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寫本雜錄》的……雜錄

《寫本雜錄》，謝泳著，文匯出版社，2023年8月版

謝泳教授的新著《寫本雜錄》是作者近年來發(fā)表于學術(shù)刊物、學科論文專輯和各大報刊的論文及文章合集，包括《陳寅恪晚年詩箋證七則》《冼得霖〈雙璧樓吟草〉》《永福堂〈西廂全圖〉發(fā)現(xiàn)記》《稀見寶卷經(jīng)眼錄》等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所論述和依據(jù)的文本多是寫本（抄本），而又涉及刻本文圖、油印本等，既以史料發(fā)掘及版本研究為核心，同時也有文體、觀念、思想內(nèi)涵及傳播語境等層面的問題意識及論述，所謂的“雜錄”之中其實更有專論的性質(zhì)。

實際上，我認為把該書歸為“文史類隨筆作品集”并不是很恰當。但是在時下的學術(shù)生產(chǎn)體制看來，只要不是以固化的論文體裁話語出現(xiàn)，就可能會被歸入“隨筆”一類。這對于許多真正有功力、有真正研究創(chuàng)獲、在寫作文體上卻比較自由的文史研究者來講，或許可以說是一種文體上的“研究歧視”。另外，我也注意到收入該書的文章幾乎都是近年發(fā)表的，其中有八篇發(fā)表于去年，如果把文章的議題、內(nèi)容和觀點與發(fā)表時間聯(lián)系起來，對于讀者來說或許也是一種不無思考意義的問題意識，可以折射出時代語境的某些多元復雜性，或可以寫入關(guān)于《雜錄》的雜錄。

謝泳在該書“自序”中首先談到的是在當下電子讀物與電子檢索文獻盛行的科技時代中，文史閱讀與研究中的“趣味”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實際上有兩個方面。一是關(guān)于“有趣的文史問題”以及它是如何產(chǎn)生的，作者認為：“電子檢索的先決條件是你得先產(chǎn)生觀念或?qū)⑾嚓P(guān)問題濃縮成詞語，但有趣的文史問題，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沒有直接關(guān)系，一望而知則無研究必要，如何建立這個關(guān)系才見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產(chǎn)生的問題是不是有研究價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為一個智力問題?！保ㄗ孕?，I）這的確是一個容易被今天那些純粹依賴電子檢索、被論文生產(chǎn)體制約束的研究者所忽視的問題——什么是“有趣的文史問題”？怎樣才能發(fā)現(xiàn)“有趣的文史問題“？作為研究方法論的“問題意識”，這恰是一個容易被遺忘和被遮蔽的問題意識。要研究的問題必須要有研究價值，除此之外還不應忽視了有些問題不但有研究價值，同時也是有趣的——尤其是對于文史研究而言，在“有趣”中其實往往也包含有從“問題”中提升出來的另一種價值，使研究成果的內(nèi)涵更豐富、更能啟發(fā)人的心智。

二是文史研究與交流的過程對于研究者而言的“趣味”問題?！爸苯拥膯栴}易于使用電子檢索，知識性的問題最適合機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術(shù)工作，而原始閱讀仿佛藝術(shù)活動?！氖饭ぷ骱蛧栏竦纳鐣茖W研究還有區(qū)別，它一定要有‘閑’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過分直接，易索然無味。習見知識，機器時代，實在無必要再說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實，但求‘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梁啟超、胡適他們總強調(diào)學術(shù)研究的趣味，就是這個意思?！保ㄍ?，II）應該說，在這個一切都以效率、實用為標準的科技時代中，學術(shù)界的“內(nèi)卷”越來越厲害，研究工作與閑適和趣味的背離已是大勢所趨。謝泳提出的文史研究也要求“趣”，本來是很有針對性和現(xiàn)實意義的真問題。不過，對于那些正在當下學術(shù)生產(chǎn)線上奮力拼搏的“青椒”來說，“閑”與“趣”也的確是一種奢望了。但是，盡管已經(jīng)不是梁啟超、胡適他們的時代，人文研究學者的“閑”與“趣味”仍然不可輕言放棄。

