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東部亞洲海域中的人、物、圖”會議紀要

2023年12月4日，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辦的“明清時期東部亞洲海域中的人、物、圖”國際學術研討會順利閉幕。來自日本、荷蘭、美國、法國以及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中國內(nèi)地各高校、研究機構共近40名學者參加了本次為期三天的研討會并發(fā)表了相關研究成果。

2日上午，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章清教授主持開幕式，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創(chuàng)院院長、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先生，東京大學前副校長、國際高等研究所所長羽田正教授和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會長李慶新研究員分別致開幕辭。

葛兆光教授在致辭中闡釋了本次研討會主題中“東部亞洲海域”“明清時期”“人、物、圖”三組概念。首先，自明代以后東海和南海幾乎是連成一片的歷史空間，北起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南至爪哇、帝汶，各地區(qū)間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聯(lián)系已非常緊密，且明清朝貢體制里的冊封國以及繁榮的海上交通與貿(mào)易都來自這片地區(qū)。明清鼎革后，中國與中亞、西亞聯(lián)系逐漸困難，經(jīng)濟上更加依賴東南地區(qū)，盡管清代重新整頓西北，但實際上中國歷史的中心已不可逆轉地面向大海。但目前的歷史研究大多還是把東北亞和東南亞分開、東海和南海隔開，本次會議所用的“東部亞洲海域”這一概念正是想表示，未來對這一區(qū)域的研究應該把環(huán)東海、南海的歷史連成一個整體考慮。第二，在全球的相互聯(lián)系中，有五個因素最為重要——戰(zhàn)爭、移民、貿(mào)易、語言、宗教。從“人、物、圖”三個角度切入，可以大概呈現(xiàn)出東部亞洲海域的相互聯(lián)系，而對這種聯(lián)系的重視，可以使得歷史研究超越國界，重新理解更大區(qū)域的歷史。第三，盡管很多學者認為蒙古時代是世界史的開端，但從海洋上來看，東部亞洲海域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大概是從明代開始的，全球也聯(lián)系得更為緊密。這就是本次學術研討會之所以以“明清時期東部亞洲海域的人、物、圖”為主題的原因。

羽田正教授在致辭中回顧了過去15年中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共同推動全球史、區(qū)域史研究的歷程，并對東部亞洲海域這一地理空間進行了說明，強調以東部亞洲為歷史空間是一種積極的嘗試和實驗，突破了國別史的限制，是在超越國界的一個公共空間當中來進行區(qū)域史研究的。從與背景不同的各國研究者的交流中，可以了解到彼此間的差異，并思考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體會這種差異產(chǎn)生的背景，并與自己的觀點進行對話。這也正是國際合作研究的意義。

李慶新研究員首先對本次研討會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李慶新指出，以往有關東亞、東南亞海域的研究往往是分開進行的，而如今，東北亞、東亞、東南亞海域均納入東部亞洲海域這一范圍之內(nèi)，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其前景將得到進一步擴展。近年來，隨著全球史、海洋史和區(qū)域史的興起和發(fā)展，東部亞洲海域的歷史研究也得到了學界更多的關注，逐漸成為學術的主流，多學科的交叉和國際性的合作也成為發(fā)展這一領域歷史研究的重要取向和潮流。國際知名的學者和青年精英學者紛紛參與此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毫無疑問可以對東部亞洲海域這一區(qū)域歷史研究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樣也會促進其他區(qū)域的區(qū)域史研究以及全球史研究的未來發(fā)展。

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環(huán)節(jié)分兩段進行，分別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李星明研究員和鄧菲研究員主持。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系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教授的題目為《清朝統(tǒng)治經(jīng)驗對范·霍恩父子的啟發(fā)》，探討時任印度理事會（Council of Indies）長官的范·霍恩（Van Hoorn）父子如何借用他們所了解到的清朝的經(jīng)驗，來維護其在殖民地的管理。166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發(fā)覺其在亞洲殖民地所面臨政治危機時，指派彼得·范·霍恩（Pieter van Hoorn）處理亞洲事務。在從福州到北京的出使途中，霍恩通過對中國的政治結構、經(jīng)濟網(wǎng)絡以及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觀察，仿效清朝建立養(yǎng)病院、學校等社會機構，為其在荷屬殖民地對地方和人員進行管理積累了經(jīng)驗。對中國深入切實地了解并借鑒其經(jīng)驗，是范·霍恩父子二人有效治理殖民地的重要因素，并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相互交流和理解。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夏伯嘉教授演講的題目是《合流與交融：明清時期海洋保護神圣母瑪利亞與媽祖的相遇》，介紹了現(xiàn)今香港、澳門、臺灣、福建、廣東等地區(qū)的媽祖信仰以及媽祖廟的情況，梳理了明清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qū)媽祖信仰的歷史文獻記載和民間傳說：包括媽祖與鄭和船隊、媽祖與倭寇以及媽祖信仰如何在船只空間上得以進行的相關史實，最后夏伯嘉強調了來到亞洲的西方人的圣母瑪利亞信仰與媽祖信仰時有含混的認知情況。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榮休教授錢江以《馬六甲的中國商賈》為題發(fā)表主題演講。錢江指出，轉口港和轉口貿(mào)易在促進亞洲海上商品、技術和文化交流上有著重要作用，而位于國際貿(mào)易航線上的馬六甲不僅覆蓋了“馬來-印尼群島”內(nèi)部的貿(mào)易網(wǎng)絡，還構成了與華南地區(qū)有著重要聯(lián)系的印度洋貿(mào)易世界的一部分。而中國與馬來半島的接觸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一世紀初，且在16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中國商人就積極與馬來半島原居民展開貿(mào)易。隨著馬六甲成為該地區(qū)重要的港口城市，中國商人（尤其是來自閩南和廣東地區(qū)）開始在當?shù)厣鐣渎额^角，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來到馬六甲，逐漸將該港口城市納入其區(qū)域的海上貿(mào)易網(wǎng)絡。錢江通過對中文文獻、馬來傳說以及西方記載的整理，探討了馬六甲中國商賈的早期商業(yè)活動，并指出馬六甲的商貿(mào)網(wǎng)絡能夠在15世紀迅速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明朝的鼓勵和支持；同時也對馬六甲華人旅居社區(qū)的發(fā)展及該港口城市與東部亞洲海域其他地區(qū)的貿(mào)易聯(lián)系作了討論，指出馬六甲華商的領導權一直被掌握在閩南人手中，且馬六甲崛起以后的國際貿(mào)易，在結構上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東南亞與中國的帆船貿(mào)易也與以往有了很大區(qū)別。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的木津祐子教授以《明末東亞海域的跨境人：作為文學題材的倭寇》為題發(fā)表主題演講。收錄于《古今小說》中的《楊八老越國奇逢》以倭寇故事為題材，其故事大約發(fā)生于元朝至大至泰定年間。木津教授指出，雖然這一時間背景為虛構，但該故事中有關倭寇的這部分的史實和傳聞在一定程度上是忠于事實的。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點，木津祐子從《籌海圖編》《日本一鑒》《日本風土記》等“倭寇史料”所展現(xiàn)的語言文化出發(fā)，梳理了明末時期日中民間相互交流以及頻繁作用的情況，并對浙江至福建一帶的地域性來往加以探討，為此次會議呈現(xiàn)出往來間明末“跨境人”之貌。

