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化石獵人：古典神話與史前巨獸》，[美]阿德里安娜·梅厄著，丁國宗譯，成都時代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416頁，76.00元
近日，埃塞克斯大學宣布開設“魔法與神秘學”碩士學位，這是英國大學首個此類學位。當然，盡管是大名鼎鼎的J. K. 羅琳的母校，但埃塞克斯大學尚且無意向“麻瓜”們傳授魔法。這個專業(yè)隸屬于該校阿拉伯與伊斯蘭研究所，負責人是中世紀阿拉伯文學副教授艾米莉·塞洛夫，她表示這個專業(yè)的核心內容是“去殖民化、探索另類認識論、女權主義與反種族主義”，而這一專業(yè)的設立將會扭轉近幾十年來“否定魔法與神秘學研究”的傾向，即認為它“對‘現(xiàn)代人’不再重要”（英國《衛(wèi)報》[The Guardian]2023年10月4日報道：British university offers master’s degree in magic and the occult）。
從根本上說，現(xiàn)代人其實不需要揮舞魔杖的魔法——無需成為哈利·波特，他們就可以飛行、攻擊、點石成金——但他們急需認知上的魔法，來提醒他們世界其實并不十分“現(xiàn)代”，甚至從未現(xiàn)代過?！叭绻腥嗽賳枺骸F(xiàn)代世界存在嗎？’答案真的非常簡單，從未存在過現(xiàn)代世界，或者，如果說它存在的話，那它也僅僅是在我們說‘現(xiàn)代風格’的時候，而它也就僅僅是一種風格?！保╗法]布魯諾·拉圖爾：《非還原》，引自《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對稱型人類學論集》，劉鵬、安涅思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ixxi頁）作為風格的“現(xiàn)代”，其本質是一種斷裂與孤立。在西方理性思維的主導下，散落的力量成為整體，而“理性”之外的存在則被斥為異端。然而這樣一個集合的有限性卻決定了它不可能不產(chǎn)生紕漏，于是信仰科學理性的現(xiàn)代人仍要不時求助于“玄學”。對非西方、非“理性”做法本身的采用和對其背景與解釋的懸置，最終呈現(xiàn)為后現(xiàn)代諸多矛盾面向之一，這一面向固然指向對西方話語霸權的不滿，但更有可能——或已經(jīng)造成——人類認知本身的閉塞、斷裂與虛無。因而研究“魔法”的意義正在于重建人們在追逐現(xiàn)代時丟棄的普遍聯(lián)系。只有當西方人與東方人、男人與女人、麻瓜與巫師——所有人眼中世界再度整合，重新發(fā)現(xiàn)“我們大家所分享的共同世界”（ [法]布魯諾·拉圖爾：《自然的政治》，麥永雄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95頁）才會成為可能。
在宏觀意義上，阿德里安娜·梅厄的《最初的化石獵人》也是同樣的嘗試。她試圖在考古領域重建古代與現(xiàn)代、傳說與科學之間的聯(lián)系?！叭绻覀儼压糯飳W‘故事’和一些現(xiàn)代例子進行對比，我們就能清楚地認識到，科學的好奇心和神話想象之間的關系遠比人們想象的更加緊密?！保ǖ?頁）通過考察希臘羅馬時期文獻中有關格里芬、巨人和其他怪物的記錄與史前生物遺跡之間的聯(lián)系，梅厄指出那些被人們視為幻想與傳說的內容，恰恰是地中海地區(qū)史前時期本土自然歷史的證據(jù)。換言之，曾記錄過“俄瑞斯忒斯骸骨”（284頁）的希羅多德、“仙女厄科的尸體在山洞中干枯，最終化為石頭”（285頁）的奧維德，以及憂心于“整個人類物種的體格正在變得越來越小”（295頁）的老普林尼等人，正是“最初的化石獵人”——人類將化石作為有機遺存，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嚴肅思考的歷史，其實在現(xiàn)代科學誕生很久之前便已開始。
格里芬為何要守衛(wèi)黃金？
梅厄的考察始于格里芬。這種混合了獅子與鷹鷲外形特征的史前異獸起源不詳，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古代“人們認為它是一種會在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的動物”，“在遙遠的亞洲地區(qū)，勘探金礦的人們還曾遇到過格里芬”（12頁），于是人們不必為它編撰“起源故事”，將其放入神話譜系當中。而到了十七世紀，隨著實證主義占據(jù)上風，人們開始把這種長久以來不曾有人目擊的異獸歸入想象的范疇，認為它是獅與鷹的拼湊組合。至于格里芬守衛(wèi)黃金的“習性”，則被解釋成基于開采黃金之難的現(xiàn)實而衍生的傳說。
