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華夏諸神表》（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06）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編譯的一本關于中國各個宗教神祇的月令小冊子，也是他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成果之一。雖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民俗學著作，但鑒于作者新教傳教士的身份，《華夏諸神表》更承擔了一種進行中西文化交流、促進宗教間對話的功能。這就要求我們去探尋李提摩太編輯它的宗教動機，從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宗教界的理解和認識，進而了解到此書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所在。
1916年李提摩太離華回國時的合影（《教會公報》1916年第287期）
李提摩太其人
李提摩太作為一名晚清時期來華的英國浸禮會新教傳教士，從三百年前明末時期來華的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歷史經驗中學習到如何適應中國的社會文化，而且在自傳中多次提及利瑪竇。（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 New York, 1916, p.100）
李提摩太也有多重的歷史身份如慈善家、政治家、漢學家等，也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出的貢獻。（費正清：《新教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吳莉葦譯，載《國際漢學》第九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19-120頁）為了傳教的方便，他熱衷于文字布道，一方面翻譯宗教著作，一方面出版西學知識書籍，向中國知識分子和精英階層傳播近代先進政治和經濟知識。
在促進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李提摩太起到了橋梁作用，他翻譯佛經典籍，如《大乘起信論》，還翻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記》。正如費正清所說：“傳教士作者們逐漸地變得欣賞起中國文化傳統(tǒng)并被其影響，他們試圖在這種文化中扮演著學者的角色，進而影響和改造這種文化。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在雙向通道上忙碌。他們把中國形象傳遞給西方，同時又在幫助形成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觀點?！保⊿uzanne Wilson Barne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ritings，p4）
本文著重強調李提摩太傳教士身份的另一層外衣，一位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和信仰的學者，《華夏諸神表》便是他進行這一研究的簡要成果。李提摩太在這本書里研究的宗教信仰不僅僅指向儒釋道三教，還包括了一些地方民俗信仰。所以他的研究不隘于宗教間的對話，還包含了他對中國民間習俗的深入了解，是他觀察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信仰生活的需要。就像他的傳記作者蘇慧廉提到的“可他和他的同行們真的了解中國人民的宗教信仰、道德觀念，抑或是真實的生活狀況嗎？……我們在向中國傳播外來宗教之前，難道不應該先來看看是否還有比我們宗教更好的東西嗎？但愿我們能找到與其文明精髓共享的捷徑”。（蘇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國》，關志遠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1-22頁）
李提摩太肖像及簡介（《中華教育界》1936年第2期）
李提摩太對中國宗教信仰的研究及認識
為了便于開展宗教活動，李提摩太進入中國后，便開始學習中國的語言，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和宗教信仰，以期獲得最佳的傳教方式。在煙臺傳教期間，李提摩太拜訪了一位曬鹽老人，在他們關于宗教問題的對話間，李提摩太吃驚地發(fā)現(xiàn)他“……宗教經驗不僅比我的要早得多，而且有一種令我震驚的深度，……即使他不是個基督徒，無論如何，他離天堂的大門也不會太遠”，李提摩太遺憾道，“我對中國人的語言和他們的宗教史的知識還很貧乏，因而無法充分利用這種難得的傳教機會”。（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李憲堂，侯林莉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頁）
此后的數十年間，李提摩太抓緊每一次能夠和中國宗教進行交流的機會，他拜訪儒士佛教徒、道教徒、伊斯蘭教徒，參訪廟宇道觀，研讀宗教經典，細究中國人的宗教信仰。
李提摩太還對當地的宗教書籍進行學術研究，研習更大眾化的宗教書籍，“那是一些虔誠的宗教團體使用的教科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近思錄》，這是漢語中最重要的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冊子的匯編。在問及佛教最重要的書籍時，人們告訴我是《金剛經》”。李提摩太研讀經文，并對相關術語進行簡要的解釋，他掌握了一套中國人所熟悉的宗教詞匯，接受了它們后，他用中文寫了一篇《教義問答》來進行傳道，盡可能地避免使用外國名字，而不是“求助于一個中國人所不熟悉的權威”。（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69頁）
李提摩太顯然在使用一種適應中國人習慣的方式來進行傳教，利用中國人熟悉的儒釋道宗教術語來附會基督教的信仰觀念。這種方式自然不是由他首創(chuàng)，唐時景教徒依附佛教、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補儒易佛都是類似的策略，而此時的李提摩太運用這種方式少了很多風險和阻力，他的做法是“充分利用了當地一些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冊子，剔除了其中的偶像崇拜成分，插入了對惟一真神的信仰內容”。（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75頁）這種做法顯然是有效的，《教義問答》還在準備過程中，李提摩太就依此遇到一個轉換信仰者。