東北師范大學亞洲文明研究院趙軼峰教授發(fā)表了題為《羅芳伯與18世紀婆羅洲華人移民社會》的主題演講。首先，趙軼峰對為什么會選擇羅芳伯作為研究主題進行了說明，并對史實和學術史作了回顧。羅芳伯于18世紀后移民婆羅洲后，基于商業(yè)經(jīng)營擴展社會勢力，在原住民社會沖突的背景下，建立起“蘭芳公司”這一政權。該政權并未采用中國傳統(tǒng)君主政體，而是以一種非世襲的類似“共和”的體制存續(xù)了一個多世紀。在對羅芳伯以及蘭芳公司史事重新梳理之后，趙軼峰指出：18世紀中國華南社會海外移民不僅規(guī)模宏大，還在移居地區(qū)形成了類似于或屬于國家形態(tài)的社會共同體，這是一種全球化早期亞洲地區(qū)內(nèi)里發(fā)生的主要依據(jù)商業(yè)和社會邏輯的、相對和平的殖民形態(tài)?！疤m芳大總制”并不是蘭芳公司自身宣稱的政權名稱，也不是其領導者稱號，而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頒授給該公司第六代領導人劉臺二的稱號。蘭芳公司體制似乎提示，在西方逼近中國以前，中國政治文化中也可能包含與共和政治契合的因素。這種契合與華南社會傳統(tǒng)、宗族社會關系、商業(yè)組織關系之間究竟存在何種關聯(lián)，值得學界做更多探討。

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田中和子教授的主題演講題為《前近代東亞的人物圖像與他者認知：以日本〈萬國人物圖〉為中心》。田中和子以對各國的人物形象、社會風俗和地理情況有著基本描述的《萬國人物圖》為材料，通過對江戶時代以來該圖的各種形式的對比分析，以及對供需雙方（即出版商和讀者）間、繪制方和書寫方與被繪制和被書寫方間的關系的研究，來分析日本人是如何看待外國人以及外國文化的，近世以來日本人對他者的認知是否存在變化，而這種對他者的認知及認知的改變方式究竟是日本獨有的還是整個東亞地區(qū)所共享等問題。

在隨后的討論環(huán)節(jié)，布琮任同夏伯嘉在道教與華南地區(qū)出海儀式的問題上進行了補充討論；黃小峰就倭寇的紋身形象向木津祐子教授發(fā)問，木津祐子也借用《后漢書》等史料作出回應；董少新則提出，葡萄牙與荷蘭各自的甲必丹制度或可作一對比，錢江、包樂史對各地甲必丹與政府之關系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與會學者還就琉球商人與貿(mào)易網(wǎng)絡、海上民族與宗教的互動關系等問題展開交流。

2日下午及3日，與會學者分成“人”、“物”、“圖”三組先后發(fā)言，向大家展現(xiàn)出明清時期東部亞洲海域中各因素有機互動的圖景。第一、二場報告會以“東部亞洲海域中的人”為主題，分別由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杭行副教授和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的陳博翼副教授主持。

韓國東國大學文化學術院南玟玖研究教授作了題為《萬歷年間明與呂宋之間的關系：以壬辰戰(zhàn)爭時期為中心》的報告。南玟玖通過中西史料的對讀，討論了壬辰戰(zhàn)爭時期明朝官員出使呂宋的事件始末。除壬辰戰(zhàn)爭的背景外，南玟玖還考量了1593年西屬菲律賓總督戈麥斯·達斯馬里尼亞斯（Gómez Pérez Dasmari?as）被華人水手刺殺一事，菲律賓當局為此派使來華交涉。隨后，福建巡撫許孚遠遣使馬尼拉，以圖招撫流寓呂宋的華人，并刺探當?shù)貙θ毡镜膽B(tài)度。使者黃文英到達馬尼拉后，還建議繼任總督路易斯·達斯馬里尼亞斯（Luis Pérez Dasmari?as）與明朝進行軍事協(xié)作。路易斯拒絕此提議，但強調愿繼續(xù)與中國進行貿(mào)易。南玟玖認為，路易斯的表態(tài)與萬歷二十一年（1593）明朝因壬辰戰(zhàn)爭而推行的海禁有關。通過對比1595年路易斯的會計報告與許孚遠《敬和堂集》中收錄的奏疏，可揭示禁海令對閩商、流寓華人的影響以及1594年重新開海后中菲貿(mào)易的復興。南玟玖認為，壬辰戰(zhàn)爭期間的明呂交涉中既反映出在日本威脅下明、呂雙方對彼此的猜忌，也反映出福建和馬尼拉雙方對互通貿(mào)易的重視。