梅厄并不滿足于這樣的解釋，在她看來“這種生物并非簡單的拼湊”，因為“它和希臘傳統(tǒng)中的珀加索斯、斯芬克斯、彌諾陶洛斯和上半身是人而下半身是馬的半人馬都不一樣”（同上），更重要的是，格里芬的存在于民間不乏證據(jù)，無論是目擊報告還是較之于傳說生物更生動的早期手繪圖像，以及最關鍵的，存放于薩摩斯島米蒂利尼村郵局樓上一間屋子里的“薩摩麟”（意為“薩摩斯島的怪物”）化石——它似乎與傳說中的格里芬有頗多相似之處。
帶著一窺格里芬“真容”的熱情，梅厄登上開往薩摩斯島的渡輪。令她失望的是，盡管薩摩麟化石“十分令人驚艷……股骨大小是人類的兩倍，頭骨則有兩英尺長，有兩個骨質的角……但很遺憾，沒有喙”（15頁）——缺少格里芬最重要的特征；而在梅厄之前，德國地質學家埃爾曼曾提出類似的假說：基于西伯利亞地區(qū)的口述歷史資料，埃爾曼認為格里芬源起于冰川時期的犀牛和猛犸象遺骸，“北烏拉爾地區(qū)的現(xiàn)代土著也會挖掘金沙”，“他們告訴埃爾曼，他們常常能見到巨型鳥怪的遺骸，這些鳥怪早已被他們勇敢的祖先通通殺死了”（17頁）。但遺憾的是，犀牛和猛犸象同樣沒有喙——而且格里芬的傳說最早流傳于斯基泰人淘金的地區(qū)，即中亞阿爾泰山脈一帶，與西伯利亞相距甚遠。
然而找不到化石證據(jù)并不意味著格里芬一定生于幻想——關于它的傳說也許不是真實的記錄，但總有某種“記錄的真實”。由此出發(fā)，梅厄提出“格里芬是人類根據(jù)化石想象史前動物的嘗試的最早記錄”（19頁）。斯基泰人生活的區(qū)域，恰恰包含多個恐龍化石發(fā)現(xiàn)地——一種生有長喙的四足“鳥類”，似乎極有可能是他們基于有喙恐龍化石做出的推斷。斯基泰人的推測被希臘人記錄并廣為流布，由此便有了格里芬的“傳說”。更重要的聯(lián)系來自地質學——這也解釋了格里芬守衛(wèi)黃金之謎：
阿爾泰地區(qū)的黃金來自火成巖，其生成年代比含有恐龍化石的白堊紀沉積巖早幾百萬年。但雨水和溪流不斷地將金沙從山上沖刷至山下，重力和風力又使這些金沙散落在地質年代更晚的沉積巖上。戈壁沙漠中的沙暴能夠卷起鵝卵石大小的銀幣。在古代，公元四世紀的作家泰奧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就已知道，當狂風吹過沙漠后，沙丘變形，礦物露出地表，游牧民族就趁此機會去沙漠中尋寶。老普林尼曾提到，住在沙漠中的人會在沙暴過后迅速出發(fā)，尋找散落在沙丘上或被卡在石塊間的珍貴寶石?，F(xiàn)代旅行家也證實，戈壁沙漠在經(jīng)歷沙暴后會有許多礦物露出地表。也許，有人偶然間發(fā)現(xiàn)了化石化的恐龍蛋之間有黃金的存在，這可能會讓他們產(chǎn)生格里芬在收集黃金的想法。（44頁）
實際上，只要對比早期人類手繪的格里芬圖像與原角龍化石骨架，我們就不難看出二者的相似之處（見41頁、45頁插圖）。更驚人的是，如果采納梅厄的假說，即將格里芬看成是早期人類對偶然發(fā)現(xiàn)的化石遺跡做出的推斷，那么這種混合了鳥類與哺乳動物特征的“鳥怪”恰恰指向今日人類對恐龍最先進的假設——恐龍是一種行動靈敏、形似鳥類的恒溫四足動物。然而在現(xiàn)代科學誕生之初，基于林奈分類法，人類眼中的恐龍只能要么是“鳥類”，要么是“哺乳類”，于是恐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想象成是一種笨重、遲鈍的蜥蜴——想來如果邀請古希臘人和十九世紀的歐洲人一起觀看《侏羅紀公園》，后者或許會更為驚訝。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梅厄的出發(fā)點是格里芬絕非一種拼湊生物，但她的假說本身其實是諸多傳說的拼合，在細節(jié)上仍有可商榷之處。不過無論如何，這一想法至少可以提醒我們，古人與現(xiàn)代人在心靈層面的距離也許并不像我們想象得那般遙遠——人類從來都是尋求解釋的動物，面對無法解釋之物，觀察與推測、誤判與嘗試歸正全都必不可少。至于最終形成的是理論還是“傳說”，往往只能交由時間判定。
白色女神與黑色雅典娜
