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心靈創(chuàng)傷最深處……的寫作

《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德] 赫塔·米勒著，李貽瓊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丨后浪，2023年4月版，208頁，52.00元

德語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iller）的自傳性散文集《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原書名是Der K?nig verneigt sich und t?tet，2009）早在2010年就有中譯本，現(xiàn)在看到的這個版本是同一譯者重新修訂過的譯本。我對照了一下，除個別字句的修改外基本相同。無論是舊版還是新版，我都是遲至今天才一起讀到，既有恨晚之感，同時也想到現(xiàn)在的閱讀感受與十多年前定有許多不同。作者于2010年寫給中國讀者一段話：“我寧肯你們把我視為您身旁的一個普通寫作者，你們都可能是我諸多書中人物的命運共同體。我們以相似的姿勢飛翔，也極可能以相同的姿勢墜落?！笨梢哉f，命運與共的感受的確更深，至于飛翔或墜落的姿勢倒不一定更相似——因為天空與大地的關系更復雜了。不過作者應該感到高興的是，在舊譯本出版了十三年之后，這個去年推出的新譯本竟然在短短幾個月內就五次印刷，說明它真的頗受中國讀者的歡迎。

這本散文集現(xiàn)在的這個譯本的書名為“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這也是書中九篇散文中一篇的題目。這個新譯名更貼合貫穿于全書的一個重要的思考與言說維度——語言與世界、語言與恐懼、創(chuàng)傷和治愈以及母語與非母語等視角中的復雜、難言的關系。作者從羅馬尼亞的一個德語方言小村走出來，然后從寒酸的德語普通話走進大城市的官方語言，陌生、困頓、迷失和受傷的感覺在語言本身的運用中就已經(jīng)被非常敏感地捕捉。

赫塔·米勒在1953年生于羅馬尼亞一個講德語的小村莊，1973年進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學。畢業(yè)后在一家機器工廠任技術翻譯員，后以任職于幼兒園、教授德語謀生。1982年出版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 1987年與丈夫、小說家里查德·瓦格移居西德。她先后獲得過二十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德語文學界重要的克萊斯特獎，作品已被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2009年因其“以詩的凝練，散文的率直，描繪流離失所者的處境，通過寫作這種沉默的行動，賦予弱小者以尊嚴”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東歐的一個德裔小村莊走出來，在寫作的道路上曾歷經(jīng)多少荒蕪、羞辱、恐懼與傷痛？在吶喊與沉默之間如何呼吸、如何保持人的尊嚴？在語言與心靈之間怎樣才能抵達世界的真實內核？在最后走向諾獎領獎臺的傳奇背后，真正重要的是這一句話：“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否則我不需要寫作?！保?85頁）這本自傳散文集就是從“受傷最深的地方”噴涌出來的文字，從中讀者可以領悟的是赫塔·米勒在心靈創(chuàng)傷的最深處究竟如何寫作。

所謂“受傷最深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血肉模糊的傷口，有時更多是被標注在生活中的某個時刻、某件物品甚至某一道目光之中。有些恐懼感是從驚訝和思考中冒出來的，比如當你突然在你家里的冰箱里發(fā)現(xiàn)那張朋友訪你不遇、插在你樓梯間的門把手上的字條，在家里廁所地上發(fā)現(xiàn)遺落的煙頭……即使作者的情況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日常生活中的許多話語、圖像仍然會使傷口重新撕裂。比如她會被某搬家公司的廣告詞“我們能讓你的家具長腿”嚇了一跳。正是那些在不經(jīng)意的瞬間猛然冒出來的記憶會使人感到曾經(jīng)的受傷與恐懼之深，從來沒有過那種經(jīng)歷的人難以感同身受。

愛也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被褻瀆與被損害了。本來，“愛可以讓我們更加珍惜自己一點，在……被忽視與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并非一無是處。也正因如此，愛成為自由缺乏癥的替代療法”。于是男人與女人像磁鐵一樣彼此吸引，人們在任何環(huán)境、所有的角落中都能體驗愛與被愛的快樂。問題是在米勒看來這些男女關系中充斥著謊言、詭計、偽善和自我譴責，家庭暴力、婚姻破裂和被遺棄在鐵軌上的孩子比任何國家都多。在這里人們還是無法獲得“心靈幸福”（171頁）。

在一篇文章中，她說：“天性中的固執(zhí)使人熱愛生命，讓每一天過得有價值，學著熱愛生活。告訴自己要活著，尤其這一刻我活著，這就夠了，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義。它是經(jīng)過檢驗的生命價值，和呼吸一樣有效?！保?9頁）更應該說，有了這種領悟而活著，這是米勒能夠在心靈創(chuàng)傷的最深處堅持寫作的前提與動力。

