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思想之詩：從希臘主義到策蘭》一書中，喬治·斯坦納指出，整個西方哲學史中藏著一條文學的暗線，所有思想論說都蘊含風格、形象、韻律和聲調(diào)，偉大的哲學與文學一刻不停地互動著、爭競著。全書圍繞哲學和文學的關系展開闡述，從赫拉克利特的隱喻閃電到柏拉圖與自身文學才華的對抗、笛卡爾優(yōu)雅而克制的文法修養(yǎng)、黑格爾辯證法的舞臺化身、維特根斯坦的述行教誨，一路蜿蜒曲折至海德格爾與策蘭從歷史迷霧中發(fā)出的強音。本文摘自該書有關柏拉圖的章節(jié)。
同樣，就像關于但丁的二手文獻堆積如山一樣，對柏拉圖的評注，對這些評注的評注（通常是論戰(zhàn)性質(zhì)的）所形成的研究成果無窮無盡。光文獻目錄就卷帙浩繁。但是在這常年的研究潮流中，似乎存在一個真空的中心，那便是柏拉圖的文學天賦，他作為戲劇家的卓越，以及它們?nèi)绾伪厝坏卮呱銎湫味蠈W、認識論、政治學和美學的學說內(nèi)容。關于柏拉圖從寓言中得到的啟示以及對寓言的運用，已有大量研究；也不時有人嘗試梳理對話中的“角色扮演”；還有極少數(shù)人留意到了對話中零星出場的歷史人物（如《蒂邁歐》中的克里底亞）；我們在肯內(nèi)特·伯克（Kenneth Burke）那開拓性的“動機修辭論”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對柏拉圖修辭的敏銳但零散的觀察。而柏拉圖作品中的詞匯、句法、引導和演說的轉(zhuǎn)折，也都被精細地剖析過了。
我們所缺少的，是充分分析柏拉圖足以媲美莎士比亞、莫里哀或易卜生的高超戲劇手法，以及創(chuàng)造和安排角色的能力，盡管莉迪亞·帕隆博（Lidia Palumbo）在其論模仿（Mimesis），以及對話中的“劇場與世界”的著作（2008）中對此有所涉及。柏拉圖主要對話的開場白，已有富獨創(chuàng)性的探究，但是關于城市和鄉(xiāng)村、私人和公共的背景設定，即場面調(diào)度（mises en scène）如何開啟和預示接下來的辯證法，并無系統(tǒng)的批判性研究。至少我并不知道，有誰透徹考察過這些對話的開場和退場所起到的作用，盡管它們的節(jié)奏和形態(tài)，堪比其他任何偉大的戲劇。
柏拉圖對蘇格拉底之審判和死亡的記錄，同耶穌受難一道，長期被視為整個西方悲劇藝術和情感的原型。我們知道柏拉圖是寫悲劇出身的，對話中的《會飲》和《斐德羅》都在舞臺上演出過。埃里克·薩蒂為《蘇格拉底之死》（La Mort de Socrate）創(chuàng)作的音樂如同水晶一般。但柏拉圖思想和柏拉圖主義是作家的產(chǎn)物，是他在悲劇、（更少見地）在喜劇和諷刺風格上首屈一指的戲劇感受力和戲劇技巧的成果，而關于柏拉圖思想和柏拉圖主義多樣的實現(xiàn)方式，我們沒有任何文學和哲學意義上的權威研究。缺少的是對復雜文學手法的透徹分析，如柏拉圖的間接敘述，以及對刻意反現(xiàn)實主義設定的冗長對話的分析，這些對話由見證者、參與者，或在三重間隔下——布萊希特也許會稱之為三重“間離”（alienation）策略——由聽過參與者轉(zhuǎn)述的人回憶出來。我們還需要考慮“缺席”的戲劇技巧：柏拉圖在蘇格拉底去世時的缺席，蘇格拉底在柏拉圖最后也最簡潔的對話《法律》中的缺席——如果他不是那個雅典陌生人的話。
