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尚文”的宋朝皇帝生性文弱，生活雅致，此說或許有些道理，但其中應不包括宋太祖?！端问贰の脑穫餍颉穱L稱譽宋太祖“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但出身行伍的宋太祖，其性格豪爽而豁達。其稱帝后，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明確阻止道：“不可。若塵埃中總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贝撕筅w普“不復敢言”。不過，粗率之性格，使宋太祖在處理政務時，常會做出沖動或略顯荒唐之事，雖然宋代文臣儒士所撰詩文中對宋太祖的形象頗多修飾，但宋朝開國之君的“粗蠻”之舉，還是留下了不少記錄。如《東原錄》載“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為歌頌。’帝曰：‘人家蓋一個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磾S于地”。而開寶八年科舉，王嗣宗“與趙昌言爭狀元于殿前，太祖乃命二人手搏，約勝者與之。昌言發(fā)禿，嗣宗毆其幞頭墜地，趨前謝曰：‘臣勝之。’上大笑，即以嗣宗為狀元，昌言次之”。
宋太祖畢竟是一位有為之君，處理政事有誤或深感不妥以后，則多有反省。司馬光嘗記云：“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內(nèi)侍行首王繼恩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邪？早來吾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鄙鄄疁匾苍d道：“太祖初即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卻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两裉珡R先進牙盤，后行禮?！睂Υ?，邵雍稱譽道：“太祖皇帝其于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p>
宋太祖處理政務，雖說時有率性之舉，卻頗能開懷接受臣下諫勸，以努力遵循做天子的規(guī)矩，表率天下。如宋滅后蜀，后蜀宰相歐陽炯隨后蜀主孟昶入開封，授官右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歐陽炯“性坦率，無檢束”，善于吹奏長笛。宋太祖久聞其事，一日特意召歐陽炯至偏殿“奏曲”。正好被御史中丞劉溫叟聽到笛聲，即刻叩殿門求見，諫勸道：“禁署（指翰林學士）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彼翁孀灾硖?，猶強辯道：“朕頃聞孟昶君臣溺于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眲刿抛匀徊恢劣谔^分，遂道歉說：“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钡翁娲撕笠膊辉僬贇W陽炯吹奏笛曲。史稱劉溫叟生性重厚方正，動遵禮法，又有一日，劉溫叟夜歸，經(jīng)過明德門西闕之前，正好宋太祖與中黃門（太監(jiān)）數(shù)人登上門樓游玩，前驅(qū)喝道的侍從聽聞此事，趕忙悄悄地告知劉溫叟。按禮制，臣下在天子面前經(jīng)過，不可大聲喧嘩。不料劉溫叟聽后，反而“令傳呼依常而過”。次日，劉溫叟特意請對，直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宋太祖“善之”。深受宋太祖信任的趙普，也嘗對天子的不妥言行提出批評。趙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又有一日，宋太祖于后苑舉行“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普便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雨中做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吃酒娛樂?！碧媛勓赞D(zhuǎn)怒為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員吃酒，盡歡而散”。
宋太祖像
說起宋太祖聞聽臣下諫勸而更正自己粗率言行，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且這二事皆存在異文。
