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并不帶有命運色彩，其中的角色也沒有逐步成長的意味

【編者按】

1764年12月一個星期天的午后，在法國西南部城市昂古萊姆，一大群親戚和鄰居相聚一處，共同慶祝、見證瑪麗·艾馬爾的女兒與女婿的結(jié)合。這原本是一場再尋常不過的活動，注定不會被任何歷史記載所注意，直到有人發(fā)現(xiàn)這場活動留下了一份簽有83個人名的婚前協(xié)議。

英國歷史學家艾瑪·羅斯柴爾德，結(jié)合教區(qū)檔案、稅務記錄、報紙、回憶錄等材料，對這個不識字的普通女性瑪麗·艾馬爾及其后五代人的故事進行了全景式觀察，并圍繞婚前協(xié)議的83個簽名，發(fā)掘出與之相關的4089個人，以及與這4089個人相關的更多人，寫成了《無盡滄桑：一紙婚約與一個法國普通家族的浮沉，1700—1900》這本書。這里摘發(fā)這本書的引言。

這是一部動蕩歲月的歷史，有三四千人參與其中。這是一座小鎮(zhèn)和一個婦人的故事（也可以說包含了98個故事），婦人叫瑪麗·艾馬爾（Marie Aymard），她不識字，喜歡打聽別人的私事，終其一生都住在這座小鎮(zhèn)上。這也是一個大家族的故事，它跨越廣闊的空間、貫穿18-19世紀的歷史，涵蓋瑪麗·艾馬爾以降的五代人和他們的多舛命途，隨著瑪麗·艾馬爾的玄孫女于1906年去世而告一段落。這段歷史將帶領我們探索當代歷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以及過去的人們生活的無限邊界。

小鎮(zhèn)名叫昂古萊姆（Angoulême），位于法國西南?，旣悺ぐR爾在世的時候，這鎮(zhèn)子充滿了“不安”的內(nèi)斗和無窮無盡的法律金融“事件”，因而遠近聞名。兩代人后，這座鎮(zhèn)子依然像巴爾扎克在其稱為一臺“三四千位名人參演的戲”的一系列小說中寫的那樣，是“一潭至死的死水”。巴爾扎克在《幻滅》（Les illusions perdues）一書中說，擺脫鄉(xiāng)巴佬的氣息就是“洗掉身上的昂古萊姆味”（se désangoulêmer）。

這段歷史開始于1764年冬天的兩份文件。其一是一份經(jīng)瑪麗·艾馬爾證實的代理授權(quán)（用她自己的話說，屬于她對丈夫之死進行的一系列“調(diào)查”的一部分）。她丈夫是個木匠，早先移居到了格林納達（Grenada）島，在那兒成了個奴隸主，至少她聽人說，“他手下有若干黑人”。其二是一份婚前協(xié)議，是幾個禮拜后瑪麗·艾馬爾的女兒和一位裁縫的兒子結(jié)婚時所立，昂古萊姆鎮(zhèn)上有83人在協(xié)議上簽了名。這兩份法律文件或者說協(xié)議由小鎮(zhèn)上的一名公證人起草，是本書故事的起點；這個故事從一個人出發(fā)，講到她本人的關系網(wǎng)，再講到這個關系網(wǎng)所涉人物各自的關系網(wǎng)，最終構(gòu)成一場大型歷史探索、一部鄰近性視野下的現(xiàn)代歷史。參與這段歷史的有巴黎蒙馬特（Montmartre）一個窮困的女裁縫（她同瑪麗·艾馬爾孫子的孫子是同代人），有她的一個當街頭小販的姐妹，有塔希提海軍中的一位藥劑師，有勒芒（Le Mans）的一位身敗名裂的銀行家的寡婦，還有迦太基的紅衣大主教。

