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非洲國家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交流曾對地中海世界產生持久的影響，然而歐洲藝術史長期以來一直強調拜占庭帝國的輝煌成就，卻較少提及北非，如埃及、努比亞、埃塞俄比亞和其他非洲王國的藝術貢獻。
即將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的特展“非洲與拜占庭”呈現了180余件文物，包括繪畫、雕塑、宗教手稿、鑲嵌畫、陶器等，聚焦歐洲中世紀時期對應的非洲藝術發(fā)展時期，并講述了北非藝術是如何與拜占庭地區(qū)的藝術相互影響的。
我們喜歡把我們所學到的歷史牢牢鎖住，以確保它不會被轉移或改變。標準地圖是強加麻痹的有效輔助工具，它們將世界變成了一個由點和空間組成的固定區(qū)域，一個由大門和柵欄組成的“我們的——他們的”編織物。而“智慧”帶來的諸多好處之一，就是讓人放松警惕，扔掉這些圖表，又或者是修改它，更好地探索空白處，重新思考地圖上的柵欄。
即將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非洲與拜占庭”特展展出的一些13世紀圣像。中間是拜占庭（埃及）畫作“Saint George with Scenes of His Passion and Miracles”。
出于對歷史及藝術史采取自由的態(tài)度，才有了特展“非洲與拜占庭”。本周末，這一特展將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對外展出，該展覽是稀有的、美觀的、是一個華麗的寶庫，包含了彩繪書籍、頂級紡織品、鎏金馬賽克等，其中許多文物是首次從非洲、亞洲及歐洲來到紐約。
同時，正如展覽名稱所暗示的那樣，該展覽以一種好的方式打亂了人們對“誰制作了什么”以及“什么物品來自哪里”的期待。
就我們所認知而言，拜占庭起源于公元4世紀初，當時羅馬的第一位基督教統(tǒng)治者君士坦丁大帝將帝國首都東遷到古城拜占庭，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從那里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藝術，它汲取了希臘和羅馬的傳統(tǒng)，并被來自更遙遠的東方的新思想和精神動力所改變。之后，拜占庭藝術逐漸開始發(fā)展并向外輻射。
紙莎草紙手稿，埃及，公元5-6世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拿花圈的小天使和茛苕葉紋飾柱頭，埃及，公元4世紀下半葉，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經過幾個世紀的發(fā)展，拜占庭的光芒黯淡了下去。拜占庭經歷了內部斗爭和來自波斯、歐洲的外部攻擊，最后在1453年遭到奧斯曼帝國軍隊的致命一擊。然而，即使拜占庭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不復存在，它仍然是一種文化力量：對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來說，它象征著一個審美精致和知識廣博的 “黃金時代”。
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展覽則是通過介紹非洲這個重要的角色，對教科書上的描述進行了有益的檢驗。如果我們只查閱古老的藝術史書籍，或者仍固守徘徊在“黑暗大陸”的神話中，那非洲似乎并不顯眼。而此次展覽的主旨是由大都會博物館拜占庭藝術館的副館長安德烈亞·阿奇（Andrea Achi）與名譽館長海倫·C·埃文斯（Helen C. Evans），以及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非洲藝術策展人克里斯汀·溫德穆勒·盧納（Kristen Windmuller-Luna）共同組織，意在通過視覺證據來擴充藝術史。
在突尼斯出土的一幅二世紀的大型馬賽克地板畫，描繪的是來自羅馬世界各處的男仆們?yōu)橐粓鍪⒀缱鰷蕚涞膱鼍啊Ｆ渲幸蝗颂嶂换@水果，另一人拿著像面包的物品，第三人提著一壺酒。北非現存的此類地面馬賽克比羅馬帝國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多
對于公元前的羅馬人來說，非洲至少是羅馬占領的地中海沿岸地區(qū)。那里不是邊緣地帶，也不是腹地。展覽開端的一幅二世紀的大型馬賽克壁畫就是例證。壁畫上的男性仆人（或許說是奴隸），正忙著為一場盛宴做準備。其中，一人提著一籃水果，另一人端著一盤面包，第三人則端著一壺酒。
就主題、風格和工藝而言，這件作品可能是羅馬上流社會的裝飾品。而事實上，該作品出土于北非的突尼斯。突尼斯是當時的羅馬最富有的省份之一，也是谷物和橄欖的主要出口國，同時還是專門從事精美水晶雕刻的奢侈品行業(yè)的發(fā)源地。其中，來自于突尼斯的展品點亮了展覽的前半段。
在當代具有種族意識的人看來，馬賽克所勾勒出的仆人形象中，這位侍酒者的膚色比他的同事們的膚色要深，因此顯得格外突出。他是展廳開端所展示的幾個“非洲黑人”形象之一。而在埃及織造的一對亞麻布簾上、努比亞（今蘇丹）出產的刻有圖案的象牙牌匾上，以及現在的阿爾及利亞出產的一盞小青銅燈上，我們還發(fā)現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
