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啟超主《時務報》筆政，由此起家以文字掀動天下，二十多年間，在世路動蕩中長久地執(zhí)言論界牛耳。他后來自敘說，“啟超創(chuàng)一旬刊雜志于上海，曰《時務報》，自著《變法通議》，批評秕政，而救弊之法歸于廢科舉、興學校”，遂在清末中國以此開一時之先聲。而后這種一時先聲借報刊廣為傳播，則自始即已左右時論而聳動天下之觀聽，并演化為后來的層層呼應和鼓蕩。因此，就20世紀初年的朝廷?？婆e，其全套理路皆以19世紀末期“廢科舉”的一時先聲為源頭而言，顯然是梁啟超對這個過程的個人影響曾經(jīng)無出其右。然而?？婆e之后五年他作《官制與官規(guī)》，“批評秕政”的重心已大幅度轉向，移到了“疇昔懸帖括楷法以為資格，誠屬可笑，然以視并此資格而豁免之者，抑如何哉”的追問，以及著力指述?？婆e之后，隨“官吏出身之制度不完全”而來的世路紛雜顛倒：
欲競爭以求優(yōu)勝，仍視苞苴奔競之能力如何，人間能得幾屈子，安得不汨泥而啜醨也哉。而篤學守節(jié)之士，疇昔遵功令以得一第，釋褐階進，雍容得以自效于國家者，今此途則湮矣。進之既不能逐少年以就塾，退之復不欲為資郎以自污，則惟有槁死巖穴間已耳。
而后是人間無良莠之分、無善惡之辨的一派昏暗?！叭粍t當如之何？曰：法當采各國試驗文官之制標，舉政治、法律、生計諸科學若干種，歲集天下之士而試之于京師?！彪m說“政治、法律、生計”之類的名目都在“帖括楷法”之外，但以之前的一千三百多年歷史作對照，則“歲集天下之士而試之于京師”，已不能不算是一種沒有科舉之名的科舉之法。比之《時務報》時代的倡說“廢科舉”，以及朝野之間曾經(jīng)懵懵然而信的人才出自學校，則這種以試士為當然的主張旨趣大異，顯然已是在重新認識科舉作為“官吏出身之制度”的可信和可取。因此他自己設問又自己回答說：
問者曰：如子所言，是直議復科舉耳，甚矣子之頑陋也。應之曰：此誠無以異于復科舉。若云頑陋，則未之敢承。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乎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國用選舉官吏之制不勝其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種試驗，美人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而德國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萬國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fā)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于學，此法之造于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懲末流之弊，而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復科舉便。
以“問者曰”為那個時候時論的主流所趨，則梁啟超響應的這些話正比別人更早地表達了對于?？婆e的反思，從而同樣是在開一時之先聲。十四年之間，從先人而倡“廢科舉”到先人而倡“復科舉”，他以這種大變和亟變展示了自己在同一個問題上的全盤倒轉。先廢科舉，是因為深信“諸國競智”為天下之通理，以此為尺度作衡量，又深信“科舉之法”的“愚其民”已為中國之大害。后倡復科舉，是因為科舉既廢，由此引發(fā)的連串變化，又以沒有了科舉之后的種種七顛八倒為反襯和映照，驅使其思想視野越出先前以愚智之辨說強弱之分的推想，并從當日沒有歷史內容的懸空推想，回到此日以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為依托之中，重新看到了科舉制度曾長久地維系中國人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和文化常態(tài)的事實，以及這種由千年歷史形成的事實里還有著至今猶存的那一面合理性。