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大利南部港口城市那不勒斯，有一座“中華書院”（collegio dei cinesi）。其歷史可追溯到18世紀初，是西方第一所教授中文、傳播中華文化的教育機構(gòu)，當今那不勒斯東方大學(xué)的前身。
近年來，隨著中意人文交流的不斷加強，意大利有關(guān)部門對書院舊樓進行了修繕。在塵封了百余年之后，這幢歷史建筑于2018年重新煥發(fā)生機。今年，恰好在意大利訪學(xué)的我迫不及待地約上當?shù)赜讶?，只為一睹其真容。幾年前，筆者曾奔赴那不勒斯尋找書院舊址。只不過，因建筑物年久失修，彼時的書院一直大門緊鎖。據(jù)友人介紹，當?shù)卣疄闀旱男蘅樄ぷ魍度肓舜罅康娜肆ξ锪?，前后持續(xù)了十年之久。
在喧囂的那不勒斯街頭，我們攔下了一輛出租車。當車緩緩駛出老城中心時，迎面而來的是曲折向上的山坡小路，寧靜且悠長。這便是傳說中的“華人坡”（salita dei cinesi），與之相鄰的是“馬國賢路”（via Matteo Ripa）。望著車窗外的美景，我和友人難以掩蓋內(nèi)心的激動。正如19世紀德國學(xué)者卡爾·奧古斯特·梅葉爾（Karl August Mayer）在《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Neapel und die Neapolitaner）中所記載的那樣：“中華學(xué)院建在那不勒斯……的一個山坡上面，風景很是美麗”。
遠眺中華書院
俯瞰那不勒斯老城
中華書院彩繪圖
華人坡
馬國賢路
當車行至“華人坡”時，我們決定下車步行，沿著古人的足跡繼續(xù)前進。在路的盡頭，我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了煥然一新的中華書院，與記憶中那幅蕭索凋零的破敗景象形成對比。進入內(nèi)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門拱上方的“圣家”二字。在當?shù)厝说目谥校爸腥A書院”又稱“圣家書院”（collegio di sacra famiglia），其創(chuàng)始人是清初來華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
書院入口處的“圣家”字樣
修繕前和修繕后的書院外墻
修繕前和修繕后的馬國賢雕像
修繕前和修繕后的書院內(nèi)部
內(nèi)部細節(jié)，“圣家”二字
1707年，意大利人馬國賢受羅馬教皇的委托，踏上了前來中國的旅程。經(jīng)過兩年多的輾轉(zhuǎn)，他成功抵達澳門，并在這里遇見了教廷首位訪華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此時，正值“中西禮儀之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多羅特使受到教皇委派訪華，旨在調(diào)查“禮儀之爭”，平息不同傳教士之間的糾紛，試圖與清廷建立一種更為“官方”的聯(lián)系（corrispondenza）。然而，基于對“中西禮儀”的不同理解，雙方產(chǎn)生了分歧。無奈之下，康熙皇帝一方面命令所有在華傳教士領(lǐng)“票”，遵守“利瑪竇規(guī)矩”，即“文化融合”策略，發(fā)誓永不復(fù)回西洋；另一方面又希望招賢納士，吸收更多有才華的傳教士為其服務(wù)。由于深諳西洋繪畫技巧，加上教廷特使的舉薦，馬國賢很快被召見進宮。
“票”，圖片引自筆者專著Rui Zhang, La Missione del primo Legato pontificio Maillard de Tournon: All’origine delle relazioni tra Santa Sede e Cina (1622-1742), Rome: Urban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10—1723年，馬國賢以畫師、翻譯等身份在清廷服務(wù)。期間，他將西方油畫和銅版畫技法傳入中國，為后人留下了極其珍貴的歷史畫卷，如《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目前，這組銅版畫在全世界僅存四套。作為翻譯，馬國賢的高光時刻發(fā)生在1720年。那年11月29日，俄國彼得大帝的使臣伊茲馬伊洛夫（Leon Vasilevich Izmailov）攜90隨從抵京。馬國賢成為康熙皇帝欽定的6名譯員之一，負責與俄國使節(jié)交涉。根據(jù)馬國賢的回憶錄（Storia della fondazione della Congregazione e del Collegio de’ Cinesi sotto il titolo della Sacra famiglia di G. C. scritta dallo stesso fondatore M. R. e de’ viaggi da lui fatti, II, Napoli 1832）記載，俄國使臣通曉德語、法語、意大利語和一點拉丁文，其出使目的在于“增進兩國友誼，推動雙邊貿(mào)易，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guān)系”。