在災荒期間傳教時，李提摩太發(fā)現(xiàn)人們有廟就拜，向各種偶像祈禱。他趁機準備了一些海報：若想求得雨，最好拋棄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禱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此種規(guī)勸人們皈依上帝的方式，與其說是因上帝顯靈拯救了災民，人們感于上帝的憐憫之心而信“主”，不如說是李提摩太利用了處于可悲可憐境地災民們尋求神明庇護的信仰渴望，只是把“上帝”替換了中國其他宗教信仰的“諸路神明”。李提摩太此時的傳教手段雖有渾水摸魚的嫌疑，但也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中國人的信仰心理之上，他看重的還是《教義問答》等一些宣傳基督教的印刷小冊子的作用。在李提摩太同其他傳教士一起，就他們不同的傳教方式展開的討論中，李提摩太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自己的傳教策略：“我注意到，中國人在他們自己的宗教教義的傳播和教育方面，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們的組織是自給自治的。……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徑是采用中國人自己傳教方式。主要的問題在于，當把基督教介紹給中國人時，以什么樣的方式訴諸他們的良知——比他們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更崇高的事物?！保ɡ钐崮μ骸队H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88頁）
在山西賑災期間，李提摩太目睹黎民百姓的苦難，也看到了儒生的傲慢自負、佛教徒的無所作為、道教徒和風水先生的迷信。但李提摩太并有借批評儒釋道三家在災難中的無能為力來加強基督教的宣揚，而是不遺余力地通過賑濟災民，在實際的幫助中讓百姓感受到福音。此中的原因，可以從李提摩太對于“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態(tài)度上體現(xiàn)出來：
那時候，只有兩種基督教的宣傳冊子在傳播：一種攻擊偶像崇拜，一種攻擊祖先崇拜。它們把許多中國文化習俗貶低為罪惡，而不承認中國人所崇敬的大多數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結果是，這些小冊子所到之處，都會爆發(fā)對傳教士的暴亂。之所以發(fā)生暴亂，不是因為中國人邪惡，而是因為小冊子的作者的無知——他們沒有全面研究過中國人的觀念，卻在當地人毫無過錯的地方，指責他們有罪。這就使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成為對基督教懷有敵意的對手。這樣，這種小冊子恰恰破壞了它們的作者所要實現(xiàn)的工作目標。（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127頁）
李提摩太對于中國民間的信仰風俗也多有記錄，在天臺山之行的路上，他看到，為了避邪，人們“在有些門上貼著道家的符箓，上面還蓋著官印，寫的是：‘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從以上可以看出，對這里的人來說，那些看不見的神靈鬼怪是真實的，因此他們具有很好的宗教潛質。對我們的傳教工作而言，這里有可能成為一塊大有收獲的土地”。（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257頁）李提摩太時時處處都在觀察中國人本土宗教信仰體系，以為他的傳教活動吸取經驗。
在戰(zhàn)神關帝生日的一天，李提摩太目睹了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婦女宗教集會。她們是去楚王廟求夢的，這是當地婦女們的習俗。當婦女們祈禱后要離開前，“我在一張黃紙上用中文寫了一句話，字寫得很大，把它放在走廊里的桌子上。因為我覺得這是讓上帝的選民們了解無可比擬的、偉大救世主的一個機會?！瓔D女們把基督教的理念帶回了家中”。（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第268-269頁）
李提摩太接觸最多、了解最深、研究最透的中國宗教，當屬大乘佛教，他對佛教的研究也興起于他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如何改變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不僅改變某個省的人后的信仰，而是改變幾億中國人的信仰。李提摩太需要寫一篇文章，解釋佛教在中國是如何吸引了如此眾多的追隨者，以至于修建了如此眾多的壯麗輝煌的寺廟。這也是李提摩太與楊文會合譯《大乘起信論》的緣起，雖然結果以不歡而散收場，但李提摩太這種有意識進行各種宗教比較研究的態(tài)度，引起了宗教間的對話，也引起了以基督信仰為關懷的傳教士的內省。就如雷蒙·潘尼卡所相信，任何宗教間的對話都會引致宗教內對話，即對話兩方在參與宗教對話的過程中和完成宗教對話的過程后，都無可避免地會對自身信仰的不同方面再進行評估，并因而改變某種信仰理念，甚至有轉宗的可能。（參見王思成：《宗教內對話》，思竹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以上對李提摩太關于中國宗教信仰的一些認識進行了大致記述，多有內容遺漏和擇選不當的情況，但對于我們了解李提摩太研究中國宗教信仰的出發(fā)點是有幫助的。李提摩太在這種基督教關懷下進行的宗教研究，或許也并非全屬勸誘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傳教作品，（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6-184頁）《華夏諸神表》便是李提摩太透視中國宗教信仰神祗全圖之一。
李提摩太來華早期在山東生活時的作息時間表
《華夏諸神表》其書
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是李提摩太編譯《華夏諸神表》一書的英文原名，由衛(wèi)理公會出版社于1906年在上海出版。李提摩太在出版前言中說，他1900年夏天在日本期間，就已經開始準備編譯這本《華夏諸神表》，由于一些其他事務纏身，一直沒能完成。但是，考慮到出版此書，將有利于解決如他一般有過相同困擾的人的麻煩，也會給予傳教士對于因沒有機會去認識更好的事物而信仰異教諸神偶像的數百萬民眾們的態(tài)度，做出一些正確的補救。所以決定付梓。
這是一本介紹中國諸神的小冊子，編排的體例類似于月歷，劃分成十二個月份，把每一日中國人祭拜的有哪一些神靈列出來，中文名字后面附英文簡介，主要說明此神為誰，在這一天為什么要祭拜這位神明，并簡介民眾在這一天要做什么。例如First Moon 的DAY 1:
彌勒會： Festival of maitreya Buddha who became incarnate after Shihkiamuni and is supposed by some to be the nearest approach among the Buddhist to Jesus Christ.