我在這部隨筆中嘗試闡明的是，在多大程度上，一切哲學皆風格。形式邏輯之外的任何哲學命題都無法脫離語義手段和語境。正如西塞羅在探究其希臘源頭時所發(fā)現(xiàn)的，這些命題并不完全可譯。在哲學渴求抽象普遍性之處，如在斯賓諾莎更為幾何學的方式或弗雷格的認識論里，張力和挫敗便在所難免。因此，不僅所有西方哲學都是柏拉圖的腳注（懷特海語），柏拉圖的對話和書信也是非常豐富和復雜的文學述行行為。極其復雜的抽象或思辨思想在這些文本中得以體現(xiàn)，或者用莎士比亞的話說，得以“顯形”（bodied forth）。智力的運動與反向運動被戲劇化地表達出來。《神曲》、《浮士德》第二部、《尤利西斯》——針對《哈姆雷特》富有啟發(fā)性的辯論——的某些段落，也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卡夫卡的諷喻故事里也有神學–形而上學的寓言。然而即便這些最重要的例子（但丁也許除外）也無法媲美柏拉圖思想劇場的廣度、多樣和直觀。
文學，以及口頭和書面詞句，它們所具備的創(chuàng)造能力，與我們交流的能力，演繹出令人難忘的角色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個謎。書中的角色比絕大多數(shù)真實的人更復雜，更可愛或更可恨，更令人慰藉或更具威脅。我們也許會通過這些人物來確認自身較短的生命，他們比所有作者和讀者都長壽——福樓拜認為這一顯眼的悖論簡直不可思議。對神圣或有機的造物進行怎樣的模仿（imitatio），基于何種創(chuàng)生術，才使得奧德修斯、包法利夫人、福爾摩斯或莫莉·布盧姆被創(chuàng)造出來，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薩特說這些人物不過是書頁上的劃痕，這個說法既無可辯駁，又帶著可笑的缺陷。
和尋求“歷史中的耶穌”一樣，“真實的”蘇格拉底也難以確定，甚至可能是虛構的。我們不知道，也沒有把握得知蘇格拉底生前長什么樣，教過些什么。學者傾向于認為他很可能就像色諾芬描繪的那樣，是一位有些迂腐、馴順的道德家和“節(jié)儉者”。阿里斯托芬《云》中對蘇格拉底的諷刺性描繪隱含了多少可信度？以我“無法指責的”直覺（蒯因?qū)捜莸拇朕o）而論，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是獨一無二的文學–戲劇構造。不管哈姆雷特還是浮士德，堂吉訶德還是亞哈船長，都沒有超越在對話中重獲不死生命的蘇格拉底的心理豐富性、身心特征和“真實存在”，也無法完全媲美蘇格拉底的審判和死亡中的諷刺性悲愴——我們壓根不知道這些是否都是由柏拉圖升華、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出來的。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的遺產(chǎn)中，沒有人可以與柏拉圖以蒙太奇手法（如果可以這么說的話）表現(xiàn)出的認知深度和倫理緊迫性相提并論。哈姆雷特、浮士德和普魯斯特筆下的敘事者，都是有著重要地位的智性形象。但丁的維吉爾也一樣。阿廖沙·卡拉馬佐夫還發(fā)起了道德挑釁。但即使是這些戲劇人物（dramatis personae），其哲學-道德維度也無法與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并駕齊驅(qū)，而這些維度一旦被喚醒，便迫使如此眾多的西方意識和質(zhì)問緊隨其后。在我看來，沒有比柏拉圖更偉大的“文字匠”。
這使得柏拉圖同詩人和詩歌的著名紛爭十分有趣，而這也是我們論述主題的中心。正如我們所見，這場紛爭由赫拉克利特所預見，在克塞諾芬尼和赫西俄德對荷馬的批評中也很醒目。柏拉圖年輕時寫過悲劇，在《理想國》卷十中還承認，使自己的靈魂脫離詩歌的魅力對他來說非常痛苦。然而其裁定很是堅決：不管在合理還是理想的城邦之內(nèi)，除了教誨詩或城邦的點綴性詩歌之外，一切詩歌皆不被允許。那些在早期希臘的著述和教育（paideia）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吟游詩人和史詩吟誦者，都將遭到驅(qū)逐。再次強調(diào)，各種評注的體量大得驚人，它們使得原本就很復雜，甚至有歧義的議題變得更加費解。