實際上，在作者所講的“閑”與“趣味”的論述中包含有文史研究的方法論與精神體驗，是以研究者的閱讀量、研究功力甚至是天賦為基礎的。作者認為，“文史工作還是原始閱讀為上，早年記憶優(yōu)先，電子檢索靠后，通過機器產(chǎn)生的發(fā)現(xiàn)樂趣，對記憶和聯(lián)想力的要求相對較低。敦煌卷子發(fā)現(xiàn)后，王國維他們因為有早年深厚的知識基礎，一看就能與過去的記憶建立關(guān)系，很快就有新的發(fā)現(xiàn)”（同上，I）。閱讀量和記憶力雖然在今天會遇到電子檢索的強力挑戰(zhàn)，但是這種解釋仍然是有道理的：“網(wǎng)絡時代，機器瞬間能找到的史料，嚴格說就不是史料，是現(xiàn)成知識，現(xiàn)成知識只能是解決新問題的輔助史料，其間，找什么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么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術(shù)，而知道找什么史料包含了學者的趣味?！保ㄍ?，II）機器能在瞬間幫研究者找到的究竟是史料還是現(xiàn)成知識可以先不去糾纏，但是說知道要找什么史料才是最重要的，這的確是研究者的甘苦之言。也只有在閱讀、記憶、領(lǐng)悟的基礎上，文史研究者的天賦才情才能勃發(fā)出來，才能使研究成為一種極有趣味的智力活動。作者還談到過去文人學者多有逞才炫博的毛病，陳寅恪、錢鍾書也不例外，但是認為不能完全否定其中展現(xiàn)的智力樂趣，“文史知識要瞬間聯(lián)想和脫口而出才有意思”（同上）。能夠享受這種樂趣也的確是令人神往的境界。

作者在序言中并沒有對作為一門重要學術(shù)領(lǐng)域的寫本研究展開論述，只是強調(diào)指出了寫本研究在電子檢索時代更加凸顯的重要性：由于寫本通常所具有的唯一性（特殊情況下少量抄本例外），在其未經(jīng)研究者重視之前是無法進行電子檢索的。重視的前提首先是發(fā)現(xiàn)，而發(fā)現(xiàn)除了有偶然性之外，更有賴于研究者的目光。作者在書中有多篇文章講述的就是在自己收藏的民間抄本中的發(fā)現(xiàn)，以及其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并且加以研究的成果。

寫本研究在文史界早就不陌生，但是作為一門學科的寫本學在中國似乎仍然屬于新興學科，所關(guān)注的“寫本時代”主要還是指宋代之前的簡牘寫本時代和紙寫本時代。在西方學界的寫本研究不僅關(guān)注書寫的內(nèi)容，同時也很注重對“寫本”的物質(zhì)形態(tài)、生產(chǎn)過程等方面的研究，以致有專門的“實物寫本學”（codicology）（參閱馮婧《歐洲實物寫本學簡論》，見伏俊璉主編《寫本學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20年）。謝泳書中多篇文章研究的是明清民間抄本，不但關(guān)注和研究書中的文字、圖像，而且也很細心地描述和分析了這些抄本的物質(zhì)形態(tài)，如紙質(zhì)、裝訂、磨損、折痕等情況。可以說這本“雜錄”也從一個研究者私人收藏的角度帶給讀者許多有關(guān)寫本研究的前沿信息。

從謝泳對寫本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中想到德國美術(shù)史家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的“無名之學”（la scienza senza nome），就是以博學與記憶為其基礎，他收集了各種手稿與圖像繪本，極力在文獻學、圖像學、民族學和歷史學的跨學科閱讀與研究中發(fā)展出一門真正的“關(guān)于西方文化的人類學”。另外，英國思想史家約翰·布羅（John Burrow）在他關(guān)于“歷史的歷史”的研究中談到了古物學者的檔案研究，他說十六、十七世紀的古物學者開始從事檔案研究，他們的動機常常是政治性的。然而在十八世紀他們的檔案研究經(jīng)常被詆毀和貶低，“因而對歷史研究的歷史形成扭曲的看法，即便后來對檔案研究的態(tài)度有所改變”（ 約翰·布羅《歷史的歷史：從遠古到20世紀的歷史書寫》，黃煜文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292頁）。但是值得這些古物學者、寫本研究者驕傲的是，二十世紀重要的古典歷史學和史學史家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 （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的論文《古代史與古物學家》認為他們作為古代傳統(tǒng)和遺存的收集者和研究者——雖然不是作為歷史學家——是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人文主義最典型的概念之一。莫米利亞諾說“對原始文件的偏愛，在發(fā)現(xiàn)贗品方面的天才，在收集和分類證據(jù)方面的技巧，特別是對知識的無限的愛，這些是古物學家對歷史學家‘倫理’的貢獻”（莫米利亞諾《歷史學研究》，王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9頁、50頁）。關(guān)于文史研究者對前人手寫文字的癡迷與趣味，德國著名古典學家魯?shù)婪颉て辗ㄒ临M爾（Rudolf Pfeiffer）在談到十四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的時候，說他對古代作家的作品心領(lǐng)神會，在年輕的時候就對古人“文字的雋美與鏗鏘”感到癡迷；對他在遍尋古代手抄本的過程中重新發(fā)現(xiàn)和復活了中世紀的加洛林小寫字體（Carolingian minuscule）給予高度評價（參見魯?shù)婪颉て辗ㄒ临M爾《古典學術(shù)史（下卷）：1300-1850年》，張弢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一章 意大利的前人文主義以及人文主義的開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這些評價和贊譽都是歷史上的文史研究者的人文榮耀。

