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7年到1800年之間，發(fā)生劇烈變動的不是社會的實質，而是它的原則和它的政府。君權神授的絕對君主制讓位于人權。路易十六的后繼者是羅伯斯庇爾、熱月黨人和波拿巴。對于法國歷史中的這場地震，本書試圖說明其文化和政治特征，后者也是地震的獨特性的成因。啟蒙哲學的確準備了若干要素，但究竟是哪些要素呢？人們如何從啟蒙哲學的世界跨入法國大革命的世界呢？這是個很大的老問題，大革命的社會解釋曾認為可以回避它，但它始終需要去面對。
法國大革命
正是為了重新探討這個老問題，本書的諸位作者才聚集到了一起，對于他們的友情加入，我們深感榮幸。弗拉馬里翁出版社人文科學部的負責人路易·奧迪貝（Louis Audibert）在這一工作中居功至偉：他提出了創(chuàng)意，并且伴隨這一工作始終。至于我們的團隊，其核心是雷蒙·阿隆研究所（附屬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一批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他們有著共同的關懷和旨趣。我們很高興與外國研究者合作，他們的入選既因為其能力，也因為我們彼此間在一系列的國際會議上分享著同樣的興趣領域。這里我們要向所有人表達我們受惠之后的感激，尤其感謝英語國家的歷史學家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他們對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的貢獻是決定性的。
我們呈獻的這部著作不是一部百科全書，甚至不是一部辭典——如果對“辭典”一詞作傳統(tǒng)理解的話。在浩如煙海的革命文獻中，本書沒有逐個梳理排列的宏愿。法國大革命是個極為復雜的事件，而且已經被無數次地講述過，對它的解釋和評注不可勝數；既然如此，我們怎敢設想以一千多頁的辭典來討論這一事件呢？辭典一詞毋寧說是從啟蒙時代讓人熟知的意義上來理解的。它的原則是：作為一部關鍵詞索引，它既能表明研究的進展，但更主要的是能夠顯示問題的重新定位。它的目標是：回溯法國這一奠基性事件的獨特之處及其摧枯拉朽的力量。它的統(tǒng)一性在于：聚焦這一政治事件及其創(chuàng)造力。
我們的工作本來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辭典，由于各篇文章——也是些短小的論文——分成五大部分，這一特征看來更加明顯了；這五大部分有各自方便的標簽：事件，人物，制度，觀念，闡釋。
事件：賦予這些事件以現代意蘊，讓它們極度地繁衍增殖，并深刻改變對它們的即時性感知和后續(xù)解釋的，難道不正是大革命本身的特質嗎？有些事件純粹是突發(fā)性的，它們帶有某種決裂性的力量，如大恐慌、8月4日之夜、瓦倫事件；有些事件是反復發(fā)生的，幾乎成了某種儀式，如政變、革命日；最后是一系列決定性的事件，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討論從來沒有窮盡過這些事件的豐富性，如審判國王、恐怖、旺代。
人物：這其中包括大革命孕育和吞噬的集體人物，從忿激派到無套褲漢，從王政派到熱月黨人；也包括個人，如路易十六和拿破侖。本書選擇的數量不多，這可能會讓人感到意外，因為法國大革命讓眾多人物大放異彩，如果沒有大革命，他們可能就默默無聞了。但在我們看來，除了顯而易見的頭等重要的人物，次等角色的挑選可能陷入沒完沒了的討論，另外，在這個宏大的舞臺上，腳本可能比角色分配更重要：大革命的戲劇比出演的演員更偉大。
制度：我們挑選的標準或是它們已成為今日我們生活之框架的制度，如選舉制度、省、民法典；或者是它們典型地闡明了大革命的精神，如巴黎公社、俱樂部、革命宗教。
觀念：它們使得大革命可以自我命名，或者用以指稱其對手，如革命、舊制度、封建制度、貴族；或者界定革命的要害和原則，如主權、憲法、人權、民族；或者確認其來源，如啟蒙；或者慶賀其創(chuàng)新，如再生、共和國。之所以給大革命的“觀念”以重要地位，是為了正視一些非常難得到或者很少有人讀的著作與革命實踐的不平衡狀況?！渡鐣跫s論》與某個雅各賓激進派的模糊言辭之間的距離，可以使人輕而易舉地得出這樣的結論，下述兩組現象之間完全沒有關系：一方面是沒有綱領、對后世不負有責任的啟蒙運動；另一方面是沒有先驅的大革命，革命之中沒有任何重要思想在起作用。
我們的整個研究都在反駁上面的兩條結論：這里論述的觀念不是純粹理論辯論中的那些觀念，而是在制度和實踐中發(fā)揮作用的觀念。它們通過教育而得到傳播。它們因為時局的劇變而產生變形，如主權、博愛、革命。它們成為政治斗爭的關鍵。雖說1789年的人們從啟蒙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們那里取用各種觀念，親口承認這些思想家是他們的啟迪者，并且深信啟蒙運動不僅開啟了革命還應能夠結束革命，但是，他們面臨的任務卻比寫作不知道復雜多少。所以，僅僅從書本、哲學和抽象的層面來考察他們，那將是最不應該的事。在將這些新原則運用到法國的舊君主制時，他們總是要考慮那些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他們也總是提到這一點，他們清楚地知道革命在偏離正軌，他們意識到自己未能恪守原則：這與某些可疑的歷史書中給出的看法不同，在后者眼里，歷史人物總是盲目的，而歷史闡釋者總是頭腦清晰的。
