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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為鑒:美國歷史學會就南部同盟紀念碑發(fā)表聲明

美國東部時間8月28日,美國歷史學會批準并發(fā)布了“美國歷史學會關于南部同盟紀念碑的聲明”,該聲明指出了歷史和歷史學家在這些公共討論中的作用。

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悲慘事件,再次點燃了人們對于公共空間中南部同盟紀念碑的地位的辯論,這還引起了人們對美國政治文化中南部同盟的作用、新納粹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形象等問題的相關討論。在這些討論中,歷史學家一直都是積極參與者,美國歷史學會(AHA)正在編輯學會會員對此次事件進行解讀的歷史文獻,這些文獻從多種角度對此次事件進行了審視,而且其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美國歷史學會編輯的歷史文獻可參見:

https://www.historians.org/news-and-advocacy/everything-has-a-history/historians-on-the-confederate-monument-debate)

美國東部時間8月28日,美國歷史學會批準并發(fā)布了“美國歷史學會關于南部同盟紀念碑的聲明”,該聲明指出了歷史和歷史學家在這些公共討論中的作用。圍繞這些歷史紀念碑提出的問題,美國歷史學會并非力圖提供確切的答案,而是強調,在考慮移除或重新命名某個紀念碑、或重新界定公共空間時,有必要理解其歷史語境。

以史為鑒:美國歷史學會就南部同盟紀念碑發(fā)表聲明

美國歷史學會關于南部同盟紀念碑的聲明(2017年8月)

美國歷史學會歡迎圍繞南部同盟紀念碑而產生的全國性辯論。許多公共雕像的建立都沒有經歷過類似的討論,也沒有經過任何公共決策程序。全國各地的社區(qū)都面臨如何處置紀念碑和紀念館的決定,以及如何通過對公共空間和建筑物進行命名來開展紀念活動的問題。這些決定不僅需要關注歷史事實——這些歷史事實包括建立紀念碑和給空間命名的歷史背景——還需要了解歷史是什么,以及歷史對公共文化為什么如此重要。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于8月16日在他的推特上所說的話是正確的:“你不能改變歷史,但你可以借鑒歷史?!边@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要借鑒歷史,人們就必須首先學習過去究竟發(fā)生了什么。圍繞移除紀念碑的辯論,應該考慮某個人或某件事為什么被紀念的時代背景和其他證據。了解這些事實的知識才能夠使辯論做到“以史為鑒”。

同樣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當我們說到“歷史”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是什么。歷史既包括事實也包括對這些事實的解釋。移除一座紀念碑,或者改變一所學?;蛞粭l街道的名稱,并不是抹掉歷史,而是改變以前的歷史解釋或喚起對以前的歷史解釋的關注。紀念碑并不是歷史本身;紀念碑紀念的是歷史的某個側面,代表的是過去某個時刻公眾或個人做出的決定——即誰將在一個社區(qū)的公共空間里享受榮譽。

要進行明智的公開辯論,就有必要了解美國的南部同盟紀念碑的特定歷史語境。為了理解和解釋這種語境,那些專門研究這一歷史時期的歷史學家已經做了謹慎和細致入微的研究。借鑒他們的專業(yè)知識,有助于我們評估當初建立這些紀念碑的人們的原始意圖,以及這些紀念碑作為一種象征是如何隨著時間在起作用的。大部分紀念性建筑并不是在內戰(zhàn)結束之后就立即建立的,而是在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的前20年間建立的。這種項目不僅是紀念南部同盟,而且是紀念重建之后南部的“救贖”,它是在整個南部開啟合法的強制種族隔離制度和普遍剝奪黑人選舉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南部同盟的紀念活動,部分地是由于南部企圖掩蓋為了推翻重建所進行的恐怖活動,以及從政治上恐嚇非裔美國人,并將他們從主流公共生活中孤立起來。20世紀中期南部再次舉行的紀念活動與民權運動同步,這次紀念活動還包括對紀念碑進行重新命名的浪潮,以及將南部同盟的國旗作為一種政治象征的普及化浪潮。發(fā)生在夏洛茨維爾和其他地方的事件表明,為了類似的目的,人們仍然在援引這些白人至上的象征。

移除這類紀念碑既不是“改變”歷史,也不是“抹煞”歷史。移除這些紀念碑所帶來的變化,是美國的社區(qū)決定什么樣的人值得獲得公民榮譽。對于這些事件的含義和啟示以及如何恰當地紀念這些事件的問題,歷史學家和其他人將會繼續(xù)存在分歧。美國歷史學會鼓勵在出版物上、在其他的學術和教學場合以及在更廣泛的公共文化中討論這些問題;歷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基于證據和學術訓練標準的對話。我們敦促需要對這些紀念碑做出決定的社區(qū),要利用歷史學家的專業(yè)知識,既是為了理解構成這些紀念碑的歷史事實和時代,也是為了獲得基于證據的解釋性結論。的確,任何層級的任何政府部門,都可以要求美國歷史學會的歷史學家提供咨詢。我們期待能夠滿足任何此類請求。

我們也要勸告社區(qū)銘記,所有紀念物依然是它們的時間和空間里的人工作品。它們應該被保存下來,正如任何其他歷史文獻那樣,無論是保存在博物館里還是某些其他合適的地方。這些紀念物在被移除之前,應該按照它們的原始內容給它們拍照和測量。這些文獻應該和這些紀念物放在一起作為歷史記錄的一部分。美國人也可以學習其他國家處理此類難題的方法,譬如印度德里的加冕公園和匈牙利布達佩斯的雕塑公園。

決定移除那些在其他方面并沒有重大歷史成就的南部同盟將領和官員的紀念碑,并不必然要走向另一個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即移除美國的建國者、前總統或其他歷史人物的紀念碑,近年來,他們的缺點也引起了人們的巨大關注。喬治·華盛頓擁有奴隸,但是,華盛頓紀念碑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他在建立美國方面的貢獻。在國家的創(chuàng)建者和保護者——無論他們多么不完美——與那些力圖以奴隸制的名義分裂這個國家的人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對等。還將會有、也應該會有圍繞我們市民空間里的其他令人尊敬的人物和事件的辯論。而先例非常重要。但歷史的特殊性也會如此,假如這樣,引用錯誤的類比不應該破壞合法的政策對話。

幾乎所有紀念南部同盟及其領袖的紀念碑的建立,都沒有經過任何民主程序。不管非裔美國人在任何特定的選區(qū)中代表的實際人口如何,他們沒有發(fā)言權、也沒有機會提出關于南部賦予美利堅合眾國的創(chuàng)建者以榮譽的目的及其可能的影響等問題。美國歷史學會建議,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決定了。

(聲明原文見:https://www.historians.org/news-and-advocacy/statements-and-resolutions-of-support-and-protest/aha-statement-on-confederate-mon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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