臺灣“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劉序楓研究員以《清初東亞海域往來海商事跡考：以朱佩章的活動經(jīng)歷為中心》為題作了報告。劉序楓首先鋪陳了1715年“正德新例”所推行的信牌制度和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這兩大歷史背景，并介紹此背景下江戶幕府對清代知識的獲取。憑借信牌的貿(mào)易限制，江戶幕府得以對赴日商旅進行篩選，以獲取其需要的商品，或招徠醫(yī)師之類的專門人才。出于德川吉宗的個人興趣，有關馬術、醫(yī)學的中國書籍便借此大量流入日本。另一方面，在東亞形勢漸趨安定的背景下，18世紀的風說書漸流于形式，與之相比，通過唐人問答而撰成的著作涉及典章制度、本草、醫(yī)學等方面，為日本提供了更為詳細的清朝知識?；诤Ｉ讨炫逭碌拇饐栕傻摹肚宄绞隆繁闶瞧渲械淅?。朱佩章的兩位弟弟均是醫(yī)師，與日本往來頗密。借此紐帶，他在1725年隨弟弟朱來章赴日，隨后接受幕府儒者的詢問，《清朝探事》因此成書，朱佩章也因此貢獻獲賜信牌。幕府對朱佩章的選擇其來有自，透過朱佩章的自傳體著作《偶紀》可知，他早年隨為官的舅父、繼父四方游歷，由此積累下對清代官制、商貿(mào)、物產(chǎn)的豐厚知識。劉序楓總結道，在正德新例與享保改革的背景下，清初朱氏家族從醫(yī)、經(jīng)商經(jīng)歷所帶來的海外聯(lián)系和豐富知識，使朱佩章成為了德川吉宗時期幕府咨問的理想人選。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藝術史系文詩景（Thijs Weststeijn）教授的報告題目為《作為清帝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居間者的湯若望》。在荷蘭獨立戰(zhàn)爭的背景下，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方攻占了數(shù)處伊比利亞人的殖民據(jù)點。隨著與葡萄牙人的競爭，荷蘭人還試圖將勢力擴張到中國，但遭到挫敗。文詩景指出，在阻礙荷蘭人進入中國的因素中，耶穌會士湯若望的角色值得關注——他兩度破壞了荷蘭人進入中國的計劃。據(jù)湯若望的回憶錄，在1622年荷蘭艦隊進攻澳門之時，他就在當?shù)貐f(xié)助葡萄牙人組織抵抗。雙方再度狹路相逢是在明清易代后，其時已入清廷任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的湯若望接待了到訪的荷蘭使團。荷蘭使團和耶穌會士雙方的記載都表明，湯若望在中國人面前極力批評荷蘭人。講述湯若望在中國對荷蘭人的阻撓后，文詩景又對湯若望形象在荷蘭的流傳進行討論。湯若望初為荷蘭公眾所知，是經(jīng)由報紙對“歷獄”的報道。爾后，荷蘭作家馮德爾（Joost van den Vondel）在其劇作《崇禎》（Zungchin）中，將湯若望塑造為明朝覆亡的旁觀者，使他的形象更為荷蘭人熟知。在朗誦該劇本中崇禎斬女橋段的臺詞后，文詩景總結道：明朝的衰亡與哈布斯堡帝國的解體或可共置于“小冰期”的視閾中考量，而當雙邊的目光聚焦到湯若望時，我們既能看到歐洲的事件對他在中國活動的影響，又能看到歐洲的文化生產(chǎn)對中國事件的反映。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所的李毓中副教授以《讓史料與數(shù)據(jù)說話：東亞海域“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再深化》為題作了報告。李毓中首先介紹了近年來海內(nèi)外不同學術團隊圍繞“太平洋絲綢之路”所開展的研究計劃，接著指出，要了解這一跨太平洋貿(mào)易的結構，16至17世紀編纂的《印地亞斯法典》（Recopilación de Leyes de los Reinos de Indias）可提供豐富的歷史信息。該法典反映了西班牙母國的法律人士及政要對太平洋兩端殖民統(tǒng)治的想象。該法典在跨太平洋貿(mào)易中的地區(qū)交流、商品流通、船隊規(guī)模等方面都設下限制，透過這些律令，可管窺這一跨洋航線對整個西班牙帝國的意義。西班牙對跨太平洋貿(mào)易的考量更重統(tǒng)治而非逐利，正如法典所追求的是對殖民地之間的平衡與穩(wěn)定的維系。李毓中又介紹了印地亞斯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的會計檔案（Contaduría）,并就如何利用其數(shù)據(jù)進行研究做了例舉。例如，利用檔案中的稅收數(shù)據(jù)，便可反推某時段中前往馬尼拉的商船數(shù)量的變化趨勢。最后，李毓中以利用司法檔案追索歷史細節(jié)為例，提出深化“太平洋絲綢之路”研究的可行方向，并呼吁加強國際合作，匯集各方力量投入到研究團隊和數(shù)據(jù)庫的建設。

文萊大學亞洲研究所李焯然資深教授提交的報告題為《黃森屏與文萊的歷史》，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朱溢研究員代讀。李焯然首先對《明史·渤泥傳》中的部分記載進行辨誤，指出永樂年間來華朝貢的渤泥“國王”并非真正的蘇丹，而應是華人黃森屏。隨后，李焯然通過對照雙邊史料，針對流行于中國的數(shù)種有關黃森屏的歷史敘述一一加以辨正。他指出，諸如明朝依黃森屏遺愿撤出南洋、黃森屏之女繼承文萊王位、黃克孫回文萊后成為新國王等說法均是缺乏史料依據(jù)的訛傳?？偠灾?，李焯然認為，華人在婆羅洲歷史上確有一定影響，但不可一廂情愿地夸大文萊王室中的華人因素。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中，夏伯嘉指出，墨西哥學界對跨太平洋航線的研究頗值得關注，亦向李毓中提問美洲史料中所記載的“華人”的問題。李毓中在回應中介紹了墨西哥學者對美洲銀礦的研究，而“l(fā)os chinos”（中國人）一詞在美洲實為泛指，并不完全對應華人族群。包樂史提示文詩景，可參考瑞士士兵利邦（Elie Rippon）的回憶錄，為澳門保衛(wèi)戰(zhàn)提供更多細節(jié)，他又對李毓中所提到的西班牙帝國對太平洋貿(mào)易的限制做出補充，認為此種限制除為穩(wěn)定統(tǒng)治外，亦是為保障美洲白銀更多地流向歐洲而非亞洲。劉小朦就江戶幕府招募醫(yī)師的方式、《質問本草》的知識來源等問題向劉序楓提問，劉序楓回應稱，幕府主要是利用商人、以重金為誘招徠醫(yī)師，并對劉小朦所持《質問本草》假托琉球作者的看法表示認可。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歷史及文化學系杭行副教授作了題為《鄚玖統(tǒng)治下的港口國（1708年至1735年）》的報告。杭行首先從三方面鋪陳鄚玖統(tǒng)治河仙的歷史背景：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粵西龍門部隊的楊彥迪、陳上川等部南下到湄公河三角洲；自1672年起，廣南阮主所受的北方壓力漸弱，得以著力向南擴張；同時，柬埔寨王位繼承問題引起紛爭，各派勢力在爭斗中分別向廣南、暹羅和龍門部隊求援。鄚玖正是在這一復雜背景下來到柬埔寨，在王室支持下落腳河仙后，又為擺脫柬王的控制而向廣南稱臣。隨后，杭行通過分析鄚玖與各方勢力的聯(lián)系來探討他在河仙的統(tǒng)治根基。從鄚玖對歸仁十塔寺與河仙三寶寺的資助上看，鄚玖與臨濟宗僧人有著密切交往。以吳川陳氏族譜對校越南史書對陳上川后代的記載，又能揭示河仙鄚氏與龍門部隊的姻親聯(lián)系。番禺西園詩社成員與河仙的往來，則反映出鄚氏與廣東士紳的交集。杭行認為，鄚玖通過上述交往將河仙打造成一明遺民的海外聚所，且該中心具有非排他性，仍與清朝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