同年，馬國賢還陪同康熙皇帝接見了教皇派往中國的另一位重要使臣嘉樂（Carlo Ambroggio Mezzabarba, 1685-1741）。這位新特使的任務(wù)在于繼續(xù)推進多羅所未能完成的使命，并就禮儀問題再次與中國交涉。然而，由于語言的障礙和文化的差異，教廷與清廷的第二次官方接觸仍以失敗告終，這一結(jié)果也引發(fā)了馬國賢的身份認同危機。多年前，作為教廷派往中國的傳教士，他曾宣誓要捍衛(wèi)教皇的絕對權(quán)威；而如今，作為清廷的“官員”，又須服從皇帝的崇高旨意。這種兩難的境地在康熙去世后不斷加劇，逐漸燃起了游子的思鄉(xiāng)之情。
1723年，馬國賢決心返回歐洲，創(chuàng)辦中華書院。他認為，只有通過培養(yǎng)真正兼容并蓄的人才，才能克服語言、文化上的隔閡，推動中西間的交流。據(j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nèi)務(wù)府活計檔》雍正元年（1723年）記載：“十月十一日，西洋人馬國賢因父及伯父、叔父相繼病故，奏為懇恩給假事。奉旨：準他去。欽此?！迸R行前，雍正的第16位兄弟莊親王還贈予馬國賢兩匹駿馬、貢緞和一些工藝品，并允許他攜帶4名中國學(xué)生和1位老師前往歐洲。經(jīng)考證，這4名中國學(xué)生分別是：谷文耀，字若翰，古北口人，1701年生；殷若望，河北固安人，1705年生；黃巴桐，河北固安人，1712年生；吳露爵，江蘇金山人，1713年生；而那位老師則是王雅敬，江蘇川沙人，1693年生。就這樣，馬國賢告別生活十余載的中國，從廣東經(jīng)倫敦返回了意大利。
馬國賢與中國學(xué)生，背景中依稀可見“中華書院”，圖片源自那不勒斯歷史檔案館
繪畫中的中國面孔，是第一批跟隨馬國賢來歐的兩名學(xué)生，由18世紀那不勒斯畫家Antonio Sarnelli創(chuàng)作
兩名中國學(xué)生的形象還出現(xiàn)在了書院中另一幅名為“圣家”的宗教題材繪畫當中，畫作同樣出自Antonio Sarnelli之手
1724年，中華書院的雛形在那不勒斯誕生。1732年4月7日，教皇克萊蒙十二世頒布通諭，正式承認了該書院。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那不勒斯恰好處在神圣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在成立之初，馬國賢得到了查理六世（Charles VI, 1685-1740）的支持，后者愿意每年提供800杜卡特幣的資助。此外，查理六世的姐姐、奧屬尼德蘭總督瑪麗亞·伊麗莎白（Maria Elisabeth von ?sterreich, 1680-1741）也以個人名義捐獻了200弗羅林幣，大大解決了書院初期的財務(wù)危機。關(guān)于書院，除了培育傳教士外，另一大使命便是培養(yǎng)翻譯人才。在早期的畢業(yè)生中，有不少人為奧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服務(wù)。這是一家以南部尼德蘭奧斯坦德為中心，由查理六世頒發(fā)貿(mào)易特許狀，全名為“皇家特許奧斯坦德”的貿(mào)易公司。借助書院的譯員，奧斯坦德公司于1722年投身對華貿(mào)易，通過茶葉生意繁榮一時，成為英、荷等國的重要競爭對手。
除此之外，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勛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領(lǐng)龐大的使團訪華，其身邊的譯員同樣來自中華學(xué)院。他就是李自標，1760年出生于涼州（今甘肅武威），自幼跟隨其師、陜西渭南人郭元性（1718-1778）來那不勒斯學(xué)習。實際上，馬戛爾尼一行是先在英、法兩國尋找翻譯未果之后，使團副使老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才匆匆趕往意大利。