然則全盤倒轉，正反映了思想改造實際社會的同時，變化中的實際社會也在以其一路演變越出了預期的四面橫決，直接地改造思想和校正思想。而曾被指為“愚其民”的科舉制度，則因此而被置于一個更寬的廣度之中，隨后是觀察由一面轉到另一面，論說也由一面轉到另一面，于是而有“此法之造于我國也大矣”的論斷。所以，因事實改變思想而有全盤倒轉，正反映了倒轉的背后，其實是已被推倒的科舉身后留下的空洞太過巨大，以及那一代人面對這種空洞的無從填補。
作為一種選官制度，科舉之有“造于我國”最直接的便是選官。所以，在已無“此法”的后科舉時代里對比今時往昔，最容易看到，并且最先招來群議紛然的，也是法度脫散之后選官的無序和選官無序派生的淆亂。梁啟超身在群議之中，于此尤言之再三再四。但直觀彼時世路的上下淆亂而回望一千三百多年之間的尚有條理可言，這段話以科舉“造于我國”為“大矣”作通而論之，則所指不僅在選官?！百F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說的是其維持社會；“不待勸而競于學”說的是其造就個人，在他心目中，這些都是過去曾經(jīng)有過而眼下隨科舉停置而正在消失的東西。因此，梁啟超注目于科舉所“造”之“大”，其反思?？婆e的視域和論域又會周延更廣而所及更遠。
由清末入民國之后，他說“士大夫的行為，關系全國的安危治亂，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
孟子說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苯袢罩袊鴩轮當模且患皇怯稍诟呶坏纳贁?shù)個人造出來，假如把許多掌握權力的馬弁和強盜都換成多讀幾卷書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鬧到這樣糟，假使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么辦不好的呢？
在士大夫政治分崩離析之后推重士大夫政治，并以“仁者”在“高位”和“士君子之行”為祈想，直接回應的是“馬弁和強盜”，以及“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支配權力之日的“國事之敗壞”，而由“國事之敗壞”追索其禍及天下，更深一層的大患猶在“不仁而在高位”而“播其惡于眾”所促成的“人心風俗之敗壞”，已經(jīng)造成“今日中國社會非巧佞、邪曲、險詐、狠戾不足自存”，而致一世良心麻木，“善惡之觀念，不復存在”。其間尤其醒目并為前世所未曾有的，是這個過程里的以名亂實：
海通日新，而所謂個人道德、社會道德、國家道德之種種新名詞，其流轉于吾人口耳間者亦日夥。無論何種類之罪惡，皆得緣附一二嘉名以自文飾；無論何方面何種類之人物，皆能摭拾一二嘉名以自捍圉以逃人責備。
以這種移來的新名詞消解了中國社會舊日本有的道德，以此為實例而論當日的世相，顯然是本來期望用之以廣開民智的新知識進入中國之后，猶未見其助成民智大進，便已交雜于“善惡之觀念不復存在”之中而橘化為枳了?？涤袨橹^之“蓋以智為學而不以德為學，故知識雖多，而道德愈衰也”，梁啟超謂之“政治智識日進而政治道德日退”，皆與當年以新知說富強大不相同。