暨南大學歷史系張廷茂教授的報告題目為《16-18世紀澳葡人口中的“已婚者”》，通過梳理多位海外學者對葡屬印度“已婚者”（casado）的定義，張廷茂歸納出葡印政府眼中這一群體的特征：他們是葡印政府管治下的定居者，且是已婚的一家之主。以該特征為標準檢視16至18世紀澳門的人口記錄，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不同年份官方和私人的記載中，人口數(shù)與“已婚者”所代表的戶數(shù)并行存在，時而僅記一項、時而兩者并記。因此，針對晚近部分中國學者將澳門葡人人口記載一概視作“已婚者”數(shù)據(jù)的學術觀點，張廷茂羅列出原文證據(jù)加以商榷。他最后強調，應按原始文獻的面貌對澳門的人口記載進行表述，不應將葡屬印度的“已婚者”概念生硬套用到不同來源的人口記錄中。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董少新研究員以《16-17世紀東亞海域與西洋》為題，談了他對西洋諸國進入東亞海域這一歷史的九點思考。其一，西洋諸國到東亞海域后，是加入或繼承了該海域原有的貿(mào)易網(wǎng)絡，而非建立新的網(wǎng)絡；以亞洲貨物為主的轉口貿(mào)易是西洋人在東亞海域貿(mào)易的重要形式。其二，西洋諸國的到來對東亞海域固有的多圈層朝貢貿(mào)易體系產(chǎn)生了沖擊，此種沖擊或可被視作該體系解體的開始。其三，東來的西洋諸國成為東亞海域商人的競爭者和合作者，游離于王朝統(tǒng)治外的各國私商與西洋人聯(lián)系緊密，多方聯(lián)動成為該時期東亞海域的顯著特征。其四，西洋諸國與東亞海域諸國的關系存在不同模式，既有訴諸武力的征服，也有相對平等的交流。其五，東來的西洋諸國是競爭乃至敵對的關系，荷蘭與西班牙、葡萄牙在東亞海域的沖突是其在歐洲的戰(zhàn)爭的延續(xù)，也包括圍繞東亞利益而起的新爭端。其六，從東、西兩個方向前來的西洋人將歐洲、美洲、非洲與東亞海域聯(lián)系在一起，使該區(qū)域進入到全球體系之中。其七，除諸如美洲白銀造成的物質影響外，天主教、西學和火器技術的東傳也對東亞海域的格局產(chǎn)生重要影響，東亞海域由此進入到熱兵器時代。其八，16至17世紀進入東亞海域的西洋諸國商人多受到政府的鼓勵、保護和支持，所從事的貿(mào)易具有壟斷性質，“自由貿(mào)易”在這一時期還是個“神話”。其九，不能以西方中心的“沖擊-反應”論來解釋西洋人進入東亞海域的歷史意義，東亞海域在歐洲近代化進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需得到更多揭示。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員王鑫磊副研究員的報告題為《朝鮮王朝將領林慶業(yè)與明清易代之際的平安道治理》。林慶業(yè)是朝鮮王朝仁祖時期的將領，在簡述其生平和戰(zhàn)功后，王鑫磊將報告聚焦于林慶業(yè)在其出生地平安道任職的經(jīng)歷。平安道地處朝鮮西北邊境，與明朝、后金往來緊密，時因鄰近的明朝東江鎮(zhèn)兵變，該道形勢進一步復雜化。林慶業(yè)在此背景下受命往任平安道中軍，甫一上任，便著力處理椵島問題，先是獻計為平安監(jiān)司閔圣徽赴該島與劉興治交涉提供了保障，又出手了打擊椵島的情報網(wǎng)，并處理了朝鮮軍官殺害椵島明朝士兵的案件。此外，在內(nèi)政方面，林慶業(yè)任內(nèi)監(jiān)督了該道范圍內(nèi)四座山城的建設，同時堅決反對當時朝中棄防該道北部的主張，積極推進在北部的防御工程建設。后一主張引發(fā)的矛盾也使林慶業(yè)最終被彈劾，離開了平安道。最后，王鑫磊指出，諸如明朝劉興治在椵島與朝鮮的關系、朝鮮在后金壓力下對平安道北部的守棄之爭等問題，都應放入到跨越國別的區(qū)域史角度加以考量。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尹敏志博士后發(fā)表的題目為《“被擄”抑或“行劫”：明初東亞海域的奴隸貿(mào)易與被擄人》。元末明初，隨著倭寇與朝鮮、中國海寇合流，中國被擄人流散海外的情形增多，朝鮮的富山浦則成為一處奴隸交易市場，東亞海域奴隸貿(mào)易體系形成。該體系中的主體身份復雜，作為主要經(jīng)營者的日本人自身也有被擄的風險；中國既是奴隸的供應地，個別華人又是奴隸貿(mào)易的主體；朝鮮既是奴隸的供應地又是出售地。利用在靜嘉堂藏書紙背發(fā)現(xiàn)的溫州府“聲息”文書，尹敏志分析了溫州衛(wèi)遣送被擄人時對其背景進行繁瑣調查的過程，并指出這或可佐證東亞海域奴隸貿(mào)易中行劫者佯稱被擄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明朝主要通過朝鮮的協(xié)助來解救被擄人，高麗在明初送還被擄人和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之初細致遣送被擄人的行為，均頗有將被擄人作外交籌碼的意味，并為朝鮮的情報工作形成掩護。尹敏志最后總結道，東亞海域奴隸貿(mào)易呈現(xiàn)出與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不同的多線發(fā)散型結構，“行劫”與“被擄”主體的混雜，促使明初衛(wèi)所遣送被擄人時需經(jīng)繁復的程序。而就明初朝鮮送還被擄人的情形看，陸地上的外交變動，又左右著海上被擄人的命運。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中，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康昊副教授指出，尹敏志報告中的“時羅沙彌”可能并非僧人，“沙彌”亦可指稱俗家弟子，尹敏志表示認可。夏伯嘉指出，王鑫磊、尹敏志在報告中提到的邊境問題提示我們在關注海洋的同時也應考慮陸地視角。趙軼峰就永樂之后東亞海域奴隸貿(mào)易式微的原因向尹敏志發(fā)問。尹敏志回應稱，這一方面與日本漸趨統(tǒng)一帶來的穩(wěn)定局面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方國珍、張士誠的勢力被平定相關，不少由其余部組成的“倭寇”勢力在此時段被剿滅，這兩方面使得中國沿海秩序得到恢復。宋念申對董少新報告中的第四點思考提出建議，認為歐洲人未對中、日進行征服可能是因該時期的殖民仍關注港口而非領土占領。錢江則指出，“全球貿(mào)易體系”的提法或需再慎重考慮。董少新向兩位學者回應道，報告中第四點思考的表述更重在強調此時期中、日兩國與歐洲人的勢力對比，而將東亞海域進入“全球貿(mào)易體系”的時段定在16世紀，是因該區(qū)域直到此時才與美洲達成實質聯(lián)系。