闡釋：這一卷中當然有那些試圖完整地復原大革命的學者，如米什萊、饒勒斯、比舍、路易·勃朗；也有簡短地勾勒出闡釋框架的人，如貢斯當、柏克、米什萊；還有一些一直在思索大革命給現代世界提出的這樣或那樣問題的人，如康德討論弒君者，黑格爾討論恐怖，基內討論宗教。史學研究應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幾乎所有詞條都含有的內容——這是因為需要確立一個觀念：即在歷史知識里既有累積性的一面也有非累積性的一面。之所以需要累積性，是因為任何人在探討大革命時，都不可能不綜合兩個世紀以來積累的學識，尤其是在19世紀資料發(fā)掘和出版的兩大時刻出現的學術，這就是米什萊時期和奧拉爾—饒勒斯時期。關于城鄉(xiāng)民眾運動，關于旺代，關于貴族，我們今天的認識都更為可靠也更為廣泛了，我們的辭典的若干詞條就見證了這一點：只需看看稅收、指券、貴族、選舉制度。但歷史知識同樣也是非累積性的，因為認識的進步不會抹去它的足跡。忽視這種史學的歷史，就是抹去思想曾經穿越的原野，就是忽視各種問題的沉積層：法國大革命的偉大闡釋者是通過別人的著作來接觸這一事件的，如馬克思通過黑格爾，泰納通過柏克和托克維爾，所以，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總是糅雜著多個時代、多種解釋和多種旨趣。不過，這有可能遺忘大革命的一大特征，好在一些問題立刻已經以新穎和有力的方式被提了出來：沒有誰比貢斯當更能理解用對絕對主權的肯定來表達政治自由是何等危險。沒有誰比柏克——比馬克思還早半個世紀——更深刻地指出，哲學的攻擊會抹殺人類境況的多樣性，并代之以民主的抽象普遍性。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削弱了一個普遍接受的真理：一個事件發(fā)生得越是久遠，對它的認識就會越發(fā)“真實”。對法國大革命最深刻的提問很早就出現了。所以我們的目的是要重新發(fā)現這段被遺忘的歷史，綜合各個學派和繁復的問題，總之要吸收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整個思想空間中的財富。
事件，人物，制度，觀念，闡釋：這樣的五大類劃分本身是可以討論的，何況它們之間的邊界相互交叉。因為各大類之間是有呼應的，它們之間的信息可以彼此對照交換，而讀者不一定能在他認為合適的地方找到他期待的信息：如革命教育的問題是在再生詞條中論述的，報刊出版問題被納入公共精神詞條，而涉及法國大革命的宗教本質的問題，則見于米什萊、托克維爾、基內等詞條。某個主題（與現象）雖然沒有以專文論述，但它們在一系列的詞條中都有論述，如選舉制度、選舉、盧梭、西耶斯、民主。某個人物我們覺得不必單獨描述，但他可能出現在其他詞條中，如布里索出現在吉倫特派中，圣茹斯特出現在革命政府中。喬納森·曼德爾鮑姆（Jonathan Mandelbaum）耐心仔細地為本書編訂了索引，再加上每篇文章后附的參見條目，讀者可以據此查閱全書。這些輔助性工作還可以吸引讀者填補我們研究中的空白，書目導讀本身并不是要提供某種標準答案，而只是提供進入一些重要問題的途徑，因此讀者自己可以延續(xù)我們這一顯然尚未完成的工作。
這種不完善性也是一樁自認為“批判”性事業(yè)的構成要素?！芭小边@個形容詞排除了任何封閉體系中的獨斷論，意味著研究永遠不會有終點，表明我們的主旨與其說是要編訂一份完整的現有成果清單，不如說是要考察這些成果中不確定的因素，以及它們彼此間的分歧。這種考察不是一上來就采取整體論的視角。對革命現象的系統(tǒng)化——大革命是個“整體”——是內在于1789年革命者們的思考方式的，他們把革命視為理性和自由的降臨。柏克在1790年轉而開始反對他們了：從他開始就存在某種反革命哲學，這種哲學對整個革命賦予徹底否定的意義，并且預先譴責它的恐怖偏向。這是革命者們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只要他們有機會活過革命的各個階段。國民公會只是在自己聚會的那一天，也是廢除君主制的那一天，才真正成為共和元年的報曉日；它將1789年和1791年憲法扔進了舊日歷的黑暗中，從而定義了一種新革命，這是那場不成功的革命的繼承者。不到兩年，當熱月黨人推翻羅伯斯庇爾后，他們繼續(xù)思考如何能將自己過去的碎片拼接在一起，在繁雜中塑造統(tǒng)一性。
這個問題貫穿整個19世紀，并在大革命的繼承者們支離破碎的陣營中激起各種經常是相互矛盾的回答。左派尚需很長的時日才在扭轉方向的過程中為自己找到“整體”論這一專橫的解釋模式：這是米什萊開辟的道路，它不僅反對斯塔爾夫人這樣的自由派，反對路易·勃朗這樣的社會主義者，還反對自己最親密的朋友基內。這條盡人皆知的道路將導向第三共和國的歷史大綜合，即奧拉爾和克萊蒙梭（Clemenceau）之間的綜合。后來，在蘇維埃革命興起后，人們在回溯法國大革命時，更感興趣的是1793年而非1789年，從而對“整體”論形成威脅。直到20世紀晚期，把大革命視為“整體”的觀念才重新煥發(fā)生命力：但與其說這是一種研究假設，不如說是迫不得已而對雅各賓史學的最后求助。