收入本書的《關(guān)于陳寅恪的晚年詩》一文主要談解讀陳晚年詩的態(tài)度、方法與旨趣，重點是對陳詩今典的尋找與理解。謝泳認為“陳詩今典很重要，如不尋出陳詩本事，有些就成打油詩了，我想陳先生還不至于無聊到那個程度”（第3頁）。但是尋找今典并不容易，余英時、胡文輝等諸家解陳詩今典也多有不同解釋，因此作者在本文開頭就強調(diào)“每種解釋都是個人理解，沒有對錯之分，不同的理解只是為了更切近陳先生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從而在整體上把握他的思想狀態(tài)。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選擇中比較，接受自己感覺較為合情合理的解釋；不接受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無非一首詩，雖然陳先生足夠偉大，但晚年一首詩，也不至于重要到什么程度”（第1頁）。這種寬容與自由交流的心態(tài)無疑是對的，我也很贊成。但另一方面我想恐怕也不能絕對地說沒有對錯之分，因為陳詩中的今典之所以重要，恰是因為如作者所言“陳詩今典，可能涉及郭沫若、馮友蘭、章士釗、岑仲勉、高亨、陸侃如夫婦等”，其中應存在有具體所指人或事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中，今人的解讀在客觀上就必有對錯之分，只是可能一時難以判定而已。

作者接下來在對1961年9月3日陳寅恪《贈吳雨僧》絕句最后一首（“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萊清淺水西流。詎公漫詡飛騰筆，不出卑田院里游?！保┑慕庾x中說：“……胡文輝尋出的今典是郭沫若，我后來注意到馮友蘭一首詩中語詞與陳詩的關(guān)聯(lián)，以為是指馮友蘭。這幾種意見，都注意到了陳詩可能的寓意，各自都有一點兒根據(jù)，接受哪一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為理解陳詩提供了多種角度，以后根據(jù)更多新史料或偶然聯(lián)想，再出新方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第2頁）這還是說明在客觀上實有對錯之分，只是有待以后有新史料或新看法再作探討而已。謝泳在該文中談到自己曾經(jīng)注意到黃云眉發(fā)表于1955年的《韓愈柳宗元文學評價》完全不同意陳寅恪《論韓愈》的觀點，由此而想到該詩中的“蓬萊清淺水西流”或是表達了陳寅恪對黃文或山東大學教授的不滿情緒?！暗悬S云眉文章一事，如此聯(lián)想，不過增加一點兒閱讀趣味，似也不必太認真?！保ǖ?頁）在努力發(fā)現(xiàn)真相、盡力弄清各種解讀今典的對錯之外，這又回到了文史閱讀與研究的趣味問題。