第三、四場報告會以“東部亞洲海域中的物”為主題，分別由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布琮任（Ronald C. Po）副教授和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副研究員劉小朦主持。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的宋念申教授討論了《兩幅地圖的全球史》，一幅是17世紀初的《塞爾登中國地圖》，另一幅是18世紀中葉的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亞洲圖·第二部分》。二者同樣關注中國南海這一區(qū)域，兼有東西方海圖繪制特色，但在海陸問題上各有側重：前者又稱《東西洋航海圖》，其繪制者可能為東南亞華商，繪圖時以海洋為中心，體現(xiàn)了聯(lián)通中國南海、印度洋與歐洲海域的早期全球化航海視野；后者則是路易十四與卡西尼家族聯(lián)動中、法、俄等多國力量進行帝國構建工程中的一部分，相對而言更加關注國家的領土形態(tài)，深描領土輪廓且對位置之處予以留白。借由兩幅地圖的對比，學界可以從中窺見早期全球化時代地理空間觀念的某種演進和變化。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朱莉麗研究員的報告題目為《技藝的跨境：朝鮮王朝對日本劍術的受容》。朱莉麗從實踐與知識兩個層面研究了東亞武學知識的跨文化傳播與改造：由于朝鮮士兵在短兵器技能上的欠缺，壬辰戰(zhàn)爭期間朝鮮王朝開始了通過降倭引進日本劍術的過程，戰(zhàn)后也繼續(xù)下送軍官去朝日交流的窗口東萊學劍或派軍校隨通信使赴日學劍。盡管朝鮮王朝內(nèi)部存在一些阻礙日本武學知識流通的因素，例如視短兵器為末技的思想、傳統(tǒng)武學的慣性以及對降倭的排斥，但是日本武學還是融入了朝鮮武藝的知識系譜之中。在18世紀朝鮮王朝編纂的武學書籍中存在著中、日、朝三國武學知識的相互借鑒與融合，體現(xiàn)了東亞各國之間的知識環(huán)流。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的陳博翼副教授所作的報告是他與博士生王雯合寫的《西太平洋的外來者——巴羅〈1792—1973交趾支那行紀〉第九章譯介解說》。馬戛爾尼使團的審計官巴羅爵士在到達中國之前曾于越南停留，見證了輝煌不再、遭受西山起義蹂躪的會安地區(qū)，留下了《1792—1793交趾支那行紀》（A Voyage to Cochinchina, in the Years 1792 and 1793）這一珍貴記錄，其中第九章介紹了與越南南部（交趾支那）與周邊地區(qū)的地理界限、城市港口、當?shù)匾娐労蜌v史情況。巴羅在記述中的視野不局限于越南，而是以越南、東南亞和東亞等區(qū)域作為大背景，以大英帝國為本位思考其間的利害關系。陳博翼認為，這有利于我們用來研究18世紀西歐人的海外殖民與知識體系建構、東南亞社會的描繪和“現(xiàn)實”。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丁晨楠副研究員以《17—19世紀中期朝鮮與清朝的海上民間貿(mào)易》為題，指出這一時期的中朝海上民間貿(mào)易并非如學界所認為的那樣趨于衰微，而是持續(xù)活躍，并且朝鮮實際上也逐漸深入到了全球貿(mào)易網(wǎng)絡之中。