這個家族的命運出現(xiàn)了意外的變故，其熟人和鄰居的故事也一樣；這部歷史與《賊鵲》（La gazza ladra）異曲同工：恰似一只飛來飛去的喜鵲，偷得各色茶匙、碟子和閃閃發(fā)光的簇新錢幣。這部歷史是無限的，或者說開初是如此，因為平凡人的一生中的信息、變動和經(jīng)歷是無窮無盡的。它探索了空間和社會關系中的鄰近性，其起點是瑪麗·艾馬爾一家，是在1764年那份婚前協(xié)議上簽名的83個人組成的更大的社會網(wǎng)絡，是同年在鎮(zhèn)上堂區(qū)的各種登記簿上留過名的人們——這是一個更大的群體，共有4089人。它還探索了時間中的鄰近性，講述了該家族一代代人相互交疊的人生，一直講到法國大革命這段風起云涌的歷史時期和19世紀的經(jīng)濟變革。這場探索起源于對他人生活和人生的興趣——他們經(jīng)歷了什么，其經(jīng)歷意味著什么，起源于對歷史研究無限可能性的興奮而疲憊之感。

瑪麗·艾馬爾和家人的這部歷史是一趟時空之旅，同時這部歷史也是因我本人的一次旅行而起。1980年夏天，我偶然走進佛羅倫薩的一間書店，偶然看到了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和卡洛·波尼（Carlo Poni）登載于《歷史筆記》（Quaderni storici）一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一則宣言，倡導傳記學要從底層做起，換言之就是提倡歷史要充滿個體和故事，而非一定要圍繞偉人和名人書寫。這則宣言令我產(chǎn)生了做歷史研究的愿望。15年后的昂古萊姆，在緊鄰火車站的夏朗德省檔案館這個并不浪漫的地方，我被一份份檔案所迷住了，從此深深沉迷于它的魔咒中。

歷史研究在1980年以來的40年間發(fā)生了巨變，今日的研究方法已經(jīng)迥異于從前，而這也是本書故事的一部分。我常常流連于昂古萊姆市檔案館網(wǎng)站的虛擬空間中，有時也會分心沉迷于回憶，懷想2012年春天以來這795個不同的日子。我的手抄筆記已經(jīng)積累了1348頁之多，但那種觸摸個體人生故事的感覺、那種可能性無窮無盡的感覺依然存在?！癳 il naufragar m’è dolce in questo mare”——能沉浸于這樣一片海洋中是一種快樂。

《無盡滄桑：一紙婚約與一個法國普通家族的浮沉，1700—1900》

這部歷史從頭到尾都在與小說家和小說發(fā)生邂逅。這是一系列未完的故事，如同勞倫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小說《多情客游記》（A Sentimental Journey）一般沒有結(jié)局；98個故事中有一個講的是一只小斑點狗，小狗原本屬于斯特恩的女兒莉迪亞（Lydia），但1769年在昂古萊姆一條寂靜的街上被人拐走了。在《幻滅》里，正是在這條街的街角上，發(fā)生了一系列極為慘烈的事件；而瑪麗·艾馬爾的孫女當中有六個1837年時便住在這條街上。19世紀，這個家族里的人以生命書寫的歷史仿佛埃米爾·左拉（émile Zola）那部媲美《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的《盧貢·馬卡爾家族》（Rougon-Macquart）——在這部巨著中，一位女家長的子孫走出一座似乎與世隔絕的鄉(xiāng)下小鎮(zhèn)，家族五代人遍布法國的各個角落。

不過，《無限的歷史》講述的故事并不帶有命運色彩，其中的角色也沒有逐步成長的意味。這個故事是“扁平”的，是“實證主義”的，如同左拉筆下的自然主義小說；這是一項“對事實和事物的嚴謹研究”。這本書開始于對當下的觀察和對歷史上的個體作出的一種假設：人無一例外，皆是存在于各種關系間或交易、消息和信息的網(wǎng)絡間的。不關心當下便“無法理解過去”，這是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在1940年寫下的話，而對于一個研究中世紀農(nóng)村的歷史學者而言，觀察田地形狀的重要性不亞于讀舊檔案。觀察街上人們的談話和沉默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十分重要：此刻就環(huán)顧一下四周吧，你會看到，每個人都在講故事、看圖片、發(fā)信息，幾乎無一例外——然后再問問自己：要是生活從來就是如此，世界會是怎樣？

真正讓我一頭扎進這本書和這場歷史之旅的，與其說是那份代理授權(quán)，不如說是1764年瑪麗·艾馬爾女兒的婚前協(xié)議。那場婚禮和那些名字有一種令人魂牽夢繞的無限魔力。兩頁的簽名用了各種墨水和各種花體字，有“羅絲瑪琳”（Rosemarin）這樣的小孩的名字，也有“馬歇·德·拉沙佩勒”（Marchais de la Chapelle）這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有些名字擠成了一團，有些名字難以辨識；紙上的83個名字仿佛83個活生生的人。正如亞當·斯密所謂的“人類社會游戲”：“每個個體都有自身的行動原則。”

