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晚清影像：比利時醫(yī)生鏡頭中的1898-1908》，麻建雄、孫慶力、韓少斌編著，武漢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234頁，118.00元
《武漢晚清影像：比利時醫(yī)生鏡頭中的1898-1908》（以下簡稱《影像》）一書上架后，我第一時間訂購了一本。因為近兩年來，筆者也在研究這批名為“斯普魯伊特兄弟中國影集”的影像資料，并完成了《看見洛陽》一書（已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斯普魯伊特兄弟是比利時人，他們的職業(yè)都是醫(yī)生，分別擔任（盧漢）京漢鐵路和汴洛鐵路的醫(yī)師。哥哥菲利普1898至1908年在中國，以武漢為主要工作地；弟弟阿道夫1905至1908年在中國，以洛陽為主要工作地。為了判定影集中的洛陽部分，筆者曾對大影集進行過一次系統(tǒng)的整理。對武漢部分的印象，可謂相當深刻。
《影像》一書的整理者，坦言這項工作是“非常困難和艱辛的”，“越到后來難度愈大，有時毫無頭緒，甚至臨近崩潰”（234頁）。筆者在處理影集中洛陽部分時，也時常遇到這樣的情形，很能體會這種心境。因為這批影像資料未經(jīng)整理，本身相當雜亂。加上直接性的背景資料極少，的確不易解讀。不過在讀完《影像》后，覺得不妨絮叨幾句。
《影像》對影集武漢部分的整理，充分展示了編著者熟悉本地地理、歷史和文獻資料的特長，破解了相當多的難題。全書分江漢涌動、漢鎮(zhèn)街衢、碼頭帆影、勝跡武昌、古城漢陽、觀風察俗和市井田園七個部分，系統(tǒng)展示了影集中與武漢相關的影像資料?！队跋瘛窞槔眠@批數(shù)量豐富、涉及面廣的武漢影像資料，提供了一個相當便利的整理本。
本著學術交流的目的，筆者擬從思路、資料和呈現(xiàn)三個角度，對《影像》一書略加評論。學術乃公器，評論是為了切磋交流、共同進步。筆者認為，盡管成績顯著，但《影像》一書在以下三個方面略顯不足，值得商榷：一是對影集本身的“敘事性”有所忽略，二是對影集中的手寫文字資料利用不足，三是沒有充分展示這批影像資料的“立體性”。
首先，《影像》一書沒能充分利用影集本身的“敘事性”。梳理一下大影集，就會發(fā)現(xiàn)斯普魯伊特兄弟留下的這批資料，經(jīng)數(shù)字化處理后大致形成了三個版本。分別為圖一所示的編號負像版、圖二所示的正像文字版和圖三所示的相冊版。這三個版本之間既有重復又有差異，加起來總共有一千三百余筆，相當龐雜。
圖一（圖片采自根特大學圖書館）
圖二（圖片采自根特大學圖書館）
圖三（圖片采自根特大學圖書館）
若進一步分析的話，會發(fā)現(xiàn)編號負像版和相冊版，具有一定的“敘事性”。具體而言，在同一地點拍攝的照片往往是放在一起的，似乎在用一組圖像講述著一個一個的“故事”?？傮w來說，編號負像版的“敘事性”更為典型，因為此版的數(shù)量最多，且明顯經(jīng)過相當仔細的編號處理（推測是兄弟二人中的弟弟阿道夫完成的）。相冊版的“敘事性”要弱一點，數(shù)量也不如編號負像版（但也有特例，少部分組別的“敘事性”比編號負像版要強）。筆者在整理洛陽部分時采用的思路和方法是：以編號負像版為基礎，充分利用正像文字版的文字材料，并以相冊版為參照和輔證；在確定這個基本思路之后，還廣泛參考了影集之外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來完成判定和整理的任務。
《影像》一書對整理工作的介紹，在本書的前言《武漢晚清影像發(fā)現(xiàn)記》中略有交代：“查閱了相關的史志文獻資料、比對同時期大量的歷史照片和老地圖，并通過照片拍攝的視角分析，采用測繪等技術手段和實地勘測的方式”，并在專家的幫助下，“把武漢的部分照片從全部照片資料中分辨出來”。分辨出來之后，如何整理呢？編著者是這樣描述的，“對于一些人物近景的照片，采取以人物活動為主，背景有標志性建筑的予以標注，再通過圖片信息找關聯(lián)圖片”；“對于建筑為主的圖片”，“依據(jù)老地圖、文獻資料佐證標注”，“利用攝位作圖分析找出其位置”（第2頁）。
在閱讀《影像》一書時，整理者對某影像的判斷依據(jù)為何這一疑問，時常會在讀者頭腦中涌現(xiàn)。因為在《影像》中，讀者通常只能看到判定結(jié)果，在沒有具體解說時，難免會感嘆不知其所以然。
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影集本身的“敘事性”，就可以在整理者和讀者之間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方向感”和“一致性”。有了這種默契，讀者就可以根據(jù)“敘事性”揣摩、驗證整理者判定影像的大致依據(jù)。從寫作的角度來看，不可能也不必要敘述所有圖像的判定依據(jù)，有一個提綱挈領的總方案即可。