關(guān)于在陳詩解讀中坐實今典的意義，謝泳在《陳寅恪晚年詩箋證七則》有更多闡釋，讀來既有趣味，亦有無言的歷史蒼涼之思。1952年陳寅恪有《呂步舒》和《春秋》兩首絕句，全詩分別是“證羊見慣借耝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癡?！薄笆F純臣義滅親，祭姬一父辨人倫。春秋舊說今皆費，獨諱尊賢信是真?！保ū本┤?lián)版《陳寅恪集·詩集）謝泳首先說“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下冊（第672頁）對兩首詩的古典今典解釋詳備，此不備引。明示詩旨是‘兒子、學生批判胡適’，可成定論，但斷語稍寬，現(xiàn)略作補充。此詩今典是指陸侃如《紀念五四，批判胡適》，文輝兄注釋已列陸文標題，但未引原文?！保ǖ?-6頁）接下來分別論證了陸文具陳氏聞見之可能、陸與胡適的關(guān)系以及在批胡運動中的嚴厲表現(xiàn)，最后結(jié)論是：“陳詩用典明顯，呂步舒本為董仲舒弟子，讀董氏文字而不知為師所著，詆為‘大愚’，差點兒送了老師的命?！蛔R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癡’兩句，最合陸侃如身份出處……此今典坐實，陳詩《春秋》自然也不難理解了?！嗽娢妮x兄解釋相當完備，似無必要再費時間，但因此詩曾被許多文章誤認為是指程曦或另有所指（文輝兄早指出，程當時沒有寫過批判老師的文章），所以坐實今典，還不能說沒有一點兒意義?！保ǖ?-7頁）所謂坐實，也就是逐步弄清了對錯。

第二則解陳寅恪作于1954年季秋的《貧女》詩（“綺羅高價等珠璣，白疊雖廉限敢違。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燈裁作入時衣”）。作者說：“《貧女》今典，余英時解為……逼陳為文，胡文輝釋為‘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我解為陸侃如、馮沅君修改《中國詩史》，今再添一解?！保?0頁）謝泳自己的新解指向劉開榮的《唐代小說研究》（1947年初版，1955年修訂版）。“依師生關(guān)系論，陳寅恪是劉開榮最應感謝的師長，著作又完全在陳寅恪專業(yè)范圍內(nèi)，但劉修改舊作，新版雖仍稱陳寅恪為先生，但舊著中肯定陳著的話，多數(shù)刪除了?！保ㄍ希﹩栴}是從時間上來說陳詩在前，劉著在后，陳詩的感慨似不能針對劉著。謝泳則根據(jù)劉在1955年版“后記”中專門感謝中山大學王季思曾以書面提出修改意見，由此聯(lián)系到“當時王季思與陳寅恪同居一樓，雖思想傾向有較大差異，但一般交往應屬正常，存在知劉著修改的前提”（同上）。這樣的推論還是有說服力的。令人不無感慨的是，“挑燈裁作入時衣”，恐怕于今尤甚。

《冼得霖〈雙璧樓吟草〉》記作者于網(wǎng)上見冼得霖油印詩集《雙璧樓吟草》，“判斷即是《雙璧樓詩集》，想其中或有陳寅恪史料”而購得。陳寅恪1950年1月曾作七律《純陽觀梅花》，過去僅見冼玉清和詩《漱珠岡探梅次陳寅恪韻》，謝泳在冼得霖詩集中首次發(fā)現(xiàn)并錄出冼得霖和詩《純陽觀觀梅次陳寅恪先生原韻》：“一枝秀出數(shù)株梅（觀在漱珠岡上），問訊何人冷自開。真賞轉(zhuǎn)從殘蕊后，奇根原合倚時栽。茫茫塵海寧無侶，寸寸春心未肯灰。我亦看花來較晚，風前攜句且登臺?！敝x泳的解讀是：“冼得霖和詩出現(xiàn)，對理解陳寅恪當時的心境極有幫助。初到嶺南，陳寅恪的感受不僅是寂寞，更流露了一種絕望情緒，他和冼得霖是兩代人，對時代變化的感覺差異很大，敏感程度也完全不同，冼得霖的認識是‘奇根原合倚時栽’，所以同為教員，他的選擇是‘寸寸春心未肯灰’。冼得霖詩集所用題目及詩中古典，也曾多次出現(xiàn)在陳寅恪詩中，冼詩陳詩對讀，有助于研究陳寅恪晚年詩?！薄百昧亍陡惺挛迨住贰逗蟾惺挛迨住?，似與陳寅恪處境相關(guān)，詩意感慨，也與陳寅恪當時心情相近，推測所謂《感事》或包括了與陳寅恪交往的感受?！保?9頁）