其一，《國老談苑》載：“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后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 門使督趨，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后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圣顧，臣恐賢杰之徒聞而解體?！鏀咳葜x之。自后，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然歐陽修卻以為是陶谷：“陶尚書谷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卻者數(shù)四，左右催宣甚急，谷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谷遽趨入。”又王曾記載是竇儼（竇儀弟）：“太祖常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崦蹘?，儼遂趨出。”“君子不貳過”，此三書所載，顯屬一事，因傳聞而致異。云是竇儼，顯然有誤。對于陶谷、竇儀二人，南宋李燾認為陶谷為人“奸邪”，故斷定“谷必不辦此。丁謂《談錄》亦稱竇儀”，故選錄竇儀寫入《長編》。然考辨其實，因宋太祖頗為禮重竇儀，“每嘉其有執(zhí)守”，至欲“用為相”，而視陶谷則稍見輕慢，故未服“袍帶”而召見近臣，當以陶谷較為可能。只是因為陶谷名聲頗差，“必不辦此”，故改成其他翰林學士即竇儼，遂有“陛下新即大位”云云。不過王曾、歐陽修所記皆稱宋太祖衣冠不正，而在崇政殿（或便殿）內(nèi)召見翰林學士，顯然有損“圣明天子”形象，故而將召見地點改到了后苑，且是“暑月納涼于后苑”時，則天子“岸幘跣足而坐”，就不至太過分。但竇儼卒于建隆元年，然是年暑月正是宋太祖親征潞州李筠的關鍵時刻，非有納涼于后苑之閑暇，有鑒于此，竇儼便被替換為竇儀，從而史文互異。
其二，李燾《長編》卷一載：太祖“嘗彈雀于后園，或稱有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于彈雀?！嫌e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也?！蠍?，賜金帛慰勞之”。而同書卷九于開寶元年責授屯田員外郎雷德驤為商州司戶參軍之下，又載云：“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腭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黜焉?！憋@然，與上述宋太祖未服“袍帶”而召見近臣之事相類似，宋太祖用柱斧柄“撞其口，墮兩齒”者，即雷德驤，故李燾指出《涑水記聞》《國老談苑》所載“皆誤”，但還是將“嘗彈雀于后園”之事別載于他處，并改雷德驤為“或人”。當然李燾如此記載，是為突出宋太祖“從善如流”的帝王氣度。
柱斧，宋人有用作手杖者，有記載稱宋太祖時持柱斧，當也作為手杖之用。據(jù)司馬光記載：“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樹者，上問曰：‘此何以異于常樹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引樹首視之。樹首，即劍柄也，有刃韜于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此記載宋人廣為引錄，用以顯示大宋開國皇帝的氣度、智慮之不同凡響。確實，若須宋太祖手持兵刃親自搏殺，可想而知大勢已去。但宋太祖出身行伍，屢經(jīng)戰(zhàn)陣，手中柱斧完全可用來防身以備不虞，且不引人注目，可笑那軍校未明了其中關竅，失望而退。
傳說宋太祖精于武術，如武林中的“太祖長拳”，說是宋時少林寺僧根據(jù)宋太祖所創(chuàng)拳法加以整理而成。又傳說宋太祖善使桿棒，北宋末蔡絛（蔡京子）即稱政和年間，宋徽宗“始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初出，侍左右宦者必攜從二物，以備不虞，其一玉拳，一則鐵棒也”。此“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后所持鐵桿棒也。棒純鐵爾，生平持握既久，而爪痕宛然”。桿棒一般以木為之，宋太祖所用竟然用純鐵制作，可證其武功確實不弱。
宋太祖貴為天子，不便再如當年那樣舞刀弄棒，只能于酒宴中舉行射箭等活動，稱作“宴射”，但與軍事有關的狩獵、蹴鞠之事，始終甚為喜好。宋人記載：“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于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贝苏f法似乎只是宋朝士大夫為宋太祖臉上“貼金“之言。此下?lián)堕L編》《宋會要輯稿·禮》九之一所載，列出宋太祖開國以后參與的狩獵活動：
建隆二年（961）十一月十九日，“上始獵于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jié)度觀察防御團練使、統(tǒng)軍、侍衛(wèi)諸軍都校錦袍。其日，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鷹犬從。上親御弧矢，射中走兔，從官貢馬稱賀。中路頓，召近臣賜飲，至夕還宮。其后，凡出田皆然。從臣或賜窄袍、暖靴，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十二月二十日，“出玄化門，校獵于近郊”。
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玄化門，校獵于近郊”。十一月二十六日，“出迎秋門，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一”。