更為重要的是，忽略影集本身的“敘事性”，很容易形成誤判。試舉一例：圖四這張照片，《影像》的注解是：“鐵路人力軌道車和鐵路邊攤販。遠處隱約可見江邊木船露出的桅桿?！保?3頁）
如果將這張編號為386的負像和編號為387號的負像（即圖五）聯(lián)系起來，一并觀察的話，會發(fā)現(xiàn)386號中坐在凳子上的帶帽男子，也出現(xiàn)在了387號中。這說明386號中坐在凳子上的人，不是攤販，而是參加葬禮的“辦事人”。
圖四（圖片采自根特大學圖書館）
圖五（圖片采自根特大學圖書館）
《影像》一書的第二個可議之處，是沒有充分利用正像文字版提供的重要信息。盡管整理者在《武漢晚清影像發(fā)現(xiàn)記》中提到，他們在確定集家嘴碼頭照片時，曾經(jīng)“仔細研讀照片中的文字信息”（第3頁）。但這里所說的文字信息，指的是影像中攝入的文字，而不是正像文字版中的手寫文字。
如圖二所示，斯普魯伊特兄弟影集是立體照片，在正像兩幅圖像之間的空白處，部分影像留有手寫的文字。對于一批背景資料極度缺乏的影像資料來說，這些簡略的文字是十分珍貴的，對整理工作具有至關重要的提示作用。筆者認為《影像》的整理者對這些手寫文字資料的利用，還有提升的空間。也舉一個例子稍加說明：武漢影集中，有一組拍的是武昌東岳廟，很值得重視。東岳廟在手寫文字版中的寫法為“temple de l'enfer”，直譯為“地獄廟”。這個不難理解，斯普魯伊特兄弟是西方人，他們看到東岳廟中有不少關于地獄的塑像，故而直接稱其為“地獄廟”。《影像》的整理者沒有充分利用這些信息，故而將關于東岳廟地獄塑像的一組照片，列為“疑似”對象。在《影像》126到127頁收錄的七張照片旁，所配的文字如下：“疑似寶通寺內(nèi)一組地藏菩薩法事照片，描述傳說中地獄情形。菲利普·斯普魯伊特顯然對此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用大量的底片將其攝錄下來?！逼鋵嵲谶@組照片中，大部分有手寫的簡要標注“l(fā)'enfer”字樣。
最后一點，若“苛求”的話，《影像》一書對圖像的呈現(xiàn)也值得商榷?！队跋瘛吩诔尸F(xiàn)這些照片時，將其由立體照片改成了普通照片。這樣處理也許有控制篇幅等方面的考慮，但同時也喪失了斯普魯伊特兄弟影集立體照片的特有形式。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種處理方法等于隱去了文字版的絕大部分信息，這是很可惜的。即便單純從圖像信息來說，立體照片左右圖像的內(nèi)容也是有差異的，本可以互補互證。尤其是一些被攝入圖像的文字信息，有時只在一邊圖像可以看到。在檢索發(fā)達的今天，稍有特色的文字信息，就很有可能成為判定照片的堅實依據(jù)。
如前文所述，《影像》是按照圖像主題來規(guī)劃結(jié)構(gòu)的，全書用江漢涌動等七章展示了影集中的武漢圖像。這種方式有其長處，利用起來也很便捷。但也因此失去了影集各版本自身具有的“敘事性”。
以上三點，或有“苛求”之嫌。因為筆者在處理斯普魯伊特兄弟影集中的洛陽部分時，鑒于輔助資料缺乏等具體條件，不得不用力細究影集本身的各種信息，力求盡量從“本證”出發(fā)解決問題。整理武漢部分所面臨的情況，雖然大致相同，不過也有相異之處。其中較為明顯的不同，應該是近代武漢有豐富的圖像和文字資料可以參考利用。前引《武漢晚清影像發(fā)現(xiàn)記》的相關文字，也證明《影像》一書的整理者廣泛地利用了這些輔證性的資料。從學理來講，向有“史無定法”之說，偏向“本證”或注重“輔證”，并無高下之分，能解決問題即可。但對于斯普魯伊特兄弟影集這種本來就缺乏直接證據(jù)的影響資料來說，注重“本證”，應是不可忽略的一環(huán)。
在史學研究中，資料缺乏似乎是常態(tài)，尤其是具體到某個問題或某批資料時。這種常態(tài)對整理影像資料的提示，應該包括兼采“本證”和“輔證”，充分利用兩者的長處以解決遇到的各種難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一個相對“完美”的水準。
不論采用何種思路和方法，整理斯普魯伊特兄弟的中國影集，都是一件充滿了“危險”的工作。就拿所謂的“敘事性”來說，無論是哪個版本的影集，都會有“跑調(diào)”或“不協(xié)”的例子，時不時地涌現(xiàn)出來：拍攝地忽而從武漢變成了鄭州、主題突然從葬禮變成了風景……盡管這批影像資料很像迷霧中的叢林，整理起來十分困難。但注重“本證”，可能會給研究者帶來某種方向感。擴大一點說，對絕大部分歷史影像資料的整理而言，“本證”都是基礎、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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