水晶獅子雕塑，北非，公元3-4世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戰(zhàn)士和舞者人物紋飾象牙盒，拜占庭，公元11世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珠寶手鐲，拜占庭，公元500-700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金手鐲，拜占庭，公元約400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然而，正如策展人在展覽中小心翼翼地指出，即使在我們這個身份警覺的時代，我們也無法清楚地了解，在羅馬晚期或拜占庭早期的背景下，種族差異的描述究竟具有怎樣的政治分量或象征意義。又或者，我們如何才能將多民族性的指標解釋為簡單的社會現實，即羅馬和拜占庭的生活方式。
我們帶著懸而未決的問題來觀展。因為在展覽所涵蓋的最早幾個世紀里，北非藝術所表達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是一個主題。而這一時期，非洲（尤其是埃及）和西方古典信仰相互交融，隨后是異教羅馬讓位于基督教拜占庭。
一個非洲兒童的小型半身像，2-3世紀，羅馬（薩馬努德，埃及）
掛毯殘件，埃及，公元5世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在公元2世紀的一幅畫中，一位頭戴羽毛冠、擁有一雙焦慮的天眼的女性被認定為古埃及女神伊希斯（Isis）。在早期基督教時代，伊希斯曾受到人們的熱烈崇拜。兩個世紀后，她的形象仍在流傳。但現在，在拜占庭的象牙盒中，她化身為希臘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壁畫，“受圣彼得保護的彼得羅斯主教（Bishop Petros Protected by Saint Peter）”，10 世紀晚期。彼得羅斯主教的教會長袍元素在努比亞非常獨特。
另外，我們要如何看待從突尼斯迦太基國家博物館借出的一幅四至五世紀的馬賽克鑲嵌畫上的曖昧肖像呢？現代愛好者親切地稱她為“迦太基夫人”，她身上散發(fā)著各種“非二元性別”的氣息： 她梳著女性的發(fā)型，卻身著男性勁裝；她做著祝福的手勢，卻手持長矛般的棍棒。她是神？神靈？帝國統(tǒng)治者？迦太基的化身？羅馬和拜占庭，以及非洲藝術史學者無疑會找出答案。不少于40位學者為研討會式的目錄撰寫了文章。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她頭戴光環(huán)，雙目有神，可能是后來無數拜占庭基督教圣像的原型。
來自突尼斯的馬賽克鑲板上的“迦太基圣母”身著羅馬風格的軍裝，公元4-5世紀。她可能是后來無數拜占庭基督教圣像的原型。
北非是四世紀埃及基督教修道士傳統(tǒng)的發(fā)源地，也是一些最早的基督教圣像的來源地，其中有許多是便攜式繪畫。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180件展品中，就有十幾件圣像。很難想象還有比這更有魅力的組合了。展覽陳列的這些藝術品是整個展覽的引擎室。
值得注意的是，展廳中有兩幅已知最早的圣像。一幅是色彩華麗的掛毯，可能來自六世紀的埃及，畫中的圣母和圣嬰面容呆板，兩旁是大天使。另一幅圣像也是六世紀的作品，是一幅紋理豐富的鑲板畫，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據說是查士丁尼皇帝作為禮物帶給西奈半島（埃及）的圣凱瑟琳修道院的。該修道院位于亞非半島之間，據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xù)運營的基督教修道院。這幅畫現在仍保存在那里。
展廳現場，編織作品，6世紀，拜占庭（埃及）
埃及西奈圣凱瑟琳修道院保存了數千幅重要的拜占庭圖像、書籍和文件。其中之一是圣人西奧多和喬治之間的圣母圣嬰圖，6 世紀。(“圣像”在希臘語中是“圖像”或“繪畫”的意思）
雖然形式不同，但這兩件古老的藝術品卻有著共同的視覺特征，不僅彼此相同，而且與它們之前和之后的圖像也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兩幅畫中的圣母眼睛向上凝視的圖案與四個世紀前羽毛冠冕的伊希斯上的圖案相同。在拜占庭作為一個政治強國消失的幾個世紀后，在埃塞俄比亞東正教藝術家繪制的圣像中也能找到相同的圖案。
如今，在埃塞俄比亞，人們經常可以看到新舊圣像。我們可能很難分辨它們的區(qū)別，因為它們受到了如此溫柔的對待——被擺放在教堂內外。在“非洲與拜占庭”特展的媒體預覽會上，埃及西奈山的圣凱瑟琳修道院的長期住持達米安諾斯大主教（Archbishop Damianos）發(fā)表了簡短的獻禮祝福。
18世紀早期，阿姆哈拉族或提格雷亞族貴族佩帶的雙面雙聯畫。埃塞俄比亞藝術家越來越多地接觸到歐洲的表現形式和基督教題材。
圣母子三聯畫，埃塞俄比亞，公元17世紀晚期，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與圣凱瑟琳修道院中的偉大圣像一樣，此次展覽中的許多物品都具有超凡脫俗的視覺美感。不過，對于制作它們的人和繼續(xù)熱愛它們的人來說，它們的真正價值在于其精神動力。它們具有生命力和互動性，是永不熄滅的能源。
當然，這種動力在博物館環(huán)境中幾乎是不可能傳達的。博物館善于傳達的，或者說應該傳達的，是混亂且不斷變化的歷史。而這些展出的文物，它們是映射這些歷史的光點。在這場密集、曲折的調查展中，這些路徑有時可能難以追尋。 但是，每一次曲折的尋找都會讓人視野開闊。
展覽將展至2024年3月19日，之后將巡展至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作者霍蘭德·科特（Holland Cotter）系藝術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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