在陳詩今典及心境的解讀中，謝泳多有引述文輝兄《陳寅恪詩箋釋》及余英時先生的釋讀觀點，同時也時相切磋。從“聞見之可能”到發(fā)現(xiàn)陳詩中“別具深意”的敏銳感受，均依據(jù)新材料而提出新解，同時也不忘對釋證過于曲折或判斷略過寬泛而未能明確釋出等往昔解讀的反思。在此正好回應了作者在“自序”中討論的問題：在電子檢索時代中的文史閱讀何為？很顯然，再先進的電子檢索恐怕也難深窺陳寅恪當時的心境，只有像胡文輝、余英時、謝泳這樣的功力深厚的文史閱讀者、研究者才能發(fā)現(xiàn)其中“有趣的問題”。

《永福堂〈西廂全圖〉發(fā)現(xiàn)記》一文依據(jù)文本痕跡、圖像描繪、畫面題詞及相關(guān)文獻信息對這本清代畫稿進行了全面而詳盡的考釋，具有重要的寫本畫稿圖像研究意義。關(guān)于這本畫稿的創(chuàng)作時間，畫稿封面僅有“癸巳冬季”四字，作者先后依據(jù)文獻產(chǎn)生地、《西廂記》存世抄本及刻本與該畫稿中題詞字句以及地方口語的對勘、畫稿圖像的人物、景物及構(gòu)圖等與存世《西廂記》版刻圖錄及繪畫作品等方面的考證，得出該畫稿創(chuàng)作時間應在清代，洵為確論?！翱甲C”中的第五點，謂“永福堂本框外題句，因與原作不協(xié)調(diào)且字跡亦與原題筆跡不同，應是熟悉《西廂記》讀者隨意題寫……雖個別詞語略有不同，但均是《西廂記》戲詞，一定是《西廂記》對普通民眾影響大，受影響讀者見畫稿憑記憶隨手寫出。……這些隨意題句或可從另外角度解釋為《西廂記》對普通民眾產(chǎn)生較大影響，戲詞流行是戲劇影響的重要表證”（153-154頁）。這可以看作是圖文互證的作品影響研究之一例。關(guān)于這本畫稿的藝術(shù)價值，作者認為“畫稿系毛筆白描，間有墨色暈染，以院墻、屋宇、屏風、樹石為主要裝飾元素，人物臉型男圓女長，體形男胖女瘦，畫面以突出人物為主。畫稿線條流暢，背景結(jié)構(gòu)協(xié)調(diào)，畫面人物喜怒表情突出，造型生動，雖是民間畫手，但具藝術(shù)水準”（156頁）。有點遺憾的是，由于該書開本很小，一頁四圖的排版令畫面更小，難以清楚觀賞。大體看來，似乎還可以加上畫中人物情態(tài)生動、相互間呼應自然，也就是有較強的敘事性與感染力，一定會令當年的觀者感到熟悉和親切?！懊撾x劇本以繪畫形式出現(xiàn)，說明《西廂記》故事已深入民間，是其傳播中的重要文學史現(xiàn)象?！保?56頁）

《新見清抄本〈琵琶記〉繡像》也有其特殊的研究意義，因為確如作者所言，一方面有手繪插圖的清抄本相對難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這本“成本繡像”在常見戲曲抄本中或為特例，它依刻本抄寫，所有插圖依原樣過錄，但在版畫工藝與手繪線描之間的差異性導致“在依樣過錄中，繪者如何改變原圖，常常可見對原作的理解及判斷，過錄原圖的增減過程，可反映一般民眾對原作的理解程度，這種理解中包含對原作的不滿或認同，也是研究《琵琶記》閱讀接受的一個實例，大體來說，去原圖越遠，越具研究價值，因差異是閱讀接受心理活動的具體反映”（159頁）。

最后還是回到“寫本研究”吧。作者認為，“寫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須最早發(fā)現(xiàn)原抄本，進入圖書館和收藏機構(gòu)的抄本邏輯上均有記錄，有記錄的東西對機器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則在發(fā)現(xiàn)，特別是散落在民間的抄本，如古代戲曲、古代小說、寶卷、雜字、蒙書、契約及其他民間文書等。如果研究者能將眼光投向這些未經(jīng)注意的東西，就會產(chǎn)生知識增量，才是有意義的學術(shù)積累?！保ㄗ孕颍琁II）這完全可以看作是對這本《寫本雜錄》的學術(shù)貢獻的表述，當然還要加上的一條：也是有趣的文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