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東方之旅》， [美]柏理安 著，毛瑞芳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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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掌握了漢語基本知識，按照《教育章程》，學生們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的學習。這一階段包含一年半的由“葡萄牙”老師教授中國思想的學習，即閱讀儒家經(jīng)典。通過學習這些課程，他們可以了解中國歷史、哲學和法律基礎(chǔ)，理解古典漢語的結(jié)構(gòu)與口語“官話”的差異。讀完“四書”各部分后，他們的“葡萄牙”老師會針對文體和語法進行講評，并提供文章對應的詞匯表，給學生分發(fā)講義，并鼓勵他們在空白處作注解以備后查。李瑪諾同樣成功地做過這樣的評論：直接給文章做標注比用手抄寫經(jīng)文省時又經(jīng)濟。
《教育章程》清晰地列出了“葡萄牙”老師的授課大綱。在中國使用的主要教學方法，跟其他教會學院教授拉丁和希臘文學所使用的方法一樣，是所有傳教士都熟悉的教學方法。每節(jié)課主要安排閱讀既定中國經(jīng)典里的某篇文章，老師不但解釋每個漢字的意思，還解釋整篇句型和對應的葡萄牙文和拉丁文詞匯，以及每個句子的語法結(jié)構(gòu)。而且，特別強調(diào)文章中首次出現(xiàn)的詞語。每節(jié)課結(jié)束前，都針對文章重點、難點句型進行答疑。圍繞一周的閱讀主題，老師每周給學生布置兩次作文。完成全文分析后，老師會大聲再朗讀一遍文章，“就像學校里讀拉丁文課文，對聽者來說也是一種溫故式學習”。
正如所預期的那樣，由于對《教育章程》細節(jié)的重視，李瑪諾和他的顧問團還指定了教材。副省會長必須確保頭兩年的課程應該限于前面所提的對話性經(jīng)典著作——“四書”和《書經(jīng)》，即一年半的時間學習《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尚書》?！渡袝肥恰拔褰?jīng)”之一，是有關(guān)中國遠古時期歷史事件的著作。但如果住院教長為學生購買“五經(jīng)”，學生可能忍不住去讀其他文章。盡管很謹慎，就像李瑪諾說的那樣，“這本書對我們意義不大”，《教育章程》倒是允許閱讀《易經(jīng)》，甚至允許以《易經(jīng)》為教材。但對于“五經(jīng)”中的其他書，即《詩經(jīng)》、《禮記》和《春秋》，他更是斷言，“這些文章對我們根本無用”，不能拿進課堂進行講授。
教學大綱所選的中國古籍表明：到17世紀20年代，傳教士已經(jīng)很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與本土學術(shù)傳統(tǒng)對接才能培養(yǎng)出成功的傳教士。選擇“四書”——當時每個學生必讀的著作——顯示了他們渴望精通標準的學術(shù)作品、哲學箴言和文化語境，因為它們是未來“目標教徒”的思想標尺。耶穌會指定使用的“四書”“通用注釋本”指的是17世紀被普遍使用的朱熹（1130—1200）的注釋本，這也進一步證明了他們試圖融入當時普通民眾的意圖。通過研讀典籍，這些具有較好邏輯和語言修養(yǎng)的傳教士可以向中國知識分子暗示，儒學（不談佛教和道教）跟天主教義吻合，都含有神的啟示。選讀《尚書》和部分《易經(jīng)》也體現(xiàn)了他們的實用原則。在《尚書》中，傳教士發(fā)現(xiàn)了早于基督誕生的中華文明，并與《舊約》或古典著作里的西方社會進行對比。更具體地說，他們發(fā)現(xiàn)了詞匯“天”和“上帝”，用來指稱對人類訴求做出回應的神靈。玄學文體的《易經(jīng)》，富于象征意義，提供了大量可與基督啟示作類比的材料，同時證明佛教誕生前，中國已經(jīng)知道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上帝。
《教育章程》規(guī)定的最后一個階段，是系統(tǒng)復習前兩年所學的典籍。從一個不同的角度進行復習，避免一代傳教士的誤解延續(xù)給下一代。正因為有如此擔心，《教育章程》的制定者規(guī)定，學生必須在非教徒的漢語老師的教導下再學兩年。一方面，當?shù)乩蠋熌軓漠數(shù)厝说慕嵌冉庾x真正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與外來人相比，他們可以更好地教授作文和寫作文體。這樣的老師并不難找，因為明末清初，特別是在江南地區(qū)，有很多賦閑的秀才和謀官的落第者。盡管李瑪諾規(guī)定，這些老師必須精通中國典籍，然而《教育章程》的這一部分內(nèi)容對老師提出的要求很低。明末的中國，要找具備讀“四書”、《尚書》、《易經(jīng)》并教授文體和作文的能力的老師并不難。
