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沈從文之間的恩怨：一場誤會，從此不再見面

魯迅與沈從文同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作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兩位曾經(jīng)生活在同一時代的文學(xué)大師卻有著深深的隔閡，他們從來沒有會過一次面，甚至連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過。有人說造成他們之間隔閡的原因是兩人政治觀、文學(xué)觀的不同，也有人認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異，這些說法當(dāng)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當(dāng)年魯迅與沈從文交惡的直接起因卻是緣于一場非常偶然的誤會。

1922年沈從文從湘西“漂”到了北京，成為中國最早的“北漂”一族。這是沈從文一生中最困難的一段時光，讀書無路投親無門，最后只好以“休蕓蕓”為筆名，將寫成的文章向各處投去，賺些零星稿費糊口。此間沈從文認識了文學(xué)青年胡也頻和丁玲，三個人非常要好，沈從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鄉(xiāng)，他們之間便有了許多共同的話題。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學(xué)無望處境困窘，準(zhǔn)備離京回鄉(xiāng)，臨行前給魯迅寫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說一個弱女子在社會上怎樣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經(jīng)在北京碰過許多釘子，但還是沒有出路，想請求魯迅代她設(shè)法找個吃飯的地方，哪怕就是報館或書店的印刷工人職位都可以。

當(dāng)時魯迅在文壇已是赫赫有名，有著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無聊的人寫信騷擾，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歐陽蘭”這個女性的名字給魯迅寫信求助。魯迅收到丁玲的信時正好剛剛發(fā)生了“歐陽蘭事件”，魯迅見狀起了疑心，就托幾個熟人幫忙打聽一下，當(dāng)時正編報紙副刊的孫伏園覺得丁玲的信字跡面熟：“這個字體好像是休蕓蕓的字，不過休蕓蕓是男的，不是女的?！钡诙焱砩?，孫伏園又跑來向魯迅報告說，豈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樣的一封信，而且筆跡很像休蕓蕓。

原來沈從文、胡也頻和丁玲三人都喜歡用硬筆在窄行稿紙上寫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間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們的字又都是有點女性的那種特點，特別秀氣，所以在外人眼里幾乎沒有區(qū)別。他們?nèi)说倪@種字體曾鬧了許多誤會，以至于后來丁玲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文章時，編輯葉圣陶還以為是沈從文或胡也頻的手筆呢。

魯迅聽了孫伏園的話后誤以為真，認為沈從文冒充女人拿他開涮，因此發(fā)了脾氣，無巧不成書，恰恰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胡也頻又來拜訪魯迅。當(dāng)時胡也頻正在編一個文學(xué)副刊，一位熟識魯迅的朋友就帶他來向魯迅取經(jīng)，到了魯迅寓所，胡也頻便先將名片投了進去，誰知魯迅一見卻勃然大怒。原來胡也頻正在追求丁玲，為討戀人的歡心，便將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樣，所以魯迅一下子更生氣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現(xiàn)在又來個“丁玲的弟弟”，這是什么意思？后來丁玲在《魯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憶說：“這一天，他（胡也頻）只去看魯迅，遞進去一張‘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門口等候。只聽魯迅在室內(nèi)對拿名片進去的傭工大聲說道：‘說我不在家！’他只得沒趣的離開，以后就沒有去他家了?！?/p>

魯迅對此事極為憤慨，把賬都算在了沈從文身上，他在日記和給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語言對沈從文進行挖苦、諷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這樣寫道：“這一期《國語周刊》上的沈從文，就是休蕓蕓，他現(xiàn)在用了各種名字，玩各種玩意兒。歐陽蘭也常如此?！濒斞肝闹兴岬摹皻W陽蘭”是北大學(xué)生，曾以女人名字發(fā)表文章，也曾給魯迅寫信求助，孫伏園還誤認他是“一個新起來的女作家”。

對此一無所知的沈從文事后得知這一消息同樣也生了氣，幾年后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中這樣寫道：“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焙髞恚c魯迅有聯(lián)系的一位編輯荊有麟從胡也頻那里證實了確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無以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將這情況告訴了魯迅。魯迅心中的疑團和誤會這才渙然冰釋，對此魯迅還覺得對不住丁玲：“那么，我又失敗了。既然不是休蕓蕓的鬼，她又趕著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見是抱著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沒有回她，倒覺得不舒服?！?/p>

魯迅雖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從文，但不知是疏忽還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竟一句也沒有提到對沈從文表示歉意的話。這就更加深了沈從文的不滿，以至于在魯迅生前沈從文始終不愿與其見面，按理說他們應(yīng)該是有不少見面機會的。

你知道民國教授薪水是多少？

大學(xué)教授是民國期間一個非常體面的職業(yè)。當(dāng)然，說這個職業(yè)體面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經(jīng)濟原因，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機構(gòu)大學(xué)院制定的《大學(xué)教員資格條例》規(guī)定，教授月薪最低400元。那個年代是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大學(xué)教授們過著非常優(yōu)越的物質(zhì)生活，當(dāng)時的政府哪怕財政捉襟見肘，也不曾虧欠這些學(xué)者們的薪水，他們的幸福生活常常令后人感嘆不已。輔仁大學(xué)有個名教授英千里，他在輔仁任教的同時還兼著北京大學(xué)和北京師范大學(xué)的課程，為兩校學(xué)生教授英國文學(xué)。同時打三份工的英先生最多的時候一月能拿1000多塊大洋，多年以后，英千里的兒子英若識還記得有一次父親領(lǐng)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讓我們小孩兒趴在桌子上抓著玩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