乾德元年（963）十月二十一日，“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一”；三十日，“校獵于北郊，射中走兔二”。十一月二十六日，“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三”。
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三”。十二月八日，“臘，校獵于陽武縣”；二十九日，“校獵于北郊，射中走兔二”。三年十二月己酉，“畋近郊”。
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校獵于近郊”。十一月五日，“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二。臣僚進奉稱賀，皆不納?；匦医瘌P園，賜侍臣名馬有差”。
開寶元年（968）八月四日，“按鶻于近郊”。九月，“出玄化門，按鶻于北郊。幸飛龍院，賜侍臣飲”。十月十一日，“校獵于近郊，回幸飛龍院，賜侍臣食”；十五日，“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二”。
二年正月五日，“校獵于近郊，由興禮門幸箜管城，賜侍臣名馬、銀器有差”。十月戊子，“畋近郊”。十一月十一日，“校獵于近郊”，“還幸金鳳園”；十三日，“復校獵于近郊，并回幸金鳳園”。十二月一日，“臘，校獵于近郊，射中走兔三”。
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校獵于近郊”。十二月十日，“校獵于近郊”。
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校獵于近郊”。
五年十二月四日，“臘，校獵于近郊”。
八年八月壬戌，契丹使臣來朝，宋太祖“因令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fā)，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本旁氯缮辏吧汐C于近郊，逐兔，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過也?！允撬觳粡瞳C矣”。
天子畋獵一般在秋冬時節(jié)，開寶八年九月以后，正是宋軍攻取南唐的關鍵時刻，至十二月初，方傳來“江南捷書”，而次年十月間宋太祖駕崩，故其于開寶八年九月之后“不復獵”，似非因宋太祖反省“耽于逸樂，乘危走險”而然。然而在開寶六年、七年兩年間，皆未見有宋太祖出郊畋獵的記錄，這恐怕與宋太祖的健康狀況有頗大之關系。
宋太祖另一甚為喜好的體育活動即蹴鞠，也稱“蹋鞠”“蹙鞠”“蹴毬”等，是古代一種踢球游戲。鞠，亦寫作“毬”，即古人對“球”的稱呼，以動物皮為外囊，里面填滿物料；而蹴即是“踢”之意。據(jù)傳蹴鞠為黃帝所創(chuàng)制，用以訓練武士。黃帝發(fā)明蹴鞠之說當然不必太當真，不過至遲在戰(zhàn)國時期，民間即已流行蹴鞠了，如《戰(zhàn)國策·齊策》就有齊國都城臨淄之民“無不吹鼓瑟……蹴鞠者”的記載。漢代士兵用蹴鞠來鍛煉腿部力量，《漢書》注謂：“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習之。今軍士無事，得使蹴鞠。”故貴族以蹋鞠斗雞為樂，百姓亦“康莊馳逐，窮巷蹋鞠”。發(fā)展至唐代，鞠的結構發(fā)生了變化，囊內(nèi)不再充以實物，而用動物尿脬為球膽充氣，成為“氣球”。這與現(xiàn)代足球頗為類似。蹴鞠比賽，據(jù)東漢李尤《鞠城銘》描寫，鞠城（球場）四周有矮墻，球門如一間小屋，正面有看臺和樓梯，兩隊對壘，每隊十二人，各擁有六個球門，并設裁判、副裁判各一人。至唐代，因充氣之球輕巧且富彈性，故踢法隨之變化：球門設在兩根三丈高的竹竿上，比賽雙方中隔球門，各在一側以射中門數(shù)多者勝。同時，至遲在晚唐，蹴鞠出現(xiàn)了稱作“白打”的新玩法，唐末王建《宮詞》即有“寒食內(nèi)人常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的描寫。傳世的宋末元初畫家錢選臨摹的一幅《宋太祖蹴鞠圖》，即生動地描繪了宋太祖等君臣六人蹴鞠即“白打”的場面，頗為精彩。
白打不用球門，其動作花樣甚多，除手以外全身皆可觸球，上身觸球稱上截解數(shù)，膝以上部位觸球稱中截解數(shù)，用小腿和腳踢球稱為下截解數(shù)。由此組成的聯(lián)合動作，則稱成套解數(shù)。因其動作排列組合不同而變化無窮，花樣繁多。據(jù)明人汪云程《蹴踘圖譜》所載，白打可一人表演，也可兩人以上比賽。二人比賽，稱“打二”；三人稱“小官場”，四人稱“下火”，五人名“小出尖”，六人名“大出尖”，七人名“落花流水”，八人名“涼傘兒”，九人名“踢花心”，十人名“全場”等。比賽時，蹴鞠者在場地中輪流踢球，以踢出的花樣動作來判斷輸贏，如踢給對方的球不到位，輸一小籌，踢出場地則輸一大籌，踢出的球不夠高、太毒、太重、不該轉(zhuǎn)身的轉(zhuǎn)身了，都要輸籌。最后以得籌多者為贏。白打踢法是宋代廣為流行的一種自娛性活動?！端翁骢砭蠄D》原作為宋代名畫家蘇漢臣所繪，圖中共繪有六人：后排左起為楚昭輔、宋太祖、趙普三人，前排左起為黨進、石守信、趙光義三人，正在踢球者為趙光義。其踢球的形式即是白打。