通觀清末民初之際，最引人注目的是時人論時務，從19世紀末期以“中國之弱，由于民愚也”為大病，變?yōu)?0世紀初年以“人心風俗日見敗壞”為大病。這種一代人憂時的重心從愚智之辨轉化到善惡之辨，正說明了后一面更切近那個時候的社會變遷所帶來的世路失衡，以及這種失衡的無可回避和無從繞越。因此，對于曾經(jīng)深信新知識可以開民智，以為“處今日天下，則必以譯書為強國第一義”的梁啟超來說，便是舊日宗旨不能不隨“智識日進”與“道德日退”的對比而變，移到了“今日所持以維持吾社會于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一面。十多年之間，由新知識至上變?yōu)榕f道德至上，就維新變法以來思想潮流推陳出新的一路演變而言，顯然是一種一往無前之后的掉頭返歸。一往無前之后的掉頭返歸，實質上是看到了社會和政治的背后不能沒有道德骨架，以及倫理失序之下新知識的無從定性和沒有方向。“維持吾社會于一線”之所以危言醒世，皆本自于此。道德因人而生，因人而異，又由人維持，所以，與之相應而見的，是之前因出自“賦詩帖括”而被目為“曲士陋儒”的科舉士人，在新知識和舊道德的此消彼長中拭去了“曲”和“陋”，因其曾經(jīng)擁有更多的倫理自覺，而被放到了歷史中國的本來位置里，在重新省視之下成了那個時候社會“中堅”的養(yǎng)成者。引此以面對民國年間的“最下流之人而當一國之中堅”，遂既有士大夫與不讀書的“馬弁和強盜”之比較，又有士大夫與沒有士君子之行的“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之比較。以道德為社會和政治的骨架，則由比較所見到的，是這種骨架實際上既塑成了士大夫，又附托于士大夫。
在梁啟超的闡說里，舊道德與士君子相連，士君子與社會中堅相連，究其底里，兩頭皆源于儒學對士人的涵育。比之以流品之淆亂說仕路的混雜，又以仕路的混雜說吏治之敗壞，這一面的思考顯然因其更多反觀歷史的追本溯源。以他19世紀末年已直白言之的“今日之天下，幸而猶以經(jīng)義取士耳，否則讀吾教之經(jīng)者，殆幾絕也”為說，則此前的千年歲月里，儒學之涵育士大夫，從而士大夫的倫理自覺化為政治道德，其實都實現(xiàn)和維持于科舉制度的“經(jīng)義取士”之中。所以20世紀初年梁啟超作《新民說》于世事蜩螗之日，為中國人闡釋新民之要義，但末了傾力推崇的則是曾國藩化其所學以成事功，說是“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而同時的給事中李灼華論科舉于言路，舉“國家取士，只期拔十得五，鄉(xiāng)、會兩榜能得如曾、胡、左、李者一人，削平大難裕如也”為實例，以見科舉之能夠出人物，而人物之能夠擔當世運。前者說人物，后者說人物的由來，對于梁啟超來說，李灼華所表達的意思，便成了其題中之義的引申和補足。千年以來，承當一國之“中堅”的士大夫出自科舉，則科舉“造于我國”之“大”也因此而見。
科舉制度造就的讀書人從曾經(jīng)的“曲士陋儒”回到了歷史中的社會中堅。而其之前信為“人才之興在學?！钡脑赶雱t隨學校與人才的名實兩歧而一路直落，在同一個過程里變成了深深的懷疑。
當朝廷?？婆e之日，君臣交孚，共認“學堂最為新政大端”，并先期描畫了“開通民智”而“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以成其“無地無學”的一派光明，以及“以此富奚不富，以此圖強奚不強”的理所當然。溯其由來，這些言之鑿鑿的推論，出處俱是梁啟超在《時務報》時代的以向往之心作信筆游走。然而曾不數(shù)年，梁啟超自己已經(jīng)實際地看到了他曾經(jīng)向往的學校替代了科舉，而意中卻已全無向往之心：
自科舉既廢，而教育普及之實不舉，人民向學者既已歲減，前此多數(shù)人所借以得本國常識之一二者，今則亡矣。即以學校教育論，而學科之編制不完，教科書之系統(tǒng)不立，欲由此以求世界之常識，又不可得。而政治上社會上一切制度，更無足以為浚發(fā)之助者，循此不變，則此四萬萬人之子孫，雖永遠無一人有常識焉可也。
繼之又徊望于古今之間，感慨尤深，“科舉一廢，而舉國幾無復向學之人”，致“我國數(shù)千年來不悅學之風，殆未有甚于今日者。六經(jīng)束閣，《論語》當薪，循此更閱十年，則千圣百王之學，精華糟粕，舉掃地以盡矣”。這些評述寫照了學校與科舉相嬗遞，并沒有帶來“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的事實。其中前一段話擔憂的是常識的失落，后一段話則系念更廣而且更遠地在憂及文化的失落。