因此，要把瑪麗·艾馬爾的故事擴展成一部更廣大的現(xiàn)代歷史，第一步便是研究在婚前協(xié)議上簽名的這些人，研究其各自的社會關系。這都是些什么人？他們?yōu)楹螘?764年12月那個陰沉的午后齊聚一處？研究簽名之人的歷史是一項矛盾到令人不安的工作，在研究中得要靠名字來尋找個體，這是一個充滿錯誤、重復和偶然、需要把登記簿讀上一遍又一遍的過程。這是一種偵查工作，混雜著對他人生活過分的興趣、一大堆混亂的身份，還有各種關系，單純靠往后或往前做更遠的探索，是無法理解這些關系的。于是，這又進一步需要對昂古萊姆的社會關系做更大范圍的研究，或者說乍看之下繞來繞去又回到了秩序性上。于是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張清單，將社交網(wǎng)絡加以視覺化：所有或是當時在場，或是在昂古萊姆公教堂區(qū)1764年的登記簿上留下姓名的人，共同組成了一個虛擬社會，成員共有4089名。這項研究使瑪麗·艾馬爾和83位簽名者的故事所處的人群在一定意義上（或者說無論在哪種意義上都）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畫面。

后續(xù)的展開（包括本書的大部分篇幅）則是歷史研究的延伸，不是空間或社會關系空間意義上的延伸，而是時間意義上的延伸。歸根結(jié)底，要弄明白這都是些什么人，就要搞清楚接下來發(fā)生了什么。于是，故事就成了一部關于法國大革命之前數(shù)年的昂古萊姆，關于18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法律事務，關于法國大革命時鎮(zhèn)上的情景，關于在革命期間和拿破侖治下瑪麗·艾馬爾的子孫們無常的命運，關于19世紀信用、稅收、殖民地和教會如何共生與制衡的歷史，這部歷史是從一座默默無聞的小鎮(zhèn)上一個不為人知的家族的視角出發(fā)寫就的。和19世紀的無數(shù)歷史一樣，這也是一個關于革命政治、移民社會變動和經(jīng)濟機遇的故事，與此同時也是一個關于停滯的故事。這是一部借由這些個體以及與之相連的人們的人生演繹而成的現(xiàn)代變革歷史。

一個關于信息的故事

“樣樣事都很嚴重、很危急、很緊要。”1826年，瑪麗·艾馬爾的孫子在做民事登記時宣稱。這話記在大西洋港口城市巴約訥（Bayonne）的出生登記冊的一條頁邊注記里；“記錄中的全部表述都應當與最確切的事實保持一致”。這些通用檔案記錄的時間跨越了兩個世紀，記載著平凡人的生活，是這項研究的核心。有些檔案雖只是一串串名字和日期，其中卻藏滿故事。這些檔案都是可以被當作文獻和歷史來讀的，既可以被簡化成數(shù)字，也可以用全套的歷史研究手段、腳注和史料批判加以裝點。

這些登記出生、結(jié)婚、離婚和死亡的冊子又引出了其他一些甚至更為簡陋的檔案和經(jīng)濟生活方面的記錄：剛剛在昂古萊姆一系列古老的稅“島”上開始普及的繳稅登記，記錄了誰住在誰的隔壁；1858年夏朗德的一位檔案管理員在一間閣樓里發(fā)現(xiàn)的“一本本”“一捆捆”“一袋袋”的下層司法（subaltern jurisdiction）報告，上面積了一層“極難清理的灰塵”；各種公證人法律文件、關于權(quán)利和繼承期望的記錄；記錄著大革命期間財產(chǎn)狀況和誰買了誰的房子的登記簿——還有19世紀的一系列人口普查、地籍、抵押和繼承檔案。

這一歷史從一開始便是一次與主導當代信息社會的手段的邂逅。它關注現(xiàn)代社交網(wǎng)絡上的“人脈”或者說“朋友、家庭和群體”：“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論是促進親友歡聚，還是在全球重要時刻實現(xiàn)親臨現(xiàn)場的體驗?！?8和19世紀人生的各種通用檔案也是一種人脈檔案，甚至也是關于世界重要時刻的檔案。但是檔案所能證明的并不是交流的內(nèi)容，而是交談或交流的發(fā)生；并不是觀點和觀念本身，而是“個人影響”和“觀點”的可能性（或者說是被社交網(wǎng)絡社會學視為研究對象的條件）。