在羅馬教廷傳信部歷史檔案館中（Archivio di Propaganda Fide, 簡稱APF），筆者發(fā)現(xiàn)了一封書信，是馬國賢的繼任、中華書院第三任院長弗朗西斯科·馬塞（Francesco Massei, 1713-1800）寫給時任教廷傳信部部長萊昂納多·安東內(nèi)利（Leonardo Antonelli, 1730-1811）的，落款時間為1792年3月17日（APF, CCN, b.12, ff. 131r-131v）。在信中，馬塞表示：“作為英國訪華使節(jié)，馬戛爾尼十分渴望從書院中挑選兩名中國學(xué)生，陪同使團旅行至澳門，在旅途中講授中國語言和文化。為此，英國駐那不勒斯的公使威廉姆·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 1730-1803）多次嘗試說服我們，而老斯當東先生更是親自登門拜訪，希望挑選合適的學(xué)生帶回倫敦，再從那兒前往中國”。值得注意的是，與大多數(shù)已知文獻不同，羅馬教廷傳信部收藏的檔案顯示，英國使節(jié)在那不勒斯從未提及尋找譯員，而是“中國事務(wù)專家和中文老師”（esperti di cose cinesi ed insegnanti di lingua sinica）。此外，馬塞還表示，英國人承諾“書院學(xué)生一旦抵達澳門，就會脫離使團，各奔東西”。
談到當時的羅馬教廷，對于英國的態(tài)度可謂是頗為友善。在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另一份文獻中（APF, Lettere, vol. 262, f. 143）筆者發(fā)現(xiàn)，1792年3月24日，萊昂納多·安東內(nèi)利部長專門致信時任北京教區(qū)主教、葡萄牙人湯士選（Alexandro de Gouvea, 1787-1807）。在信中，安東內(nèi)利指出，英國將派遣使團訪華，“請給予必要的關(guān)注和支持。來華人員中包括柯宗孝和李自標兩名中國人，皆屬于那不勒斯的中華書院”。關(guān)于柯宗孝，我們知道他在抵達澳門后如約離開了使團。至于李自標，他卻跟隨了馬戛爾尼。根據(jù)教廷檔案，或許我們可以猜測，李自標前往北京，大概率是出于個人選擇。
英國牛津大學(xué)歷史學(xué)教授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在評價這段歷史時認為：“歷史事件中翻譯人員往往默默無聞，實際上卻在談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世紀以前，應(yīng)該被視為歷史的中心人物，他們不僅擔負著跨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國際關(guān)系的歷史敘述?！钡拇_，譯員不僅需要熟練掌握兩種語言，更要懂得如何“周旋”于兩種文化。當然，上文提到的李自標只是中華書院眾多留學(xué)生中的一名。據(jù)考證，自書院成立后共培養(yǎng)出中國本土學(xué)生106人，他們來自直隸、順天、江蘇、四川、湖北、廣東、陜西、山西、福建、甘肅、山東、湖南、河南等十余個省份。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學(xué)成后選擇了歸國，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為東西交往的一段佳話。
自1724年至1868年，中華書院在歷史上存在了一個多世紀，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培養(yǎng)出了大量人才，在歐洲對華關(guān)系、國際漢學(xué)、東方學(xué)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19世紀初，那不勒斯處于法國統(tǒng)治之下，拿破侖甚至設(shè)想將書院搬遷至巴黎，因為英國使團僅在意大利找到中文譯員一事震驚了歐洲朝野。1868年意大利統(tǒng)一后，中華書院改名為“皇家亞洲書院”，增加了俄羅斯語和阿拉伯語的教學(xué)。1878年，時任意大利教育部長弗朗西斯科·德·?？说偎梗‵rancesco de Sanctis）推動教育改革，書院又新添了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和現(xiàn)代希臘語等語種。1888年12月，“皇家亞洲書院”改名為“東方學(xué)院”，為中意間的對話輸送了大批翻譯人員、海關(guān)職員和外交官員。1946年，意大利共和國成立，“東方學(xué)院”的名稱正式變更為“東方大學(xué)”，至今引領(lǐng)著該國漢學(xué)研究的潮流，續(xù)寫著中意友誼的新篇章。
那不勒斯東方大學(xué)的?；?，如今仍保留著創(chuàng)始人馬國賢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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