《時務報》
時當清末民初，時論之非議學堂，多著眼于其棄去有教無類而不利寒門中人。梁啟超舉“我國舊時寒苦子弟，具有天材，及用苦功者，往往能求得大學問”，對照“近來學制”之“實為貴族的，適以造成”排“寒苦出身”者于門外的“階級制度”，極言“即孔孟再生，無錢入學，亦恐論［淪］于廝養(yǎng)”，說的也是學校教育的不公平。然而以文化的失落為大患，則其引為深憂的，顯然又并不僅止于這一端。所以，“階級制度”之外，他尤其不能承受當日的教與學不復能成為一種本來意義上的文化綰接和化育，直白謂之“現(xiàn)在中國的學?！狈挛鞣ǘⅲ昂喼笨烧f是販賣知識的雜貨店”。其“學業(yè)之相授受，若以市道交也，學校若百貨之廛，教師傭于廛，以司售貨者也；學生則挾資適市而有所求者也，交易而退，不復相聞問。學生之與教師，若陌路之偶值，甚者教師視學校如亭舍也”。教與學是學校的存在方式和存在過程，而文化之傳承正系于此。則當日隨學校而來的這種知識的授受既實現(xiàn)于市道的買賣之中，對于中國人延續(xù)了千年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來說，便是沒有了師道，沒有了師承，沒有了文化形成的人際關系和人際關系維系下的文化周延。是以身在今昔殊異之日而思想游走于今昔之間，他在學校林立的時代里作《清代學術概論》，其中尤其著意的仍然是追述舊日的學人養(yǎng)成和學問傳衍，言之一派神往：
時方以科舉籠罩天下，學者自宜什九從茲途出。大抵后輩志學之士未得第者，或新得第而俸入薄者，恒有先輩延主其家為課子弟。此先輩亦以子弟畜之，當獎誘增益其學。此先輩家有藏書，足供其研索。所交游率當代學者，常得陪末座以廣其聞見，于是所學漸成矣。官之遷皆以年資，人無干進之心，即干亦無幸獲，得第早而享年永者，則馴躋卿相，否則以詞館郎署老，俗既儉樸，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慣淡泊，故得與世無競，而終其身于學。京官簿書期會至簡，惟日夕閉戶親書卷，得間與同氣相過從，則互出所學相質。琉璃廠書賈漸染風氣，大可人意，每過一肆，可以永日，不啻為京朝士夫作一公共圖書館。
其間不會沒有一點因追懷向往而生的溢美，但大體則出自寫實。在這種累世形成的文化景象里，科舉與學問曾經(jīng)共存于同一個過程之中，彼此相安并且互濟互成，而后是無分出仕未仕，都會有愿意親近卷帙而一輩子讀書的人。其心中之神往在此，則由民初回望晚清，感觸尤深的是“憶昔二十年前，鄙人居京，欲尋朋輩講學，甚屬易事。適用與否不必計，好學之心固甚盛也。今則言舊學者既渺渺難訪，而新學亦復無人過問。若謂舊學陳腐，知者寥寥，故主持無人，豈新學號稱時流及由外邦歸來者，尚無此倡學能力耶？非不為也，因其昔日在學校中未嘗有所磨練”。由“欲尋朋輩講學，甚屬易事”到“言舊學者既渺渺難訪，而新學亦復無人過問”，正反映了“向學之人”少，從而愿意親近卷帙而肯一輩子讀書的人少。而統(tǒng)歸之于“昔日在學校中未嘗有所磨練”，則在他眼中，今昔之間的不同，反映了科舉時代的讀書人與產出于學校的知識人之形神俱變和面目各異，而人物的背后，已是“國家百年養(yǎng)士之澤”和“先民好學之風”的銷沉和消散，以及中國人的文化世界正在隨之衰落和遠去。