本書的一個靈感來源是社交網(wǎng)絡經(jīng)濟學；在該學科中，可獲取資源的規(guī)模之大是歷史研究領域難以想象的。最近有一項研究調(diào)查了35座村莊的所有成年人，要他們回答自己村中誰最適合把信息傳播開來。瑪麗·艾馬爾和家人的故事中沒有這樣的調(diào)查，這家人處于一種消息和信息的持續(xù)交流中——這一交流在時空中延伸開來，而且跨越了大西洋。

鎮(zhèn)子的各類檔案充滿了“信息”，法律意義上的“信息”，即各種關于侮辱、傷害和駭人的毀謗歌謠的記述。然而，雖然昂古萊姆在18世紀中期出現(xiàn)了一批印刷和造紙作坊，卻沒有公開發(fā)行的新聞作為史料，書也相當少。甚至進入19世紀后，瑪麗·艾馬爾家族留下的印跡也很少，那位紅衣主教和一個小他一輩的表親是例外，后者帶著兩個兒子在巴黎開了一間廉價餐廳。我找到的私人信件只有不多的幾封，是紅衣主教的姐妹路易絲·拉維熱里（Louise Lavigerie，本書即終結(jié)于此人）于19世紀80年代所寫，保存在羅馬關于紅衣主教的檔案里。在這種情況下，正是無數(shù)極為細小的歷史的匯集，才得以趨近于現(xiàn)代無休無止的交流。

瑪麗·艾馬爾一家的故事同樣是與另一種主導手段的一次邂逅，這便是系譜學：人們會尋求一條能從當下的個體回溯至舊時先祖的脈絡，或者一段“由婚姻史連成的鎖鏈”。這在現(xiàn)代同樣是一個廣闊的領域：“數(shù)十億”檔案和“幾百萬族譜”“將科學和自我發(fā)現(xiàn)結(jié)合在一起”，讓“世上每一個角落的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根”。現(xiàn)代系譜學是1990年以來的產(chǎn)物，是一張圖表或者一份檔案，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演變。

這一探索的每一步都有系譜學技術(shù)的身影，雖然大體上是個循母系展開的故事，因而不能算是完全意義上的婚姻史。事實證明，這家人在19世紀經(jīng)濟生活歷史中的核心人物是婚前協(xié)議雙方的長女讓娜·阿勒芒·拉維熱里（Jeanne Allemand Lavigerie），她同四個姐妹一道生活，沒有嫁過人，1860年過世，享年91歲，過世的地方離她出生的地方走路只需幾分鐘。這家人的故事是一個時間的故事，因為故事追隨著（至少是盡力在追隨）家中的子子孫孫在歷史中前行的腳步，走過他們各自的人生軌跡，一步步邁向一個想象的、未知的未來。這個故事至少部分是從這些人自己的視角或從與他們共同生活的人的視角講述的。但這會與過去十代甚至更多代以后家族的后人最終形成的看法相當不同。這個故事是橫向講述的，是一個歷史故事，不是垂直講述的，不是系譜學式的脈絡；這個故事關注的是事實究竟如何，而非“我究竟是誰”（從未想象過的未來中未曾探索過的“自我”）。

不過在另一些方面，歷史學和家族歷史學的研究并非總是涇渭分明。兩者使用的原始資料是相似甚至相同的；瑪麗·艾馬爾及其兒女的故事，對于其他人便屬于祖先的歷史。家族歷史學者會問：“我究竟是誰？”（或者“我是怎么來的？”）同時也會問：生活于那個遙遠而迥異的世界的那些遙遠的先祖，“他們究竟是誰？”這同樣是一種歷史式的理解。這是一種想象過去的方法，發(fā)現(xiàn)見證先祖成長的街道，發(fā)現(xiàn)與之共同生活的那些個體。決定人與人之間聯(lián)系的不僅有血統(tǒng)，也有歷史環(huán)境和選擇性的親和。1839年在塞納河與約訥河（Yonne）匯流處的一座工業(yè)小鎮(zhèn)，瑪麗·艾馬爾最小的孫子娶了一個檸檬水小販，結(jié)婚時他宣稱自己的祖輩都已經(jīng)過世，并稱不知道他們生前住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們是何時死的。本書也將表明，那沒有嫁人的五姐妹在故事中相當重要，既是因為她們本身所處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也是因為她們同侄（甥）女和孫侄（甥）女的聯(lián)系。