然而，雇傭一名中國漢語老師之前，傳教士會與之商定出一個互惠的合同以確保物有所值。付給漢語老師的報酬出自副省教會那點可憐的節(jié)余資金，這使得傳教士只能找那些既敬業(yè)又不嫌棄這點微薄工資的老師。關(guān)于付給漢語老師報酬的為數(shù)不多的資料中有一條顯示，1623年，年薪大約在16—18兩之間。如果有可能，他們當然更愿意聘請已被轉(zhuǎn)化的、學識高的教徒。一旦雇到漢語老師，住院負責人就有責任維護老師與傳教士學生的友好關(guān)系，并基于歐洲教學實踐向漢語老師傳授經(jīng)驗，這樣老師會享受教學活動，而“不會抱怨”。然而，有時想要把歐洲學校的日程安排強加到中國人的生活模式上，顯然也很難——比如，住院負責人在中國農(nóng)歷新年時，試圖阻止?jié)h語老師休長假去過節(jié)就很難奏效。
漢語老師的授課結(jié)構(gòu)和“葡萄牙”老師的類似。傳教士學生要按順序讀完“四書”和《詩經(jīng)》。每天兩小時的課程。漢語老師要解答學生理解過程中碰到的所有疑問，并詳述每個人物的重要性。目的是讓學生在儒學思想方面打下堅實的基礎(chǔ)，了解他們怎樣認識世界的形成、終結(jié)、人和靈魂的本質(zhì)以及中國哲學。通過從中國文人那里學習、探討這些主題，傳教士在轉(zhuǎn)化教徒的時候，能對相左的觀點作出更精準的辯駁。同時，要求漢語老師使用朱熹注解的“通用注釋”解讀“四書”，但也可以使用《四書集注直解》——這本書是由萬歷皇帝的首輔張居正（1525—1582）所著的通俗版本。學習此書，學生可以簡要地了解明朝幾乎同時代人眼中的國家正統(tǒng)。
漢語老師也負責訓練學生寫典雅的文章。《教育章程》不僅規(guī)定有兩周的文體寫作課，還具體指出不是教“八股體”——科舉考試文體的文章。傳教士試圖效仿文人學士是有度的。他們對應試技巧沒有興趣，也無意登上皇室的寶座。對他們來說，學習創(chuàng)作令人悅服的經(jīng)典作品更為重要，學習完這些課程后，他們會花大量時間編撰護教集，弘揚他們的天主教事業(yè)。教學過程中，漢語老師布置寫作論題，然后批改他們的作文。為了使學生充分了解中國社會的通訊形式，老師也教他們寫信，包括較短的便條和較長的書信。一旦他們結(jié)束漢語學習到達指定的住院，這種處理公共事務的技巧便進一步促進了他們的傳教工作，他們已可以游刃有余地與社會上層打交道了。
李瑪諾和他的顧問團的討論，是設(shè)定《教育章程》規(guī)定的課程是培養(yǎng)歐洲耶穌會士和澳門助理的。雖然，助理們被賦予了語言指導的職責，《教育章程》最后卻羅列了一系列額外的職責。而傳教士們需要自己學習和銘記所學的內(nèi)容，助理要熟記“四書”和《詩經(jīng)》，每天背誦老師所教的內(nèi)容。按照計劃，這些學生在第二年的暑假，便訓練講解護教著作的部分內(nèi)容，以使“他們至少可以用漢語對詢問的人作答”。
為了更好發(fā)揮他們作為助手的作用，助理向受過培訓的傳教士請教如何跟中國教徒問答唱和。這種學習在第三年的假期，也就是漢語老師開課期間開始。根據(jù)《教育章程》，問答的內(nèi)容非常重要，目的是讓傳教士們確切地了解中文的措辭。16世紀20年代，耶穌會士闡述教義時措辭不當會引發(fā)爭端，這迫使指導老師要明確指出那些詞是“避諱使用的，因為它們違背某個事實”。最后，每個學生要學習的是，在潛在教徒臨死之際沒有時間完美地一問一答時，如何進行簡短地問答。由于具備像傳教士一樣的語言能力（當然布道講經(jīng)不能比），助理就成了副省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為了能更流利地表達，傳教士每兩周在住院向當?shù)鼐用裰v道一次，傾聽當?shù)亟掏降膽曰凇６碜龅膭t是更枯燥乏味的教義傳授工作，因為隨著17世紀的發(fā)展，傳教士越來越?jīng)]有時間做這些常規(guī)的工作。
作品簡介
《東方之旅》， [美]柏理安 著，毛瑞芳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
這是世界歷史偉大的交匯之一：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歐洲傳教士在近代首次直面中國文化。柏理安探索了這一“東方之旅”，他重新回溯了從葡萄牙航行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走過的道路。這些傳教士們相信，僅僅憑著堅定的信念和神的幫助，他們就能將中國人變成基督徒。此書以將耶穌會傳教士視為文化使者的視角，展示了這些歐洲傳教士當初是如何付出極大的努力學習漢語和中國思想，從而將羅馬天主教翻譯到中國文化的框架之中并最終俘獲基督徒的。
這部關(guān)于自1579年到基督教被禁止的1724年間耶穌會傳教活動的首部敘事史，也是首先使用在里斯本和羅馬發(fā)現(xiàn)的大量相關(guān)文獻的一部作品。這個故事跨越幾個大陸并穿越幾個世紀，揭示出真正的東西方早期碰撞中政治、文化、科學、語言學及宗教因素交織的復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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