米勒的寫作不僅來自她受傷最深的地方，而且連作品的發(fā)表也會帶來新的創(chuàng)傷。她的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出版后，村里的人唾棄她，在街上看到她就會朝她臉上吐唾沫，使她從此不敢再回村子。就連她的家人也受到株連：給她九十歲的外公刮了幾十年胡子的理發(fā)師宣稱以后再也不伺候他；社員們不再和她母親同坐一輛拖拉機或馬車，在遼闊的玉米地里用孤立來懲罰她。更令她難受的是，“母親進城來找我，她沒有抱怨，但我從她的眼淚中聽出明明白白的譴責：‘別再給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寫點別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還得在那里生活呀?！泵桌丈钌罡械綄胰说奶澢?，但是她無法放棄寫作，她說“讓我收回我……的哪怕一個字，我都做不到?！保?4頁）她說自己做的事從不對家里說，他們也不問，也理解不了。只是希望不牽連他們，但在這樣的現(xiàn)實中家人無法不被牽連。

在談到家人之前，米勒已經(jīng)對“故鄉(xiāng)”這個概念在現(xiàn)實中的語境做了精湛的剖析。她不喜歡“故鄉(xiāng)”這個詞，因為她的故鄉(xiāng)在羅馬尼亞是被兩種人占有，她指的分別是德裔男權主義族人和駐村的官員；前者屬于德意志狂，后者帶來的是馴服和對壓制的盲目恐懼。主宰著“故鄉(xiāng)”概念的這兩種權力意志都是褊狹、仇外和傲慢的，都在隨時監(jiān)控著不服從的苗頭和背叛的氣息，進而都以籠統(tǒng)的判斷和敵意制造所需要的敵人，而且在事情發(fā)生后死都不會認錯和改正，也還都擅長株連九族。（同上）這就是在一種特殊語境中的“故鄉(xiāng)”概念，米勒在現(xiàn)實中遭受的傷痛使她對任何與現(xiàn)實緊密相連的概念都十分敏感，因而她的闡釋具有特別的穿透力量。

赫塔·米勒2009年12月7日在瑞典學院發(fā)表諾獎獲獎演說《“你帶手絹了嗎？”》，這篇演說詞或許在所有諾獎演說詞中也是頗為獨特的，在它所講述的看似細碎的生活經(jīng)驗敘事中包含了對生命與寫作的尊嚴的精準詮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令人動容。這篇獲獎演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希望我能為所有那些被剝奪著尊嚴的人說一句話——一句話包含著‘手絹’這個詞?；蛘邌栠@個問題：‘你帶手絹了嗎？’”（14頁）在這句生活中最普通的問話中，深刻地詮釋了為什么“我的寫作必須停留在我受傷最深的地方”。

米勒的外公也有他自己保持尊嚴的特殊方式。他原來是地主，同時做糧食和雜貨生意，當全部財產被沒收之后，只留下一個裝滿發(fā)票的小箱子。外公承受著恥辱，把每天的生活瑣碎都寫在他的那些發(fā)票上，說是為了“不讓腦子銹住”。“他在記錄自己沒落的過程中尋找著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轉直下的境遇里維系著尊嚴。他從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購買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進一個個欄目……再把每周、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保?8頁）這就是支撐他活下去的尊嚴。外公的頭腦很清醒，感覺也很敏銳。他在一次大戰(zhàn)中是士兵，他經(jīng)常痛苦地說當旗幟飄揚、軍號響起的時候，人就會喪失正常心智。米勒說“這種警告也適用于我后來經(jīng)歷的那個時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軍號里喪失正常心智。這是我決心不吹的軍號”（江蘇版譯本，12頁）。米勒的外公看到的是在象征之外更深一層的意味：人的正常心智是如何被扭曲、被喪失的。

關于“他”與“他們”，米勒的描述準確而深刻：他不會暴露自己的弱點，他蹣跚時人們以為他在鞠躬，他鞠躬時卻在殺人（46頁）；“他們”總是在開會時，開會時總是以一種方式、一套話語來說話，在說話的時候所有屬于個人的真實的東西全都消失殆盡；他們唯一的謀生技巧就是模仿一個人的衣著、姿勢和聲音；他們盡管都拼命往上爬，但是都知道誰都是可以被替換掉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令米勒感到氣憤，“我至今都在自問，這些家伙就從來沒有怕過自己嗎？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毀掉了多少人……”（190頁）但是誰能證實他們曾經(jīng)害怕、曾經(jīng)知道呢？

回到新譯本的書名。對于“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讀者在剛看到這個書名的時候可能會有點難以理解，作者自己有一段相關的論述是這樣的：“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語言……和人與人之間的行為密不可分。……總而言之，在每一句話語中，也就是說，在每一次說話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33頁）實際上這同時也指向語言處在人與世界的緊張對峙之中的維系角色，在話語中坐著的眼睛有時表達的是對世界的接納與交流。但是，“最關鍵的東西往往無法言說，而言說的沖動卻總在旁流淌”（第9頁）。在這樣的語境中，那一雙“別的眼睛”或許也是對無法言說的提醒與見證。