本書是一個發(fā)現(xiàn)的過程，也是一個“尋找”的過程：這里的尋找是指一種三心二意、反反復復、不著邊際的尋覓（或者找到）的過程，與看圖片或發(fā)消息一樣，這也是現(xiàn)代世界圖景的一部分。這部家族歷史是一個關于小地方（不僅是昂古萊姆，也包括別處）檔案的故事，一個浪漫的故事，其中充滿了對各種發(fā)黃褪色、沒有相片的檔案的描述。不過也存在其他一些原始資料，尤其是涉及19世紀歷史的部分：報紙上的各種火車站慘案報道、美索不達米亞歷史和對植物顯色特性的研究、商務地址簿和對銀行監(jiān)管法律體系的批評——這些都是可以在網(wǎng)上讀到、搜到的原始資料或文本。許多堂區(qū)檔案和大部分民事登記簿也可以在線閱讀，其中一些（這一比例正逐年增大）已經(jīng)被編入索引或加以轉(zhuǎn)錄。

這類尋常資料提出了一系列不尋常的問題。18世紀90年代，瑪麗·艾馬爾活下來的兒子當中最年長的加布里埃爾·費朗（Gabriel Ferrand）在夏朗德做過一段時間的檔案管理員。網(wǎng)上的堂區(qū)登記簿圖片中沒有記錄他受洗的那頁。1763年，他在昂古萊姆結(jié)婚，但一大團墨漬模糊了新婦的名字。1793年，在動蕩不安的革命期間，他于教產(chǎn)市場上購得了“先前屬于教會”的一塊土地的租權(quán)，而網(wǎng)上的租權(quán)登記簿卻沒有記錄該交易的那頁。曾有過一張他的畫像（也可能是原畫像翻畫的），但畫像從1910年起便不見了。

即便是在（日新月異的）印刷資料領域，對一個家族、對一座外省小鎮(zhèn)所能做的調(diào)查的界限也是難以捉摸的。故而，周圍的歷史本身就是現(xiàn)代的一幅全景或者說畫像。今天我們可能面對的歷史之旅數(shù)不勝數(shù)，其中既有虛擬的，也有真實的；同時，我們也很有可能分心或者走上漫長曲折的歧路。這部歷史是地方性的，就尺度論是微觀的，又借著鄰近性——沿著個體研究其家人、朋友、鄰居，并關注這些人的時空之旅——不斷擴展。我之所以說這是一部扁平的、實證主義的歷史，是因為它有許多（也許太多）腳注文獻（許多來自昂古萊姆市檔案館）。但它也是機緣巧合之下的產(chǎn)物，它的故事關乎的個體都是以余光瞟到的，游離于歷史視野的邊緣。和在網(wǎng)絡世界中一樣，這是一部孤獨的（“只身一人在思想的陌生海域做永恒的航行”）、恐懼人群的歷史。

歷史故事

瑪麗·艾馬爾及其家人的歷史是一個體量龐大的故事，它涉及漫長的法國大革命和19世紀的經(jīng)濟革命。和20世紀的許多歷史研究一樣，本書也深受“從底層”看歷史——尤其是嘗試通過一人、一地、一家或一業(yè)的歷史來講述某個宏大或重要的故事——的精神的影響。這是一個根基穩(wěn)固、潛力巨大的研究類型，按不同的時代和地區(qū)劃分領域；在影響本書的研究當中，有一項是關于早期近代意大利的微觀歷史的，還有一項是關于“圣何塞世界的歷史”的，后者將視線“投往各個方向”，包羅了各種登記簿和“細枝末節(jié)”?！暗讓印睔v史對現(xiàn)實主義（和自然主義）小說的影響甚至更廣，從上海到蒙馬特無所不包。獲取信息（包括個體人生的信息）渠道的諸多變化不僅令本書的探索成為可能，而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一變化是全球性的。