軍人出身的宋太祖喜歡豪飲，時常一醉方休。他在稱帝以前，“事世宗于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之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怨辆埔燥嬏妗薄Ｋ翁鎳L于建隆二年三月末“幸作坊，宴射，酒酣”時，責問前鳳翔節(jié)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王彥超當即“降階頓首”謝罪，次日又“上表待罪于私第”，宋太祖“遣中使慰撫之”，同時謂侍臣曰：“沉湎于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jīng)宿未嘗不悔也。”但好酒之性此后并未有改，只是有所節(jié)制而已。就在表態(tài)酒醉后“經(jīng)宿未嘗不悔也”的建隆二年間，僅《長編》卷二、《宋會要輯稿·禮》四五之一記載，其國宴、私宴等就有多次：
正月十四日，“上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江南、吳越使皆與焉”：二十日，“宴近臣于廣政殿”。
二月二十七，“幸迎春苑宴射”。
三月二十五日，“宴廣政殿”；三十日，“上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
閏三月十八日，“宴廣政殿”；二十日，“幸迎春苑宴射”；二十三日，“韓令坤、慕容延釗辭，宴于廣政殿”。
七月十九日，“宴廣政殿”。
十月十二日，“宴廣政殿”。
十一月十八日，“上始獵于近郊，……中路頓，召近臣賜宴，至夕還宮”。
十二月二十四日，“宴廣政殿”。
其年中五月初，以“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六月初，“皇太后崩”；至九月中，還“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故也”。是年四至九月間甚少宴會記載，當與杜太后病、卒及舉行喪禮有關。但上述記載尚未包括私宴。當然，作為一朝天子，其設宴往往具有政治目的，即通過酒宴的氛圍來處理一些頗難措手的政治難題，如是年七月中的“杯酒釋兵權”便是一例。
世人常說宋朝士大夫言行細膩，不過此語大抵不是指宋初而言的。雖說名臣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輔佐宋太祖施行了不少仁政，但實在算不上是一位純?nèi)?。?jù)宋人筆記載，有一年宋太祖視察西京洛陽，順便來到趙普在洛陽的府邸。趙普住宅“外門皆柴荊，不設正寢”，而室內(nèi)建筑寬敞，“后園亭榭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在正廳放著一張椅子，“樣制古樸，保坐分列，自韓王（趙普）安排”，宋太祖“初見柴荊，既而觀堂筵以及后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惫视兴翁鎰褛w普“讀書”，而自己“亦因是廣閱經(jīng)史”之說。宋人還記載云：“太祖晚年好讀書?！庇衷疲骸疤鏄O好讀書，每夜于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獨盡利害之實?！标P于宋太祖讀書事，宋人還有兩條記載。其一為張舜民《畫墁錄》所載：“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于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張氏此說實誤。郭無為乃北漢宰相，至死未在宋朝為官：且北宋崇政殿說書一職設置于宋仁宗景祐初年。其二稱“太祖晚年自西洛駐蹕白馬寺而生信心，洎回京闕，寫《金剛經(jīng)》讀之。趙普奏事見之，上曰：‘不欲泄于甲胄之士，或有見者，止謂朕讀兵書可也?！贝艘矊俚缆犕菊f不實之詞。宋太祖稱帝以后，僅開寶九年春嘗巡幸西京洛陽一次，而此前開寶六年中，趙普已罷相出朝，去地方為官，沒有可能在內(nèi)宮因奏事而見天子偷偷地抄讀佛經(jīng)。這多半又是出自佛教徒的著意粉飾。與這一記載頗有些類似的，是北宋后期名士大夫元城先生劉安世所言：“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后人對此評論曰：“元城稱宋太祖極好讀書，此亦臣子揄揚祖宗至美。夫惟讀書，故論事各當。至論與群臣未嘗文談，以勵將士之氣，恐太祖當時未有此意。蓋其質(zhì)任自然者如此。乃又曰此高祖溺儒冠之意，尤為無據(jù)?！贝_實，此乃“崇文”成為社會普遍風尚以后的宋代士大夫，為掩飾開國天子的粗獷不文而造作有意之言。
宋太祖雖有“稍遜風騷”之評，但在盛出詩人的大唐之后，卻也非不通文墨，據(jù)《鐵圍山叢談》載，徽宗時“御手親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軸以賜三館，語群臣曰：‘世但謂藝祖以神武定天下，且弗知天縱圣學，筆札之如是也。今付秘閣，永以為寶?！谑谴蟪冀桃虻谜鞍?。太祖書札有類顏字，多帶晩唐氣味，時時作數(shù)行經(jīng)子語。又間有小詩三四章，皆雄偉豪杰，動人耳目，宛見萬乘風度。往往跋云‘鐵衣士書’，似仄微時所游戲翰墨也”?，F(xiàn)今所知宋太祖詩僅有一首，即那首《日詩》：宋軍“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盛稱其主‘《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萬國明?！薄C大驚，殿上稱壽”。