這是一個真正值得討論的議題，我們要在這部辭典中加以考察，因為其中既包含著明確的知識，又包含著暖昧的政治，在反革命史學和左派的普世主義中都是如此。因為“整體”論是一種總括性的確定論，它會掩蓋各種充滿矛盾的博弈，掩蓋時局和事件中令人難以置信的復雜性，這就會讓歷史學家們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整體”論只有在十分抽象的層次上真正具有可行性，這就是對革命進程的波折忽略不計。即使從其經典的意義上說，法國大革命也不是一場統(tǒng)一的進程，無論是就其主要角色，還是其領導集團，其行動者提出的各種理由，抑或是革命的政治形態(tài)而言。這部辭典是一部歷史著作，讀者從中能發(fā)現，這一事件的多樣性在何種程度上超越了概念的統(tǒng)一。在將大革命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之前，必須估量其中的差異、分歧甚至矛盾，而且不能將這一切歸結為偶然：而這正是一份批判性盤點所要回應的問題。
這里應該稍作停留。拒絕置于完整認識的視角之下，絕不意味著放棄在大革命各個片段之間重建聯(lián)系的努力，也不會導致諸如1789和1793年具有根本異質性的結論。我們的整個辭典都在反對這種外科手術式的切割。相反，我們的貢獻之一可能在于將1789年重新置于核心地位，并強調從三級會議選舉到1789年10月革命日子之間的日期的重要性，這不僅是大革命的開端期，還是它的實驗室：這個時段很短暫，但對我們的歷史而言最為重要，各種新原則就是在這期間全部表述出來的。
最后，“批判”還意味著對自己的批判。在法國大革命的各個組成片段和有爭議的關鍵問題中進行挑選，對歷史學家們的眾多敘述進行再檢視，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自己就處在中立的位置上。任何敘述都不是中立的，任何設問都不能擺脫文化格局，而且二者都浸潤在現有旨趣和價值觀的世界中。作為一部批判的辭典，它應該包含對其特有提問方式的起源和根據的思考。它應該試著去理解這些問題，并讓別人也能理解，這就促使我們反思過去與現在的關系，這一關系賦予整個歷史以深度。
闡明這一關系的最簡單的方式，是強調該辭典問世的日期。它的產生適逢一次周年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辭典是紀念性的，但同時它又對這種紀念現象持批判立場。自稱“大革命的兒子”，實際上經常意味著完全擁護的意思，即沒有任何隔閡地分享乃至復活革命者的情感和信念。正是在這一反復提到的說法中，大革命是我們的“母親”。不過基內已經譴責了這種綁架，因為它要求無條件的虔誠，并將忠誠視為必須的義務。但這個說法還是繼續(xù)流傳：大革命的百年慶典及隨后的150年慶典所提出的遺產，不僅要人去歌頌它，還要人去復活、去繼續(xù)。從1789年開始，這筆遺產就存在極大的彈性，因為抽象人權和其具體兌現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系，而且今后恐怕仍將如此。紀念的熱情就是在這樣的空間中釋放，以便以繼承人的名義將大革命的兒子們團結在其祖先的周圍，用這種令人炫目的延續(xù)性作為占有和修改大革命遺產的正當理由。
這種情感聯(lián)系盡管表現出一種學術外表，但批判性的研究對此是不能認可的。法國大革命屬于所有公民：甚至那些并不熱愛它的人也是它的兒子，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本辭典試圖梳理大革命從過去到我們當下的存在，指明兩百年來人的普遍性理念是如何在這個世界中發(fā)生作用的。令人驚奇的不僅是有些人仍然憎惡法國大革命，更主要聲稱熱愛它的人實際上并不了解革命的力量和影響。
我們已經遠離法國大革命了，但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生活在它所開辟的世界中。正是因為這一距離，我們才再次接近它。我們距1789年已經兩百年，其間發(fā)生的一些事件需要我們重新回顧，以加深對大革命的理解，但有些事件造成一些更為緊迫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再次審視大革命。
《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全五卷）》，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奧祖夫主編，商務印書館2023年11月出版
（本文節(jié)選自《法國大革命批判辭典1.事件卷》第12-21頁，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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