每當哲學與文學交戰(zhàn)，柏拉圖式論戰(zhàn)的要素便浮現(xiàn)出來。幾個世紀以來，教會對戲劇演出和淫穢作品的譴責就反映了這一點。柏拉圖式理想是盧梭控訴戲劇的范本，是托爾斯泰的原教旨主義批判的基礎，也內(nèi)含于弗洛伊德對詩歌的解讀——他認為詩歌是嬰兒期的白日夢，并不適用于成年人，也無助于在認知上獲取積極知識和“現(xiàn)實原則”。造成更嚴重后果的是柏拉圖的苛刻觀念，即未經(jīng)審查的藝術和文學、不受控制的音樂才能本質(zhì)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它們削弱了城邦的教育職責、意識形態(tài)的融貫性和管理方式。這一在《法律》中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殘酷方式提出的信念，已經(jīng)導致了無數(shù)的“思想控制”和審查制度，無論是宗教審判式的、清教徒式的、雅各賓黨的還是法西斯主義的。不受約束的詩人或小說家，釋放并示范了反叛的、不負責任的想象力。他們總是與官方意見相左。對公民財產(chǎn)與義務的精打細算通常處于壓力之下，在這種計算中，審美總是導致浪費和顛覆。從這個角度來看，柏拉圖所為比否定“開放的社會”（波普爾著名的控訴）更糟，他否定開放的思想。他試圖約束我們不受控制的感官邪靈，這一潛在力量與蘇格拉底身上的正義神靈形成鮮明對比。
問題是，柏拉圖的這一立場，即使去掉其諷刺性，也仍混雜了其極難拆解和復原的形而上學、政治學、道德、審美以及可能的心理方面的動機。
已有的共識是，柏拉圖此論的核心是認識論，他對詩歌和藝術的譴責直接源于他的三重存在結構說。理念（Ideas）或原型的形式（Forms）是抽象的、永恒的，不受感官意見影響，只有它們才能確保本體論真理。這些“精華”只能部分地被哲學語言、辯證法中的追問技術認識到；次一級的則是那些日常經(jīng)驗世界范圍內(nèi)的短暫、易變和不完美之物。再現(xiàn)和“模仿”的模式跟真實之間有著雙重距離。木匠借助桌子那超驗形式的內(nèi)在、“回憶起的”光芒造出桌子。畫家沒有造出任何物的能力，只提供物的圖像。所有的再現(xiàn)都是寄生于實在的影子戲。圖像僅僅是圖像：幻像（eidola），畫像（eikones），擬像（mimemata）。更糟糕的是，那些幻影假裝為真：所有虛構作品都是杜撰（feign）的，卻又自稱真實。虛構作品激發(fā)和培養(yǎng)的是并非由真實的知覺和體驗所引發(fā)的情感、共鳴和恐懼。這種欺騙性力量，這種不真實的行為實際上腐化了人的心靈，并劇烈地對抗著讓我們的意識和城邦變得成熟的教育。（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持完全相反的觀點。）史詩吟誦者和劇作家對神話的利用，對諸神丑態(tài)百出的行為的無節(jié)制捏造（荷馬史詩中隨處可見），加深了這一誘人的墮落。悲劇充滿了恐怖、亂倫和不可思議的傳奇（參見托爾斯泰對《李爾王》中葛羅斯特自多佛跳崖自盡的情節(jié)的無情批判）。柏拉圖認為，詩人贊美暴君及其統(tǒng)治下的繁榮，絕非出自偶然。暴君屈服于獸欲和殘忍，體現(xiàn)著肆無忌憚的欲望和愛欲。而從極端的意義上講，就像《理想國》中的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us）那樣，正是詩人推崇的愛欲催生出了不公平（列奧·施特勞斯對此持相同意見）。虛構和“幻影”的腐蝕性魅力對年輕人，對處于萌芽階段的感知力，影響最為強烈，其危險性因而尤為突出。荷馬在古希臘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完全應該受到譴責。盲荷馬虛構了阿喀琉斯的武藝，卻對戰(zhàn)斗一無所知；講述了奧德修斯的旅行，卻對航海一竅不通。T.E.勞倫斯—至少造過木筏，并且“殺過人”——在他的《奧德賽》譯本序里深入思考了這種虛假。因此，刪節(jié)和審查至關重要，荷馬史詩需改寫成適合教育的作品，藝術和音樂應附和并頌揚軍事技術，以及法律的和諧。因此，詩人、擬劇作者和長笛演奏者被還算客氣地勒令離開理想國，去別處兜售虛假的麻醉劑。