這“未離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萬國明”二句是經(jīng)過宋朝史官修飾過的，而宋人記載其原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fā)。須臾走向天上來，逐卻流星趕卻月?！闭Z句雖粗鄙，卻不失君臨天下之豪邁氣概。又葉夢得嘗記：“江南李煜既降，太祖嘗因曲燕問‘聞卿在國中好作詩’，因使舉其得意者一聯(lián)。煜沉吟久之，誦其詠扇云：‘揖讓月在手，動揺風滿懷?！显唬骸疂M懷之風，卻有多少？’他日復燕煜，顧近臣曰：‘好一個翰林學士?！贝送猓悗煹馈逗笊皆娫挕芬草d：“吳越后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nèi)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脈脈，看即玉樓云雨隔?！嫫疝云浔吃唬骸牟粴㈠X王。’”可見不諳雅詩的宋太祖，在多年讀書之余，其藝術鑒賞力可真不算低。
出身行伍的宋太祖雖為人豪邁，但對治國理民之事卻頗為細致謹慎。南宋初洪適嘗稱：“頃年，先臣以使事久縶異域，訪求于廛市之間，換易于酋渠之家，前后所積，凡得乾德、開寶中御府編次太祖皇帝御筆數(shù)十卷。其間有及軍政者，雖數(shù)百之鏹、五斗之粟、一匹之縑，亦勞宸衷為之節(jié)減。至于遷補軍職，招接降寨，賜予衣襖，下至油面、柴炭之屬，區(qū)處涂竄，委曲纖悉。所以規(guī)模宏遠，成無疆之業(yè)?！?/p>
宋初，社會經(jīng)濟較五代已有較大的發(fā)展，但生于兵營、拔于行伍的宋太祖顯貴后不忘過去，在日常生活中甚為儉約，宋朝官史嘗載其“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浣濯至再”。而宋人筆記野史對此記載更見詳細。《三朝圣政錄》云：“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zhì)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中闈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履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楊文公談苑》載：一日，魏國公主（宋太祖之女）侍坐，與宋皇后同進言道：“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舁，乘以出入？”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茍以自奉養(yǎng)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又曰：魏國公主出嫁后，一日穿著“貼繡鋪翠襦”即配飾翠羽的服裝進入宮中，宋太祖見后，告誡她：“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惫鞑灰詾槿唬Φ溃骸按怂么溆饚缀?？”但宋太祖卻認為“上有所喜，下必效焉”:“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窺利，展轉(zhuǎn)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yè)之端？”公主聞言“慚謝”。'確實，與世人熱衷追逐金銀寶貨者有別，宋太祖對此類身外之物看得較輕。乾德年間，宋軍攻滅后蜀，臣下將繳獲的后蜀主孟昶所用的“寶裝溺器（即便壺）”獻給皇上，宋太祖一見，“搐而碎之”，宣言稱：“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宋太祖“見諸侯大臣侈靡之物，皆遣焚之”。不過，宋太祖此舉也含有“示范”天下的用心，故此后開寶中，南漢滅亡后，南漢主劉銥“部送闕下”。劉銥“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諸宮官，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臣曰：‘銥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當然，劉 的“珠結鞍勒”乃是獻給天子之禮，與孟昶“寶裝溺器”乃屬戰(zhàn)利品不同，故宋太祖對待之態(tài)度也有異。開寶末，吳越王錢俶進京覲見宋太祖，“進寶帶”，宋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卞X俶遂問其詳，宋太祖笑稱：“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卞X俶聞言“大愧服”。此類記載雖有夸示圣明天子胸襟弘廣的用意在，但也可由此一窺宋太祖不重“寶物”的態(tài)度。