英國大作家、“西敏寺致敬詩人中唯一生前入選者”羅伯特·格雷夫斯曾醉心于希臘神話研究，最終出版了三卷本《希臘神話：完整定本》。在研究方法上，格雷夫斯不滿于當時流行的現(xiàn)代進路，即將神話看作“前意識心理的原始暗示，無意識事件的無意識表達”，“真正的神話研究應從考古學、歷史和比較宗教學開始，而不是在心理學家的咨詢室里進行”（[英]羅伯特·格雷夫斯：《希臘神話：完整定本》，席路德、王瑢譯，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22頁）。在系統(tǒng)闡釋自己神話理論的著作《白色女神》中，格雷夫斯捕捉到理性化所造成的斷裂，其實早在蘇格拉底時代便已開始：
事實上，到了蘇格拉底時代，屬于上一時代的大多數(shù)神話的意義要么被遺忘，要么被當做宗教秘密嚴加保守，盡管它們仍然以圖畫的形式保存在宗教藝術中，并且仍然作為詩人引用的童話故事流傳著。當被要求相信奇美拉、半人馬或飛馬珀加索斯（它們都直接源自皮發(fā)斯基人的崇拜象征）時，哲學家認為這些在動物學上都是不可能之物，于是只能拒絕接受。（Robert Graves, The White Goddess, Faber & Faber, 1948, p.11）
在《最初的化石獵人》中，梅厄也關注到了類似的問題。在通過格里芬這一案例揭示出古代傳說與史前生物遺跡之間可能存在的聯(lián)系之后，梅厄繼續(xù)通過古典文獻與化石證據(jù)的交叉印證，指出早在希臘羅馬時期人類便已經(jīng)有意識地展開了一些“考古發(fā)掘”工作，甚至一度出現(xiàn)將出土的史前遺骸公開展出的“巨骨熱”。然而這里便觸及了一個古代古生物學領域的大問題——為何早期自然哲學家從未對這些史前生物遺跡作出解釋？對此梅厄提出了兩種可能，一是哲學家對于大眾神話的主動回避，“哪位哲學家能夠有時間、有精力解讀這么多神話怪物的故事呢？‘這就是我本人不關心這些事情的原因，’蘇格拉底如是說，‘我沒有時間關注這些事情。我接受人們普遍相信的事實，并探究更加嚴肅的事情’”（231頁）。二是受制于發(fā)掘的技術條件，化石本身不夠完整，“自然哲學家也許是因大型骨骼化石樣本‘殘缺不全而退縮了’”（同上）。在這兩種可能的基礎上，梅厄進一步指出，雖然自然哲學家并未直接對這些巨型骸骨發(fā)表看法，但其他人不可能對此無動于衷?！氨M管學術圈拒絕對這些現(xiàn)象進行討論，希臘-羅馬社會的其他階層借用神話、傳說和民俗中的那些連貫且靈活的理論范式，對這些在地中海周邊乃至更遠的地方發(fā)現(xiàn)的巨骨展開了具體的討論?！保?38頁）
由此梅厄引出了本書的另一個重要主題，即“官方的科學判定和大眾信念之間的沖突”（第9頁）。借用拉圖爾的概念便是，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往往不愿意對無法“轉譯”和“純化”之物發(fā)表意見（“‘轉譯’將兩組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自然和文化——混合起來……‘純化’創(chuàng)造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本體論領域：人類與非人類?！盵《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23頁]）。正如格雷夫斯所言，蘇格拉底無法接受奇美拉等大眾神話，是因為它們在動物學上的不可能——而動物學，到亞里士多德那里，則已經(jīng)轉譯出“物種不變”的教條。于是無法在已知生物中找到對應物的史前巨骨只能被歸入神話傳說的范疇——人類與非人類本體之間的曖昧地帶。
但這樣的做法勢必造成知識傳遞的斷裂：于梅厄是古代人類的古生物學工作被長期無視，啟蒙時代以降的科學革命仿佛開天辟地；于格雷夫斯是自蘇格拉底以來對白色女神——他眼中曾經(jīng)主宰歐洲文明“出生、愛欲與死亡”的月相女神——的背棄，并由此引出權力篡奪與純粹詩藝墮落的漫長歷程。當一種范式被看做定論成為人類思維的普遍傾向，托馬斯·庫恩所描述的觀念革命便不可能發(fā)生——它所依賴的路徑是異常案例上升使得人們對既有范式產(chǎn)生懷疑——因為異常已然是不可討論之物。在探討希臘文明之亞非起源的顛覆性作品《黑色雅典娜》中，馬丁·貝爾納指出了古代史研究范式影響的根深蒂固——這種根深蒂固直接塑造了我們對于某種文化最基本的看法——范式之外的可能則被全然忽略，甚至是刻意壓制：