這個故事具有鮮明的法國特色，是法國數(shù)量驚人的檔案和登記簿催生了這一研究。1764年，在昂古萊姆鎮(zhèn)上執(zhí)業(yè)的（或者照國王翌年的一份布告里的說法：磨洋工的）公證人有19名，這些人一年要產(chǎn)生至少1000份經(jīng)公證的法律文件；正如1829年內(nèi)政部部長在發(fā)給夏朗德省檔案館的一份公告中所言：“檔案是無價的?！贝呱@一故事的還包括近30年間涌現(xiàn)的對法國外省普通人的人生——對“以確定可證的事實”寫就的田園詩——進行的各種歷史研究：從事這類研究的學者確信，只要針對一個“曾經(jīng)存在過”的個體寫上1000頁，最終便能抵達整個現(xiàn)代歷史。本書繼承了微觀歷史——這類研究不論在尺度上、典型性上還是代表性上都千差萬別——的衣缽，并且嘗試通過一項介乎微觀和宏觀之間的“中觀”（meso-）調(diào)查從“數(shù)千人的人生軌跡”中理出脈絡。這是一部“個體的社會史”，也是一部由巨量的家庭生活資料構(gòu)成的歷史。它嘗試借助朋友圈子、地方聯(lián)系和家族網(wǎng)絡等個體的關系，將微觀和宏觀歷史連接起來。

同時，書中的98個故事也受到了另外一些歷史研究的影響，這些研究屬于經(jīng)濟生活史領域，更為分散。這些故事始于一個不同尋常的（不識字的）個體，結(jié)束于19世紀的金融和教會，是一個全然始料未及的結(jié)局。其靈感來源于馬克·布洛赫曾展望過的一種全新的經(jīng)濟歷史，其間“政治”“經(jīng)濟”和“宗教”相互交融，與“沒有個體的世界”的（“貧血”）歷史形成鮮明對比。布洛赫提出這種新的歷史應該采用“迥異到驚人的各種研究材料”，如今它已經(jīng)成為一門蓬勃發(fā)展、兼收并蓄、遍及全球的分支學科，研究方向多種多樣，有使用“許多種……證據(jù)”的經(jīng)濟學方向，使用“非經(jīng)濟學”資料的經(jīng)濟史學方向，以及使用各種法律、視覺和經(jīng)濟資料的經(jīng)濟生活史方向。

鄰近性歷史（包羅了三四千人故事的本書即是這一研究方法的一項試驗）嘗試將個體和集體、經(jīng)濟和政治、底層歷史和關于現(xiàn)代最大尺度事件的歷史結(jié)合起來。這種研究探索個體人生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變革和政治事件（既包括“如何”，也包括“為何”）。因果歷史否定了歷史研究最豐饒的土壤，即盡力理解歷史上的個體的人生，且認識到歷史始終是“人的意識”（human consciousnesses）的歷史。但我們不僅會思考如何，也會思考為何。因而，本書嘗試將許多極細微的歷史匯集起來，探索是否有可能以極小的步伐（就像孩子們玩“一二三木頭人”那樣）逐漸理解和解釋歷史。

關于歷史的規(guī)?；蝮w量的選擇事關重大，且涉及意識形態(tài)，因為大量的已逝之人將在選擇過程中被分為兩個群體：重要的群體（有思想有感情的個體）和不重要的群體（記錄稀少或干脆沒有記錄的個體，可用于計數(shù)，但無法被理解）。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如果選擇研究個體的歷史（也就是小的歷史），就是選擇理解不重要的小變化（除非被研究的個體本身是重要人物，例如瑪麗·艾馬爾那位當上紅衣主教的玄孫）；如果選擇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就是選擇以研究沒有思想、沒有希望也沒有友情的歷史為業(yè)，選擇以理解重要的變化（比如研究革命的誘因或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產(chǎn)生）為業(yè)。但選擇并非只有這兩種，在某些時候（比如我們所處的時代），從個體和家庭的視角、通過平凡生活來理解政治和經(jīng)濟變革也會成為一項重要甚至緊急的工作。

