。這種討伐在相當程度上是一種歧視。通過歧視，討伐者們在心理上抬高了自己，麻痹了自己，漠視了自己其實也在帝國的馴化與奴役的連續(xù)譜中?！保?28-329頁）話說得很深刻，“漠視了自己其實也在帝國的馴化與奴役的連續(xù)譜中”的，又何止是那些討伐宦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