對學科的基本質疑傾向于來自外部。通常，學生被逐漸引入他們的研究領域，就像慢慢展開的神秘世界，結果到他們能看到論題整體時，他們已經(jīng)被如此徹底地灌輸了習俗的先見和思維模式，以致他們根本不可能去質疑相關領域的基本假設。這一無能在古代史相關的學科中尤其明顯?！ㄑ芯空撸﹥A向于把一個概念、詞語或形式接受為典型希臘語或希伯來語的，而不要求解釋它的特定功能或來源。
抑制的第二個原因是人們探討古典或猶太文化時感覺到的近乎宗教的，或實際上宗教的敬畏，古典或猶太文化被視為“西方”文明的源泉。一個重大例外是民間傳說和神話……繆勒敦促學者研究希臘神話與人類文化整體的關系，但堅決反對確認任何來自東方的特殊借用。在談及更高級的文化時，人們更不情愿看到任何確切的相似之處。（［英］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29頁）
“假”事隱，“真”語存
然而斷裂之處亦是生機所在。沒有自然哲學家的“干預”，古代作家——最初的化石獵人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充滿想象力的世界，其中的格里芬、巨人以及其他或基于描述、或基于拼湊的奇珍異獸直至今日仍是人們幻想世界的基石。有趣的是，這種創(chuàng)造活動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盡管人們往往稱之為“古生物學上的虛構”。
《最初的化石獵人》以這樣一個主題作結，乍看有些矛盾——本書整體上是在討論“實存”的化石證據(jù)與早期傳說之間的互動。然而實際上，這樣一個主題恰好是作品先前主題——考古活動的早期源頭、科學判定與大眾信念的矛盾——交匯的結果。一方面這種虛構至少從古羅馬時期便已開始，“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約公元前三十年）描述了古羅馬人對劇院那些諸如革律翁和半人馬等神話怪物的寫實模型或活動造型（tableauxvivants）的癡迷”（225頁），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和馬薩諸塞州的博物館，還舉行了一場半人馬骨架巡回展覽（見263-266頁）；而更重要的是，作為官方科學與民間傳說沖突的具體表現(xiàn)，古生物造假多表現(xiàn)為一種填補行為——“滿足了人們了解、觸摸未曾親眼見過的怪異生物的渴望”（269頁）——這種行為背后的想象力，其實與科學活動本身并不矛盾：
那些質疑現(xiàn)有知識之確定性的矛盾證據(jù)并非反科學的。想象力翱翔于現(xiàn)有知識之上的空域，這一元素對于我們理解與學習的潛能而言至關重要。在創(chuàng)造性探尋的過程中，即使是差錯也有其價值。正如杰克·霍納指出的那樣，“古生物學往往繁盛于發(fā)人深省的誤讀”。如果科學只有在證據(jù)自身存在矛盾時才能取得重大進展，如果放飛的想象力對科學而言是必要的，那么矛盾、吊詭的證據(jù)的產(chǎn)生也就并不總是悖理的，而可能有潛在的用處。與科學探索相結合的神話想象也許指向了人類理解未知領域的新維度。如此看來，一個騙局即一種假設。（同上）
到最后，梅厄將造假活動歸結為“懷念消失世界”（270頁）的鄉(xiāng)愁，但我們也許可以得出更具現(xiàn)實意義的結論。歷史上的著名造假事件——對科學解釋與民間想象之間空白的填補——反映的是對空白的焦慮。如發(fā)生在1912年、曾讓整個英國深信不疑的“皮爾丹人”騙局，實際上體現(xiàn)的是二十世紀初英國人對于霸權喪失之前景的焦慮；再比如自1947年“羅斯威爾事件”以來不時發(fā)現(xiàn)“外星人遺骸”的時間點，也多與人類社會本身焦慮爆發(fā)的時刻相重合。
無論如何，騙局總會被時間拆穿。然而如果我們始終將所謂騙局與傳說放在真相與科學的對立面，認為二者涇渭分明，那么在既有的科學范式無法觸及的領域便會滋生新的傳說與崇拜——或曰“迷信”?！皼]有到過動物園的幾乎不能說是一個孩子，而從無神經(jīng)緊張的也不可能是個成人?！保ǎ郯⒏ⅲ莶柡账梗骸断胂蟮膭游铩?，楊耐冬譯，志文出版社，1979年，第9頁）經(jīng)由《最初的化石獵人》我們可以說，古人同史前動物遺骸第一次不期而遇的震撼與孩子第一次來到動物園的驚奇大體相當——那正是他們探索世界的起點。而拒絕接受神經(jīng)緊張的自我，也許是現(xiàn)代人裹足不前乃至精神分裂的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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