復旦大學歷史系青年副研究員劉小朦的報告題目為《圖像之“用”與“無用”：〈質問本草〉與十八世紀東亞海域的博物學交流》?！顿|問本草》作為18世紀東亞海域本草知識交流的代表性作品，近年來備受學界關注，而劉小朦則通過《質問本草》三個版本的對比進一步推進了該項研究，得出以下三個重要結論：第一，《質問本草》是日本薩摩藩通過琉球使臣在中國的官員、儒醫(yī)與采藥人等群體中進行的本草信息搜集工程，旨在將中國本草知識轉移到日本；第二，該書圖像是在信息交流中逐步修改確定的產(chǎn)物；第三，在中國人識別草藥的過程中，草藥的氣味與文本知識遠比圖像重要，而日本草藥學中的認知型圖像卻具有較為突出的地位，這可能意味著近代早期中日博物學在認知層面出現(xiàn)了分流。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中，劉序楓建議丁晨楠在研究朝鮮商船的走私情況時可以比較一下中朝雙方史料中的漂流船數(shù)目，或許可以清理出一個新的走私情況。丁晨楠回應道，朝鮮當局抓捕的主要是回程的朝鮮船，但一般不攔截清朝船只，同時朝鮮地方的貴族也會庇護當?shù)卮慌c清朝貿(mào)易。陳博翼進一步補充稱，朝鮮海上走私貿(mào)易在各地存在著官、商、民盤根錯節(jié)的利益勾結，可以在豐富的地方史料中找尋。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chǎn)學院的王日根教授報告了他與博士生江俊皓合寫的《清至民國長江入?？谏持尢疂q及其開發(fā)——以江陰常熟為中心》。該報告的視角從海洋轉而集中到了不斷游移的陸海邊界。伴隨著清代“海勢東遷”進程的加快，長江口區(qū)域的沙洲坍漲更加劇烈，總體趨勢是漲多于坍。長江口江陰常熟段的沙洲在清末至民國初年的情況較為穩(wěn)定，還逐漸顯現(xiàn)出向南岸歸并的趨勢。所謂的海禁政策并未像后人想象的那般阻礙沿海百姓的生活，反而不斷有人前往沙洲開墾維持生活。由于沙洲本身抵御天災人禍的能力較差，加上官方的行政干預也相對薄弱，沙洲百姓還走出了一條商品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與不同副業(yè)相結合的道路，更加充分的開發(fā)了沙洲地區(qū)。

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布琮任副教授以《大英圖書館特藏的清代海圖》為題作了報告。遠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英國人就開始持續(xù)性地采集中國藏品。大英博物館曾通過種種渠道獲得大量中國地圖，1973年大英圖書館成立后，部分地圖便被整理收藏于館內(nèi)的地圖部與印度檔案部。上述地圖很快引起學界的注意，但海圖則因其市場較小等原因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布琮任則以“臺州府太平縣海洋全圖”等海圖為例，指出海圖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第一，海圖中內(nèi)洋與外洋的明確界限及其管制邏輯，有助于“視覺化”清帝國的海防思想，彌補模糊的文獻記載；第二，清代軍用海圖存放于大英圖書館的這一現(xiàn)象，其背后的搜集淵源與歷程本身就是一段值得探索的全球史。

中國航海博物館葉沖副研究員作了題為《水上百業(yè)：長江下游及江南水鄉(xiāng)地區(qū)的傳統(tǒng)舟船》的報告。葉沖將長江下游及江南水鄉(xiāng)地區(qū)的傳統(tǒng)舟船分為四類：一、客運業(yè)，包括江河渡船、固定航船、官民客船、游船畫舫；二、貨運業(yè)，包括沿海運輸船、內(nèi)河雜貨船、專門貨物運輸船和農(nóng)用運輸船；三、漁業(yè)，包括漁業(yè)漁法船和雜式漁法船；四、其他類，包括官務與公共職能船、民業(yè)專用特色船、民間文體娛樂船。在上述細致扎實的分類研究的基礎之上，葉沖進一步指出：學界通常認為傳統(tǒng)舟船在新式輪船引入中國之后便趨于衰落，總體趨勢確實如此，但在輪船難以引入的地區(qū)，傳統(tǒng)舟船反而因為經(jīng)濟交流的大發(fā)展迎來了又一個春天，同時支撐起了上海、寧波、蘇州等大城市的生產(chǎn)生活。

中國航海博物館趙莉副研究館員的報告題目為《19世紀前期上海港題材洋畫初探——以〈中國通商圖〉中的石版畫〈1840年的上?！禐槔贰Ｎ闹刑峒暗氖娈嬕娪谥袊胶２┪镳^館藏文獻《中國通商圖》（又名《遮打插畫集》[Charter Collection: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 Kong, Macau, 1655-1860]），圖像中呈現(xiàn)出被放大的山脈與現(xiàn)實中的上海形象截然不同。經(jīng)研究后發(fā)現(xiàn)，該石版畫的原始出處是克萊頓（B. Clayton）在《中國與印度歷史》（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India）一書中繪制的中國口岸圖像，而克萊頓又是根據(jù)“Piqua”的原作而繪制。“Piqua”其人，很有可能是清代廣州外銷畫畫家中的一員，他們所繪制的廣州、香港、澳門等華南口岸，的確有山體環(huán)繞的典型特征。從中可見，在五口通商之前，西方人對于上海認知匱乏，更多是基于廣州等華南口岸城市形象之上的想象。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中，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丁雁南教授向布琮任提問，希望了解中國海圖與西方傳統(tǒng)的“sea chart”的異同。布老師回應道，二者在制造、使用和傳承上均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例如，歐美歷史上的“sea chart”在18至19世紀已經(jīng)發(fā)展為一門極其成熟的學科并有相關記載，但是中國海圖則沒有完整的傳承文本。劉序楓向趙莉提問，在地方志的城池圖之外，是否還存在本國人繪制的上海圖像？趙莉回應稱，她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此類圖像是清代道光年間曹史亭繪制的界畫《鳳樓遠眺》。

第五、六場報告會的主題為“東部亞洲海域中的圖”，分別由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張長虹教授和法國雷恩第二大學中文系羅思德教授主持。