讀完全書之后，我甚至覺得這很像是一部以準自傳為素材的當代語言學札記，是從一顆深受創(chuàng)傷的心靈中奔涌出來的語言學思考。雖然米勒不是語言學家，但是她在語言與思想之間的思考很感性也很直率：“哪些詞，須以何種速度備用，隨時與其他詞匯輪流交替，才能趕上思想的腳步？怎樣才算趕上了思想的腳步？思想與思想的交流，和思想與詞語的交談，本來就是兩碼事。”（第9頁）人們也會講到詞匯的備用，但是恐怕難以想到備用的速度問題。關于詞語的力量，她說：“詞語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體驗的地方，也是詞語最精彩之處。最后它們變得如此強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經(jīng)驗必須死死纏住詞語，這樣才能避免分崩離析……我們需要詞語。歸根結底，我們能用的詞語越多，我們就越發(fā)自由?！保ńK版譯本，12頁）在米勒的書中，的確有很多“詞語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體驗的地方”，比如她說一棵杏樹站在那里，只是對時間的一種回味（11頁）。這是對于一棵樹的體驗，而且充滿了詩意。

當語言被毒化為假、大、空的時候，語言中那雙觀看世界的眼睛、那些以內在理性完成交流行為的使命無疑都是要被切割掉的。但是，語言本身的轉換性適應與反抗能力同時也被逼了出來。作者發(fā)現(xiàn)“許多詞語看似平常，卻暗藏著精確的……態(tài)度。有些詞本身就在講故事”（26頁）。例如，沒有燈罩的電燈泡叫“俄羅斯吊燈”；葵花籽是“俄羅斯口香糖”；商店里沒肉可賣，只有帶爪的熏豬蹄作為替代品，人們稱作“體操鞋”——“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機智的詞語游戲。

詞與意之間的關聯(lián)很隱晦，因而更具有諷刺意味?！柏毨侨粘Ｉ畹难b備，人們在譏諷少得可憐的商品時也在嘲弄自己，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著渴望。這樣的語言獨具魅力?！保?7頁）但是，生活經(jīng)驗告訴我們，也正如作者所說的，隱晦的詞語、幽默的段子也是一把雙面刃 ：“無望中誕生的幽默，絕望處生出的噱頭，模糊了娛樂與羞辱之間的界限?！保?7頁）宣泄與玩世常常是孿生結果，羞辱感的麻木、冷漠形塑著無害的消費，“人們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為咒罵已經(jīng)發(fā)泄了他們的怒氣”（28頁）。在赫塔·米勒的東歐生活語境中，她還敏銳看到了在隱喻與笑話中流露出來的種族主義：“……很多笑話在長期的實踐中流于低俗的種族主義，消遣著歧視?！保ㄍ希?/p>

更殘酷的問題來自被毒化的母語。從作者的經(jīng)歷來看，母語與新環(huán)境中的語言的關系充滿著張力，“從一種語言走向另一種語言時會發(fā)生變樣，這時母語的視角被置于外來語種的審視之下?！刚Z像皮膚一樣，隨時隨地無條件地存在著，如果被小看、被歧視，甚或被禁止，也會像皮膚一樣受傷”（20頁）?！斑z憾的是，對母語本能的信任有時會遭受徹底的破壞?！痹娙吮Ａ_·策蘭必須面對的現(xiàn)實是他的母語也是殺害他母親的納粹劊子手使用的語言，策蘭無法擺脫和剔除母語在他大腦中的存在，即便散發(fā)著集中營煙囪的氣味（22頁）。這就不僅是遺憾，更是極為殘酷的語言現(xiàn)實。當母語被納粹專制暴力文化所劫持的時候，母語的腐敗是最令人痛心的文化劫難。喬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在猶太人大屠殺之后拒絕再講德語，幾十年只用法語寫作，但他并沒有將德語遺忘，最后還能寫出很好的德語作品。但是很少人能像他這樣。同樣殘酷的事實是，逃離出納粹統(tǒng)治魔掌的流亡者在到處顛沛流離的生活中不得不以“語言即家園”來表達“我還活著”以及自我肯定。被毒化、被腐敗的母語像一把雙面刃，既是他們的災難之源，也是他們走向新生的依靠。沒有這種經(jīng)歷的人，很難真正體驗到那種因母語而產生的銘心之痛。

在心靈創(chuàng)傷的最深處如何寫作？這是閱讀米勒這部作品之后最值得思考的問題。但是同時還要看到對于何謂“受傷最深的地方”以及創(chuàng)傷與寫作的關系，并非都有共識。在學界，對于“見證文學”“受難敘事”以及“奧斯維辛之后”等議題的非難總是不斷出現(xiàn)，總是有某種話術力圖把類似米勒這樣的受難與見證文學說成是以“受害者”名義的炒作。對此米勒的回答或許是：“我沒有選擇，我的書桌不是鞋店。有時我很想大聲質問：你們了解什么是受傷嗎？”（184頁）