但宋太祖對家人十分照顧，其弟趙光義、趙廷美子女的待遇，皆與其自己子女相同。由于“陳橋兵變”一事，宋太祖無法強令臣下以“忠”，故大力倡導“孝”道以昭示天下。宋太祖父親趙弘殷死于后周顯德年間，故開國以后，宋太祖勉力侍奉母親杜太后。北宋末，蔡絛云“嘗得太祖賜后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問罪上黨’云云，‘未有回日，今七夕節(jié)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千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jié)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據(jù)《長編》卷一，宋太祖于建隆元年五月二十一日離京西征，六月十九日進入潞州城，二十九日離潞州城東歸，七月十日回到開封。推知此“賜后詔”當撰于六月中，而王皇后冊立為皇后在是年八月十七日，則此時雖尚未舉行冊立儀式，但已以“皇后”稱呼了。此外，詔令中“妗子”指誰，宋代文獻中并無記錄。按“妗子”乃民間稱呼母舅之妻之語。但史載杜太后兄弟杜審瓊、審肇、審進宋初“家于常山（今河北正定）”，至建隆三年八月才“悉召赴闕”。可知此處妗子不會指宋太祖的母舅之妻，而當指杜太后之妹，因其夫劉遷早死，故來依杜太后，并于乾德初年封京兆郡夫人，后進封太夫人。宋太祖侍奉母親甚為孝敬。如王禹偁《建隆遺事》嘗載“太祖孝于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機之暇，召晉王、秦王……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及皇侄、公主等共宴太后閣中”。至建隆二年五月，因杜太后“浸疾”，宋太祖“憂懼，乃曲赦天下，以祈冥祐焉”，并且“侍藥餌不離左右”。
宋太祖對其妹也甚為愛護，在建隆元年八月冊立皇后的同日，封皇妹為燕國長公主。燕國長公主初嫁米福德，此時守寡居家，故于是月再嫁殿前副都指揮使、忠武節(jié)度使高懷德，賜第京師興寧坊。開寶六年中，燕國長公主病卒，宋太祖“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簿鼓吹，陪葬安陵”，并且哀慟之余，命令左右曰：“明年誕節(jié)當罷會禁樂?！?/p>
因此，宋太祖頗著力倡導孝道于天下，以達到“化民成俗”之效。如開寶元年因為“西川及山南諸州百姓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多別籍異財”，故特“詔長吏申戒之，違者論如律”；次年又申嚴此命，“令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其罪死”。與此相應，宋廷又嚴令“禁民以火葬”，其詔曰：“王者設棺槨之品，建封樹之制，所以厚人倫而一風化也。近代以來，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愆典禮，自今宜禁之。”
因長年戰(zhàn)火不絕，后周時的宮廷制度即頗為儉約，至宋初，宋太祖更是時加減省。開寶五年五月，宋太祖對宰相說道：“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又云：“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遍籍后宮，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諭愿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賜遣之矣?！彪m說相對于其他朝代皇帝，乃至其他宋帝，宋太祖可說是不好色的，宋代史籍所記，僅先后有賀、王、宋三位皇后而已，然而既為天子，自有后宮嬪妃制度在，由于宋初史官制度并不詳備，故存在記載缺失現(xiàn)象，不過也存在有意失載，以維護開國圣明天子形象的可能。如宋仁宗時，石介編《三朝圣政錄》，“將上，一日求質(zhì)于公（韓琦），公指數(shù)事為非。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烊ゴ说葦?shù)事”。石介“服其清識”。王鞏《聞見近錄》也記載道：“太祖一日幸后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于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彼翁娌⒎呛脷埮爸?，不至于乘忿屢屢殘殺宮人，故推知這兩條記載所指當為一事，只是傳聞異辭耳。此外，前文所述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故“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趙光義）”，趙光義要求“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乘金城夫人走近，“引弓射而殺之”。也有史書記載被趙光義射殺者乃花蕊夫人。此金城夫人（或花蕊夫人）與上述被宋太祖所殺之宮鬟（或?qū)m嬪）大概仍屬一事，因傳聞而異辭。當然將殺人者由宋太祖改成趙光義，似還有為宋太祖“洗白”之用意，因為不管是“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還是宮嬪恃寵使性子而惹怒天子被殺，皆屬失德之事，即使宋太祖省悟有言“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依然不可為“萬世法”。
總之，從烽火連天歲月中走來的宋太祖，其愛憎分明、絕不矯揉造作的性格，使其言行舉止乃至當時臨朝施政諸方面皆烙上了極為鮮明的個人色彩，從而區(qū)別于此后趙宋諸帝。
（本文摘自顧宏義著《宋太祖》，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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