法國雷恩第二大學中文系的羅思德（Cédric Laurent）教授作了題為《再論唐寅“對竹圖卷”：吳門才子坐靜求心》的報告?！秾χ駡D卷》是唐伯虎的代表畫作之一，之前已經(jīng)有不少學者對此畫的山水部分進行了相關的研究，但是對于人物圖像的部分還并未有比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羅思德的報告中，他從現(xiàn)存的一些證據(jù)出發(fā)，發(fā)現(xiàn)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的作品中，其實都有文人坐于山水之間的構圖方式。這種構圖也可以較好地契合當時流行的詩文。而從心學的角度出發(fā)，在明朝，靜坐已然成為文人的一種普遍的習慣。陳獻章就曾記錄了自己的靜坐經(jīng)驗，并由此建立了一種新的詩歌主題，其后儒家皆贊揚靜坐之美。這種主題也可以在明中葉的版畫作品中見到，《養(yǎng)生圖》即是一個例子。這種靜坐的主題與之后肖像畫的形態(tài)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體現(xiàn)了符合儒教標志的文人生活方式。

中國美術學院藝術人文學院孔令偉教授的報告題目為《“圖畫之學”與近代中國的視覺啟蒙》。明清之際，西洋傳教士的“海西法”進一步刺激了中國的圖譜之學。孔令偉從《奇器圖說》《視學》這兩本專著說起，介紹了此時期在西方力學知識和機械知識的刺激之下，中國“圖學”的發(fā)展。近代以來，以“圖學”為核心，晚清出現(xiàn)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視覺啟蒙運動。在博覽會、實事新聞宣傳畫、洋務制造局、學堂啟蒙教育等環(huán)節(jié)中，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圖像在社會變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西方傳入的石版、珂羅版、照相銅鋅版印刷畫譜、畫稿、畫帖，也作為中國近代美術史中一個重要的“現(xiàn)代”現(xiàn)象值得我們注意。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的黃小峰教授以《紙醉金迷：16世紀中國繪畫中的日本屏風》為題作了報告。在明代的日本舶來品之中，用金裝飾的折扇、漆器、屏風構成了從大到小的金碧輝煌的視覺文化。但是對于明朝人如何接受和使用金屏風，限于存世材料的情況，現(xiàn)在的討論比較有限。黃小峰則從三幅繪制有金屏風的繪畫作品出發(fā)，嘗試對這個問題做出進一步的討論。他圍繞著大英博物館所藏傳為杜堇的《陶榖贈詞圖》、藏于上海博物館的杜堇《宮中圖》卷、藏于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的傳為周文矩的《合樂圖》三件作品展開了論述，并結合其他圖像材料，特別指出此時期繪畫中“圍屏”在隱喻和空間劃分上的特點，認為其具有私密性、情色性等特征。而這種圍屏的結構也在另一方面啟發(fā)了明代繪畫的空間表現(xiàn)。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鄧菲研究員作了題為《奇物可用：江西明代藩王墓所見之亞洲海域物質文化的交流》的報告。鄧菲從江西南城發(fā)掘的明代益宣王朱翊鈏及其李、孫二妃合葬墓，以及益藩羅川王族墓兩座藩王墓談起，從墓葬中出土的金銀首飾、紡織品、折扇三個案例出發(fā)，探討明代中晚期喪葬文化的發(fā)展，以及其中可見的明代社會與域外物質文化、視覺文化的交流與聯(lián)系。一方面，明人在首飾的制作工藝、珠寶外形、原材料的獲得等幾方面都受到了域外的影響。益宣王墓中的“西洋布”則表明了此時期產(chǎn)自印度洋一帶、販賣自東南亞地區(qū)的西洋布已經(jīng)作為舶來品受到了中國上層人士的喜愛，并納入了殮衣的體系之中。而金扇則與中日交流有著密切的關系，其進入墓葬也說明了金扇也同樣被納入了藩王殮衣的體系之中。而這些藩王墓中的若干器物或產(chǎn)自異域，或受舶來品的影響，不僅進入當時的日用生活之中，同時也成為了喪葬傳統(tǒng)的組成部分，進而形塑了這些特殊群體的社會等級、禮儀傳統(tǒng)與文化認同。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劉小朦指出，黃小峰報告中對中日繪畫中私密空間的討論，或可與栗山茂久對中日人物圖在空間呈現(xiàn)差異上的論斷形成對話。此外他又談到，明初文人、儒醫(yī)酬贈畫作中常見的行旅題材，或可與羅思德報告中16世紀的靜坐題材形成對比，呈現(xiàn)陽明心學興起前后的差異。羅思德又向黃小峰建議，或可從屏風背面的材質和是否帶足這兩方面入手，以判斷屏風的國別。趙莉就《點石齋畫報》等中國近代畫報與本土“視覺啟蒙”的關系向孔令偉發(fā)問?？琢顐フJ為，《點石齋畫報》的出現(xiàn)受西方圖像呈現(xiàn)方式的影響應較本土因素為多。董少新就鄧菲所展示的明代藩王隨葬品中出現(xiàn)的克拉克瓷提問，欲了解此種風格是在外銷瓷興起前已有，亦或是受外銷瓷影響才出現(xiàn)。并問及所展示的數(shù)件在當時的隨葬瓷器中品質如何。鄧菲感謝董少新指出這幾件瓷器為克拉克瓷，其與外銷品等關系尚需再做研究，而從品質上看，這幾件瓷器相對一般，難以與官窯瓷器媲美。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張長虹教授報告了他與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蔣云斗副教授共同完成的《謝時臣〈四杰四景圖〉研究：兼論日本文學和繪畫中的中國古典故事》一文。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的明代蘇州畫家謝時臣四景山水人物畫《四杰四景圖》，表現(xiàn)了妻不下機（蘇秦）、王孫一飯（韓信）、荷樵晚歸（朱買臣）、破窯風雪（呂蒙正）四個故事。而謝時臣畫中的傳統(tǒng)題材，像朱買臣荷樵晚歸、采薪讀書之類的故事，在日本文學和繪畫中都比較流行。從款識看，謝時臣《四杰四景圖》繪畫創(chuàng)作的目的，應該是倡導豪杰之士不畏艱險，為國建功。這套作品最初的創(chuàng)作目的，可能是鼓勵國人靖海抗倭。但作品的流轉、傳播及其影響作用，顯示個中卻有更多中日文化交流的意義存在。浙派后期畫家、福建浦城人陳子和等人的人物畫作品，在國內(nèi)畫壇遭到排斥，卻能銷往日本并被接受，可能也是因為這些文學或典故類的人物故實畫，更容易為江戶時期的日本社會所接受。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李星明研究員的報告主題為《天臺山方廣寺銅殿與東亞五百羅漢信仰》。李星明主要從常盤大定、關野貞對天臺山方廣寺的調查、方廣寺和銅殿現(xiàn)狀、明清時期畫作中的天臺山石梁和銅殿、五百羅漢信仰與天臺山石梁飛瀑、明清時期五百羅漢圖、日本與朝鮮半島的五百羅漢圖等幾個方面展開了詳細的論述。作為一種較為普遍傳播的信仰，五百羅漢也作為一種繪畫的母體普遍可見于明清時期中國、日本、朝鮮的畫作之中。天臺山方廣寺銅殿與東亞五百羅漢信仰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聯(lián)結，其銅殿擺放位置與慧皎《高僧傳》描述曇猷度石橋神遇相吻合，意在再次激活五百羅漢的傳統(tǒng)信仰的記憶。石梁銅殿和傳世畫作表明，明清時期無論在皇室還是在民間，五百羅漢仍然是流行中的本土化佛教信仰之一。朝鮮半島的五百羅漢圖比較忠實地接受中國五百羅漢圖的單像式和群像式的兩類構圖，對群像式具有進一步發(fā)揮，并加強了釋迦信仰。而明清時期的五百羅漢圖更傾向于山林修行和逃禪，而日本江戶時代的五百羅漢圖則更加世俗化，突出度世救難的思想，參入了明顯的觀世音信仰。