這一認識論上的譴責中肯而微妙?！罢嬷岛棥迸c法律、秩序之間的深層關聯(lián)，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闡述。詩人與智術師的聯(lián)合（《理想國》和《普羅泰戈拉》中提到的品達就是重要的一例）仍然令人不安。我們困惑于當下媒體中色情和虐待題材的審查是否合法這一問題，就表明了柏拉圖式歧視的生命力。不過在起作用的也許是一種更個人的沖突。
當柏拉圖提議驅(qū)逐歌手和悲劇作家（盡管他和圣保羅一樣，引用了歐里庇得斯）時，當他挑起與騙人的荷馬的爭吵時，他也許是在最深層次上與自己搏斗。他試圖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nèi)阻止戲劇大師、神話創(chuàng)造者和天才敘述者靠近。然而，即使在極其抽象的《泰阿泰德》和《法律篇》的沉悶論述里，文學藝術的引力也清晰可見。請留意《泰阿泰德》中引發(fā)知識討論的場面調(diào)度。始終存在的誘惑和威脅是，風格、模仿藝術，以及文學技巧對形而上學、政治學或宇宙論問題的干擾。嚴謹?shù)乃枷爰?，傳授通行觀念的教師，邏輯學家和數(shù)學的頌揚者，都在與富有創(chuàng)造力和充沛靈感的作家搏斗。
這一斗爭尤顯激烈，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參戰(zhàn)雙方都熟知彼此的和諧或密切關系。哲學與自然語言密不可分，它會吸收或設法消除文學那富于魅力的吸引力。柏格森便屈服于這種吸引力，他與普魯斯特的不穩(wěn)定關系因此而生，威廉·詹姆斯與亨利·詹姆斯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麻煩。斯賓諾莎、維特根斯坦極度抗拒這種吸引力。海德格爾則近乎專制地堅信，哲學將錘煉出自己的習語，從而克服這一普遍的二元分立和內(nèi)部斷裂。然而，即使在海德格爾處，荷爾德林的存在既是模范，也是抑制。
詩與辯證法的張力，意識的分裂在柏拉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論艟毩暎╯hadow-boxing）是關鍵。在《斐德羅》和《第七封信》中，書面文字的實踐及其與文學的功能性關系遭到了質(zhì)疑。因為寫作弱化了記憶的開創(chuàng)性地位和資源。它把人為的權威奉若神明，阻礙了質(zhì)疑、異議和糾正的有益即時性。只有允許插話的口頭（viva voce）交流才能收獲富有成效的論戰(zhàn)，或達成共識。寫下的字母和文字是福禍參半之物。蘇格拉底便不寫作。很難知道這些敏銳的批評有幾分鄭重可言，畢竟諷刺是柏拉圖常用的手法，即便在其論點最具權威口吻的部分，也能找到幽默的蛛絲馬跡。這種對寫作的指責竟源自一位卓越的作家。莎士比亞《雅典的泰門》結尾處插入的“語言已終結”的宣言，也多少帶有自我否定的味道。蘇格拉底棄絕著述，這對柏拉圖，對他塑造和戲劇化其師的文學天賦，構成了壓力。
《思想之詩：從希臘主義到策蘭》，[美]喬治·斯坦納著，遠子譯，新民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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