以“國家養(yǎng)士”與“先民好學”說文化，要義全在于人的品類由文化育成和文化的根脈之系乎人人。曾經(jīng)在戊戌前后熱心鼓吹新知識的梁啟超，至20世紀初年引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里所說的“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欲少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時吾俯而不答”，然后比類而引申之曰：“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毋得彈琵琶之類耶？”之后又力持“科學之上，不可不更有身心之學以為之原”，并舉王陽明的“良知在人”為要旨，遙想“中國竟亡則已，茍其不亡，則入虞淵而捧日以升者，其必在受先生［王陽明］感化之人”。皆所以見學問立身的重心所歸。就前一段話而論，則“英語、法語”和“普通學、專門學”當日都屬新知識的范圍之內；就后一段話而論，則“身心之學”和“良知在人”都是在知識“之上”而居于本原的文化之中。是以對前者的輕易視之和以后者為重心所歸，正說明知識未必能以學成人，而文化能夠以化育而成人。因此，以學校為“販賣知識的雜貨店”，他心中引為對比而始終不能忘懷的，一直是“原來書院的辦法”以及“宋之鹿洞，明之東林”的“一朝之文化系焉”。以至于時至后期，他已躬身出入教育界而講學于南北之間，但懷念的仍然是二十多年之前沿用書院的成法辦時務學堂，以及出身時務學堂的成群志士：“回想我在湖南時的時務學堂，以形式與知識而論，遠不如現(xiàn)在的學校；但師弟同學間精神結合聯(lián)成一氣，可以養(yǎng)成領袖人才，卻比現(xiàn)在的學校強多了?！本蛯W校產出人物和人物影響社會而言，其意中的知識和文化之分，學校和書院之分，其實最終都是一種人物與人物的匹比。因此，1923年他在東南大學授課既畢，之后作《告別辭》，其言之諄諄而著力提撕，主旨都是由時勢說到人物，由人物反觀教育，而總歸于“中國現(xiàn)今政治上的窳敗，何嘗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結果”。作為一個變法之日力倡學堂，又親手辦過學堂的人，此日總歸政治窳敗于教育不良，正表達了他對后科舉時代學校之不出人才的深度失望。
這些論說以其前后遞連，說明了現(xiàn)代學制在中國產生和形成的初期過程里，梁啟超曾比同時代的人更持久地以這個過程為對象作觀察和思考，而以文化歷史為視野，又尤其注目于這個過程中曾經(jīng)失落掉的東西。而后觀察化為思考，思考化為表達，便大半都是對眼中所見的直接否定。然而倒推時日，19世紀末年梁啟超以“變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立說，已為20世紀初期的停科舉先開端緒，在其設定的“廢科舉、興學?！眱啥瞬⑴e而因果相連的邏輯里，科舉的不可不停，是以學校之不能不興為直接理由的?，F(xiàn)代學制在中國產生和形成的初期過程，正是從這種邏輯中派生出來的。因此，他在此后二十多年里對學校的懷疑和否定，以明顯的事實推翻了其先期設定的邏輯，從而實際上已消解了他自己所設定的?？婆e的直接理由。
由新知識與舊道德在人心中的此落彼起，以重新認識出自科舉的士大夫曾經(jīng)維系了歷史中國的社會中堅；由“近來學制”造成的以“市道”相“授受”，以及市道授受之下的見不到文化作育人物，而不再相信學校能夠普及新知以廣造人才，都以前后之間思想的截然大變?yōu)閷嵗?，記錄了梁啟超的先人而倡?？婆e，又先人而反思停科舉，同時是一個內里歷經(jīng)自我逆反、自我捍格和自我糾正的過程。當他由西方世界的“新學新藝”說富強之本原，來對比中國而發(fā)為先聲以變科舉和“廢科舉”的時候，其實思慮并未計及一千三百多年里科舉制度融入中國人的社會、政治、文化的廣泛程度和深入程度。因此，科舉既停，則這種形成于一千三百多年里的結構化了的關系，不能不一變俱變地牽及社會、政治、文化，在一層一層的遞連中化變遷為攪動。而后是自我逆反、自我捍格和自我糾正，都在應對這種攪動中回身翻轉，成了以今日之我戰(zhàn)昨日之我。
（本文摘自楊國強著《兩頭不到岸：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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