這個故事——這部經(jīng)濟生活史——中的個體，生活在一個變革時期，也就是漫長的法國大革命，它雖是個政治事件，卻有著經(jīng)濟上的影響和根源；他們也生活在一個經(jīng)濟革命時期，它貫穿整個19世紀，有著政治上的影響和發(fā)生條件。但是采用底層視角，采用一個特定的（無名）家族的視角，是令人不安的，因為這挑戰(zhàn)了大規(guī)模歷史的某些既定特征。個體的生命難以簡單劃分為經(jīng)濟生活、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塊。每個人的內(nèi)心生活都混雜著諸多思想，這些思想有高有低。宗教是一種信仰、一種實踐，也是一種經(jīng)濟制度。經(jīng)濟交換有逐利的也有非逐利的，有公共的、私人的、私密的。個體不僅在生活中有時流動、有時靜止，在想象中——在關于遠方和久未聯(lián)絡的朋友的各種信息或謠言中——也一樣。

法國大革命期間，昂古萊姆這地方?jīng)]有發(fā)生過太多事，至少在大革命相關的歷史中沒有多少記錄；至于瑪麗·艾馬爾一家，除了一個一筆帶過的例外，也從來沒有在任何歷史研究中出現(xiàn)過。但本書將表明，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地方和一個不為人知的家族的視角出發(fā)寫就的革命年代的歷史，本身便是一個龐大的故事。這個家族中（勉強算是）出過一名革命英雄，還出過一名反對革命的女性人物?，旣悺ぐR爾的孫輩們的旅行經(jīng)歷構(gòu)成了一部歷史，以其獨有的方式講述了革命期間生活環(huán)境的變遷。

本書所講述的歷史之所以令人不安，也在于它挑戰(zhàn)了關于現(xiàn)代的一些重大假設。19世紀的瑪麗·艾馬爾家族，或者說她家族中的一些人是勤奮進取的，但這些人的活動不是發(fā)生在市場中，而是發(fā)生在國家和教會的巨大經(jīng)濟體中，發(fā)生在各種界限模糊、說不清究竟屬于市場還是屬于國家的經(jīng)濟關系中。這些人是“非經(jīng)濟性”的，因為他們的成就是通過公共和私人的營生獲得的，這些營生無論是當時還是現(xiàn)在都在經(jīng)濟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決定他們的財富的，是那些精明、勤勞卻哪兒也沒去過的女人所做的選擇。例如瑪麗·艾馬爾的幾個孫女，她們的人生（和積蓄）是這個19世紀的故事的核心。他們家中唯一一個在法國經(jīng)濟走向繁榮的歷史中成了重要人物的是瑪麗·艾馬爾的玄孫，迦太基的夏爾·馬夏爾·阿勒芒·拉維熱里（Charles Martial Allemand Lavigerie），此人心懷人道主義的遠見卓識，反對跨撒哈拉的奴隸貿(mào)易，而在批評他的人看來，他是個“精明透頂?shù)纳倘?，一個百萬富翁、千萬富翁”。

瑪麗·艾馬爾和家人的故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時間的非對稱性，換句話說，他們消除了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所帶來的苦惱。除了最普通的檔案之外幾乎不存在別的證據(jù)，這意味著不得不跟著平凡生活的節(jié)奏來，不得不活在（往昔這些個體的）當下、活在這些人（多少能）記得的過去，不得不對這些人的未來、對他們身處其中的大革命一無所知。這意味著，除了這些人所知道的、盼望的以及與他們生活在同時代的人之外，幾乎一無所知。但這本身便是一部關于信息、關于演變的歷史。

瑪麗·艾馬爾和家人的這部歷史是一次（在一個被信息淹沒的世界中）以數(shù)字進行思考的試驗，也是一次（在一個有無窮無盡的故事要講的世界中）以故事進行思考的試驗。這部歷史自始至終為一種對歷史資料之不完整、數(shù)量之巨大的深刻感受所推動：每個人——孫子的孫子一輩也好，1764年昂古萊姆堂區(qū)檔案里的人也罷——都有可能找到記錄，但甚至最常見的證據(jù)也可能存在諸多局限。在這一意義上這也是一部無限的歷史。在這條路上唯一的安慰便是盡可能將資料和數(shù)據(jù)擺明，盼望其他人能找到更多的聯(lián)系、更多的資料，以及更多可探索的假設。在當下，我們很需要一個關于生活在不確定之中，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故事。這是從一個大而不均的家族的視角出發(fā)講述的變革年代的故事，而最重要的是，這是一部關于人如何在自己無法控制的事件中生活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