華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施錡教授提交本次會議的報告題為《文徵明書風正脈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塑造和傳播》，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生成卓代為報告。此前諸多學者認為，明代書畫大家文徵明是影響日本江戶時代“唐樣書法”的關鍵人物。但文徵明書風“正脈”形象的傳入，卻存在種種認識上的偏差和錯位。施錡認為，文徵明書風“正脈”并非直接傳入，而是在中國和日本人士的互動中逐漸被塑造和傳播，最后得以定型的。從明代書法傳入日本江戶時代的整體面貌和過程來看，在雪山跟隨俞立德學習之前，文徵明的書風并沒有被刻意地推崇和研習，而是通過各種身份的中國與日本人士被建立起一系列的形象，包括執(zhí)筆法、雜書體、承續(xù)二王、文人書風等因素，最終在細井廣澤筆下成為“唐樣書法”的“正脈”。而這也反映了歷史上中國文化走向世界過程中的復雜性，值得深入關注與研究。

浙江海洋大學歷史學系講師張哲的報告題目為《神棲何處：東亞孔廟祭祀中的塑像與木主》。張哲總結了在文廟祭祀由私廟向官廟發(fā)展過程中用像的傳統(tǒng)，之后也傳播到了東亞地區(qū)。而程朱理學興起之后，對孔廟祭祀用像持反對態(tài)度，提出改易木主，影響到了明清時期東亞儒家文化圈。文廟改易塑像改革肇始于明朝洪武年間，大行于嘉靖時期。然而嘉靖時期在全國文廟中推行的毀像設主改革，進行得并不順利。地方文廟雖設立木主，但多以“藏像”、“存像”、“移像”等方式來搪塞政令。明清易代之后，地方文廟又開始恢復嘉靖時期未曾毀撤的塑像，這一轉變與統(tǒng)治者對塑像較為寬容的態(tài)度密切相關，也得到清儒的普遍支持，最終形成了清代中后期塑像與木主并存的格局。明朝毀像易主的改革也波及到了東亞地區(qū)。朝鮮王朝太宗遷都漢陽之后，率先仿效洪武之制設木主于新建文廟之中，經(jīng)過文宗、世宗的持續(xù)推行之后，地方文廟中基本已經(jīng)完成了毀像易主改革。在嘉靖文廟改制的影響下，宣祖時徹底取締了文廟塑像。確立了木主在朝鮮王朝的絕對主導地位。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出于對“像”的功能性的追求，在文廟之中所奉祀多為圣賢畫像或塑像，中期開始出現(xiàn)木主與塑像同置文廟的情況，表現(xiàn)出獨特的取向。

在本場報告會的討論環(huán)節(jié)，趙軼峰針對所謂“蒙古山水地圖”的作者向張長虹提問，他認為個別學者將該圖作者確定為謝時臣的觀點或過于武斷。張長虹認為，“蒙古山水地圖”的作者應非謝時臣，從畫風上看，該圖或為蘇州畫師所作，但水平尚不及謝時臣。

在研討會尾聲，與會學者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員和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黃小峰的主持下進行圓桌討論，在對會議作出總結的同時，又提出了進一步拓展的方向。董少新首先總結道，東亞海域是一個研究框架，歷史書寫有兩個方面：一個是專題研究，東亞海域作為方法，將個案放在東亞海域的框架下去討論；另一個是整體性的東亞海域史的書寫。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東亞海域史著作。這次會議可以說是通往整體的東亞海域史的一步，今后要在共同努力之下去實現(xiàn)。黃小峰則關注到圖像的問題，認為將藝術史和圖像納入討論也是一個重要的趨勢。羽田正提出，這次會議中有一個主題詞是“西洋”。目前我們可以看到諸多西洋人遠渡重洋來到東方探索財富、理想的例子，但是東亞人為什么卻沒有跨海去西洋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西洋人寫了很多東亞的記錄，但是反之東亞人卻沒有這么做?？隙ㄓ泻芏嗬碛蓪е铝诉@一現(xiàn)象，比如資金，航海技術的影響等等。由此，我們也應當更加慎重地界定西洋的內(nèi)涵，或應分為兩個時間段來界定，16世紀以前的“西洋”和以后的“西洋”可能需要作區(qū)分討論。木津祐子則從文學的角度提出，除了東亞海域中的人、物、圖之外，“文”應當也是需要去注意的一個類別的內(nèi)容。田中和子也同意 “文”的重要性，希望今后大家的研究可以拓展更多的合作。趙軼峰總結道，明清中國對于外部應該是有限開放的，這是一個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不斷調整的階段。閉關鎖國的說法是著眼于國家政策的，但并非當時中國民間的認識。這次會議給予我們許多啟發(fā)，讓我們看到了更為廣闊的視角下明清時期東部亞洲海域內(nèi)的種種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