李提摩太不僅對彌勒在中國宗教信仰習俗里的地位做了簡要說明，還把佛教的彌勒佛與基督教的基督耶穌進行了比較，認為彌勒佛在佛教徒的心中類似于基督耶穌的地位。這實在是一種宗教比較學上的具體闡釋。
李提摩太在這本書中，說明了他編譯《華夏諸神表》的目的，也就是要回答傳教士來到中國后，一些通常首要會提到的問題：中國神有哪些？這些神品行如何、司職為何？
這個問題可以說是歷代來華傳教士都會產生的一個疑問，弄清楚和搞明白中國的宗教信仰，首先確定人們所崇拜的偶像是誰，然后再有一個對待他們的正確態(tài)度，可以說是傳教士傳播基督福音、要人們皈依上帝能否取得效果、效果幾何的一個先決條件。正像在這本書中所說：
今日基督教與現(xiàn)存中國宗教之間的差別，一般說來，就好像存在于上帝與諸神、真實與虛幻、人與玩偶，生與死之間的不同處一般。但去遑論和嘲弄中國人的偶像崇拜與迷信習俗，是不明智的，否則只會引起憤怒和暴亂。教化應試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當中國人開始明白純正而先進的基督教義時，他們將會成群結隊走向我們的上帝和救世主，就像他們如饑似渴地追逐我們的蒸汽和電力。
隨后，他介紹了在這本書中諸神的屬性，主要屬于儒家、佛教和道教，還有民間宗教。當然也有些除佛教神靈以外的外來神，如印度教、波斯宗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一些神靈也包括在內。李提摩太提到了一個基督徒和中國人在宗教習俗上的一個極大反差：基督徒在圣賢的忌日紀念他們，而中國卻在神明的誕辰進行祭拜。這不得不說是李提摩太研究基督徒宗教習俗和中國人的宗教習俗后得到的結論，可見他在對比中尋找差異，并把這些差異作為探究進行對話的基礎切入點。
關于編譯此書的材料來源，李提摩太提到他主要收集了發(fā)現(xiàn)于《月令粹編》（參見《月令粹編》，清嘉慶，秦味蕓編著）中的一些條目，他稱《月令粹編》為一部當地的宗教月歷（a native religious calendar）。對于一些神明的命名問題，他還借助了德國來華傳教士歐德理（Ernest J. Eitel，1838-1908）的中國佛教研究手冊Handbook of Chinese Buddhism: Being a Sanskrit-Chinese Dictionary（又稱《梵漢字典》）中的梵語名錄。
除了羅列出華夏諸神并介紹其所屬，這本書更有價值的信息在于李提摩太關于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研究性短文，其中介紹到：這本月歷提供了一個關于當時中國社會思想、道德和精神狀態(tài)相當準確畫面的一幅圖像。這種旨趣或許可以與《月令粹編》的編纂目的相較一二：
同生此歲月中，而于前人此歲此月之著于史籍者，茫然不能數一二.是日見蒼昊不識漢大也，日用之不知遑言高遠乎？（參見《月令粹編》，清嘉慶，秦味蕓編著，陳壽祺序）
李提摩太認識到外國人在中國活動，尤其對于傳教的傳教士而言，必須首先了解中國的宗教狀況，弄清楚中國人現(xiàn)在信仰什么，《華夏諸神表》正是他和他的同行們在工作時免于茫然的一本工具性小冊子。
李提摩太《華夏諸神表》一書前言頁
小結
《華夏諸神表》的出版，源于傳教的需要，不免帶著基督教的判教立場、關懷和沙文主義，但其中關于中國諸神祇的羅列和把他們基于基督教眼光之下的評判，也包含對在跨文化語境中不同宗教文化間關系的反省。這也是《華夏諸神表》留存于世的意義和價值所在，我們透過它可以看到傳教士對中國的印象，也可以看到我們的先人當時的信仰狀況和民風民俗。在這一點上，盡管《華夏諸神表》不是一部純粹的、完整的宗教研究著作，但我們結合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對中國宗教的觀察和其自身在華活動方式的反思，這本小冊子無疑仍具有一定的宗教史研究意義和跨文化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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